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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将吉鸿昌被杀真相

发布日期:2010-01-22访问次数: 字号:[ ]

                       ■ 冯晓蔚

          ( 摘自《文史月刊》2005年第9期  历史风物-史海揭秘)

   

   被迫出国考察
  
  吉鸿昌,1895年10月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生活的磨练,造就了他刚直倔强、富于正义感的性格。1913年8月,吉鸿昌加入冯玉祥的队伍,历任团、旅、师、军长及总指挥,并曾任宁夏省主席。他有胆有谋,作战勇敢,在北伐战争中,其所率部队被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铁军”。
  自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吉鸿昌逐渐接触到共产党的主张,在长期与共产党员的密切来往中,他接收了许多共产党员进入部队。在蒋介石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时,吉鸿昌所部以种种托词,按兵不动。他曾化装进入鄂豫皖苏区,并准备起义参加红军,但因故失败。
  1930年春,冯、阎、蒋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被冯玉祥委任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率部在豫东一带作战,重创蒋军。但在蒋介石收买、分化和瓦解之下,冯、阎反蒋联合战线不久就四分五裂了。西北军全线崩溃,所部分别为蒋收编,吉鸿昌被任命为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三十军军长,在河南潢川、光山一带担任“剿共”任务。但吉鸿昌却向其部下和士兵们宣传“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进步思想,而且在三道河给苏区写信,表示决不与红军打仗。
  同年5月,蒋介石电令吉鸿昌向安徽金家寨进剿红军,并派冷欣为特派员驻吉鸿昌总部监视,因吉鸿昌拿定主意不打内战而被蒋介石撤了军职,解除了兵权,迫使他以考察军事为名出国。期间,他一路宣传抗日,号召海外侨胞“用热血拥护祖国”。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进攻上海,吉鸿昌闻讯于2月28日回国,返抵上海。他通过原西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与上海党组织接头,不久返回天津,与华北政治保卫局取得联系。同年4月,吉鸿昌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再次率旧部起义,由于敌人的围追堵截而失败,吉鸿昌突围进入苏区,由此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为了抗日,吉鸿昌自己拿出6万元购买了一批武器,秘密运到抗日前线张家口。1933年5月26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吉鸿昌为第二军军长。6月开始,吉鸿昌被任命为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北进,三战三捷,收复多伦,对全国的抗日力量产生了极大鼓舞。
  然而,蒋介石却派重兵进攻察哈尔,致使抗日同盟军腹背受敌。8月8日,日军大举进攻多伦。根据党组织意见,吉鸿昌命令部队分批撤出县城。当夜,多伦群众伫立街头,含泪送行。
  1934年5月,吉鸿昌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成立了有各地反蒋抗日力量代表在内的大同盟中央委员会,吉鸿昌任中央委员会及大同盟内的中共党团领导成员。为宣传抗日爱国,大同盟编辑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吉鸿昌用自己的钱购置了印刷工具,在他家三楼建立了简易印刷所。他的家同时成了党在天津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联络站,大家亲切地称之为“红楼”。
  此时,吉鸿昌考虑更多的是如何重整旗鼓,武装抗日。根据党中央指示,吉鸿昌一面派人在白军中加紧策反工作,一面着手在家乡河南发动暴动,同时积极在各地发展人民武装自卫军组织。
  而此时,蒋介石一方面责成国民政府发出通缉吉鸿昌的紧急命令;一方面则通过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天津站长陈恭澍负责对吉鸿昌等人下手。
  陈恭澍受命后,为了尽快完成这项任务,他与情报组组长王文经过反复磋商,最后决定吸收几名“胆大心细”、善于搞特务活动的分子,让他们具体执行刺杀活动。王文先来到北平,在西单商场门前巧遇多年未见的表兄吕一民。吕一民将王文引至家中盛情款待,并表示愿为蒋委员长效力。
  到津不久,吕一民找到比他小8岁的本家堂叔伯侄子吕问友。在他的举荐下,陈恭澍吸收吕问友为情报助手,以在英租界马克斯道(今保定道松寿里)的一所楼房为据点,开展特务活动。至此,刺杀吉鸿昌小组成员已全部聚齐。陈恭澍负责指挥,吕一民、吕问友、杨华庭和王文执行侦察和具体刺杀实施。
  吉鸿昌潜回天津,住在与英租界的毗连处中心花园侧面红楼(今和平区花园路4号),并以此为聚会点。吉鸿昌寓所三楼的灯光常常亮至深夜,透过窗帘,人影隐约可见。吕一民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即与租界工部局相勾结,准备对吉采取行动。
  11月9日晚,在天津国民大饭店45号房内,吉鸿昌正与任应岐、刘少南及李干三等反蒋抗日人士以打牌为名,商量着大事。陈恭澍获悉后非常高兴,亲自来到国民饭店后门,躲在汽车里指挥这次行动。首先,王文、二吕及杨华庭在45号房对面也开了一个房间。然后,为弄清第一射击目标吉鸿昌的位置,杨华庭找来一个小皮球,在二楼楼道里佯作拍球游戏,当饭店茶役走进45号房送水时,他将球扔了进去,然后借找球为名,侦察了吉鸿昌等坐的位置。一切准备就绪,陈恭澍命二吕执行刺杀任务,王、杨把门接应。陈下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绝不能让吉鸿昌跑了!”
  
  受伤被捕
  
  45号房内,吉鸿昌、任应凤正与反蒋抗日人士边打牌边商量着大事。恰在这时,屋里的牌正好打满四圈,搬庄换门。刘少南换到了吉鸿昌的位置。突然,房门大开,二吕冲进屋内,对准杨华庭报告的位置开枪便射,刘少南中弹当即死亡。跳弹伤及吉鸿昌的右肩,暴徒正欲再次开枪,吉鸿昌急扑上去踢掉其手枪,二吕见势不妙,冲出门外,与李、杨一起由西餐部仓皇逃走。
  工部局巡捕闻听枪声,冲上楼来问道:“谁是吉鸿昌?”吉鸿昌答:“我在此等候多时了!”巡捕说:“请你到工部局辛苦一趟吧!”吉鸿昌说:“我被刺受伤,须到医院治疗。”巡捕打电话请示工部局许可后,将吉鸿昌送进医院稍加治疗,后连同任应岐、李干三一同拘押于工部局。
  11月13日,孔祥熙、宋美龄由绥远经北平至津,为引渡吉,对法租界施加压力,并以行贿手段买通了法工部局。14日,吉、任被引渡至天津公安局审讯,后又被押往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军法处受审,关押于曹家花园陆军监狱(今河北区月纬路64号)。李干三被释放。
  此后,国民党中央军委北平分会负责人何应钦唯恐夜长梦多,急电天津当局把吉押解到北平。22日,吉鸿昌、任应岐及吉的连襟林少文等3人,被武装军警严密押往北平。
  在狱中,吉鸿昌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痛斥蒋介石卖国求荣的罪行。面对敌人的酷刑,他毫不畏惧,大义凛然。何应钦问他:“你为什么搞抗日活动?说出你们的秘密来。”吉鸿昌义正词严地答道:“抗日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事情,有什么秘密?只有蒋介石跟你们祸国殃民,和日本暗中勾结,干些不明不白的勾当,才有秘密。”接着又说:“我要救国,蒋要卖国,我不得不为抗日而讨蒋。”当被问到“为何加入共党,危害民国”时,他坦然答道:“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人、为劳动群众、为全国国民、为全人类的正义进步而斗争的阵营里,我参加了为全世界历史上所未有的伟大工程,这正是我的光荣。……你们当政七年来,掀起了无数次的内战,酿成了空前水旱浩劫,断送了东北,断送了热河,又快要断送华北各地。你们的所作所为,哪一样不曾‘危害民国’?”
  
  铁血男儿慷慨赴死
  
  1934年11月24日,是吉鸿昌殉难的日子。他在给妻子的遗嘱中写到:“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据当时的天津《大公报》报道,吉鸿昌披着黑色斗篷,大步走上刑场,一路上“态度从容,谈笑自若”。在刑场,他以树枝为笔,大地为纸,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首大义凛然的就义诗,然后厉声对刽子手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接着又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刽子手在吉鸿昌面前颤抖地举起枪时,他奋力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1945年党的“七大”时,党中央决定授予吉鸿昌革命烈士称号。
  
  暗杀凶手伏法
  
  解放后,暗杀吉鸿昌的真凶吕一民、吕问友一直匿居天津。1951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二吕终被我公安人员捕获,解送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理。审讯中,二人对刺杀吉鸿昌将军的事实供认不讳。1951年3月31日,天津市人民法院判处吕一民、吕问友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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