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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亶与“乌台诗案”

发布日期:2010-01-24访问次数: 字号:[ ]

     戴松岳

  一

  据史料记载,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坎坷命运的第一大劫——“乌台诗案”中的主要参与者就是舒亶,当时38岁正值壮年的御史。舒亶也由此成为历代最受诟议的一个人,直到今天仍是如此。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中说:“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例如舒亶。这人可称之为‘检举揭发专业户’……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与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给皇帝,说苏东坡到湖州任上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时事之言。’苏东坡这封感谢信皇帝早已看过,没发现问题,舒亶却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苏东坡正在反您呢?……”著名作家李国文先生对舒亶也是鄙视至极。

  那么,历史上的舒亶他究竟做了些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舒亶(1041—1103),字信道,号懒堂。慈溪人,生而魁梧,博闻强记,为文不立稿。生于大隐舒夹岙村。在这个富有乡村野味和慈孝之风的故乡,舒亶度过了少年时代。青年时期,舒亶来到明州,求学于庆历五先生之一楼郁。

  宋英宗治平二年,舒亶考中进士,仅24岁的他在礼部考试中获第一名。

  舒亶在中进士后初任临海县尉,因擅杀不孝部属而辞官回乡,复起后调任审官院主簿。不久,他接受了一个任务,即出使西夏,划分宋夏疆界。由于刚刚交战过,边界双方守军杀气腾腾。但舒亶谢绝护卫,单骑匹马进入西夏,向对方宣示朝廷旨意。西夏将领将钢刀架在他颈上予以威胁,但舒亶神色自若,慷慨陈词。这些壮举感动了尚勇崇武的西夏君臣,使之接受宋朝划定疆界的意见。完命归朝的舒亶功升奉礼郎,后又参与更多的朝廷政务。

  此时,王安石变法正紧锣密鼓地展开,舒亶也参与了这一历史性改革,并成为其中受人注目的一员。熙宁三年十二月,王安石升任宰相,变法工作全面展开。坚定推行新法者逐渐形成稳固的政治群体,被时人称为“新党。”

  由于变法操之过急,遭到了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反对派的首领是司马光,其中一位名叫郑侠的官员特别卖力。吕惠卿上奏神宗,“奏侠谤国。”舒亶受命承办此案。

  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舒亶查明事实、提出处理意见。在郑侠被贬后,舒亶又奉命搜抄郑家,结果搜得郑侠所录名言谏草和其亲友的通信。他将其中攻击新法的内容予以摘录,上奏朝廷。结果朝廷对此案有关的人员进行处理,将郑侠编管英州,王安石之弟王安国和冯京也受到处罚。此案结束后,舒亶因此擢升太子中允、提举两浙常平。

  二

  元丰年间,因王安石已被罢相,出知江宁,变法到了转折关头。此时,由御史台的御史们发起并处置的一起文字案,其事主便是大文学家苏轼。让舒亶遭受千秋骂名的“乌台诗案”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苏轼一直反对变法,王安石任宰相后,他便出任杭州、密州、徐州等地的地方官。在任地方官时,苏轼看到新法实施时的各种弊端,就将感叹写入诗中。由于苏轼在朝野有很强的影响力,因而新党对苏轼的诗文讥讽深为不满。这种不满在元丰二年,终于酿成“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春,苏轼从徐州调任湖州,按例上了《湖州谢上表》。谢表在邸报上发表,供群臣传阅。御史中丞李定等监察官员对文中的句子非常反感,觉得是在讥讽朝政。

  六月二十七日,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首先上章弹劾,并附上当时流行的苏轼诗集作为罪证。要求对苏轼“大明刑赏,以示天下”。

  七月二日,监察御史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同时进奏。舒亶在崇政殿面见神宗时,上了一道弹劾苏轼的劄子。劄子中把苏轼的诗句与王安石新法的条例一一对照,指出其讥讽新法之意,并随劄子进呈了四册苏轼的文集,请神宗皇帝裁夺。

  劄子云:“陛下发青苗钱以扶植贫民,苏轼讥之‘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为申严法律而考试郡吏,苏轼讥之‘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苏轼讥之‘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申明盐禁,苏轼讥之‘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随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讽诽谤为主。”

  舒亶因此认为苏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其罪严重,“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应以“大不恭”论处。

  第二日,御史中丞李定上奏,声言苏轼犯有四大该杀之罪。

  神宗一连数天接到四份状纸,已觉得“舆论沸腾”,应予重视,读过李定奏章,更为震怒,于是传下圣旨:“将苏轼谤讪朝政一案送交御史台根勘闻奏。”

  “乌台诗案”由此展开。

  由于新旧党人的矛盾,使此案错综复杂。从七月二十八日皇甫遵一行到湖州将苏轼逮捕,到十二月二十九日终审判决,其间的五个月中,两派人士纷纷登台尽情表演。

  苏东坡自知此行凶多吉少,在逮捕入京及御史台的狱中,数次想自杀,以免牵累他人。苏东坡在狱中还写下两首诀别诗,托狱卒设法转交其弟苏辙。其中有“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之句,令人读之黯然神伤。

  当时营救苏轼的大臣很多,旧党中的一些退休老臣如张方平、范缜纷纷上奏章声辩苏轼无罪。其弟苏辙上书求情,并要以自己的官职为兄长赎罪,观点中立的大臣如丞相吴允、王安石之弟王安礼也为苏轼申辩。作为新党领袖的王安石则仗义执言,从金陵上书神宗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连太皇太后曹氏也多次为苏轼求情,当神宗表示要大赦天下为太后请寿时,太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只放了苏轼就够了。”于是神宗下旨于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结案:苏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其余牵入本案的官员,视情节轻重也受处分。

  这一场文字狱牵涉广泛,震动朝野,成为北宋最大的文字狱。据记载,西汉御史府中多柏树,有乌鸦数千栖息树上,所以后人称御史府为“乌台”或“乌府”。这次文字狱由御史们策动,并且推波助澜。因此史称“乌台诗案。”

  舒亶在乌台诗案的表现历来成为他人生的污点。但我认为,舒亶的行为固然有“过头”之处,特别是将苏轼的一些诗句与文章“上纲上线”,确实有悖“君子之道”,为后世所鄙视。但是,他与苏轼主要是由于政见与观念不同而导致的矛盾。苏轼看到了新法实行中的弊端,看到了变法带来的混乱,因此以诗歌形式表达他的意见。而舒亶积极赞成并参与变法,且性格执拗,在他看来,苏轼虽名高天下,但反对变法、诋毁皇帝就是大罪,就是犯法。

  三

  此外,弹劾张商英一事,也反映出舒亶类似的文人品性。张商英是新党的重要人物,为四川新津人,与舒亶同为新党中的王(安石)党30人之列,是有恩于舒亶的同党中人。

  据《宋史》记载,这位权重位高的新党领袖人物,给了舒亶一封信,并将女婿的文章让舒亶指点,结果舒亶不仅不予指点,而且“恩将仇报”,将张商英的信和女婿文章送到皇帝那里,并弹劾张商英以宰辅之重干扰谏官的工作。结果张商英被免职贬为江陵税官。世人由此认定舒亶是恩将仇报的奸人。

  据我的研究与分析,这件事很可能是《宋史》作了假。《宋史》为元脱脱主编,在二十四史中差错最多,特别是有关舒亶的主要材料取自《邵氏见闻录》,而此书是邵伯温所作,邵伯温是一个充满偏见并偏执的旧党人物,因而此书对新党人物的记载就极不真实。好在同一时代的文献《东轩笔记》记载了这件事,其过程相似,但原因却完全不同。

  原来张商英要女婿在科举考试中顺利中举,就想借用舒亶之力,所以写信暗示,另送文章给他以作联络。让张商英想不到的是,舒亶因品性使然,不想因私情而让“有关部门”帮助,从而失去其监察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所以他在奏书中写上自己的反感。最后张商英的这种行为受到惩处。

  敢作敢为的舒亶被连续委以重任,朝中大臣多怕他弹劾,一些朝官对以舒亶为首的御史台也多有不满。《宋史》载:“举劾多私,气焰熏灼,见者侧目,独惮王安礼。”“多私”未必,但这个时期的舒亶意气飞扬倒很可能是事实,因为他正处在仕途的黄金时期。但由于得罪的人太多,他的仕途不久便黯然中止。

  元丰六年,任翰林的舒亶因论奏朝廷钱粮等事与尚书省产生矛盾。也许是神宗为了平衡新旧两党的力量,发话说:“身为执法而罪妄若是,安可置也。命追两秩,勒停。”舒亶就这样被罢免了。尽管以“微罪”罢免,但朝廷一片欢呼,因为对朝官而言,少一个比较会“寻麻烦”的人毕竟不是坏事。当时对此事的记载是“虽坐微罪废斥,然远近称快”。

  舒亶黯然回乡,迁居鄞县。那一年他仅42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于是他迁居于鄞县的月湖畔,名其居曰“懒堂”,一个“懒”字,很可能蕴含着他心中的愤懑与不平?自此后终神宗一朝,没有再被起用。直至绍圣元年,53岁的舒亶才被起用为官,后为朝廷带兵平定了一些地方的反叛,巩固地方统治。崇宁二年,舒亶生病死于军中,终年62岁。(摘自宁波日报2009年11月29日 星期日第A7版:讲坛,作者系鄞州区政协文史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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