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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县民政事业发展的现状

发布日期:2010-01-22访问次数: 字号:[ ]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设立了内务部,全国民政工作统一归内务部领导。50年代后期,中央新建立了民政部,领导全国民政工作。

宁波解放后,1949年6月,宁波专员公署成立民政处,下置民政、荣优、司法三科。同时,鄞县人民政府也建立了民政科。1950年5月,宁波专署民政处改为民政科。当时,民政部门主管业务范围是:基层政权建设、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优待抚恤、支前拥军、救灾救济、福利事业、收容遣送、社团登记和管理、礼俗改革、地政房产、婚姻登记以及人事、少数民族、侨民、宗教等事务。1953年4月,将人事、少数民族、宗教等事务划归其他部门,婚姻登记移交当地政府办理。1955年,第三次全国民政会议后,民政部门主要业务为优待抚恤、复员安置、救灾和社会救济工作。我们鄞县人民政府民政科在宁波专员公署民政科,1971年8月,建立的宁波地区内务局革领小组,1978年12月,改称宁波地区民政局的直接领导下,执行当时民政部门主管的各项业务。1959年县、市合并,鄞县民政科并入宁波市民政局。1962年3月,恢复鄞县建制,当年10月,建立了鄞县人民委员会民政劳动科。1963年民政、劳动分开改称鄞县人民委员会民政科。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家处于动乱时期,1967年以后,鄞县人民政府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处于瘫痪状态,“三支两军”工作队进驻机关。1968年7月,鄞县革命委员会成立。8月26日,县革委会对原县委、县人委部、委、办机构进行了调整,民政业务并入鄞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综合办公室。1970年10月,成立鄞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内务局。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使民政工作走上正规。1979年7月,鄞县内务局根据民政、劳动业务分工,分别成立了鄞县民政局下设人秘、优抚(双退办)、社救三股和鄞县劳动局。

 

一、    拥军优属

军队历来是为一个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只有人民军队才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军队,只有认真做好拥军优属工作,这对于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巩固国防,具有十分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发动群众,搞好支前。为了搞好支前,全力支援解放定海。中共鄞县县委在1949年8月6日,制订了《完成支前任务的动员提纲》,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坚决完成支援解放定海的光荣任务。1950年1月15日,宁波专员公署为此,令鄞县:为消灭国民党在舟山的残匪,饬令全力支援前线。鄞县人民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积极响应,直至1950年定海解放。全县共完成军粮征购900万斤,运送大米195万斤,动员支前民工17332名,临时民工75598名,民兵85名,担架500付,大小船只8551艘,船手320余名,以及毛竹、木材等大批物资,并组织民工积极抢修被蒋介石阻挠解放舟山经常派飞机炸毁的宁穿公路(宁波至育王岭段)。保证9月10日通车,后来时炸时修,保证宁穿公路运输畅通。定海解放后,又动员民工1000余名,修建机场、桥梁、公路、部队工事、运送伤兵员,以巩固海防并完成运送军粮249万斤。此后,又动员支前民工3440名,分别到岱山、黄岩、荘桥和栎社机场参加修筑工事以巩固国防。

从1949年9月开始到1951年4月,全县人民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前后三次组织全县性有15.9万人参加的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反对美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单独对日媾和的示威游行。有16.3万人在和平公约宣言上签名。全县有46万人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各地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踊跃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出现许多父母送子女,妻子送丈夫参军的动人场面。在抗美援朝期间,我县有3471名青年参军。

1951年4月9日,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了捐献飞机4架的决议。到1952年3月,经过不到一年时间共同努力,全县人民紧衣缩食共捐款66.55亿元(折新币665.500元),提前超额完成了任务。

2、努力搞好拥军工作。解放后,我们党和政府历来非常重视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早在1949年8月1日,县委、县人民政府向全县首次发出了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的通知。每逢元旦、春节、“八一”建军节,各级党政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以团拜会、座谈会、军民联欢等多种形式对当地驻军及伤兵员进行慰问,千方百计帮助部队改善驻守条件。1951年2月3日,新春之际,尽管当时物资非常困难,但还是组织全县农民代表500余人,由县、区领导同志带队组成了劳军慰问团,敲锣打鼓,喜气洋洋,抬着猪、羊、年糕和蛋、糖果等慰问品,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鄞部队,恭贺新春快乐,表达了全县人民对解放军的感激和热爱之情。

1950年,为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和救济朝鲜难民。我县人民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展了“1000元(折新币一角)捐献运动”,全县共捐献4.05万元(新币)并征集军鞋、毛巾等日用品、慰问袋14000余只,全县各学校师生共写慰问信1000多封。1953年10月19日,我县军属董开颜被指派参加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在贺龙团长的率领下,到达朝鲜新义洲,在为期两个月中,慰问了中朝兵营和著名的上甘岭战役指战员,极大地鼓舞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信心。从而也密切了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

3、优待烈军属工作。新中国建立后,鄞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坚持“困难多,多优待;困难少,少优待;不困难,不优待”的原则,给予困难的优待对象以不同水平的实物和经济优待。1950年3月,为慰问驻军和生活困难的烈军属。全县开展了“一碗米”运动,共捐助大米20254斤,年糕23786斤,猪24只,猪肉1251斤,羊11只及鸡、鸭等。国家补助全县37户贫苦烈军属大米1023斤。并拨出部分公田、无主田、荒地给其耕种。1951年完成土地改革后,遵照《浙江省革命烈士家属代耕试行办法(草案)》,对烈军属实行土地代耕优待,凡17岁至55岁的男劳动力,均负担代耕义务。各区乡(镇)、村建立代耕组织。1952年取消派工,推行“固定代耕制度”按全乡平均劳力价值收取代耕费,交代耕户专人代耕,或实行包耕包产,代耕田产量不足时由代耕户补足,超产部分与烈军属平分。为消除抗美援朝的参军青年及其家属的思想顾虑,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县委于1953年2月2日,发出了《关于签订抗美援朝、拥军优属“三边合同”的通知》。通知要求参军者在前方保证杀敌立功,代耕组保证代耕及时,军属保证鼓励子女或丈夫在前方安心工作,自己在后方积极生产,争取光荣军属。全县各级积极响应,认真落实,从而推动了抗美援朝运动的深入发展。

1952年至1955年全县累计烈军属12658户,其中烈属740户,有耕地64002亩。1952年至1955年四年累计为烈军属7344户其中烈属438户,代耕耕地29677亩,占烈军属总户数58%。1955年后,烈军属相继加入了农村高级合作社。1957年起,实行优待劳动日制度。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村食堂实行“基本菜制度”。1962年食堂停办仍恢复优待劳动日办法,优待粮食或现金,一直到1965年。1956年至1965年全县累计烈军属16035户,享受优待的有7566户占总户数47.2%,共优待劳动日累计358911日,粮食189647斤,现金14.24万元。

据1978年优抚对象普查登记全县共有19539人,并建立了优抚统计网络。按照政策对他们实行“普遍优待”。优待标准为4—6级劳动收入(正劳动力为10级)。

4、做好对革命者遗属、革命伤残人员抚恤补助和复退军人的优待补助工作。1951年根据中央内务部公布的《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优待暂行条例》、《革命军人牺牲、病故抚恤暂行条例》和《革命民兵、民工伤亡抚恤暂行条例》分别授发《革命烈士证明书》、《革命军人因公牺牲证明书》、《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革命工作人员因公牺牲证明书》和《革命工作人员病故证明书》并按证发给抚恤粮。1951年、1952年两年时间共发放抚恤补助粮3337担(每担100斤)。1953年起,改为发放抚恤金,由民政部门一次性发给。1953年至1978年全县共发放抚恤金累计69.09万元。其中1953至1978年给革命伤残军人发放抚恤金23.47万元。1955年至1978年发放一次性抚恤金3.16万元。1961年至1978年发放定期抚恤金8.83万元。1963年至1978年给复退军人发定期补助费8.96万元。1953年至1978年发放临时补助费24.67万元。1961年起还对丧失劳动能力的烈属另给定期定量补助每人每月2元至10元不等。1963年全县享受定期定量补助烈属89人,为烈属总数的19%,年人均补助68.70元。1951年全县共有革命伤残人员58人,其中在职28人,回乡30人;一等伤残1人,二等甲级18人,二等乙级17人,三等甲级9人,三等乙级13人。特、一、二等伤残者享受终身抚恤;三等伤残人员在职的实行定额抚恤,在乡的给予一次性抚恤。伤残抚恤标准按“在乡高于在职,因战高于因公”发放。1955年在职27人,在乡39人,发放抚恤费8461元。1965年起在乡的伤残人员给予长期伤残补助。是年发放的《革命残废军人证明书》、《革命工作人员残废证明书》、《民兵、民工残废证明书》,凭证按规定领取残废抚恤金,分配工作或治伤和乘坐车船均给予照顾。

1949年起,对生活困难的复员转业军人,除村队给予优待外,国家亦发给临时性补助费。1954年全县有转业军人1267人,对其中困难的360人发放补助费3950元。1956年有78.7%的务农复退军人加入农村高级合作社,其中生活困难的,国家仍给予补助。1963年起,国家给予年老、体弱的回乡复员退伍军人定期定量。全县享受定期补助的13人,发放补助金1216元。

二、    复退安置

解放以后,县委、县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复员、退役军人的安置工作。早在1950年10月1日就建立了鄞县复员委员会,1952年改称复员转业建设委员会。1955年1月6日,鄞县转业建设委员会成立。由副县长毛雪亮任主任委员,民政科副科长周鸿盛、兵役局局长朱凤智为副主任委员,人事科副科长刘芳、法院副院长王桂芳、县供销社副主任刘茂谦、互助合作部副部长邓习斋为委员。1958年底并入宁波市。1962年,恢复鄞县建制,1963年11月,重建鄞县复员退伍安置办公室,以后为领导小组,组长由当时分管民政工作的副县长担任,副组长由县人武部、县府办公室主任和民政科科长担任。办公室设在民政科内,具体负责安置工作。安置工作,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本着“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和“热情欢迎,亲切接待,妥善安置,各得其所”的方针。先后颁发了《复员建设军人安置暂行办法》、《关于处理义务兵退伍暂行规定》以及《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关于志愿兵退出现役安置暂行办法》等法令、法则。地方政府也相应地制订了有关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实行依法接收,依法安置。

1、我县从1950年至1958年九年时间,共接收安置志愿军入伍的复员军人3059人,多数动员他们回到农村务农,其余根据他们的技术特长安排适当的工作岗位。安排城镇工作共有506人(其中工业322人,文卫14人,交通邮电54人,商粮外贸9人,党政机关5人,铁路及外地招工102人)。到农村2553人。1952年12月2日,县委在检查中发现,当时尚有部分转业军人未得到妥善安置,在生产生活上发生了困难,尤其第二批转业军人刚分到土地,生活无着落。县委指示各区、乡领导引起重视,作一次全面检查,切实解决好转业建设军人的实际困难。

2、接收安置退伍军人工作。我县从1957年至1978年共接收安置退伍军人共计为12152人(其中:安排城镇2268人,农村9884人),接收安置工作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为1957年至1969年共安置3798人,安置去农村3236人,安排城镇562人(其中:复工137人,就业317人,复学4人,外地招工104人)。

第二阶段为1970年至1978年共接收安置8354人,去农村6648人,安置城镇1706人(其中:全民868人,集体838人)。

3、复员干部(军官)的接收安置。1969年前至1975年8月后接收的28人,都作为国家干部安排工作。1969年至1975年7月31日期间接收的247人,他们极大多数都被安排到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少数军龄不满十年的连排级干部被动员回农村落户。1975年8月后,原回农村安置的复员干部22人都重新安排了工作。

4、1980年前,接收军队离退休干部4人,分别安置在章水、鄞江、姜山、横溪等城镇,住房统一由当地政府解决。

县委、县人民政府为了把我县拥军优属,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工作搞得更好。从1953年开始,先后召开了全县烈军属、优抚工作、残废军人、复员转业军人、复员建设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评模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座谈会共11次,出席会议代表累计3780人,开会天数累计为49天。会议上都有县委、县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作形势和任务报告,交流经验,评比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1953年1月,召开的全县烈军属及优抚模范代表会议上,烈属模范董开颜、郁福堂受到表彰。1955年2月,召开的全县烈军属、优抚、残废、复员转业军人代表会议上,在292人代表中评比出先进模范36名。其中6名被评为出席全省烈军属代表,革命残废军人、复员建设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他们是:革命残废军人陈国发,烈属董开颜,复员建设军人崔久南、徐瑞林,军属张秀生、陈秀婷(女)。其中董开颜、陈国发两人被评为全国先进代表。是年11月,烈属模范董开颜还光荣地出席了由中央内务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烈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建设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1951年9月底,我县龙观乡军属王阿庚作为老区代表赴京参加国庆观礼。1952年2月,宁波专员公署为褒扬在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对革命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鄞县杰出的革命家庭,分别向林云彦、毛阿月夫妇和钟仁美、王阿庚赠送“光荣父母”、“不避艰险、支持革命斗争”等光荣匾。这样使全县广大的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建设军人受到了极大教育和鼓舞,纷纷表示,要搞好当前工作,用实际行动来回报党和政府亲切关怀。

为了缅怀革命先烈,教育后人,进一步发扬革命传统。县委、县人民政府从1950年4月4日至1977年4月5日先后11次发出了关于组织各界人民去四明山樟村及后屠桥祭扫革命烈士陵墓和开展纪念革命烈士活动的通知。据初步统计全县有27608人参加,祭扫烈士墓,参加纪念烈士活动的人数更多。1950年4月4日,祭扫鄞西后屠桥烈士墓,宁波和鄞县小教界10多个单位共1400余人参加,向1944年4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烈士鞠躬致哀,在旧址听取了当地政府负责人介绍烈士们“血战后屠桥”英勇事迹,参加者深受教育。

1951年7月7日,四明山樟村革命烈士纪念塔落成,宁波地、市、鄞县领导同志和各界代表共两万多人参加祭扫革命烈士陵墓。

1963年3月11日,被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公布鄞县樟村四明山烈士塔及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特别是在一次全县烈军属、荣复、退伍军人代表会议上,听了李敏烈士母亲关于李敏烈士“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为人民献出光辉一生”的动人事迹介绍,使全县人民受到了生动的,深刻的,现实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表示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到底。

三、    救灾救济

新中国成立后,自然灾害对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影响。在党和人民政府是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安全和生活,实行了一系列抗灾、防灾和救灾工作,虽然还不能控制自然灾害的发生,但已经能够做到尽量减少损害的程度,而且有灾不荒,甚至灾后还能夺丰收。

1、自然灾害救济。主要是台风侵袭,破坏性最大的灾害之一。历年来,台风侵袭,暴雨成灾,山洪暴发的造成影响损失很大。受淹农田多达几十万亩,冲毁山塘水库,包围村庄,倒塌房屋数以几百上千间,甚至人畜伤亡。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一旦发生重大灾害,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全党动员,组织力量,领导亲临前线,慰问救护伤员,部署抗灾救灾工作。通过生产自救和国家必要的救济扶持,使灾区尽快地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僅以1956年8月1日12号强台风在象山港登陆后,入侵鄞县,县委委员分头率领机关干部40多人,亲临险要地段,积极领导群众抗台,翌日又组织县级机关干部8个组前往大嵩、章水等重灾区帮助区、乡政府领导抗台抗洪。全县有44个乡镇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害,冲毁江海塘、涵洞、桥梁、道路等,淹没农田39.66万亩,粮食减产6100万斤,人员死亡102人,重伤163人,倒塌房屋8289间,还有牲畜、农具、粮食、物资等不计其数。灾后,县人委迅速成立生产救灾委员会,先拨救济款4.8万元,同时安排2000多人无家可归的灾民,临时安置在祠堂、庙宇和空闲房屋,并赈济熟食,重伤者送医院治疗。是年共发放救济粮12万斤。之后,县委、县人委提出“生产自救”的号召,鼓励灾民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营,银行给予贷款,供销社收购土特产,并负责副业生产的原料供应和产品推销。县人委又发放重灾区救灾款2.28万元,社会救济款3.08万元,烈军属、复员军人补助款2.47万元,并募集衣服、鞋帽等3560余件,帮助2500多户灾民解决口粮、衣着、埋葬和修理房屋的困难,政府以工代赈出资4.59万元,用于瞻岐、咸祥、塘溪、建设、栎社等乡修复水毁水利工程。其后,历次灾害,政府均全力以赴救助。从1949年9月至1978年8月,全县受到台风9次、暴雨7次、干旱12次,一般30余天,最长于1958年97天。累计损失:“受灾农田243.9万亩,粮食减产27434万斤,倒塌房屋10485间,人员死亡219人,重伤173人,发放救济款45.05万元,以工代赈4.59万元,借贷资金17万元,救济大米12万斤等。

2、春夏荒救济,由自然灾害的延续。解放初期全县水、旱、风、虫等灾害频繁,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有些地区农作物歉收,农民生活仍然困难。春夏间灾荒时有发生是难以避免的。1949年连续遭受台风暴雨侵袭,造成1950年四明山春荒,县人委组织群众“生产自救,节约渡荒”,拨出大米3万斤。1951年遭受旱灾和暴雨,出现1952年的春荒,杖锡乡山农采红心草根掺玉米糊度日,有50多户断食,望春区丰成乡138户432人以菜当饭,县政府发放灾荒救济款2700元,生产贷款7300元。并以上级下拨的1000元粮款在樟水区试办义仓,为预防今后歉荒,要求每乡镇建一所义仓。1952年暴雨成灾,出现1953年大嵩区春荒,横山、球山、外塘、咸祥4个乡镇有384户1084人断食,县委、县府确定以“生产自救为主,社会互济和政府扶助为辅的方针”,并要求各级“保证不饿死一个人”。在春夏荒期间,全县拨出烈军属生产补助费5200元,农村救济费11250元。1954年干旱连暴雨,致使1955年春荒,鄞江区173户469人断粮,姜山区370户断粮。县人委拨发救济款15460元(折合大米12.44万斤),共救济3760户11000余人,1956年“8.1”台风造成1957年的春夏荒,县人委发出《关于切实做好春荒救济工作》的指示,是年政府分二次拨发春夏荒救济款37440元。其后,正处于合作化高潮及人民公社化时期,发挥集体经济优势,整田治水,水利设施改善,偶发春夏旱情时,有能力组织生产自救,起到应有作用。

3、火灾救济。五十年代初,乡镇及经济条件较好村,配有消防设施,组织义务消防队。火灾时有发生,各级政府均动员群众互助互济,并拨发大米救济灾民解决问题。在1952年4月28日赤水乡天雷坑村发生火灾,其烧去60户296人房屋及财产,动员群众互济,政府拨发大米700斤(折合新币77元)。六十年代初期,城乡居住条件改善,火灾大为减少,偶发火灾之后,依靠集体经济为主,国家给予适当救济。据1962年12月至1963年1月统计,全县发生大小火警49起,死4人,伤1人,烧毁房屋840余间,粮食26万余斤。其中较大的为16起,如云洲公社上窑大队,受灾136户,烧毁房屋214间,粮食7万斤。从1963年至1978年发放火灾救济款17.9万元,八十年代,宣传动员参加家财保险,发生火灾由县保险公司理赔处理。

四、    社会救济

1、贫困户生活救济。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对农村贫困户的生活救济,坚持自力更生,依靠集体经济,政府给予必要补助。每年在早稻收获前和冬令期间分二次下拨社会救济款。合作化兴起后由集体经济解决,公社化后几经曲折实行联产承包到户,政府对贫困户进行救济,在发放时,由本人申请,村委会讨论,报乡(镇)政府审查批准,然后张榜公布。全县据1953年至1978年(缺1959年1960年)统计下拨社会救济款为137.4万元。

2、贫病医疗补助。1954年5月,县人委通知,凡城乡贫苦居民、农民患急性重病而医疗费巨大,确无支付能力的,可酌情补助医疗费用,该年全县补助1591元。1956年省民政厅行文规定,从1957年起,贫病医疗费用由卫生部门补助。公社化后,农民患病靠合作医疗解决。1965年2月,省民政厅、卫生厅联合发文,规定农村困难户和城镇贫困户的贫病医疗费补助改由民政部门负责,除章水、龙观、杖锡、赤水、大皎、云洲、爱中等7个乡(镇)的革命老区和全县烈军属的贫病医疗费补助仍由卫生部门负责。全县据1965年至1978年统计,贫病医疗补助费为22.4万元。

3、精减退职老职工救济。1957年底前参加工作的,在1961年1月至1965年期间,在全民集体企事业单位精减职工只发过一次性退职补助金的。全县接纳省内外(包括县内)精减下放的2825名。根据国务院(65)国内字224号文件精神。自1965年起陆续对在精减退职期间,之后,全部或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或年老体弱,长期患病影响劳动较大的,而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精减退职老职工,按本人原标准工资的百分之四十给予救济,其本人的医疗费用,凭收费单据报销三份之二。1965年共救济32名。中发(78)43号文件下达后,又补办了精减退职老职工救济手续,1979年增加到49人。

此外,县委、县政府还对一部分不符合上述救济标准而生活有困难的精减退职职工,进行了社会救济。1965年发放救济款229元,1966年11958元。自1967年起改为定期定量救济至1978年享受定期定量救济的人数为59人。由1965年实施精减职工救济至1978年累计发放救济款为26.3万元。

五、    社会福利

1、福利事业。五十年代,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对无劳动能力,无依靠,无生活来源的鳏、寡、孤、独的,实行保吃、穿、住、医、葬的“五保”制度。1958年8月在栎社乡联江社(村)和星光社(村)进行试点,联合创办敬老院,有“五保户”5人入院。随着公社化形势的影响,全县以管理区(乡)为单位兴办幸福院49个,入院“五保”老人约1000人,占全县“五保”老人总数2441人的41.4%,由于经费无着,管理不善,不久多数自行解体。1959年初,邱隘区接管原邱隘管理区(镇)为区敬老院,收养孤寡老人33人,并接收潘火、福明、下应、梅墟等社的“五保”老人80余人,口粮、柴草、零用钱等由有关公社、大队负责供应。1960年1月邱隘敬老院从横泾村迁到田郑村小灵峰庵。1961年3月尚有公社、大队办的敬老院10所,入院老人385人,到1962年,除邱隘区敬老院吸收少数老人外,其余均在经济困难中解体。县人委民政科提出敬老院一社(乡)一院为宜的目标,1964年9月姜山区和韩岭公社兴办敬老院各1所,在“文革”期间,敬老院先后解体。1966年邱隘区敬老院也因无法维持由县民政科接管,为筹集经费,吸收部分知青、盲人和当地社会困难户,组织简单的绳索、纸盒加工等生产,至1971年3月经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批准,建立“邱隘敬老院生产自救小组”,有职工19人。1972年6月在邱隘敬老院内创建民生塑料五金厂,创利以供养老人。翌年因发展生产需要,院内供养老人均迁并新创办梅墟立新养老院(院址利用原皮革厂的房屋)。立新养老院收养在“文革”被逐出寺院的僧尼40名,经济由立新纸盒胶木厂供给。1976年6月经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批准,正式合并成立“鄞县社会福利院”,迁址到天童寺,时收养老人60名,工作人员6人,经费由县内务局从社会救济款中拨给,额定每人年生活费180元,1979年调整为216元,以后每年相应提高。

2、福利生产。人民政府对福利生产一贯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四十五条规定,“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使其自食其力,生活得到保障,政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国家主要是采取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各级政府创办福利企业。1955年县民政科为安置烈军属、伤残复员军人就业,由著名烈属董开颜负责在洞桥乡塘堰村创办继光牧场,在东山头开荒的70亩山地,作饲料基地,种蕃薯,造淀粉,饲养母猪,随着人员增加,又发展2个养猪点,并利用栎社机场荒芜土地种水稻兼养群鸭。翌年在石矸租民房建胶丸厂,安排家属10余人,产品由宁波医药公司包销。1957年又借用宁波彩虹桥栎木庙设鄞县福利养峰场,时有场员3人。是年国家内务部、财政部发文规定,城市福利生产单位免征工商税,1958年钱湖、集仕港盲人分别集资兴办草制品厂;县内复员退伍军人20余人,自行投资在江东潜龙漕创办鄞县电器五金塑胶厂;众多僧尼还俗后在江东张斌桥建立鄞县福利软席厂。同年底,市县合并,位于市区的福利厂划归市辖,继光牧场撤并鄞钢(鄞江)、古林两公社。六十年代初,县民政科先后接管钱湖、集仕港2家草制品厂,合并更名为民益草制品胶木厂,从莫枝湖塘村,集仕港街迁到集仕港祝家桥庵。而新建鄞江福利胶木社,因生产经济均发生困难,改为鄞江福利厂。1964年11月迁到福明乡七里垫,更名鄞县盲人五金胶木厂,由于生产发展,业务兴旺,场地扩展不开。1965年6月迁到集仕港镇祝家桥庵,合并更建为鄞县民生塑料五金厂,1967年1月又迁到育王寺内,是年新办丽水福利厂,莫枝盲人草制品厂。七十年代县属福利单位,鄞县民生塑料五金厂改制全民性质企业,新增县属集体福利企业,鄞县立新胶木纸盒厂(五乡),鄞县皮件制品厂(梅墟),合并更名为鄞县塑料皮件厂。原建办邱隘敬老院生产自救小组,从事小五金生产。资金、设备、技术、业务皆由民生厂帮助解决,实为民生厂五金车间。此期间,相继办起章水区鄞县福利厂,云龙、赤堇、球山、茅山等福利厂和下应红星纺织厂。后赤堇、球山、丽水、茅山等4个福利企业,因人员安置、经营管理和税收等问题,未能解决而关闭。至1978年末,有县属福利厂3家,区、社办4家,共7家。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生产经营逐步发展,集体资金壮大。原有生产工具是剪刀、篾刀、榔头、草绳车,草包车,后逐步改善为手工操作的胶木压机,兼以配套的五金工具,扩建厂房,随着生产发展职工生活水平也相适应提高,原发生活补贴费,1972年6月正式建立福利八级工资标准制度。全县福利企业1968年3家,职工277人,其中“四残”人员68人占24.5%,产值47万元,利润27.1万元,固定资产2.56万元;1978年9家,职工946人, “四残”人员215人占22.7%,产值119.86万元,利润28.14万元,固定资产148万元。

六、    社会安置

1、          移民安置:

(1)水利工程安置。解放后鄞县先后兴建水库中,有移民安置的10处,拆建房屋4472间,移民1924户8447人,移民安置根据“粮食自给或基本自给,保护山林、水土和基本上不减少收益”的原则。503户原地后靠迁居,占移民总户数26.2%,集体迁移异地,另辟新居聚落80户,占4.2%,插队落户,投亲靠友1341户,占69.6%,皎口、横溪、三溪浦3个大中型水库共支出移民补助费290.66万元。

皎口水库移民。1970年皎口水库移民安置办公室确定库区内受淹的大皎、小皎、童家、细岺、长沙、长里方等6个大队,计1322户5614人,民房2828间,集体房屋362间。外移855户3843人,移至石碶、栎社、蜃蛟、梅园、凤岙、集仕港、白岳、歧阳、望春、布政、古林、高桥等15个公社(乡)插队落户,其中36户76人投亲靠友至慈溪、余姚、普陀及本县樟村、云洲。原地迁居(后靠)457户1771人。共支出移民经费173.97万元,于1973年9月基本结束。

三溪浦水库移民。1959年春淹没土地2010亩,房屋492间,确定迁移沙地、戚家耷、童一三个大队,其中沙地、戚家 耷全迁240户1190人,迁往东吴、高钱、五乡、横溪以及宁波市区的湾头村,不愿外迁的则安排后靠,建立画一大队(村),其时处国家困难时期,强调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经济处理不很合理,移民户的旧房作价每间小屋30元,平屋50元,楼屋100元归水库当工棚,移民户生产、生活均有接收大队安置,山林随迁户划归安置大队所有,个别拆队户的山林由水库作价购买。1968年从国营梅湖农场划田300亩给童一大队,又为童一、画一、画龙3个大队造田百余亩,以解决移民的口粮。至此,共支出移民经费18. 75万元,造田费10万元,山林款3000元。

横溪水库移民。1973年8月开始移民,淹没区涉及幸福、大岙、永丰3个大队1309亩土地,大岙、永丰2个大队采取“造田补淹”办法解决,幸福大队西岙、石马地2个生产队的64户320人,迁至横溪、甲村、丽水,房屋以原拆原建,每户补贴700元,由安置社、队掌握使用。大岙、永丰大队以“造田补淹”,其中大岙自造500亩,水库造534亩,共支出移民经费4.48万元,作物赔偿款51.62万元,造田费31.54万元。其后,因新造土地沉降大,石勘倒塌严重,经县水利局调查核实,拨款10.35万元,重新修理。

(2)机场工程移民。1952年7月为兴修扩建庄桥机场,机场附近农民迁移来鄞县共120户418人,落户在古林区25户,望春区25户,姜山区32户,邱隘区18户,鄞江区15户,横溪区5户。1954年至1955年2月又迁移栎社机场附近居住的16户71人,均由县民政科安置。

(3)部队征用土地移民。1964年东海舰队建设11号工地征用高钱公社陈野大队土地149亩,并全部迁移陈野村住户55户,梅湖农场划出水田150亩以补偿陈野大队迁至高钱合胜大队(前堰村)。建、买、调房屋4126平方米,给近6000元的生产、生活补助费,共支出迁移经费4.66万元,至1965年4月全部迁毕。

(4)城市疏散人员安置。1951年9月,宁波动员闲散劳力500人分两批回乡务农,安置在大嵩、望春等6个区14个乡,由乡、村分给土地房屋。1955年8月,全县安置上海浙籍农民回乡生产1803人,他们多投亲靠友,少数生活困难者,参加互助合作后,依靠集体力量,解决具体问题,政府对孤老病残给予救济。

2、          支宁倒流人员安置。1959年和1960年国家3次动员青年支援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1959年2月在鄞钢公社(现鄞江区)试点,分三批动员支宁,全县11个公社动员1796人赴宁,其中男1014人,女782人。随迁家属640人,第一、二批安置银川市红花公社和中宁县恩和公社;第三批参加宁夏青铜峡水电工程建设。由于生活艰苦不习惯,大部分支宁人员络续返回原籍。1960年2月全县返回原籍150人,至1967年络续返回累计2067人,僅留宁夏171人,另有在宁夏死亡34人,下落不明14人,有42人在“反地方主义、反坏人坏事”斗争中受到迫害,其中迫害致死7人。中共中央(67)12号文件和1969年省革委会《关于处理浙江支宁人员平反和遗留问题的通知》决定。对支宁返浙人员确实受到“双反”运动打击迫害的,给予平反。至1974年,县革委会为23人作退职处理,发退职费4278.45元,有9人安排工作。21户受到家庭困难救济,县共发救济费1089元,并帮助解决部分木材、砖瓦等造房材料。

3、          盲流人员遣送安置。1950年遣送皖、苏籍大店区、宿县灾民回籍,其中无家可归的141名灾民安置在天童区,并发给寒衣100套,被褥50条。1951年皖北、苏北灾民在鄞县的246人,遣送回籍114人。1962年全县安置遣送盲流人员1898人次,其中外县流入鄞县25人,鄞县流出外县191人,其余来自鄞县农村,其中100名屡遣屡返或流窜作案的,每人发安置费100元,安置在梅湖农场集体管教。1963年遣送盲流人员326人,593人次,送回本县农村安置的276人,送福利院教养14人,送省农场和勤俭工厂劳动的36人。

七、    殡葬管理

解放前,原有公墓4处,分布:鄞县桃江西村傅滋润在南乡栎斜楼君庙右创办同仁公墓,后在西乡潘家畈置墓园,占地40余亩;鄞县下应乡应氏族人在横溪择阳桥建办应氏公墓;鄞县西乡里人孙鹏在北渡建乐安公墓;姜陇乡公所创办姜陇公墓,在姜家陇高田头,宝桥金东庵堰头,石家小金家后,徐村庙后漕,四港口鲁家庄等5地。

建国后,人民政府对原公墓整顿改造,并推行火葬,改革土葬习俗。五十年代改革土葬重点,平毁迁移散葬坟墓301136座;提倡土葬棺木深埋,不留坟头;并利用荒山瘠地建立公墓。宁波市福利救济事业协会创办寿义公墓,在鄞县白岳山下庄、宝幢沙堰、五乡石山弄、梅园芝山、东吴少白、高钱徐家等地置墓园7处,占地400余亩,共建墓穴十万余个,“文革”期间停办。1957年侨眷胡嘉烈捐资8000元,在故乡茅山胡家坟创建文山公墓。群众随地乱葬的陋习逐步改变。六十年代重点破除迷信葬俗。1966年8月县人民委员会发布推行火葬的通知,要求开追悼会代替发丧送葬,用花圈代替焚香摆供,用黑纱白花代替披麻戴孝,改重殓厚葬为节俭文明的新殡葬。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火葬仅为少数人接受,1966年死亡4548人,仅火化143人,占3.1%。七十年代重点推行火葬。1975年大力宣传火化科学性,乡村有专人动员火葬,并提供便民措施,使火葬率有所提高。从1974年死亡4207人,火化131人,占3.1%;1975年死亡4465人,火化618人,占13.8%;1976年死亡4293人,火化817人,占19%;1977年死亡4706人,火化1005人,占21.4%。原有的永安、凤凰、宝幢、白岳、万金等墓园。后期,经批准为经营性公墓,均属鄞县公墓管理。公益性墓园有丽水、茅山文山和梅墟龙山公墓,主要为本乡村服务,一般不对外经营。另有零星墓地散布在平原与山区接壤处,公墓及墓地多寿坟空穴,少绿化覆盖,故利用率不高。

 

民政工作是政府一项重要职能工作,其工作特点是多元性、群众性和社会性,它“上为党和政府分忧,下为广大群众解愁”。牵涉面多,覆盖面广,工作难度较大。民政工作千头万绪,在中共鄞县县委和县政府领导下,依靠社会力量,密切联系群众,达到稳定社会,安定团结,使民政事业逐步发展。

在县委领导重视关心下,民政工作在各个时期发挥应有作用。做好拥军支前,优待抚恤,大批复员退伍军人得到妥然安置,以及抗台抢险救灾斗争中,安排灾民生产、生活,均建立县领导小组和委员会实施落实工作;在此期间,依靠集体力量,发动群众互助互济;按照上级政策规定,提高优抚对象抚恤标准,及时发放救灾救济款,帮助解决贫困户;财政部门出台了优惠政策,帮助解决“四残”人员就业安置,自食其力;并有一支热心于民政工作队伍,全心全意为优抚对象和贫苦群众服务。

在“文革”时期,由于“四人帮”破坏,国家机构处于瘫痪状态,给民政工作带来严重损失。粉碎“四人帮”后,使民政工作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鄞州区民政局

二OO四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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