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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明州避难(上)

发布日期:2010-01-24访问次数: 字号:[ ]

    公元1129年(建炎三年)12月底,已经入冬的明州城(今宁波)上空一片灰蒙蒙,天气时雨时阴,寒风夹着潮湿让明州人感到湿冷湿冷的。然而,更让明州人心里湿冷的是时局动荡、兵荒马乱。尽管明州距离中原地区比较远,信息不像现在传递得这样快,但是从那些纷至沓来的北方逃难人员口中还是得到了一个又一个不祥的消息。先是南宋高宗皇帝赵构带着小朝廷被金军追赶到扬州,又是高宗逃到临安(今杭州),朝廷发生“苗、刘兵变”,金军饮马长江……
    而此时,暂居在临安、已被金军追得心惊胆战的高宗皇帝赵构又在想什么呢?他正在专注地思考着两件事:一件是派哪个使臣向金朝求和最合适,一件是往哪里逃跑最安全。

  

“南宋高宗真像”
                        决定出海避难
    赵构是北宋徽宗皇帝赵佶的第九个儿子,15岁时被封为康王。皇帝的龙椅原本是轮不上他坐的,只缘他命大,在靖康二年(1127年)2月金军攻陷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俘获他的父亲宋徽宗、哥哥宋钦宗以及一大批皇族成员、大臣时,他正以河北兵马大元帅的身份领兵在外,有幸逃过了此劫,从而使他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机。这年5月,21岁的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南)称帝,建立南宋政权,年号“建炎”,成为南宋第一个皇帝,史称宋高宗。
    1129年是宋高宗最颠沛的一年,在金人大举入侵下,患有与他父兄一样“恐金症”的宋高宗战不能战,守不能守,唯一的选择就是逃跑。10月,宋高宗就得到一个坏消息,金国10万大军分两路再次南下,其中金国大将完颜兀术一路的主要目标就是捉拿宋高宗;紧接着,一个更坏的消息又传来,宋高宗一直十分宠信的长江防守司令杜充在建康城(今南京)向金军投降,使金军得以顺利地渡过长江,直扑临安。
    这两个坏消息让23岁的宋高宗着实懵了头,他连忙召集身边重要的文臣武将,商量对策。有人提出迁都到湖南一带,有人认为逃到福建,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不定,这时,有位老臣提出了一个“出海避敌”的建议,竟被宋高宗采纳了。
    这个人就是58岁的吕颐浩。吕颐浩是齐州(今山东济南)人,《宋史》中说他“有胆略,善鞍马弓剑,当国步艰难之际,人倚之为重”。他是在1129年4月平定苗傅、刘正彦的杭州兵变之后,被宋高宗任命为宰相的。面对金国大举南侵,他是最早提出朝廷要“且战且避”方针的人,深得宋高宗的信任。
    吕颐浩对众人说:“宋金战争以来,金军以善于骑马打仗闻名。现在皇室百官人太多,队伍庞大,如果继续走陆路,一旦断了补给,必然会发生内乱。现在金军已经渡过长江,一定会用轻骑来追袭我们,不如将朝廷搬到海上,这样金军的骑兵就没有用武之地。再加上金人不习惯江浙地区温暖潮湿的气候,所以一定不会久留。我们只要等到金军走了,仍然可以再登陆回来,这样就可解除这次危机。”
    宋高宗对吕颐浩的建议表示认同。
    1130年1月6日,宋高宗乘船到达越州(今绍兴),这时有人报告金军前锋已抵近临安,吕颐浩向宋高宗明确提出撤往明州,从那里出海避难,宋高宗当即同意,并要求尽快准备好船只。但在第二天早朝时,这个流亡皇帝还是死要面子地美称这次从明州出海是“巡幸东南”,意思他不是在带着大家逃跑,而是以皇帝身份到东南沿海巡视。
    宋高宗为何要决定从明州出海避难呢?
    一是明州是宋朝重要的港口城市。早在盛唐时期,明州就与扬州、广州并称为中国三大对外贸易港;北宋末期,明州同广州、泉州并列为对外贸易三大港城,港口规模大,利于大型船只和船队停泊。
    二是明州是全国造船业的重要基地。有先进的造船技术,既能造内河船,又能建比较大的海船,可以提供较多数量的船只供朝廷使用。
    三是明州距临安近,水上交通畅通。从海上往南走,可抵达温州、福州、泉州和广州,便于迅速摆脱金军追击;如果返回,内河有杭甬运河,可直达临安。
    四是明州是江南富庶之地,农业发达,商品丰富,可以为朝廷大批官员和军队的到来提供物资保障。
    为保证顺利出海,他任命范宗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赵鼎为御史中丞;任命大将军张俊任浙东制置使,率部队在越州掩护朝廷撤退。
    1月9日天下着大雨,宋高宗带着嫔妃和高级官员乘船往明州,其余大队人马带着大量什物取陆路来明州。至15日,宋高宗才艰难地到达明州城。

古画中的明州东渡门和江边码头

 

南宋海船复原模型
                         平息卫兵动乱
    为让宋高宗能从明州顺利出海,由吕颐浩和范宗尹负责安排船只和乘船人数。他们粗略地估算一下,觉得船数有限,皇帝的卫兵、吏胥家眷不可能全数登船。于是规定每条船限载60人,每个卫兵携带家眷不得超过2人,其余人员只能走陆路或留在明州自寻生路。
    这很快引起卫兵们的极端不满。18日一大早,卫兵们就去找上司要说法。路上刚好碰见宰相吕颐浩,以张宝为首的100多名卫兵便拦住吕颐浩,有的质问,有的破口大骂。负责朝廷警卫的殿帅李质见部下围攻宰相,赶紧上前制止,但张宝等人不顾上司的命令,仍大喊大叫地往行宫里走。吕颐浩劝说道:海船不足,装载不了这么多人,目前你们第一大事是护卫皇上,家事须自行处理。
    卫兵不服,反问吕颐浩是否也将家眷半数留于明州?吕颐浩一听,十分恼火地说:“上司平日教你们练武,何曾让你们一根弦上拉两支箭(为难你们)!如今国家危难,谁肯为国家死战?”
    吕颐浩的话更加激怒了众卫兵,有几个人拔出刀来要杀他。范宗尹见吕颐浩争执下去必死无疑,急忙上前拉着他进入行宫,将闹事的卫兵关在门外。
    宋高宗很快得知卫兵闹事的消息。南宋初年国家动荡,宋军内部也十分混乱,这已是赵构当皇帝以来经历的第三次作乱了。第一次是在淮南宝应县卫兵动乱,第二次是去年5月在杭州时所发生的御营统制苗傅、副统制刘正彦兵变,差一点要了宋高宗的命。现在朝廷危急之际,又发生卫士动乱,宋高宗认为其严重性不亚于“苗刘兵变”。于是,宋高宗与吕颐浩等马上策划了一个应急措施。
    宋高宗叫宦官打开殿门,向卫兵们宣读了宋高宗亲手写的诏书,高度赞扬众卫兵不顾家小,惟以保国安民为念的精神,说已对卫士的家眷航海作了妥善安排。卫兵不知这是皇帝的缓兵之计,听后便速散而去。
    卫兵走后,宋高宗对吕颐浩说:“这些卫兵将坏我的大事!我今夜带领五百人埋伏在府衙后苑,你快去辛企宗御营中军布置,明日早朝时,你等率队伍到行宫,里应外合,一举将闹事的卫兵擒杀。”吕颐浩当即召集御营司中军统制辛企宗等进行了周密部署。
    第二天天还没亮,宋高宗穿上闲置已久的盔甲,引兵到后苑埋伏起来。宋高宗刚离开,张宝等卫兵就来到寝殿外,要求见宋高宗。宋高宗的吴贵人告诉他们皇上已将他们的事情安排好了,明日便见分晓。张宝等听后,放心地回去了。
    上早朝时,吕颐浩命御营司参议官刘洪道部署士兵在宫门口警戒,叫御营中军在宫外,然后叫卫兵们到行宫前集合。这时,行宫外的御营中军向卫兵发动突然袭击,在后苑埋伏的辛企宗所部也乘机腹背夹攻。猝不及防的卫兵根本无法组织有效抵抗,有的被杀,有的被俘,有的爬屋跳墙而逃,乱成一团。宋高宗亲自督战,见有两个卫兵艰难地攀登到屋顶,就弯弓连发两箭,两个卫兵应声滚落屋下,当即被活捉。
    赵构善骑射,在当时已有小名气。《宋史》中称赵构“挽弓至一石五斗”,按宋朝军制,“挽弓至一石五斗”,已算武艺超群,相当于选充皇帝贴身警卫的标准。可惜这位善骑射的皇帝见金军如老鼠遇猫,不敢回击武力,而在对付区区卫兵时,却如此大显身手,总算叫各位大臣看到他昔日的武功还没有全废。
    平乱后,宋高宗下令将张宝等17人在明州闹市处斩,其余的人降为下等军兵,分拨到明州、越州等地的军队中服役。
    宋高宗解决了卫士动乱后,做出两项人事调整:一是任命宜州观察使张思正为浙东马步军副总管,任命御营司参议官刘洪道为明州知州,而原明州知州张汝舟则任中书门下省检正公事;二是撤销警卫部队(诸班直)的编制,由御营中军充任警卫。
    金军的铁骑声越来越近,一批又一批北宋旧臣和中原流民争相逃到明州避难。宋高宗心神不定地在明州城内驻了10日,此刻,他无心浏览这座自唐代以来就已闻名的港口城市,决定立即出海。枢密院提领海船张公裕精心安排好御舟,供宋高宗和嫔妃们使用,其余船只安排给了朝廷高级文武官员和家眷以及由御营统制辛企宗、辛永宗兄弟率领的3000多名警卫官兵。因船只不够,一部分朝廷官员留在明州,成了明州新移民,其中有的后来发展成为明州的望族;一部分决心要紧跟宋高宗的人,便从陆路南下经宁海到台州,最后又与皇帝、大臣们会合。
    1130年1月25日早上,明州大雨滂沱,寒风凛冽,停靠在三江口新组建的南宋流亡政府船队在风雨中等待出发。宋高宗自明州府治内乘马到达东渡门出城,从江边码头登上一艘最大的楼船。《宋会要辑稿》上说到当时的情景是“去者有风涛之患,留者有兵火之虞,相别殿门外,皆面无人色”,可见当时皇帝和臣民们的心情都十分复杂和沉重,笼罩着一片凄凉和惶恐景色。
    宋高宗一行的船队很快就起碇开航,向镇海口方向驶去。
                     君臣流亡东海
    1月27日,宋高宗的船队到达定海县城(今镇海),他们没有进城,就在大浃江入海口下碇。这时就有人来报告说金人派使者前来明州朝见。大臣们认为这是金人来探寻宋高宗的行踪的,应将他们驱回。宋高宗认为不可不见,他对金朝始终抱有一丝和的幻想,就命范宗尹和赵鼎返回明州城接待金使,自己也等不得他们回报,正式扬帆出海,29日船队抵达明州所辖的昌国县(今舟山市定海)。宋高宗及重要随行人员住进离县城40多里地一个地名叫紫皮岙的回峰寺里,这个地方后来因此而更名为紫微岙。
    范宗尹和赵鼎在御史台算得上是亲密同僚,这次又是在危难时刻一起升官。范宗尹就是后来的“天一阁”创始人范钦的祖先,当年才31岁,比赵鼎还小13岁,可算是少年得志,平步青云。他们从定海骑马疾驰,到达明州城,在城西望京门迎候了金使。一见面,才发觉来者不是金人,而是奉命出使金国的文官卢伸,他被金人强迫携带完颜兀术的劝降信回朝。范宗尹当场拆开书信,只见满篇语言侮谩,简直难以卒读。两人弄清情况后就连夜返回定海。由于皇家船队已经出海,范宗尹和赵鼎就赶紧乘船追到昌国。
    宋高宗一行1月29日到达昌国,在岛上住了7天之后,得知金兵追至明州的消息,便不敢再久留,商议将“流亡政府”移至台州和温州。于是,2月5日船队又一次启航南下,偏巧遇上连日南风,时称“送年风”,船队航行的速度很慢,到11日(正月初二)才到台州港。为了能随时逃跑,宋高宗和众人竟不敢离舟陆居。他们在台州休整了近半个月,这大概是皇帝和大臣们在逃难时期中过得最快活的几天。但好景不长,宋高宗很快看到了弃守明州逃来的张俊,他怕金军尾随而至,就再次航海南逃,于3月1日到达温州。
  宋高宗在海上飘荡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既是东南沿海地区天气最阴冷的季节,又逢农历岁末年初之时,流亡政府的君臣是在茫茫大海的波涛上过的年,忍饥挨饿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最惨的一次,众多臣僚只找到5块炊饼来充饥,而宋高宗一个人就狼吞虎咽地干掉了3块,还意犹未尽。还有像吕颐浩这样宰相级别的高官,都穿起了草鞋。宋廷君臣的这种狼狈情状在中国历代君王的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为了逃命,为了不重蹈父兄被俘的厄运,宋高宗和朝廷官员们只好忍受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图片搜集:戴骅高乔 (摘自2007年1月27日宁波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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