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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高士周容的奇特人生和诗文书画

发布日期:2010-03-22访问次数: 字号:[ ]

   戴松岳

  

  周容行楷《范太君寿序》
  青雷山

  青雷寺
  青雷寺前的古树

     主讲人 戴松岳 198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教过6年中学历史,后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对宁波历史文化较有兴趣,

  著有《风流千古说慈城》,另有数十篇文化散文发表于各种报刊,其中《姚江是一个奇迹》被选入宁波市中小学语文教材。现在鄞州区政协从事文史工作。

   当我和一个朋友谈起想写写周容时,他诧异地问:“周容有什么成就?在宁波怎么没一点影响?”我说,这正是我想写的原因。在明末清初的宁波著名文人中,周容以散文堪称一绝。全祖望的《梅花岭记》以真情感动人们,周容的《芋老人传》则以哲思启迪学子,两者皆被收入中学教材;在诗歌创作和理论上,在群星闪耀的清初浙东诗坛中,他的造诣和在全国的影响已超过当时的浙东文坛盟主李邺嗣;在书画艺术上,他可与同时代的“康熙四家”之首的书法大家姜宸英相媲美。

  削发为僧

  周容(1619—1679),字茂三,又字鄮山。宁波府鄞县人。自幼聪慧,“十岁从家大人作制艺,辄能离题而行,见者异之。”学使试其文章,文笔奇丽,文思敏捷,学使大为惊异。少年时,周容已工于诗,他的作品得到当时诗坛盟主钱谦益的赞赏。“如独鸟呼春,九钟鸣霜,所见诗人,无及之者。”他弱冠之年即浪游三吴间,结识了像钱谦益那样的文坛巨擘,按理,他将在科举道路上循序而进,入仕登朝,成为封建时代典型的文人官员。然而,1644年的那一次社会变革,彻底改变了周容的人生轨迹,也使他的秉性、才华、人格在这天崩地解的时代中尽情显露。

  清顺治二年五月,大顺政权和南明弘光政权相继被摧毁后,清摄政王多尔衮认为天下大定了,遂于六月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六月初五,在接到清军攻占南京的捷报时,多尔衮即遣使谕豫亲王多铎,命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清世祖实录》卷十七)十五日谕礼部道:“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清世祖实录》卷十七)以往的遗民,或战或降,或进或退,还有个选择。这一次大不同了,隐也不是仕也不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黄宗羲在《两异人传》中曾揭示清初遗民生存环境的残酷:“秦虽暴,何至人人不能保有其身体发肤,即无桃花源,亦何往而不可避乎?”清顺治三年六月,清军渡过钱塘江占领绍兴、宁波。宁波的遗民们便面临着留头与留发的选择。

  27岁的周容在参加浙东抗清斗争后,选择了剃度出家为僧的方式。这是清初遗民表示与新朝不合作却被清廷所默许的一种方式。因此,周容来到青雷山剃度为僧。

  青雷山位于东钱湖北岸,相传宋初一高僧云游四方,到青雷山时见其地绝佳,遂发愿要建寺院,数年后终于建成,因山而名为青雷寺,至南宋时,寺旁有了高、钱两姓居民,形成村庄,名高钱村。明代时,青雷寺的香火渐旺。但周容出家并非是信奉佛教,只是一种不得已之举,为此他将削发为僧时的头发葬入坟中,并撰《发冢铭》十篇以记其心路。

  清初遗民削发为僧者甚多,但以发入冢为铭者则少见。周容的《发冢铭》第一首中的结语:“嗟哉为僧,吾则今始。”发冢为铭,亦自此始,并一直延续多年。这是一篇悲愤填膺的文字,于发的处置选择中流露出不可抑制的愤怒。周容就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了他与清王朝的对峙,然而这样的对峙并不能持续多久。他的父亲来了,当满头白发的父亲周训哭诉劝阻时,亲情使他进退两难,他不得不承担起为人子的责任,为此离开青雷寺回到鄞东七里垫的故居,过上隐居生活,虽回乡为民,却仍削发如僧,以示其不与清廷合作的气节。

  慷慨救友

  这一时期发生了“索饷事件”,在这个事件中周容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性格和人格。

  周容在年轻时为同乡徐殿臣赏识。当清军占据宁波后,曾任明山东按察佥事的徐殿臣游览天童时,被清兵捕去,关在平西将军王朝先的军营中,因拿不到赎款,将徐殿臣囚于水牢中,要其家人持赎金交涉。徐殿臣的弟弟徐邦臣想去交涉,但其妻子坚决不肯,因赎金无法筹集。周容闻讯后扼腕长叹说:“人谁无缓急?令危无以扶也,吾辈他日何以复见御使。”(谢泰宗《周鄮山传》)于是周容假称为徐邦臣前去军营,清军就将徐殿臣放回,让其回家筹款,而将周容作为人质留在军中。无奈徐殿臣的家产在抗清起义时已尽作为军饷,如今哪里还拿得出三千两赎金,于是时过半年后还未筹集到。清军将领为之大怒,将周容关入水牢之中,又用炮烙烙其双脚,烈焰之中,两脚肉消而骨断。重刑之下,周容毫无惧怯,宁死不屈。这时王朝先的座客方伯吕、万旋吉见状肃然起敬,多方斡旋,王朝先与周容相熟,见再关押也无效果,于是将周容放回。但经此酷刑,周容两脚已躄,然而跛足的周容非常乐观,自笑说我今且为半人,因此别号为“躄翁”。(参见光绪《鄞县志》)等周容出狱后见到徐殿臣时,徐殿臣惭愧至极,但周容却绝无怨言。两人以后终生保持了生死之谊。

  春酒堂欢

  顺治十四年秋天,周容在城东7里的东乡建起了一所小院,他名之为“春酒堂”。门外是一马平川的鄞东平原,屋后是流水潺潺的塘河,金峨山、太白山及东钱湖畔的群山叠峰隐约可见,参差可数。每当夕阳西沉、暮色四合之时,渔舟便直达屋后门外,渔夫送来鲤鱼、鲈鱼或河虾湖蟹。院中的书楼上藏有《史记》、《庄子》、《离骚》等文史书籍千余卷,唐宋石刻百余种,还有历代名人墨迹、山水、花竹画轴数十个。每当有人请周容写碑记、序言、墓志或铭文时,周容就凝思而赋,一挥而就,然后在父亲周训面前,琅琅诵读,每有凝滞不协之处,则加修改,其时,其子宛春也就侍立在侧,观看父亲挥笔而书。所著之文必推敲再三,直至声情并茂、文辞顺畅而止。而当他临池草书时,其父周训携孙在旁观看,评其笔法,论其笔势,婆媳数人则置酒布菜,准备晚餐,此时祖孙三代,其乐融融,享尽人伦之乐。种花时节,邻翁则至其家。此时春酒堂中,置酒设席,高朋满座,笑声欢语,响彻四野。四方文人凡有到周容家的无不为此景象所感动,以为这种人伦之乐无有逾者。为此周训以《诗经·七月》中的“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之意,让周容作《春酒堂记》,命孙周宛春书于堂壁。此时已在1667年四月初。周容就以这种卖文、卖书、卖画的方式度过了他的乡间遗民生涯。

  畅游天下

  但躁动于周容内心的激情是不可抑制的,平静、平庸的生活无法遏制他的家国之恨和故园之思,他必须用充满血泪的文字和异于常态的行为来发泄他的激情,为此在留下一大批充满激情的血性诗文同时,也留下了他放荡不羁、白眼看人的身影。许多时人著述记录了他诡异的行为。

  好诙谐,能倾一座。尝在闽中或以千金属一事,挥去弗顾。

  ——《续耆旧诗传》

  隐居不为进取计,游于缙绅之间,以笔墨自给。倏而依阿,倏而傲慢,常使酒驾座,又善哭,叫号之声惊动邻里。盖不得志而猖狂自恣者。

  ——张锡琨《明文授读小传》

  这般使性骂人,自然得罪了一批文坛上的庸碌之辈,江浙之间,群议纷纷,而杭越之途,更是毁贬齐下。钱谦益在给杭州诗人俞泰的信中这样写道:

  今年偶游钱城,有人告我曰:杭越之间,群毁茂三(周容),以为其人可杀,其诗可放也。众怒汹汹将及子,子其戒之。

  由次寅(俞泰)观之茂三,所就当益奇,此二子皆腰下有骨,岂怵于群飞利天,迸人以祈自免者耶?

  浙东这块区域对于他而言实在太小了,为此这个自弱冠之年就浪游三吴的诗人,更以“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心愿北上南下,结交了一批全国一流的人物,如浙江的朱彝尊、查方舟,江苏的汪琬,山西的申涵光、傅山,河北的杨思圣,江西的王于一,福建的许有介,山东的于公治、纪伯紫等等。在与这些至情至性的文人们相交时,周容在诗酒中尽显才情。

  散文名家汪琬的信中又透露出周容在朋友心中的地位:

  自足下初入京师,即闻韩武库圣秋娓娓口足下,不置已复遇刑部公勇于邸舍,其向仆称道者悉如武库而又加祥焉,仆窃揣此两人者,士大夫皆曰贤人焉。其说必不虚,且妄故愿与足下相见。既见之,后饮酒谐笑,事事动人。虞仲翔有言:得一人知己,死可不恨。仆交游衰少,然于吴门得计子甫草,于京师得梁御史曰缉,今复得足下而三。不可谓孤矣。

  以死拒试

  惟真性情是真朋友,惟真诗人乃自风流,周容就是这样的率真之士,性情之人。

  康熙十七年,同乡史大成招周容入京,史大成是顺治十二年状元。为清代浙江第一个状元,时浙江有谚,浙江状元“始于史,终于钟”。恰巧以后钟骏声为浙江最后一位状元,此谚遂得应验。史大成性格敦厚,孝顺笃谊,康熙时为礼部左侍郎,康熙十五年主持乡试。他与周容性格迥异,却相知融洽。为此周容也欣然应邀,以花甲之年再上京师。这一年是清科举史上重要的一年。康熙皇帝在平定三藩、统一全国后,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了一个特别的举措,那就是开博学鸿辞科以招徕汉遗民中的领袖人物和才俊人士。这一招极为灵验,因为在历经35年的岁月磨洗,遗民们纷纷改换门庭,将“我大明”改称“我大清”。

  拒不仕清,是遗民们当时的抉择。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连拒绝者自己也明白了这种拒绝对时局、对统治者都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周容的同门学友张莺于明亡后矢志守节,更名潜,字又陶。自题私印曰:“短衣孤剑客乾坤”。所写诗皆学杜甫。但无奈母命难违,于顺治年间即出补诸生,参加秋试,后任神木知县。(参见《续甬上耆旧诗传》)由此可知,遗民绝不是一个能轻易坚守的身份。

  正在这种局势下,当康熙皇帝于十七年颁诏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朕将亲试录用”时,在全国知识界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各地共举荐了180多位“博学鸿儒”,几乎把大江南北的汉人精英一网打尽。当时名满天下的“江南三布衣”姜宸英、朱彝尊、严绳孙都在被荐之列,朱彝尊、严绳孙两人在此试中入仕,而姜宸英因推荐者韩菼入宫未能践诺而抱憾多年。面对这场极具诱惑的举国大典,有四个人以死相拒,这四人便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清初大儒傅山、关中铁汉李顒和大明遗民周容。

  当时宁波的地方官员奉命在周容家寻问消息,再三催促家人让其赴试。在北京,朝臣争相荐之,总督李之芳力荐其参试,周容以死相辞。言“吾虽周容,实商容也。”(张庚《国朝画征录》)鉴于周容性格刚烈、性情偏执,行事犹如徐渭,不徇情面,举荐的朝臣怕弄巧成拙,反而害人害己,只得作罢。誉满京师的周容终于逃过一“劫”。但他的生命之火也在这一抗争中消殒殆尽,次年(1679年),年已61岁的周容在北京卒于客舍之中,身旁并无一位亲人相伴,守护其侧的只有仆人介寿。

  但一切并不因此而止。当他去世后,由于他的文学成就和艺术才能,有一权贵想用重金贿赂仆人,以谋将其稿据为己有。但仆人介寿跟随周容多年,情同父子,他义不负主,痛哭流涕予以拒绝,终使其手稿能完璧归乡。

  周容的著作有《春酒堂诗集》十卷、《春酒堂文集》四卷、《春酒堂诗论》一卷。另有《翁洲志》一卷、《翁洲死事诸公传》一卷、《明季线》,但在全祖望应周容之子周宛春之请写《周征君墓幢铭》时,《翁洲志》、《翁洲死事诸公传》已托言焚于火而不见。才华超众、成就非凡的周容就这样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以至少为人知。摄影 胡龙召  ( 转载自3月21日宁波晚报A10版: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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