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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宁波纪事

发布日期:2010-01-22访问次数: 字号:[ ]

   抗日战争八年宁波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抗日后援及防卫时期,时间自1937年7月抗战起至1941年4月19日日寇登陆镇海时止;后期自宁波地区(旧第六行政区)主要城镇沦陷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止。在这八年岁月里,革命爱国人民英勇奋斗,反动政府腐败无能,敌伪游杂残暴肆虐,种种情况罄竹难书。兹从敌、伪、顽三方面综叙部分概况。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救亡活动及四明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英勇打击敌、伪、顽的战斗情况,已有许多革命老同志写出文史,这里就不作记述了。


    抗日初兴,敌忾同仇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起后,紧接着就爆发“八一三”淞沪战争,抗日救亡的号角声响彻全国。宁波与上海仅隔一衣带水,宁波人旅沪经营工商业或从事其它工作的又特多,沪战一起,影响极大。群众爱国情绪高昂。抗日后援工作蓬勃开展。宣传抗日和募捐支援上海抗战将士、救护伤兵等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
    1937年12月,黄绍竑接替朱家骅重新主浙,宣布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抗日自卫队和政治工作队,一时似乎有些生气。其实他有扩充自己实力的打算。那时宁属各县都组织起政工队,虽人数不多,内部也较复杂,但有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他们作风艰苦,工作活跃,在宣传、组织群众方面起了相当作用。同时国民党驻甬陆军一九四师和宁波防守司令部也分别成立了政工队(一九四师政治队是1938年10月吸收沪甬青年成立的),编出《怒潮》、《叱咤》等刊物及下乡演剧宣传等。国民党反动派害怕政工队 “赤化”,竟于1940年下半年以整训为由,将各县政工队员集中金华净明寺举办三青团浙江支团青年服务人员训练班,一个月结业后,改编成青年服务队。许多进步人员被迫脱离,富有生气的政工队就此夭折。驻军政治队也逐步瘫痪,人员星散,形同解体。
    宁波市自1927年设市后,逾三年即撤销,仍归属鄞县。抗战时在行政上除鄞县县政府外,还有浙江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为徐箴。鄞县县长为陈宝麟,陈调省后由俞济民接充,俞济民是奉化人,系蒋介石亲信俞济时之兄,内政部高等警官学校出身。宁波撤市后,政权虽划归鄞县,而市区的警察局仍不取消,直隶于省,故其地位特殊。
    抗战起后,组建民防。按规定:省设防空司令部,司令由省主席兼;县设防护团,团长由县长兼。宁波的防护团长一职却由俞济民担任。1939年成立防空指挥部,俞又当上指挥官,宁属各县防护团和防空监视队哨都划归他监督指挥。这样,俞济民的职权大大膨胀,集政、警权力于一身,在民防范围,其地位已相当于六区专员了。
    抗战初民气高昂,宁波各界踊跃参加民防,分担义勇消防、救护等任务。除防护团原有一个专业救护队外,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服务团有青年会、红十字会、红卍字会、佛教会等六个慈善团体救护队,队员二百余人。还有四明电话、永耀电力等公用企业职工五百余人也分担通讯、电力、构筑工事等防护任务。原城镇十八个救火会组成了消防大队,队员二千余人。医务人员参加治疗伤员,大家本着抗日救国热忱,出生入死,的确做了大量工作。
  

    日机滥炸并投放鼠疫细菌


    日寇于侵占京、沪、杭之后,企图直下徐州、武汉,以军事和政治两手迫蒋求和。因此对浙东一隅无力鲸吞,宁波乃暂得偏安,但遭受频繁空袭,创巨痛深。
    1937年9月,敌机肆虐宁波,栎社机场及江北岸火车站被炸。以后不断来袭,目标以灵桥为主,也滥炸湖西等居民区。据有关部门人员回忆,宁波沦陷之前,敌机空袭累计达二千余次,先后投弹五千多枚,大多数用于轰炸灵桥,妄想炸毁这座交通枢纽。那时敌机的性能、装备与投弹技术都较落后,虽常以奉化江为航线由南向北或与桥面平行俯冲投弹,炸弹却多落江中或附近商业区,灵桥不过略受小伤,始终屹立于奉化江上。另有一次空袭鄞县中心医院,炸毁后院病房,正在卧床就医的伤兵数十人惨被炸死。
    1940年间,有九架敌机来炸灵桥,一次投弹十八枚,都是千磅级定时炸弹,灵桥桥面仅中一弹,穿透钢筋混凝土桥面一洞。另一枚陷入桥西堍车道上未炸,当晚经工兵排除挖出,重一千二百磅,曾在防空展览会中展出。
    1940年10月22日,敌机一架来袭,于东后街靠开明街一带低空盘旋撒放带鼠疫菌的面粉、麦子等物,造成一场鼠疫灾害。自十月三十日到十一月十日,染疫共173户,疫区自中山东路248号,经开明街至东后街142号止。由于防止蔓延,隔离了病人,烧毁了民房、店铺137间,染疫死亡者93人,有多户全家死亡。
    残暴成性的日寇不仅轰炸闹市,也滥炸乡村。如1939年12月,敌机轰炸蒋介石老家溪口,毁了文昌阁上洋房。丰镐房附近一民房震塌,蒋经国之生母毛氏外逃路过,适墙塌倒被压死。宁属各县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轰炸。
    1939年,有敌运输机一架,从南洋空机飞经宁波时,因燃油耗尽,降落于江东宋诏桥,飞行员二人被江东镇队活捉,机身完整,俘虏解往衢州。
    此外,1940年5月,外滩轮船码头(靠近新江桥北堍)发生航行甬镇之景昇客轮沉没事件,罹难旅客三百余人。出事原因是由于装载失度,误传空袭警报,旅客慌张,秩序混乱,轮船仓卒解缆,即行倾覆,为潮汐冲至和丰纱厂附近江心沉底,这也是宁波在抗战时期的一大惨案。

    沦陷前的畸形状态


    发生后,宁波形势逐步紧张,镇海港口实施封锁。宁波防守司令部将征来的大小轮船约十只于夜间沉入江中,行驶沪甬之最大客轮新江天号即沉于此。由于行动仓卒,没有很好的按计划实施,下沉的船只东倒西歪,并未连成一线,不起作用,后来只好用打梅花桩缠铁链的古老办法补救。
    镇海封港后,沪甬线大轮不能驶入甬江,乃在镇海港口码头以小轮驳运。豪绅周大烈等乘机组织一个空头的轮船公司,租轮行驶甬镇之间,大牟其利。
    不久,宁波旅沪巨商袁覆登、虞洽卿等,借德商礼和洋行名义,将宁绍公司新宁绍轮改名为谋福轮,三北公司宁兴轮改名为德平轮,买通宁波防守司令兼镇海要塞司令王皥南,在封锁线开通一个能通过大轮船的口道,使大轮仍能进出镇海口,停泊于宁波江北岸原码头。
    1939年秋,宁波防守司令兼镇海要塞司令王皥南,用专轮从上海接其新妇金耐先来甬结婚,违反封锁禁令,由于国民党内部倾轧,有人向蒋介石告发(据说是庄崧甫、虞洽卿联名控告),王皥南被召至金华,经审讯后枪决。这就是所谓“专轮迎妇”案。
    上海沦陷宁波偏安期间,许多沿海物资大多通过宁波转道新昌至金华内运衡阳、重庆、桂林、贵阳等后方城市,一时甬上客商云集。他们大发“国难财”,沉缅于酒楼妓院,纵情挥霍。国民党政府中的官僚们也与之合流,给予种种方便。由此,使原本腐败的肌体更导致糜烂不堪。日本大特务芝原平三郎在宁波未陷落前即已潜伏甬城,化名韩志元,自称来自湖南,坐庄采办货物,平时表现爱好古玩,尤嗜金石篆刻,重价搜求,交结官绅,还与俞济民同席吃过酒。
    另一方面,则是对进步力量横加迫害。蒋介石于抗战初期那种表面上与共产党合作的局面,不久就一变而为限制和扼杀。在宁波也是如此。进步青年纷纷被迫离开。如抗日初起时,进步青年胡苏、邬家箴等组织了一个“宁波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后被迫解散。进步的书店也横遭查封。
    此外,抗战初期,共产党员崔晓立(鄞西樟村人)回到故乡,与爱国民主人士应斐章组织起茅洋山垦荒团(兼自卫队) , 目的为要在四明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1939年下半年,并在朱镜我领导下在鄞江区举办“飞鹰团训练班”(名义是国民党鄞县县政府出面)。不久即受到反动派的巨大压力,应斐章于是年九月被迫离开樟村,由当时六区政工指导室主任蔡竹屏保护,得告无事。崔晓立烈士于1941年被歹徒暗害,垦荒团也遂告夭折。
   

    日寇登陆镇海经过


    日寇先后在镇海登陆两次。
    1940年夏,镇海口防守部队,发现海上有敌舰驶来,企图不明。当时宁波接报,各机关团体立即疏散。一夜间,敌舰驶近镇海口,向我守备团阵地发炮,直至次晨,敌机也来镇海江南各地投弹轰炸。嗣经我要塞炮台还击,一舰中弹受创。进犯镇海小港之敌,也经守防的一九四师和后援的“玉门部队”(第十六师)还击打退。事后,宁波各界热烈输送物资去前线慰劳。
    1941年4月19日,日寇二次进犯镇海,军力为一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和军舰、飞机、大炮。宁波防守司令部接到海防警报,立即传达宁波所有机关紧急疏散,并征用一艘可坐二百人的客轮凿沉于镇海口,堵塞航道。司令陈德法带领一九四师到鄞镇交界处,担任甬江南岸一线防务,可是当天镇海要塞守备团官兵一见敌舰来势,惊慌失措,未经交锋即行逃跑,要塞炮台与海防阵地轻易地被日寇占领,镇海县城随之沦陷。警耗传甬,副司令章桂龄向在新昌的第十集团军副总部求援,可是这个总部只有一个军驻奉新线,主要任务是保卫蒋介石老家,不可能抽调兵力来援。时间紧迫,后来由俞济民派保警大队长赖云章率部连夜开赴江北岸下白沙防守。日寇在镇海逗留一天,翌日由镇海分水陆数路侵甬,赖部打了一阵后撤下,双方都有伤亡。经赖部在各街巷捉迷藏式的狙击掩护,稍稍延缓了敌人前进速度,使城区各机关人员全部退出西郊,随之宁波即沦入敌手。
    一九四师布防部队,一经接火后,也大部溃散,陈德法带领残部退向奉新一带。
    宁波城区沦陷日期,一直来都以日寇在镇海登陆之日——41年4月19日算起,根据上述情况,宁波沦陷日期应为4月20日。

    大皎之役与“游吃”部队


    宁波沦陷后,六区专员徐箴及鄞县县长兼宁波警察局长俞济民等转移到鄞西。四月二十一日于大皎宣布成立一个 “六区警备指挥部”,俞济民任指挥官,统辖六区保安大队及各县自卫团队,将兵力建置二个纵队,以宁警一、二大队及六个分局警士编成一纵队,赖云章为纵队长;以六区保安大队、鄞卫大队和乡镇团干编成二纵队,杜菁为纵队长;还有直属的守卫队、谍报队、通讯队、无线电台等。指挥部设参谋、副官、经理、政训、军法、军需、医务和工务八个处;下分科,并另设机要室,都是因人设事,机构庞大臃肿。一纵队驻防鄞江桥,二纵队驻防风岙市,指挥部设在大皎。提出的任务是:“固守四明山,适机进取,收复失地。”
    当时,指挥部参谋周志毅曾对这样庞大的组织及布防部署提出意见,认为应大部迁移内地,把主力集结险要山口,俾敌来时便于对付,专员徐箴同意这一建议,但俞济民并不采纳。
    隔了五天,驻新昌大佛寺的象曹守备区司令兼暂九军军厂冯圣法派章桂龄、慎钱选、张志春等到大皎,组织“四明山游击区司令部”,指定以章桂龄为司令,俞济民、苏本善、翁光辉为副司令,慎钱选为参谋长,张志春为高参;增添苏本善的“浙保总队”、翁光辉的“三战区挺进纵队”充实建置;并以暂编三十六师、三十五师为后备力量,划归节制。“挺进纵队”驻守梁弄,“浙保纵队”驻防后隆。游击区范围扩大,兵力超过一万多人。“六区警备指挥部”的参谋长于滋霖调回六区保安司令部,“指挥部”无形撤销,而八处一室合并办公,仍保持原组织不动,“作战方针”不变。
    镇海要塞守备团长黄进甫,于镇海沦陷半月后方率通讯排长和十多个通讯兵寻到四明山游击司令部,章桂龄要枪毙他,经求情后改为撤职处理。
    同年端午节前二天,谍报队报告:“驻宁波日军准备撤退”。就在当天,有日军侵犯凤岙市,一经回击就退去。章桂龄曾到前哨视察阵地,被敌流弹擦伤面部。鄞江桥方面也出现同样情况。司令们错误判断敌人行动不象进攻,以为是掩护宁波日军撤退。消息传开,“指挥部”人员都兴奋地打好行装,准备回到宁波过端午节吃粽子。
    次日,梁弄、后隆两地均有敌情。后隆电话旋即中断。
    参谋王兴藻深夜接到话务员卢念慈汇报可疑电话后,觉得情况不妙,大皎似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即向司令们报告。经讨论后,决定下紧急总退却令,全面向四明山区纵深转移,侥幸突出日军包围,到燕子窠集中。这次不战而溃逃,死伤人员共三十余人,损失了许多粮食及部分枪炮。
    宁波日寇此次是以一个旅团兵力进行扫荡的。出发前扬言要撤退,国民党的谍报员听信传说,不加判断就向上报告。指挥部司令们也都盲目听信,以致毫无应变准备。日军主攻点在后隆,守军浙保总队闻风逃跑,要口即轻易被占。其他各处守军也都闻风而走。因为凑拢的都是杂色部队,都想保存自己实力,加上机构臃肿,行动迟缓,以致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事后司令章桂龄引咎辞职,改由陈天侨接替。俞济民则率部开拔到新昌大市聚整编,后来组织“宁奉地区游击指挥部”。所辖“宁警总队”和“鄞卫总队”二部份,到1942年间,“宁警”建制为一、二支队,“鄞卫”建制为三、四支队。1943年“四支”又分出“五支”,归俞济民直接指挥。其在鄞西一带的“四支”郭青白支队,最多时曾发展到十七个大队。中有共产党人林一新带队的一个队,于1943年9月中旬,正式拉出加入浙东革命武装,并在主力三五支队的协同作战下,曾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郭青白部赶出鄞西,扩大了鄞西游击根据地,并成立了鄞奉县抗日民主政府。
    俞济民自大皎溃逃后,先后设指挥部于宁海龙宫、冠庄等处。所部二千余人“游吃”于奉化、宁海、新昌、天台各县,派夫索粮,民怨沸腾,引起宁海等县县长联名上告。但终因他有乃弟俞济时做靠山,非但未被扳倒,反于1943年升任了六区专员(徐箴辞职)。1942年五月十五日,宁波日寇经宁海过新昌直扰金华,俞部闻风狼狈溃逃,仅竺洪挺大队在奉、嵊山区伏击一下。1945年六月廿六日,日寇从温、台面再入宁海,占据县城及黄坛、冠庄等处,俞部又逃入天台山,直到日寇投降。
    俞部以外,还有许多游杂部队割据各处,如定、象地区的苏本善部(势力范围为镇海江南和鄞东一带),鄞镇边界的霍中柱部以及田胡子(岫山)等。这些游杂部队于扰民之外,又相互倾轧火并。奉、新山区更有众多土匪,杀人放火,抢掠无度,可说到处都是“草头王”。
    1942年12月日寇分路侵袭四明山,从余姚梁弄等地进扰。国民党余姚县长蔡竹屏和慈溪县长章驹均分路向嵊县撤退,章驹在北溪遭日寇突然袭击,不及退走而死。
    1943年春,曾有二架美机降落于鄞县东南乡山区,机身焚毁,飞行员二人跳伞降落,经俞部严纪民大队护送至宁海,然后转赴内地,这架飞机是轰炸东京后飞向我国,因油尽而坠落。同时在温、台地区也降落多架。
   

    日寇特务机关和宪兵队


    日军侵占了宁波后,其预先派潜宁波的大特务芝原平三郎即以宁波特务机关情报科长身份出现,利用汉奸袁端甫、刘镇泰、郭逸民等,组织伪鄞县乡镇联合会。所谓宁波特务机关是日寇在浙东占领区内的最高行政机构,内设政务、经济、文教、卫生、情报各科,机关长是陆军大佐泉铁翁,机关地点在宁波市内惠政巷九号(即王文翰房子)。情报科在公园路同庆里办公,雇用许多专职密探,搜集各方面情报,其魔爪伸入到宁波各日伪组织内部,特务网点遍及全市。芝原平三郎将从杭州带来的亲信蔡晓东安插在伪鄞县乡镇联合会当秘书长,刘荫浓充宁波公安局局长,杨新泉为宁波市公安局特高课长,饶谦担任武装警察大队长,蔡万里当浙东保甲指导部指导官,控制了一些重要机构。芝原平三郎狡猾狠毒,举凡宁波日伪组织内部事务都要插手,双手沾满宁波人民的鲜血,臭名尽人皆知。其骄横的作风,在日军内部引起矛盾,在1943年被排挤回国。可后来又派到慈溪担任乡镇联合会联络官。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匿居在苏州的亲信蔡晓东处,并与姘妇刘秀英暗中往来。蔡晓东被逮捕后供出芝原行踪,这个日本大特务也落网被捕,移送国际远东军事法庭。公审时,杭州、宁波等处都有被害人代表出庭作证,终于被判处了死刑。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汪伪的浙江省政府为控制宁波,设立伪浙东行政长官公署。先后担任“行政长官”的有沈尔乔、陶孝洁、罗梦芗、陆懋仪四人。他们帮助日寇推行“以战养战,以华制华”政策,助纣为虐,横征暴敛,老百姓称之为“新稻掳落”。因1945年日寇势穷时,正值夏收之际,群众以此来讥喻汉奸陆懋仪的日子已不长了。
    日寇宪兵队队部设在开明街永耀电力公司房屋,成了杀人魔窟。不计其数的抗日志士和无辜人民在里面惨遭酷刑拷打和残杀,甚至用狼狗把人活活咬死。太平洋战起,日寇获悉东南亚盟军总部曾派员到过鄞县东乡沿海察看海域(盟军顾问团曾到宁海会见俞济民,计划以象山港作临时军港,在金山卫和象山港同时登陆,开辟战场),即组成一支以一个宪兵准尉为首的扫荡队伍,包括日军小队和密探、联络员等数十人,经常晚出昼归,下乡搜索,先后达十余次。有一次将鄞县高塘头董玉房房屋全部纵火焚毁。
    日军宪兵队于松井师团占领宁波后即成立,当时由日军杭州宪兵队派村田中尉带领曹长根岸、稻田、铃木等宪兵十余名随来。宪兵队成立之初,村田任队长,下设政务、思想、特高三班(对外称科)。政务班主要负责在宁波轮埠码头检查;思想班搜捕爱国人士(着重对付共产党地下组织活动);特高班工作范围是调查国民党地方游击队动态和侦破市区谍报人员。宪兵队的内部人事,除核心人员都是日本人外,宪佐、通译、密探、联络员都雇用汉奸充当。成立初期密探人数不多,只有陈惠良、马占堂、章光耀、章一天、顾瑞大、孙桂芳等(章一天后被发现是俞济民部第四支队的谍报人员,被特高科所养狼狗活活咬死)。宪兵有根岸(特高科长)、岩本一郎、岩永林、金泽、稻田(思想科长)、铃木(政务科长)等。翻译林元、蔡邦、程明、中村(日本人)。以后扩展到数十人,他们中间出现论资排辈现象,有所谓“四大金刚”、“八大人”、“三鼎甲”等名目,形成帮派,各立门户。“四大金刚”是宪兵队翻译程明、林元、蔡邦和宪佐刘彬;刘彬还开香堂收徒弟,门下尊为“老头子”。“四大金刚”就是他的门徒所结成的四股势力。上海流氓头子金廷荪想过甬转赴内地,也赖“四大金刚”之力安然出境。临行时“四大金刚”拜在金廷荪门下。抗战胜利后程明、蔡邦诸人因汉奸被捕受审,金廷荪为他们斡旋铺路,得以重罪轻判。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宁波部分宪兵随军去南洋群岛,宪兵队编制缩小。到1943年,“宁波宪兵队”改称“宪兵宁波队”,由仓本胜当队长。根岩、稻田相继调离。特高科由岩本一郎负责,米场重雄充思想科长,政务科仍归铃木领导。
    1944年春,由于战略形势变化,日军的“宪兵宁波队”也改变工作方式方法,除保持内部组织外,又用“大中公司”和“华商商行”的形式,建立公开的分支机构。“华商商行”设于西马弄,表面上是做生意,实则通过密探孙桂芳等,由联络员乔装商人赴宁海、临海、温州各地刺探情况。“大中公司”设于开明街,由米场重雄负责领导,店面门市以批发、零售“银行牌”高档香烟作掩护;二楼设办事处。有密探八名,统辖联络员,搜集各方面情报。这是日本宪兵队活动最猖獗的一年。这一年,下乡扫荡达十余次之多,被捕被杀的游击队员有数十人。
    抗战胜利,这些罪恶累累的刽子手,有的利用各种关系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庇,有的逃亡,也不追究。宪兵队最后一任队长大场敬次经上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枪决。密探顾瑞大逃往天津,被捕解回宁波伏法。孙桂芳、蔡光许、李明耀、章光耀、俞剑华等从各地移送宁波判刑。
    江东大河路严康懋房子,日军设有“东区警备队”(队长松本一郎),也是一个杀人魔窟。无辜人民在里面被拷打杀害,夜半常闻哀号之声。江东大河路111号戴家房子也是日军占据的巢穴,其中徽州楼南厢房暗壁内有深邃密室,里面也常杀人。
    江北岸“洋关”等处是日海军据点,凡甬江过往船只均须经检查后放行。船上人稍有不称其意,即抓去立在石埠头上受苦刑(如二人跪地,在烈日下共肩顶沙袋等重物,残害折磨)。凡通往郊外出入口均设有日岗哨,过往行人须出示 “良民证”,并行敬礼。灵桥也有日军岗哨,行人如行礼不到九十度或忘记行礼,就闯了大祸,拷打是家常便饭。

    为虎作伥的汪伪军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随着战线的扩大,日军伤亡增加,不断补充兵员,原驻宁波地区的日军松井师团开赴南洋参战,由枪第七三三一部队接防。司令官陆军少将野付昌德奉行“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方针,命令宁波特务机关长泉铁翁,通过“策反”、“宣抚”等手法,煽动国民党正规军及地方团队叛变,建立汪伪“和平军”和地方“保安队”,划分势力范围,各就防区维持“秩序”。其粮饷军需一律取给于当地。这些民族败类丧心病狂,为虎作伥,不时配合日军进行“扫荡”、“清乡”,进犯游击区,迫害人民群众,捕杀爱国志士,无恶不作。在经济上,他们设卡收税,强征派谷,进行敲骨吸髓的搜括;并且纵兵殃民,奸淫掠夺,使沦陷区人民饱受敌、伪、顽三方面的压榨。
    1942年春,从江苏调来“和平军”暂编第十师,师长为谢文达。初时兵力不足两团,以后连续火并,以大吃小,并收罗国民党军残部,扩建为三个团。其中装备最好的三十七团,团长为张侠魂,外号“活阎王”,团部设在奉化方桥。所属第一营营长许泽楣,系张侠魂义子,外号“小阎王”,先后驻扎奉化西坞和鄞县鄞江桥。第二营项雄,驻扎奉化白杜和鄞县横溪。第三营冯克俭,先后驻扎奉化斗门桥和西坞。补充第一营蒋凤林,驻扎奉化江口。三十八团团长孟志杰,驻扎象山。三十九团团长宋子恢,驻扎慈谿一带。
    谢文达内部有戴笠所派的“策反会”成员张新之、冯春华。他们于1942年春夏之交时,到宁海龙宫见俞济民,取得联系。以后俞、谢两人即勾搭起来,俞派作战科长朱叔夜、情报科长朱桂棠为代表,与谢部内的张新之、冯春华联络,互通消息。但当日寇于是年“五·一五”进犯宁海龙宫一线时,谢事先并未将确实情报告诉俞济民,使俞部二千余人疲于逃命。
    野付昌德于授命泉铁翁的同时,又指派“浙东兴亚文化队”队长、特务机关嘱托(即顾问)毛庆藩组织“毛庆藩机关”,在鄞县、镇海、奉化一带,分头向国民党暂编三十五师劳冠英部和俞济民等所属地方团队诱降。到1942年底,经过“毛庆藩机关”协同特务机关情报科长芝原平三郎等人密谋策划、分化瓦解的结果,国民党定海国民兵团何芳大队、鄞县第八区自卫大队王坤部,以及活动于镇海蟹浦的原一九四师姚华康连残部等相继收编为伪军。南京汪伪政府形式上接管宁波地区行政机构,建立“浙东行政长官公署”后,最初派沈尔乔为行政长官。下设“浙东保安处”,由伪十师参谋处长虞兆麒当处长。于是上述收编的伪军统归该处领导。何芳部由“保安特务大队”改编为伪“浙江省保安第六大队”,辖有五个中队暨一个独立分队(原称特务排),防地从江东至五乡碶直达镇南大碶头,兵员算最精强。姚华康的“镇北保安团”改编为伪“浙江省保安第七大队”,驻镇北蟹浦。上虞的滕祥云部改编为伪“浙江省保安第八大队”。驻防宁波江北岸和北郊一带的伪“浙江省保安第九大队”,大队长周志毅,只有两个中队,兵力最弱。王坤的“鄞南保安大队”改编为“鄞县保安大队”,防地从宁波南门永宁桥到鄞南。1944年,国民党慈溪国民兵团宋青云部也叛变投敌,改编为伪“慈溪保安大队”,在慈溪庄桥一带活动。
    伪军每个大队都由宁波日军派一联络官监督控制,但他们的弹药武器装备及官兵粮饷,日军向不过问,伪“浙东保安处”也全不负责。相反,他们掠夺顺手时,还得上交纳贡,让其分肥。
    抗战后期,盟军反攻之声甚嚣尘上,伪军多暗中与国民党政府通气,以求自保;也有早就“输诚反正”秘密接受番号的,如何芳所部经俞济民批准编为宁警总队第八大队。
    1945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浙东前线国民党军远在温台,害怕四明山三五支队进城,命令宁波日军驻守原防,一面将汪伪第十师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宁波先遣军”,所有汪伪地方团队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上海特别行动总队”辖下的一个纵队,以维现状,抢占胜利果实。九月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李默庵所属前进指挥部才进驻甬城,并从湖南调来第七十军接管宁波。驻宁波日军投降代表浙东联络部部长草野昌藏,在白鹘桥正式向前进指挥官陈沛、副指挥官王云沛签降。不久,命令汪伪军北上集中,中途在肖山被缴械,士兵遣散,官长编入一○七师等部队,授予参议之类职衔,日军则送入俘虏管理营听候遣送回日。

    俞济民惨淡回城


    日军无条件投降后,俞济民作为国民党浙江省第六行政督察区的最高行政官,从宁海出来到鄞县甲村,准备入城,先派“城区区署”到宁波市内着手接收事宜。“城区区署”朱桂棠属下的一些人员,这时候以接收人员自居,趾高气扬,进城后即成立“肃奸队”,实际上图借肃奸之名达敲榨之实。但有一天,这个“肃奸队”竟被改称为“先遣军”的汪伪十师包围缴了械。朱桂棠哭诉于俞济民,俞向谢文达交涉,查明是伪十师联络参谋葛天民所为。为遮盖俞的面子,谢文达还了枪支,把葛天民“押送”赴沪。当上轮船时,葛竟被朱桂棠的手下李文卿打死。那知葛天民原来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派入伪十师的人员,葛被打死后,事情不好交代。幸亏俞济民有乃弟俞济时斡旋,李文卿判刑一年六个月,总算不了了之。
    俞济民进城这天,先到江东,由何芳设宴迎接。进城后于鼓楼下草草举行了一个仪式,在鼓楼上升了旗,接着乘两辆卡车绕城一周。此时西门外是三五支队控制,通向郊区的桥上架设着铁丝网。市内秩序混乱,白昼也有抢劫事件发生。
               

        (据王兴藻、吴伟农、应瞻光来稿综合,范学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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