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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来明州的原因与留下的政绩

发布日期:2010-01-24访问次数: 字号:[ ]

戴 骅

  宁波市作家协会会员,宁波地方文化爱好者,已在省市报刊发表散文、随笔百余篇,多次主讲宁波地方文化。

 

曾巩像

《曾巩评传》封面

 

    宋代的明州来过许多有影响的文化名人,像李夷庚、王安石、钱公辅、曾巩、周邦彦和范成大等都先后来明州做过地方官。

  在这些来明州任职的官员中,曾巩和王安石又是被后人称为唐宋八大家的重量级人物。曾巩(1019——1083),字子固,江西南丰人。他和王安石不仅是同时代的人,还是江西籍同乡。王安石当过鄞县县令,宁波人几乎都知道,而对做过明州知州的曾巩则有点陌生,我想其中的原因,除了王安石后来当了宰相,官职比长年任地方官的曾巩大以外,还有就是王安石是一个勇于策划全国变法革新的强硬改革派,曾巩则是一个善于默默无闻地做地方工作的温和务实派。

  一

  1057年,朝廷举行了一次全国科举考试,正在江西边耕种边苦读的曾巩再次来到京城开封,参加了这个能为读书人带来光明仕途的大考。11年前,27岁的曾巩也曾赴京城考过,结果,比他小两岁的王安石幸运地考中进士,曾巩却名落孙山,但他俩从此结识。

  主持这次全国大考的是北宋大儒欧阳修,他虽出生在今天的四川绵阳,祖籍却也在江西。在大考前,欧阳修已对主动投入他门下求教的曾巩非常欣赏,经常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所以这次欧阳修有意选拔曾巩,而经历多年苦读的曾巩也志在必得。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曾巩与苏轼兄弟一起同科及第。从此,曾巩命运开始得到转机,这年他38岁。

  曾巩开始是在朝廷图书馆做整理古籍工作,一干就默默无闻地干了近十年。他是个书生,患过比较重的肺病,身体不好,本来整理古籍是他喜爱又顺手的职业,可是,后来他偏偏想参与政治。不巧的是,当时朝廷内部正值王安石的变法派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展开激烈交锋的时候,曾巩出于对王安石变法的支持,既公开讲话,又不断写文章,结果却是两边不讨好,王安石认为曾巩的言论在反对他,司马光也对曾巩产生嫉恨。1069年,在新旧两派斗争夹缝中处境尴尬的曾巩只好向皇帝提出出外就任,皇帝很快同意了。

  曾巩先是到越州(今绍兴)任通判,接着就是走马灯似的到处“轮岗”,先后在今天的济南、襄樊、南昌、福州做地方官。当时的“轮岗”任职,并不是提拔重用的前奏,说得好听点是一种锻炼,说得难听点是一种“变相惩罚”。

  历经十年漂浮不定的地方官宦生活,曾巩渴望回到朝廷继续干他的古籍整理本行。曾巩在福州任知州时,给朝廷写了《福州上执政书》,说“转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义。此巩之所以自处,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敢布于下执事者,诚以巩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师,而巩守闽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远处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亲当远仕者,皆得不行。……”

  古人为官也常常身不由己,既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又不敢得罪皇帝,而最好的办法,则是借孝亲之情来申说自己的请求,因为皇帝常常教谕官员和子民们都要讲究孝道。于是,懂得朝廷潜规则的曾巩请求朝廷调他回京城的主要理由,就是细述年已88岁高龄的老母独身一人在京城,自己想回京城照顾老人家。       

  曾巩用的这一招的确比较灵,1078年八九月间,他的请求获得了恩准,皇帝召他到掌管朝廷礼仪事务的太常寺工作。得知这个消息,曾巩十分高兴,满怀喜悦地写下了《北归三首》,其前两首说:

  “终日思归今日归,着鞭鞭马尚嫌迟。曲台殿里官虽冷,须胜天涯海角时。”

  “拜捧恩书喜满颜,马蹄遥望斗杓还。从今步步行平地,出得千山与万山。”

  他很快办好交接手续,满怀喜悦地从福州启程北上,然而,朝廷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并未让他能够实现“从今步步行平地”的良好愿望。十月,当他刚到南昌时,就突然接到改任他为明州知州的诏谕。对此任命,曾巩感到气恼,更不甘心,他急忙又给皇帝写了《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这个奏章的中心内容,是乞求皇帝让他能够先到京城迎接老母,然后再赴明州就任。为写好这个奏章,曾巩真是绞尽脑汁。他为了打动皇帝的心,先详细地复述了在福州申请调任之事,又惟妙惟肖地流露出他当时意外接到改任明州知州命令时不知所措的怅惘与失意。接着,他紧紧围绕孝亲之道、母子之情大肆泼墨,写得孝心挚挚、情深殷殷,令人为之动容。以老母望眼欲穿的“倚门之望”与自己“屈指计日”的“奔驰之望”遥相映射,词意凄凉苦楚,读来感人至深,从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散文大家的真情表露。但是,这次曾巩的孝心和真情却被皇帝无情地拒绝了。皇命不可违,于是,曾巩只好无奈地来到明州任职。

  二

  1079年正月二十五日,正值明州气候湿冷的季节,年已60岁的曾巩怀着郁闷的心情,姗姗来到明州上任。说曾巩姗姗上任,是因为曾巩从江西南昌到明州整整用了3个月时间。古时虽然没有飞机、火车和汽车作交通工具,却有马车,如在接到朝廷的任命后及时乘马车赴任,一个月时间也早到明州了,可见曾巩当时对皇帝没有满足自己回京工作的请求是有情绪的。他是一个受冷落的地方官员,对皇帝的决定无可奈何,只能采取这种拖延赴任的办法来表示不满。

  曾巩到了明州,照例得及时向皇帝报告,于是他很快写了《明州谢到任表》上报,一是对皇上的任用表示感谢,二是报告自己“已于今年正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讫”。又写了《明州到任谢两府启》,说:“伏念巩才无远用,学殆小知。误蒙假器之恩,愧乏当官之效。”表示一番谦意。好在皇帝接报后,并没有追究他的迟到行为。

  曾巩在地方州府当主管10年,对地方工作不仅颇有政绩,还具有一定经验,所以他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很快就投入到明州工作。

  曾巩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主张“仁”和“至诚”,所以,他在做地方长官时,总是以“仁”为怀。清代的徐兆昺在《四明谈助》中说曾巩“其为政务省民疾苦,尝曰‘为人害者不去,则居人不宁。’”反映了曾巩在工作中善恶分明、刚正务实的品质。曾巩在明州时间不长,总共只有4个多月,主要做了三方面有影响的事:

  第一是修缮城墙。明州的外城墙又称罗城,自898年(唐乾宁五年)由明州刺史黄晟兴建,到曾巩来明州时已有180多年历史了。其间,明州虽然未发生过什么战事,可城墙还是损坏比较严重。曾巩到任后,组织民工对明州城进行过一次大修。修城相当于现在搞城市基础建设,本来也属地方长官的一项重要职责,但这次曾巩是根据皇帝的诏命实施修城,所以维修的规模比以往更大。城墙大修前,按照旧时风俗,必须先向土地神祷告后方可动土,为此,曾巩写了篇《明州修城祭土神文》:“州有帝命,缮治城墉。得日之良,啸工始事。斯人施允赖,维尔土神。尚其降休,敢不以告。”

  维修城墙,需要大量建筑材料和众多人力,所以曾巩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资金问题。对此,他采取了两种办法:一种是利用旧砖石。他组织人员广泛搜集唐朝以前建筑物的旧砖石,用于筑城,节约了建筑材料开支;一种是采取募民代役,既减轻了百姓的徭役负担,又节省了用工经费。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明州城墙的修缮任务。

  第二是兴修水利。北宋时,位于明州西乡的广德湖是明州第一大湖,10年前的1069年,曾巩在越州任通判时,就来明州对广德湖进行过详细的考察,当鄞县知县张峋疏浚广德湖后,曾巩应张峋之邀曾写下过脍炙人口的《广德湖记》。他指出“盖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源出于四明山,而引其北为漕渠,泄其东北入江。凡鄞之乡十有四,其东七乡之田,钱湖溉之;其西七乡之田,水注之者,则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由此湖”,“观广德之兴,以数百年,危于废者数矣,繇屡有人,故益以治。盖大历之间,溉田四百顷,大中八百顷,而今二千顷矣。则人之存亡,政之废举,为民之幸不幸,其岂细也欤?”曾巩来明州做官,自然对广德湖在农业和百姓生活中的重要性十分清楚,他组织百姓对广德湖进行过大规模的疏浚,兴修和整治水利,保障了明州农业发展。

  第三是改善对外贸易环境。北宋时期的明州,与海外众多国家的贸易往来已比较兴盛,在这些国家中,主要贸易国家为日本和高丽。

  北宋与高丽的海上航线,开始多走北路,高丽的使节和商人一般在山东的登州或密州登陆。熙宁七年之后,由于北路被侵入境内的辽国所阻,应高丽使臣要求,北宋政府把登陆地改在明州,经姚江北上至钱塘江,再出运河到汴京(今开封),这条线路即宋朝与高丽交往的南路。

  曾巩在明州,发现北宋帝国存有一种老大思想,对“夷人藩商”有歧视、限制的现象,为此,他积极主张和创造宽松的贸易环境,以吸引更多的海外商人来明州贸易。一次,高丽商人崔举等人在往明州经商途中遭遇风暴,船翻后飘流到福建泉州,被当地渔民所救。崔举提出要到明州乘船回国,泉州的地方长官虽然满足了崔举的愿望,途中却不安排马车,而是差人犹如押解囚徒般地徒步护送崔举到明州,一路让崔举等人苦不堪言。

  曾巩在明州见到崔举等人后,即给予了热情、周到的接待,设宴为他们洗尘,安置在寺院内居住,每天派人给他们送食物。崔举离别明州时,曾巩又设宴为他们送行。

  针对一些地方官粗暴地对待外商的做法,曾巩感到非常生气。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地方官,发现问题喜欢直抒胸臆,为此他专门奏请宋神宗,要求出台改善对外贸易环境的相关政策,对往来外商要以礼义为重,改变歧视态度。要热情接待外商,缺少衣物的,地方官员要给予制作;需要从水上或陆地旅行的,要提供船只或马车,从而使往来北宋的外国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曾巩的措施,为明州发展与高丽、日本之间的交往,促进外商来中国开展商贸活动,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

  北宋时,高丽使者和商人来明州时经常会向知州、通判等地方长官赠送一些价格昂贵的人参等土特产,而按照朝廷的规定,地方长官是可以接受外国使者和商人赠送的礼物的。曾巩到明州得知这一习俗后,专门对明州官员前几年的受礼情况进行了调查,从中了解到,高丽使者或商人每次来明州时,都要送给地方官员价值在100贯以上的物品,而且有逐年增多的趋势。

  对此,一向做事谨慎的曾巩认为州官私自收取外国使节和商人赠送的贵重物品,是不廉洁的行为,应当坚决予以制止。于是,他向朝廷上奏了《明州拟辞高丽送遗状》。曾巩认为,我国古代一直有轻财重礼之道,高丽国小财力有限,地方长官不应收受高丽使者赠送的礼物,请求皇帝修正有关受礼规定,对高丽国使者或商人赠送给地方长官的礼物,一律诏旨退还。并申述了自己的本意是为了皇帝“以德怀远人”着想,而并非博取廉洁之名。

  可是,皇帝对曾巩上报的奏章并没有予以重视,所以州府长官收受外国使者和商人赠送的礼物之风,仍然盛行不衰。明州这个在北宋时期已是东南沿海开放和富裕城市,在曾巩之前的州官早已习惯了这个习俗,从未有人拒收或提出过廉政建议,朝廷也允许习俗存在,大的环境如此,仅以曾巩独呼廉洁之声,当时确实难以改变。但是,曾巩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地方“一把手”,能够从自身做起,倡导廉洁自律、独善其身的精神,值得称道。

  曾巩在明州时间短,没有能够像王安石任鄞县县令时那样寄情山水,留下大量反映明州民情风貌的诗文。从曾巩现存近十篇涉及明州的诗文中,只知他去过鄞县的广德湖和奉化溪口的千丈岩等地,留有《千丈岩瀑布》诗:

  “玉虬垂处雪花翻,四季雷声六月寒。凭栏未穷千丈势,请从岩下举头看。”

  1079年五月三十日,曾巩又接到皇帝的一个新任命,调他到安徽亳州任知州。在毫州一年多后,又调曾巩到河北沧州任知州。曾巩在路过京城开封时,有幸受到宋神宗召见,在与皇帝一番对答后被留在朝廷史馆里从事编史工作。两年多后,曾巩病逝在江宁府(今南京一带),终年64岁。(摘自宁波晚报2009年11月8日第A15版: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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