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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成书年代新发现

发布日期:2010-01-24访问次数: 字号:[ ]

古籍《三字经》

                                           主讲人:张如安

  宁波大学文学院教授,宁波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浙东文史论丛》、《元代宁波文学史》等。

  《三字经》是中国传统蒙学读物的典范杰作,但它的作者是谁,长期来一直存在着争议。明人黄佐在《广州人物志》中率先提出《三字经》为广东南海人区适子所作说,清代康熙五年王相在《三字经训诂》中则说鄞县大儒王应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不过,争论双方均认为《三字经》成书于宋末元初。

  那么,有没有关于《三字经》的更早文献记载呢?我在翻看清人桂发枝辑《探源录》时,有幸找到被称作桂堂《家训》中的一条记载,填补了《三字经》早期文献的空白,有助于解开《三字经》的成书年代之谜。

  《探源录》中的

  宋人《家训》惊现“三字经”

  桂发枝辑《探源录》三卷,其内容系桂氏列祖事实、文献的汇辑,其性质相当于家谱中的文献志,据卷末《养素居士笔记》,其成书在乾隆三十年之前。此书现藏宁波市档案馆,似为清同治十一年写本,文字工整。《探源录》虽然成书于清代,但辑录了大量桂氏家族的原始文献资料,如在宋代桂万荣的传记之下,辑录了侄子桂锡孙所作的《石坡公行状》、外甥赵景侪所作的《石坡桂先生传》,这两篇宋人的文章非常珍贵,为后人详细地考证桂万荣的生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光绪《慈溪县志》卷二十五的桂万荣传就明确注明参考了赵景侪所作的传记。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该书还收录了宋人桂堂的《家训》残本,内容比较丰富。

  桂发枝辑《四明桂氏家乘稿·世芳集》卷上提到,桂堂为“迁慈鼻祖,著有《家训》百条”,残存五十五条。《探源录》于《家训》下有《重刊桂氏家训序》,交代了《家训》的来历。大意是说,《家训》因传录年久,并无刻本,自宋末至明嘉靖间,桂氏子孙散居乡市,很少有人目睹此书。嘉靖间桂材因辑家乘,才从旧笥中翻了出来,发现原本已经蠹损,未获全书,止得五十五条。桂材为建德尉,担心此书湮没,遂捐俸刻印,以广其传。桂材首刊此书时,出于敬祖意识,“不敢妄赘一言诬后人”,其态度非常严谨。此书传到清代,历世良久,险些又湮没无存。桂发枝从族内残卷中得到了它,发现已剥蚀而无可装潢,于是他就将祖训抄录了下来。

  《家训》第七条赫然出现了“三字经”三字,其原文云:

  为祖父者要拣择好先生教子孙,初教读《三字经》、《状元诗》、《杜诗》、古文,次读《孝经》、《小学》……使略知其味。若聪明者,渐渐教读《四书》、《五经》……其鲁钝难教者,亦要教读《四书》,作对作诗。

  桂堂《家训》可以说是现知最早记载《三字经》的文献,上引这条资料非常重要,涉及到《三字经》早期流传的信息。现就《家训》的作者和写作年代作一考释。

  第一,关于桂堂的生平时代。《探源录》第一号记载,桂堂,字可昇,号文举。宋仁宗朝试大法科,敕授承事郎、大理寺评事。“建炎南渡,由江西广信府贵溪县桂林大族分迁于四明之慈溪,而奠居焉,是为四明桂氏第一代祖也。”但从《探源录》记载的世系看,桂堂实际应为北宋初期人。

  第二,关于《家训》所作的时间。上引第七条家训提到蒙学教材《小学》,《小学》六卷为宋朱熹等编纂,成于淳熙十四年。《家训》又提到“四书五经”,按宋道学家程颐、程颢表章《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并行,至南宋光宗绍熙元年,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即《四书章句集注》,始定“四书”之名。又《家训》第四十九条提到葬礼时云:“惟用《文公家礼》。”《文公家礼》乃朱熹的作品,据朱熹门人李方子作《朱子年谱》,当作于乾道六年九月。《家礼》之稿本后来被窃走。朱熹死后不久,其子得到《家礼》复本,后门人廖德明、陈淳曾分别在广州和临漳刊行《家礼》,嘉定九年,赵师恕刊印《家礼》于浙江之余杭。《家训》既然提到了朱熹的《文公家礼》,则其作年不可能早于嘉定之前,大致可定其为嘉定时期的作品。

  显然,桂氏《家训》具有明显的朱学色彩,然而后世学者多知南宋中期的慈溪桂氏家族具陆学背景。桂家与著名的陆派心学家杨简居所相近,往来密切,桂万荣即问道于杨简。那么桂氏家族在嘉定时代是否有可能青睐起朱熹的著作呢?据《探源录》所收赵景侪《石坡桂先生传》记载,桂万荣于嘉定五年辞归后,修葺老屋于汤山南冈,号称石坡书院,用朱熹的《四书》教育子弟,从者颇众。由此可见,桂万荣为学实兼采朱陆,他在嘉定五年石坡书院中讲学时,主要是采用朱熹的《四书》,这正好与上引《家训》的朱学内容互相印证,更加证明了将《家训》断为嘉定时代的合理性。

  由上的考证可知,桂氏《家训》的定本不可能出于北宋人桂堂之手。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家训》应该是桂氏后人作于南宋嘉定之时,而托名鼻祖桂堂。尽管《家训》的定本决非桂堂所作,但因其成书于嘉定年间,从而彰显了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桂氏《家训》提到

  “三字经”的文献意义

  南宋慈溪桂氏《家训》不但为我们了解四明大家族的教育内容提供了依据,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它首次提到了蒙学读物《三字经》,而《家训》中所叙述的为学次序,亦与《三字经》所云“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相一致。《三字经》的书名具有特指性,设若没有特别的优异之处,蒙学读物是不可以随便冠以“经”名的,或者说编者是不敢随便以“经”为名的。桂氏《家训》提到的《三字经》的出现年代,不会迟于该《家训》产生的嘉定年间,这是《三字经》成书年代的下限。《三字经》所云“小学终,至四书”,暗中提到了朱熹的著作,表明《三字经》的成书不会早于朱熹刊刻《四书》的绍熙之前,此当为《三字经》成书年代的上限。由此可以判定《三字经》应成书于南宋绍熙(1190—1194)至嘉定(1208—1224)年间,其时代要早于王应麟(1223—1296)和区适子。

  依据南宋桂氏《家训》,我认为《三字经》在王应麟和区适子之前早就已经流传。桂氏《家训》提到的应该就是后世《三字经》的祖本。清光绪年间陈灿在为许印芳《增订发蒙三字经》写的序中说:“曾见古本,节录史事截至五代止。”可见《三字经》的“古本”确实是存在的,有人亲眼目睹过。这个“古本”的特征是“节录史事截至五代止”,其实已经暗示了《三字经》应出在宋亡之前,而非宋亡之后。桂氏《家训》所提及的《三字经》应该就是这样的“古本”。而现在看到的《三字经》所叙历史世系为:“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这几句话应该是后世学者所加。

  《三字经》成为家喻户晓的蒙书,应该在明中叶以后,明中叶以前它的流传范围比较小,否则又何至于不见于诸家的记述!而四明的慈溪则是目前所知《三字经》最早的流传地点。鄞人王应麟则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理优势,其接触、传述《三字经》并“以课家塾”,就有了极大的合理性。由于桂氏《家训》中的新发现,我认为王应麟可能是《三字经》的一个修订者,所以不能算作是王本人的作品,因此历代宁波的地方志无一记载王应麟作《三字经》,也就可以理解了。

  南宋桂氏《家训》的发现,将已知《三字经》的文献记载由明中叶一下子推进到了南宋中期,整整提前了三四百年,不但从根本上动摇了王、区两说的立论基础,而且在客观上证明了宁波是现知《三字经》最早的流传地区,慈溪桂氏家族是目前为止最早将《三字经》列为蒙学教材教育子弟的。 (摄影 胡龙召)

          摘自宁波晚报2009年5月10日 星期日第A7版: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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