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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在宁波(鄞县)的历程

发布日期:2010-01-22访问次数: 字号:[ ]

                                                               王挺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各族人民为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宁波也不例外。回首往事,“七.七”事变以来我所闻、所知、所经历的一切犹历历在目。
      一、学校组织抗日游行(日寇侵占我东北后)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当时正在宁波三一中学读书的我,开始积极参加抗日游行,喊口号、贴标语、抵制日货。(图20反日报纸)学校的后墙外就是姚江,爬上墙头就能看到有船在江中倾倒日烟,街上到处有学生在宣传演讲,抗日运动风起云涌。
      二、在商店学徒时目睹敌机狂轰滥炸
    我在宁波东门口大昌绸布店当学徒时,战火已烧到宁波,目睹敌机炸毁江北岸火车站,民众死伤惨重,医院人满为患。以后敌机又袭击了新江桥轮船码头,当时开往上海的德平轮船满载客、货,离江时,因敌机空袭而沉入水底,岸边很多人在寻找失踪的亲人,有些人则面对打捞起来的亲人尸体抱头痛哭,哭声自码头漫延到大街小巷,全城都沉浸在悲痛之中,直至深夜还是哭声不断。以后敌机又不断寻找市区人口最密集最热闹的地方下手,半边街是条沿江而建的商业街,街边是林立的商铺,沿街的江边泊着一排排整齐的渔船,从新江桥一直沿伸到老江桥的长街码头(即现在的江滨公园)。然而这片繁华闹市在敌机的轰炸中被烧成一片废墟,江边的渔船也被炸得四分五裂,到处是被烧得乌焦的尸体和炸烂的断臂残肢,江水被鲜血染成红色,真是惨绝人寰。(图21《血染新河桥》——战后报纸关于日寇在鄞西暴行的回顾)但当时驻在宁波的国民党部队却没有炮火还击,这使敌机更加胆大妄为,反复在高空盘旋找准目标后就俯冲下来投弹。以后敌机又轰炸了宏伟的老江桥和药行街闹市区。钢桥被炸成千疮百孔,药行街被轰炸和机枪扫射时我店里的一位师兄也被击中,当送到医院时因流血过多而死。在我们店的后面,自崔衙街到开明街这么又大又长的一片商铺和居民住宅区都遭到了敌机“灭绝人性的细菌散布而成为鼠疫区”。为防止鼠疫传播不得不封锁,所有房屋商铺只能忍痛烧毁(因为当时的医疗卫生水平只能这样做)。(图22当时报纸上关于鄞县鼠疫区的相关报道) 这一笔笔的血帐和财产损失是无法胜数的,这一桩桩惨痛的事是每一个人都终身难忘的。
      三、发愤雪仇,寻求抗日
    当时在宁波有很多所谓的“抗日部队”,但他们在干什么呢?不是敲诈百姓,就是强奸妇女,根本没有一点抗日的样子。我在店里的时候看到穿着呢军服,佩带蒋中正发的短剑的国民党校官总是携着妇女来店里买衣料,总是挑最漂亮、最高级的绸缎,买好后还要我们学徒送货。货常常是送到后市妓院,那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终日花天酒地,不是搓麻将,就是唱堂戏,玩妓女。在此国难当头,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老百姓被日寇炸得家破人亡,饥寒交迫,悲痛欲绝,国民党的部队却是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如此腐败,这使得我们即使想抗日也不愿去投靠他们的部队。
    当时住在奉化的蒋经国的俄国妻子,也带着卫士、司机来我们店买衣料,她说话温和带有宁波口音,态度不凶不霸,这与一些军官的坏作风不同。那个年代我们商店里凡是大顾客进门,做学徒的要去倒茶、敬烟,时间长的还要去买点心招待,直至跟客送货,因此对国民党部队的腐败现象都很清楚,进而深恶痛绝。就是这样的军队当时还打着“抗日”的牌子四处招兵买马,我当年很想参军打日本人为宁波人雪仇,但这样腐败的军队我是不愿去的,即使是黄埔军校招生也不想去,这就是我当年到处寻求抗日军队的缘故。
      四、到上海、苏北去找新四军
    因为我学徒三年在三个店里,都听到共产党的声音,看到店门口张贴的新四军的传单、布告,听说不少新四军的抗日事迹,对新四军铁的纪律、官兵平等、军民团结有很深的印象。于是我在上海进出口行工作时就去过张家港、新生港一带找新四军,希望参军抗日,但新四军驻地离港口还有二十多里,而且都用“抗币”,我既没有熟悉的人介绍,也没有“抗币”,一旦没找到新四军还会遭到误会和麻烦,最后只能返回上海。以后因为太平洋事变我所在出口行的外销中断,我就回宁波老家种地了。(图23 苏中币)
    我回老家时,宁波疏散人口也逃到乡下了。学校也都迁到了乡下,三一中学迁到樟村蜜岩;工校、商校迁到蜃蛟弄、凤岙方广寺;女子中学迁到横街林村资福寺。(图 1937-1941年宁波高级工业学校迁驻地——蒋山庙(摄于1998年3月) 图 重建的方广寺)
    日寇在飞机轮番轰炸宁波后,从镇海小港登陆向江北岸进城,又从穿山等地登陆到宁波,敌机在定海用海陆两用飞机轮番轰炸宁波,而国民党驻军194师及各地方武装部队相继不战而逃。宁波沦陷了!
      五、在失望中突然找到抗日队伍
    一切缘于国民党乡长林梦醒散播的反面消息,“共产党的新四军要来了,要共产共妻的,大家快远离。不准‘通匪’”。听到这一消息我很高兴,当新四军驻在林村资福寺时,我前往走访林达(林友璋)支队长,他态度和蔼可亲,笑脸相迎,但不承认是“共产党新四军”,只说是“抗日部队”。我笑着说,我为寻找新四军参加抗日曾去过江苏但没有如愿。这次有国民党说共产党新四军来了,我相信,但“共产共妻”是造谣,我不信,否则我就不会来找你们了。接着支队长询问了我的家庭、读书、工作等情况,我都如实作答。他对我讲了“谁养活谁”的革命道理和评中国之命运的书,我说,这我都懂,因为我店的大师兄参加过共产党的工会、斗过资本家,曾对我讲过一些革命的道理和新四军抗日的情况。但共产党是谁,在哪里,又不公开,无法找到,今天你们到家门口了,所以我敢大胆来找你们。接着支队长又问我林一新,陆芬等人的情况。我说林一新是教书先生,后在国民党郭青白支队当第六大队队长;陆芬的名字在女中校刊上看到过,她写的文章很好。支队长说当地抗日的部队很多,林一新是教书老师,怎么会有这样好的带兵打仗的本领?我说,这我不知道。支队长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参加?我说,国民党部队是以“抗日为名,欺民为实”的,虽然林一新的部队在百姓中影响还好,但他也是国民党的部队,所以我不愿参加。
    谈了半天到吃饭时,支队长叫警卫员送来饭菜,还特地增加了客菜(炒鸡蛋、黄鳝)并叫了钟发宗政委、俞龙贵参谋长一起来吃,吃饭时我们谈到了同是鄞县人的蔡佳贵(音),也谈到了他去诸暨搞的金肖支队。我原以为蔡佳贵是名,后来才知道因为他在浦东时当教官所以大家都叫他蔡教官(即蔡群帆支队长)。
      六、接受林支队长特殊任务
    午饭后我向支队长提出要求参加部队抗日,林支队长说,你现在不要到部队工作,继续当老百姓,和往常一样到宁波去,但目的是调查敌伪部队的驻地、兵力、武器及地形、地物等情况,并为部队买宁波地图和钢笔等,这个任务很重要。回家后,我就不定时地到宁波去侦察了解敌情。在西成桥我看到那里的伪军有一个排的兵力,有一挺轻机枪和几十支步枪,再往东走到西门板桥头的效实中学,那里驻扎着伪军十师的师部,司令是谢文达。他的部队分布在慈溪、姚江、半浦、河姆渡、三七市和鄞西的蜃蛟弄、黄古林一带。我还了解了敌警备司令部、宪兵队、伪保安队及宁波办事处等情况,然后逐一向支队长汇报。
   林支队长得到情报后立即查看地图,并向我询问了西成桥据点的有关情况如岗亭是不是木制的?是碉堡的话,顶上有无封顶?岗哨有几个人?与马路河边的距离有多少?横街航船到伪军据点时,哨兵的活动情况如何?我反复多次去侦察后详细向支队长作了汇报,于是支队长派一个连长及侦察员化装后乘航船到西成桥,快到时他们又乔装成背纤绳的船夫,一到埠头哨兵来检查时,背纤的侦察员用木壳枪顶住哨兵,另外几个便衣侦察员则冲入据点,当时据点里的伪军正在搓麻将,新四军用枪把他们逼到一边,将轻机枪、步枪都卸掉了扳枪的机柄后交给伪军,由他们背着枪支押到上阵村。途经横街林村时,老百姓一见身穿黄制服背枪的伪军以为他们又要来敲诈百姓了,再一细看发现旁边还有人押着这些伪军,而背枪的伪军枪上没上机柄,一个个垂头丧气的,才知道是新四军押解的俘虏,于是大家由惊慌转为高兴,到了上阵村后,由支队宣传股长林晖对他们教育后宽大放回。经此一役,三五支队威信大振。
    那时我与林支队长单独汇报的地点有上阵村、凤岙方广寺。有一次正巧国民党第三战区记者高岗也在林支队长那里。林支队长对高岗说:你要采访抗日材料,可以向这位当地青年了解。于是高记者便约定第二天来找。在没有外人时林支队长告诉我与国民党统一合作抗日的情况。他说,国民党一面讲合作,一面却不肯抗日并在搜集新四军的情况企图反共。说着他拿出刚截获的情报给我看:马表×时×分,共匪由×地出发开往×地,并记录有具体的人数武器。所以与国民党交往要小心,另外林支队还给我看了郭青白的信,说郭很烦恼,想去当和尚,因为他手下的大队长刘子良等人是俞济民控制的,而胡葆光也是通敌伪当汉奸的,这些大队很不好但郭又无法控制,而坏名声却加在他的头上,只有林一新大队是好的,却寡不敌众,他也是毫无办法。当时林支队长说,我回信告诉他,那个大队好你就要培养他,从武器装备、人员配备上都要优先,提高他的战斗力。
   我说这些情况是存在的,因为郭青白是中央警官学校毕业的,与其他从军校毕业的是两派的,所以他们不听他的。他身边可靠的是警官学校的同学、他的副官林梦醒乡长,但由于没有实力,也是无可奈何。后来终于发生了刘子良等大队在樟村天井岙要围歼林一新大队的事,林支队长得知后立即派部队前往接应,帮助林一新大队胜利突围(以后知道林一新是共产党员,是大革命时的老党员边春甫乡长安排到郭青白部队的)。
      七、国民党欲枪杀我
    林支队长叫我带领三支队陈志毅同志到乌岩组织自卫队,发枪枝。以后邻居朝林的女婿在桃源寺路边被日寇砍头颈,生命垂危,我叫他的家人将他急送三五支队医院进行抢救。经医生精心治疗痊愈后,我叫他参加三五支队。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特别是我动员了伪乡长林梦醒家的工人参加三五支队,激起了伪乡长林梦醒大怒,从而起了杀心。有邻居在伪乡长家做工时听到要枪杀我的消息后,马上告诉我娘,于是我立即到上阵村找林支队长说明情况。当时支队长正在理发,他从袋里拿出林梦醒借手枪的条子说,我可去收回。我说,林梦醒还私下在凤岙市铜匠处定制土短枪等武器,看来我不能回林村了还是让我参加部队吧。支队长说,既然你不能回去了,我交给你一项更重要的工作。目前四明山只有竹木柴炭生产,而部队这么多人吃的粮食、日用品都要从敌伪区运进来,你是本地人,情况熟悉关系多,有办法完成这个任务,我想介绍你去三五支队兵站魏沛然主任那里负责粮税征收和军需物资供应工作。虽然我当时很想当兵扛枪打日伪,但领导决定让我干的工作我还是坚决服从了。
       八、部队后勤供应的艰巨任务
   兵站的魏沛然主任是诸暨人、高个子、大眼睛、白头发是李立三时期的老党员、老干部,也是支队长的副官主任,负责联络各方面的交际事务。由于部队不断扩大的需要,财政、粮食、物资供应都很紧张,古语说“民以食为天,军以粮为先”,所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反之,困其军断其粮亦可不战而胜,支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抽调魏主任来组建三支兵站以确保部队的军需供应,并联络地方民运宣传工作。兵站设在林村四七房即林梦醒家的后面(严式轮主任在《东南烽火》的文章中也写过兵站在林村),这样对国民党既有联系也有监视作用     

    林梦醒家房子被老百姓烧掉后,我们兵站就搬到盛家。这时站里人员也多了,新调来的朱一松同志带一个小组配备短枪到宁波附近的白龙王庙一带开展宣传、联络等工作。兵站还成立了粮税征收组,有我、沈悦辉、金声、方秉、徐宝兴及小宋等人,还有第六大队配合兵站做保护工作。
   伪乡长派人捆了我娘并威胁要烧了房子,逼我离开三五支队回家,我妹妹跑到深溪山找到我,哭着要我回家。我对妹妹说,烧房子要连累邻居,他不敢烧的,东西抢走没关系,你们放心好了。
    当天我们开会讨论怎样惩罚拒不缴粮的伪古林区长,决定夜袭布政市去抓伪区长。于是我和魏主任带领第六大队的武装出发了,当我们到达布政市桥头,侦察员砍破木栅门时被伪军发现,发生枪战,一阵枪响后伪军就逃跑了,于是我们直奔伪区长家,可是没抓到伪区长,一问才知道伪区长住在宁波药行街小老婆家,我们对他家的财物及囤积的商品一概未动,立即派人联络在宁波的“400小组”周迪道(组长代号“401”),叫他们组派人直接去找伪区长,这样他只得将公粮折款送到兵站。这一举动震惊了其他伪区、乡长,他们纷纷按我们规定的时间将粮食用船运到沿山各船埠,从建岙大桥到凤岙、横街、朱家庄、茅草漕、河尽埠头一带,夜里送粮的船只总有一二十只,均于当夜过秤上岸。次日一早,我们就有山民将粮食运到山区各村隐藏起来。在建岙大桥有个祠堂是村里的学校,张一康同志在那里教书(即县委副书记周思义的爱人),我们的粮食夜里堆在祠堂里,第二天一早运走,这样既不影响学生念书,又比较安全。当然敌人也会下乡来抢粮。日伪曾到樟村抢粮,被林支队长派部击退。还有一次日伪从石塘出来抢粮,我们的部队早有准备,双方发生激战,敌伪死伤很多还活捉了日本鬼子及伪军,这就是鄞西白鹤乡的“银山战斗”     

    除了粮食外,当时我们的税收主要通过向古林镇草席行等大商店及高桥、横街白象桥、段塘一带的大酒坊,以及宁波来沿山采购山货、竹木、柴炭、毛笋的货船征收。同时我们也利用这些货船商人去宁波采购布匹、白纸等物资,再转送到部队,而重要的军需物资如硫酸、紫口铁、烈性炸药、药品等等则由宁波“400小组”周迪道设法采购后交给联络员周庆直接送到兵站,再由兵站派人送进山里支队部。收来的现金、贵重物品等由我直接交给林支队长。一次因为部队打仗,我曾带着钱和贵重物品经鄞西樟村、蜜岩、王家车头、祝家佛堂,在陈家村联络站稍事休息,辗转经大皎、小皎、大岚山、陈家、加芜、南黄、蜻蜓岗一直找到在横坎头的林支队长。当我将这些现金、贵重物品及魏主任的信交给支队长时,他又高兴又难过。他说高兴的是你们成绩很大,保障了部队吃穿供给,难过的是你的家里遭受顽伪的迫害,不仅家里被洗劫一空,还连累你母亲遭受折磨。他勉励我要革命到底,并坚信这场正义的战争一定会胜利的。那天林支队长烧了客菜招待我,吃饭时他说,由于敌情紧张,部队即将打仗,进而谈了敌人的分布情况(当时他给我看的是由部队油印的敌情资料)。
    第二天回来时,林支队长交给我一项任务——将政委钟发宗的爱人许贤同志安全带到鄞西兵站参加工作。还有俞龙贵参谋长交给我的采购清单,托我买“雨鞋”,我问支队长“雨鞋”是不是套鞋,要买高筒、中筒还是低帮?他说要中筒的。于是我带着许贤同志从窑坑、杜徐、袁马、乌岩、半山、上阵到盛家兵站驻地。
      九、自卫战争爆发,三支队撤离四明山
    1944年,国民党调动三十三师、防守滇缅公路的突击营、挺进三纵、挺进四纵(八十八团)、挺进五纵(八十九团)以及忠救军、地方部队、郭青白支队等部以十倍于我的兵力开始围剿四明山根据地,于是我三支队主动撤离,部队撤往鄞西大西坝、姚江北面(原驻有土顽宋清云部队),浙东专员公署罗白桦专员撤到石塘镇,魏沛然主任也率部撤到大西坝姚江北岸,林一新的第六大队由李明同志带领撤到大西坝姚江南岸,我们粮税征收组在姚江南岸大西坝等地沿江活动。
    到了大西坝后,我们开始向姚江上的货船收税,但宁波到余姚轮船拒不缴税,也不肯停靠。我们向林支队长汇报后,支队长派部队协助我们袭击轮船,由于船上有日寇,轮船公司迫于压力派人前来联系谈判。谈判后,轮船公司开始向我们缴税,因此可以说我们的税收是有失有得。
    在茅草漕时副组长沈悦辉(大岚山人)找我谈话:你知道CCP是什么吗?我说不知道。他告诉我这是共产党的代号。我说,新四军三五支队不就是共产党吗?我参加三五支队后,国民党把我叫成“共匪”,并把我家划成“匪属”,洗劫一空,还抓了我母亲当人质,难道说我还不是共产党吗?沈悦辉听后说:共产党员是要经过入党手续,经党组织批准后,才能宣誓入党的。我说那我参军时为什么不对我讲呢?沈悦辉笑着说:入党是要自愿的,你不说,不写申请书,我们怎么知道你想入党呢?通过这次谈话我才知道参军不是入党,入党是要自己写申请书的。
    当时,我在上海工作时的对象到西岙来找我,她对我说:父亲要我们尽快结婚,我特地来找你商量,你看怎么办?我说,我与你的婚礼要到抗战胜利、天下和平时来办,如果现在结婚,一旦我被日本人打死,不是害你吗?她说,父亲要我们尽快结婚,我想你可以跟我去上海做生意,如果你不同意的话,我就只好另外嫁人了。我说,我不离开部队,我不能去上海,你另外找人我不怪你,我祝你幸福。当夜我又回到部队去工作了。
    到1944年4月下旬,我们五支四中队开到后屠桥,魏主任叫我立即到后屠桥去联系,了解部队情况准备部队供给。当夜我与教导员谈到很晚,就住在后屠桥。第二天因姚江早潮要早起去收税,所以我一早返回大西坝,走到半路上忽闻后屠桥方向枪声四起发生激战。于是我火速过渡赶到兵站报告魏主任。魏主任立即写了条子给我,要我火速送到石塘附近找罗白桦专员并向他报告敌情。罗专员得知敌情后立即通知专署机关转移。我完成任务后回到兵站,这时魏主任已转移到祝家渡。到深夜时突然有后屠桥的6名幸存者化装便衣来找兵站,据他们说攻打后屠桥的是围剿四明山的顽军和宁波的伪十师部队,后屠桥的地方四面是河江二桥一路通,当时顽伪军用机枪封锁桥头所以无法突围,教导员中队长都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教导员是在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被敌人打中牺牲的,部队由于失去指挥员而影响战斗力,全队战士只逃出6个人     

      十、精兵简政安排入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
    后屠桥事件后我们在梁山伯庙一带活动,由于敌情紧张部队要高度流动,所以实行精兵简政,将非战斗的文职人员安排到宁波城里作暂时隐蔽,待形势好转后回部队。
    当时有罗白桦专员的爱人罗炎同志、朱洪山的妹妹朱虹同志等人由采购员周庆带到宁波去隐蔽。到4月底魏主任才决定我跟周庆去宁波暂蔽,待通知归队。于是我跟随周庆先到白龙王庙的周庆亲戚家化装成农民,(图35白龙王庙全景)手里还拿着一篮鲜豆再到宁波,到宁波周庆家后去表叔家里换上表弟的学生装伪装起来,到5月15日,我被武陵区搞文教的林晓叛徒发现。他立即告诉其党兄林梦醒(林梦醒那时是伪“清乡办公室主任”),他想发共产党的洋财,就要我娘来宁波叫我回去,说保证我安全,并给我工作,其实是要我帮他找出共产党隐藏在各地的粮食、物资而做叛徒。我告诉娘回去只说:没有碰到王挺,他到上海去了。同时我又写信托人带到上海寄回家,以证明我在上海,但林晓这个叛徒在宁波知道我没去上海而不肯与林梦醒合作。于是他就叫汉奸蔡光许派二个学生来叫我到他先生家去(即大梁街10号万寿寺对面)我说你们先生是谁?我不认识,他说“到那里就知道了”。于是他们叫了两部黄包车把我一起带到蔡光许家。蔡光许一开口就问:“你是王挺吗?”你认识“林晓吗?他在宪兵队当密探……”到这时我才知道是林晓出卖了我。
    接着蔡光许问我三五支队在宁波有什么活动和人员姓名、地址。我说我是因掉队而单独来宁波的,所以其他人我怎么会知道呢?于是他又说:为什么不逮捕你送交宪兵队?是因为你熟悉鄞西三五支队的情况,所以要与我合作一起工作,我立即回答,我不会当汉奸而背叛三五支队的,如果你们逮捕我,以后三五支队也会找你们算帐的。他说:我限你三天时间给我答复,否则一切后果自负。这三天里蔡光许让二个学生看住我,对我实行软禁。这三天中我便向二个学生打听宪兵队和蔡光许的情况,他们告诉我现在宪兵队不是三光政策,是采取“以华制华”,日本人和密探是靠敲竹杠分钱,蔡光许是鄞东于凤豫部队,他被捕后在宁波当汉奸,是个天主教徒。到了第三天蔡光许又来问我,我还是坚持中国人应该抗日,不应做汉奸的态度,他见劝降不成一面叫2个学生将我带到鼓楼前美华旅馆的房间里,另一面却叫日本宪兵闯了进来将我和二个学生一起抓到开明街日本宪兵队里,然后当着我的面先打了蔡光许的学生,骂“你们都是共产党”,但过后就放二人回去了(这是5月18日)。这种苦肉计是在为蔡光许开脱责任,使我不怀疑他,认为抓捕我是日本人的事。
    接着日寇土屋和翻译带着二个武装宪兵对我开始刑讯副供,他们先问我“共产党在宁波活动的人和住址,我回答说我是因为掉队单独来宁波的,不知道其他人的情况”。土屋神气活现地让翻译告诉我“限你5分钟考虑好,如果你再替共产党保守秘密,那么你一切的一切都将完了”并让二个宪兵在我的手指上套上带电线的钢圈,还把枪上的刺刀放在我的肩上威胁我,我看电线连着的一个木箱,上面写着“杀人电台”的字样,这时我也不知道那里来的胆量,抱着横竖是死的态度。我心想:我家里有三兄弟、三姐妹,死了我一个没有关系。但我绝不出卖同志。后来敌人没有办法就将我带入牢笼。当时在宪兵队单笼1号的是我们报社主任周列平,2号是司令部敌工科的王福林,我关在3号笼,另外2个大笼是关国民党的人。
    第二天土屋穿着便衣来叫我到思想科办公室去谈话,不用翻译,他讲中国话,他问我家中详细情况和在什么学校读书,我回答后他问我为什么要参加三五支队,我说为了抵抗日本人的侵略,他又问那你为什么不参加国民党的抗日部队呢?我回答他,国民党是抗日为名,欺民为实的。他又问你参加三五支队后感想如何?我回答:三五支队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抗日的,帮助农会减租减息,发动生产、办识字班、妇女会,保卫地方安全,打日伪等等深受老百姓拥护,所以吃苦也乐意,打仗也高兴。土屋听后就说:你们共产党当然说自己好。当时押来鄞西蜜岩乡长周仰山(当时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周看到我象客人一样坐着与土屋说话,并有茶烟、点心招待总不会是犯人,当时土屋问他:你们乡里现在有什么部队?周回答,有三十三师挺四、挺五的部队和地方武装郭青白游击队,土屋问他这些部队对你们老百姓态度怎么样?周回答中例举了他们欺压百姓的情况,当时我插问了一句:你们乡里有没有三五支队?周回答:先生,现在没有了,过去是有的。我又问:三五支队对老百姓怎么样?周回答:三五支队是为老百姓好的并举出实例。这时我向土屋说:你听这就是老百姓对三五支队的印象,这些实话可不是三五支队自己讲的。这话激怒了土屋,他骂了句妈拉屁,又打了我一耳光,立即叫人把周仰山带出去,接着又用竹棍打了我一顿后送回囚笼。这天回到牢笼后隔壁的王福林用手敲着板墙,轻轻地问我是哪里来的,叫什么名字,我们互相介绍后他也向我介绍了1号牢里的周列平是四明山报社里的,于是我们就互相鼓励。
      十一、在牢中两次遭遇特务
    那天之后很多天敌人没来提审我,突然一天有一个伪十师的青年军人关到我的囚笼里,我与他互相问明情况后,他说:当三五支队的是傻瓜,生活最差,每天要东躲西藏,什么部队都要打他们,抓牢还要杀头,你冒这么大的风险图什么?还不如出去后到我们十师去工作,你年青又有文化一定能升官发财。我立即坦率地告诉他,中国人不应去做汉奸,将来人民会算帐的。不久那人被叫出去了,隔壁王福林告诉我这人不是犯人,是来了解你抗日思想情况的“特务”,你暴露抗日,他不会回来了,你以后要注意。王福林是司令部特工科的懂得敌人的特务工作,此后我在牢中度日如年,坐在地上回想起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更感到参加革命没有错,牢中一日二餐吃的是马料做的团子,十分苦,但必需坚持到底。
    转眼到了6月间,日寇土屋又来提审我,他先是带我到窗口,恰有妓女路过宪兵队门口,土屋对她们打了招呼,然后问,有兴趣去妓院吗?我陪你去。我看出他想引诱我,我严词加以拒绝!土屋见一招不成又来一招——带我到思想科去谈理论,他说:我也是日本共产党,这里有许多赤色书籍。他指给我看,然后他问我什么叫三三制?什么叫民主集中制?什么叫精兵简政?我回答:这种问题书里都有答案,但实际情况就不一样了,国民党是吃空名额的。他又问我CCP是什么?我说不知道。后来土屋对我说:三五支队是没有出息的,连国民党的郭青白部队抓到了共产党人也要杀掉的。他举例说了李敏被郭青白部队抓住后在樟村街上当众用刺刀刺了27刀惨死的事;还有共产党派到郭青白部队做三青团工作的徐婴被抓住“剖腹挖心”惨死的事。这些大大激起了我对国民党的痛恨。土屋问我三五支队在鄞西地区的活动情况,我说“神出鬼没、流动不定”。谁知他又问我四明山地区渝军的活动状况,我说这我知道。于是他给我纸笔,让我回牢详细写。当时我想,都说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但是他们(国民党)既然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杀害爱国抗日儿女,结论是他们和汪伪汉奸是一样的中国人。既然日寇知我“亲共反蒋”而利用矛盾,那么我就借刀杀人为徐婴、李敏同志报仇。于是我将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各部驻地、兵力、装备等情况都写了出来。
    第二天土屋带着敌警备司令部的军官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里,室内挂着一张很大的地图,他要我一一找出前一天写给他的国民党各部队的驻地,并问我去这些地方的大小道路,我详细地告诉了他。接着敌警备司令部和日宪兵队就整装出发了。他们是去四明山打国民党部队去的,几天后他们的部队回来了,这时候李翻译来告诉我说:王挺,有好消息。国民党的部队被打退了,三五支队又重回四明山了。(图36 我们又回到樟村了)这是6月份的事了。此后周列平被释放出去时,土屋带我在窗口看他走出宪兵队大门,接着我看到有一个人跟着他后面,我就心中有数了——这是敌人的跟踪。
    到了7月份,有个穿西装的人被打后关到了我的笼里,当时他急忙将一只钻石戒交给我藏好。因为宪兵搜身连钮扣、裤带都不准带,袋里东西都要拿去,因此宪兵走后,我将他的钻戒放在马桶边的暗处,戒子在暗处发出很亮的反光,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珠宝戒子。过后我们二人相互问了情况,我因为前一次碰到了特务,这一次提高了警惕,他说他是国民党鄞县党部书记冯人官的儿子冯和勇,是营级干部,他住在丝绸公会里,前面住着三五支队的干部周迪道,他说周迪道也关过这个笼子,他出去后还在联系三五支队(我曾看到笼子里有周迪道刻的名字),他问我的情况后又问我出去后怎么打算?我回答说:我现在身体不好,背上被打处已溃烂流脓,屁股上的坐板疮也烂起来了,出去后需要治疗。他说身体要紧,那么你身体好后想到那里去,我说在宁波想与大昌绸布店的师兄弟一起做生意,做老本行我有把握能赚钱,他说那样就好,日本人主要是要解决你的“抗日思想”,所以你快要出去了。但是我会比你先出去,你出去后可以来我家谈谈,因为我们是患难朋友了,我们现在的痛苦父母兄弟和朋友是无法知道的,只有你我自己知道,所以我和你很有缘。如果你要回三支队的话,太危险,他们对那些回去继续抗日的,是要杀头的。你出去做生意很好,我可以同你合作。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明白他也是个特务,果然他先出去了。以后我被调到王福林一个牢笼里去,当时我的背上溃烂流脓,屁股上也烂了,是王福林帮助我清洗的,我们二人分析冯和勇肯定是特务,他是用苦肉计形式来探听我抗日思想,连钻戒也当作攻心的工具。几天后1号牢笼有人进来,他说自己是周迪道小组的冯和清,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你们快要被释放了,他还告诉我周迪道的住址和与部队联系的情况,因此我们思想有了准备。
    以后,岩本队长来找我,问我身体情况怎么样?我说背上被打得溃烂了,屁股上坐板疮也烂了,人在发热。他看了一眼我背上的伤口后并测量了体温,认为情况严重问我怎么办?我说我想出去治疗。他说可以但要有人作保。我说我这个样子怎么去找人担保,就是去找人也没有人敢来担保,你们一定要担保我只好在这里等死。岩本队长说,这怎么行,毛病是会传染的,你不能住在这里,你出去后可住宁波的亲戚家。我说我出去只能住旅馆看毛病,不能去亲戚家害人的。岩本又问你身体恢复后准备干什么?我说在宁波准备与师兄弟合作做棉布生意,但现在我什么都白想的。岩本说,好,我们研究一下再告诉你。
      十二、出狱,住旅馆治病后归队
    果然不久宪兵队将我这个“包袱”丢了出来。后来把保存的钱和衣服也还给了我。我知道被放出来后敌人一定会派人跟踪监视,所以最初的几天我除了去诊所看病、去饭店、图书馆外就回东马弄的华华旅馆,这个旅馆的老板是耶稣教徒待人很好,服务员也都很熟悉。几天后的夜里去了周庆家,他说:我们知道你快要出来了,部队里已经带来了信和生活费。魏主任在信中告诉我回部队的联络地址还说部队已重返四明山了,周庆也告诉我周迪道的住址并说他与兵站魏主任联系是谭启龙政委批准的。知道情况后我马上赶回旅馆,并问服务员有没有人找我,他们说没有。第二天我就悄悄地来到周迪道家里,见到他(他是四明山经济委员会主任,多次来鄞西视察故认识)后,我告诉他后院住着的人是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儿子冯和勇,是特务,要他当心。当天在周家我还看到施岩,他原是樟村的税收员,在自卫战役时携公款逃往上海,是周迪道派人把他从轮船上带回来的,准备送回部队。当时周要留我吃饭,我说要去看看冯和勇的情况。到了冯家,他马上打电话叫菜留我吃饭,以示热情,我也就不客气地留下,以便打探他的情况。他要我先把身体养好,以后常来和他谈谈经商的事,我假装同意。饭后回到旅馆问服务员有没有人找我,他说没有。又过了二天,我去大昌绸布店碰到师兄,跟他们讲了我的情况。
    经过一段时间我的身体已恢复的差不多了,开始准备归队。我先是在旅馆多付了几天房钱,又在房间里放了几只空盒子,给别人一种还会回来的感觉。这天一早我在路边叫了辆黄包车直奔西门,到西成桥下车走到魏主任处(当时因河床干枯没有汽船)。晚上魏主任给我讲了个故事,说有个老同志被捕回来后很怕党不信任他,很苦闷,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启发我要经得起党的考验,并叫我先回家休养。不久之后叫我到专署报到。几天后专署科长严式轮(是鄞奉县办主任)找我谈话,他说我们派人到宁波去调查过,你是没有问题的,并让我跟他到鄞奉县工作。
     十三、周迪道起义,我三支队与民兵攻打伪军据点及浙保
    日寇投降前,在宁波敌伪机关工作的人一片惊慌,寻找出路。周迪道就组织这批人带枪跟他下乡,从姚江乘船到大西坝,由武陵区自卫队负责迎接。到茅草漕后召开了欢迎大会,会上周列平、王福林等人携带机枪、步枪、警犬等登台亮相,还在山上试放机枪示威,其后在仙岙村宿营。后来,周迪道到乌岩。司令部首长设庆功宴敬酒,并决定将这批人编为别动纵队。
    到鄞奉县办公室工作后我曾回家看望母亲。为了照顾家里,我擅自到武陵区工作,犯了“自由主义”错误。开始我和王秀清、王诚做内勤,以后和林时新区长、民兵大队长孙民山、中队长方方荣一起带部队攻打横街、集士港、栎社、黄古林等地的伪军据点,在黄古林与三支队汇合后去打浙江保安队。这天早上部队到奉化江口白塔寺,在山上击败了浙保。浙保边打边退,逃过江后,烧桥断路。我们民兵在山上搜索残部、清理遗物以及救护伤员时,目睹何克希司令员骑马赶到战地,眼见桥被烧了,马上找木料搭起一座浮船便桥让部队过江追击敌人,这一仗打得真漂亮(活捉和死伤的很多)。
    当我军击退不少地方的伪军,准备攻打宁波城时,一向躲在山里不抗日的国民党部队就从山里出来,想摘取胜利的果实。为了抢先占领宁波,三支队兵临城下(宁波北门永耀电厂附近),周迪道配合部队攻城时负伤。
      十四、突然接到北撤命令
    接到北撤的命令后,我们先到樟村集中(在溪滩上刺死特务)。到陆家埠后又接到命令,我和林时新区长立即赶回乌岩去“出售存粮收回抗币”。到乌岩时看到墙上已贴了“欢迎国军”的反动标语,村干部见到我们很不好意思,我们只说了句“我们一定会回来的”,然后赶到水坪、王家田塍、夏家各村卖粮收回抗币,回陆家埠到浒山时我发烧病倒了。林区长问我是否留下,以后再归队?我说不留下,这是疲劳发热,过二天会好的。于是同志们用躺椅把我抬到相公殿下船,安排在家属病号船中。当时恰逢台风,没办法开船,在前有台风后有追兵情况下,我们在海上一个小岛避风,台风过后经上海马六港在南通上岸步行。我的病也好了。到了苏北地区生活很艰苦,路上有些人怕吃苦要离队回家。周庆回去时我托他向母亲报个平安,让她放心。就这样我跟随部队从浙东到山东,于1946年1月到津浦路山东兖州、泰安段受降。泰安的宁春霖伪军部顽固抵抗,拒不投降,在九团发动的攻城战中,黄镇江连长(原栎社区长)壮烈牺牲。(图山东泰安纪念碑)后来,驻守在华丰煤矿的日军旅团长瓦田隆根与我军谈判投降,接收瓦田旅团独立警备步兵60大队降部近500人。自此抗日战争结束转入解放战争,直至渡江南下解放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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