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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孟颛与天一阁

发布日期:2010-03-08访问次数: 字号:[ ]

《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

冯贞群遗物

天一阁正门

冯贞群

 

   主讲人 谢善实  曾任宁波日报副刊部副主任。有不少散文、随笔见诸报刊,并与人合著出版了43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商盗寇》。2000年被评为宁波市十佳新闻工作者。

   我最早知道冯孟颛这个名字是在中学时代。那时一位同学是冯先生的邻居,他写了一篇怀念冯孟颛的作文。老师就在课堂上读了这篇文章。从此就知道了宁波有一位学者叫冯孟颛。后来参观了孝闻街上的伏跗室,才知道冯孟颛是他的字,他的名字叫冯贞群。近来因工作的关系,接触了一些关于天一阁的资料,越读越觉得这位乡贤的可敬,于是有了写一写这位乡贤的冲动。

  冯贞群与《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

  冯贞群对天一阁的一大贡献是他编著的《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这是线装书,先是序言:“……方欲属稿,而倭寇窥鄞,警报日闻,无心纂述。贞群伏处危域,校印斯目,荏苒三载,乃克蒇事。”读到这里就会使人想到“七七事变”后梁思成依然在五台山寻找唐代建筑,想到爱国学人在四川宜宾李庄所作出的学术贡献,想到孝闻街伏跗室大院中的防空洞。 

  读这本书,不要忽略它撰写编校的时代。枪炮声在大半个中国响起,宁波也不例外。风雨如磐,冯贞群却能神定气闲地坐在书斋中,一页一页翻过带着油墨味的书稿校样,不时地还要改上几个字。这是何等的定力!冯先生在序言中提到过那段话,后来在“凡例”中也提及。可见这事对他印象至深。

  天一阁是明代范钦创建的。要了解天一阁当然先得了解范钦。范钦在任上购书,归乡后又致力于藏书。那么归乡后有多少时间可供他建设藏书楼,他的年龄就成了必须关注的问题。从康熙《宁波府志·范钦传》到《四明谈助·范钦传》都说他“卒年八十三”。还有一位阮元,他也是对天一阁有密切关系的人物,不但官大,在浙江当过巡抚,而且历官所至以提倡学术为己任。可是他在《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中也说:“(范钦)卒年八十三。”

  对此,冯贞群却说不。在“倭寇窥鄞,警报日闻”的形势下撰写《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这本编目并不单是天一阁书目的编录,而且收录了众多的有关天一阁的史料。其中有《志传·冯贞群补注》,之所以将冯贞群补注放在书名号中,是因为冯贞群的注解大大多出志书中原有的内容。在《光绪鄞县志范钦传》中尤其是如此。因此,冯的注解也成了“范钦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光绪鄞县志范钦传》中写道:“(范钦)卒年八十三。”冯先生没有迷信现成史志和权威的说法,他在后面加了一大篇注解,最后写道:“案范氏谱钦年八十,而终县志作年八十三,误也。”也真奇怪,范氏族谱明明记载,范钦卒年虚岁八十,可是这么多的志书编纂者却没有去翻翻范氏族谱。冯贞群却去查了。于是有了注解中的“范氏谱曰”。冯贞群是参与民国《鄞县通志》编纂的,这本志书中的很多人物传记,早于范钦的,晚于范钦的,都有传记人物的生卒年代,却有一部分人的传记并没有生卒年代,其中就包括范钦的传记。这大概是编纂者的慎重态度。民国《鄞县通志》后的一本宁波志书就是1995年出版的《宁波市志》了,里面就明确记载“范钦(1505~1585)”。想必依据就是前人实事求是的考证。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做学问最宝贵的态度。

  “《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脱误之处不少,例如《和州香泉志》误作《香泉县志》,《威县志》误作《戚县志》,《荥县志》误作《恭县志》,《永平府志》误作《永定府志》等等。”这是骆兆平先生在《天一阁明代地方志考录前言》中提及的。不为贤者讳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将其列出来反而愧对乡贤。

  范钦去世的年代搞清了,那么他是什么时候建阁藏书的呢?对此,《鄞范氏天一阁内编序》也作了考订:“黄宗羲在康熙己未《天一阁藏书记》云:嘉靖至今盖已百五十年矣。以此推之,(天一阁)当建于嘉靖九年,时侍郎年二十五,中举人后二岁。李邺嗣《甬上耆旧传》云:司马公归里,于宅东起天一阁。案侍郎于嘉靖三十九年擢兵部右侍郎,未上,遽迄归,则阁之建是在嘉靖四十年以后。二说不同,然以后说近是。”这儿,冯贞群没有下结论,而是将事实摆在了读者面前,让大家自己去判断。

  冯贞群实事求是的精神还体现在他对芸草、英石的评价上。

  天一阁夹在书中的芸草和放在书橱下的英石。这在外界已经传得神乎其神了。很多著述都引用袁枚的诗:“久闻天一阁藏书,英石芸草辟蠹鱼……”后面还注着“书中夹芸草,橱下放英石,云收阴湿物也”。这个袁枚,既不是植物学家,也不是地质学家,到天一阁来了两次,就写诗下了结论,后人实在不能以此诗作为芸草英石功用的依据。我们可以读他的《随园诗话》,读他的《随园食谱》,依照《随园食谱》来做菜大不了倒掉一锅菜,但捧着他的《子不语》满世界找起鬼怪来就会一无所获。

  还得看冯贞群的《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其中有《芸草避蠹英石收湿说》一篇。冯氏写道:“芸草夹书叶中,花叶茎根皆全,今存三本,赵万里认为除虫菊,钟观光认为火艾,未审孰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未审孰是就是知也。他最后写道:“案:嘉庆壬戌目中有霉蛀之本,则芸草、英石收湿之说实未足信,岂以时久而失其效耶?”冯氏在这儿作出了合理的推测,但是是不是时间长了芸草就失去了效用?冯氏还是没有下最后的结论。这样慎重的态度,怎能令人不服?

  上面提到了赵万里,他也是对天一阁有重要贡献的人物,而且名头比冯贞群大得多——著名文献学家、敦煌学家,精于版本、目录、校勘、辑佚之学,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同乡兼门生。直至到了新时期,1979年他还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当然他也否定芸草避蠹英石收湿之说。但说起英石来却有些轻率:“其实天一阁所谓芸草,乃是除虫菊的别名,是一种菊科植物,早已失去了它的除虫作用。浮石不知从郭外哪个山里搬来的一种水沉岩碎块,并无什么吸收空中水分的能力。”这儿的“早已失去了它的除虫作用”就有歧义,是这种植物经过长期进化早已没有了除虫的作用,还是夹在书中时间长了就失去了作用?如果是后者,那么至少当初夹在书中是有用的。还有英石,他竟认为是从宁波城外山里搬来的,这个结论未免下得太轻率了。查骆兆平先生所著《天一阁保护的历史经验》:“考英石产于广东英德县,是一种石灰岩石块,有的‘具峰峦岩洞之状’,因此被用来作为假山石头,故‘以皱、瘦、透、秀四者备具为良’。英石也不同于通常作盆景用的川石。我们请教过地质工作者,并作了实验,证明它并无吸潮作用。”用地质工作者的说法和实验来判断,那才是科学的态度。

  天一阁与《四库全书》

  我们读过黄宗羲的《天一阁藏书记》,更应该读他的《原君》。“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话如同黑夜中的流星,在天空中划出了耀眼的光芒。为害天下,当然也会祸及书籍,祸及文化。天一阁藏书最先大宗的减损,便是由于自认为很有文化的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乾隆)所为。他下令征集全国的书籍,编纂《四库全书》。他要搞他的文化统制!

  于是,各地的人就向皇帝献殷勤。在浙江有巡抚三宝办这事,负责为弘历收书。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就将书交给了他。范懋柱献出的书可都是“罕藏阁传精本”。三宝向爱新觉罗·弘历报告“范懋柱等俱呈请抒诚愿献等语”。皇帝真该得意,全国的藏书家都自愿向他献书。别以为这样弘历就满意了,他还要挑剔:“范氏藏书中有与前奏单内各书重复者颇多……此等检出书籍应先行发还。”本来,最好的办法是骗他,骗弘历这样高高在上的皇帝。袁枚不像黄宗羲敢于说皇帝是祸害,连他这样也知道“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

  编《四库全书》的翰林学士就在骗皇帝。弘历说了“范懋柱等呈出各书,着三宝先传谕伊等,将来解京钞毕仍发回浙省,令其收取收藏”。那些编纂者却偏不。他们可都是识货的,书籍到了那些人的手中要想回来就难了。全国进呈的书还留藏翰林院中,“日久为翰林学士拿还家去的,为数不少。前有法梧门,后有钱犀庵。”这个法梧门,名字有些怪,因为他是蒙族人,是乾嘉时期的有名诗人。嘉庆间,这个诗人还在翰林院得到《顺治进士二代履历》十余册。可见这个诗人从乾隆朝到嘉庆朝,一直干着将翰林院之书据为己有的勾当。这个钱犀庵呢,他叫钱桂森,犀庵是他的字,江苏泰州人。清道光三十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可见天一阁的进呈书是在翰林院放了很长时期的,至少到道光年间。据说钱桂森也有很多藏书,其中占公为私的有多少?“士农工商”,郑板桥却排为“农工商士”,上面的事倒可以为郑板桥之说提供一个佐证。当然这些“士”不是大写的。

  弘历征书是全国性的,书籍流散也是全国性的。阮元说“……只范氏天一阁幸得无恙。”他说的是真话吗?冯贞群以前的阮元、薛福成也都曾为天一阁编目,这两人的头上都压着爱新觉罗,所以都不敢说编《四库全书》是天一阁的劫难。民国时期的冯贞群可以说了,而且也这样说了。天一阁原有七万余卷,至冯贞群编目,只剩下一万一千五百九十五卷(不包括清代续加的《图书集成》和范氏家著)。冯贞群提出了天一阁藏书“五劫”,其中第一次劫难是“明清易代”(经籍明历朝实录之半于斯时流出),第二次劫难是爱新觉罗·弘历造成的,也就是编《四库全书》对天一阁劫难。

  鲁迅先生就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注意,不是古书存,而是古书亡!清统治者的“变乱旧式,删改原文”是破坏了原书的真实性、可靠性,对使用者造成了不便或误导。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密切相关的明代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不幸的是范氏进呈的有不少是这类书籍。删改了明代的还不够,北宋南宋也不能放过。有些删改是十分可笑的。如大家都熟悉的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爱新觉罗家族忌讳“胡虏”、“匈奴”这样的字眼。于是《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就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这句子实在不通之极。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是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的:“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这儿“膻腥”又是犯忌的,因此被改作“亦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一个半个耻臣戎”改作了“一个半个挽雕弓”。最让人奇怪的是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本来嘛,“寄奴”两字与爱新觉罗犯忌的“胡”、“戎”、“夷”、“虏”等并无关涉。可是那些一味以皇命是从的《四库全书》编纂者看到这些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

  《四库全书》编好了。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宁波当然是文风较盛之处。天一阁就“有幸”收到了爱新觉罗·弘历奖予的《古今图书集成》,按这本图书集成去阅读,会读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冯贞群塑像

 

伏跗室外景

伏跗室展厅

       天一阁真心实意的保护者

  《四库全书》编纂者中有将存放在翰林院中的天一阁书籍不告而取者,翰林院之外的文人何尝不是觊觎着天一阁的藏书。

  以前天一阁有一副楹联:“杰阁三百年老屋荒园足魁海宇赐书一万卷抱残守阙傲公侯”,后面的落款是“光绪辛巳冬三品衔补用道宁波府知府宗源瀚撰书”。此联已毁于“文革”,现在挂在上面的是1980年沙孟海重新书写的,已经没有对联后面的落款了。这个先打出三品衔补用道的宗源瀚,据说,造访天一阁时,范氏后人奉迎欠恭,所以才有“傲公侯”之说,但“《图书集成》残本不知如何落到这位知府大人手中”。

  这里还要提到缪荃孙,这个缪荃孙是什么人?他的名头也够吓人的:藏书家、校勘家、教育家、目录学家、史学家、方志学家、金石家,总之有一大串。

  “据说缪荃孙听到天一阁藏书被盗消息后,兴冲冲地赶到书店要求看书,却遭到了拒绝。他大怒了,写信通知了范家,这就引起了一连串查问、追究。”原来是这样,他在书店中看不到小偷偷盗出来的天一阁藏书才大怒,才通知范家的。这个时候他被聘为清史总裁,应该有能力帮助天一阁追还藏书吧。他没有追查。他自己写的《天一阁始末记》中说:“癸丑余避难侨沪,忽闻阁书大批出售。余友石铭得宋刻《书经注疏》、《欧阳集》六十四卷本。”他的朋友得到了阁书,既然是阁书,那就是贼赃。

  天一阁藏书所受最大的损失在民国初年。窃贼一下偷走了藏书一千种左右。民国初年,一些遗老还是满脑子的“我大清”,他们中的聚居上海者,以书画图籍品鉴题咏为消遣。没有了“我大清”时的风光和权力,如何再获得书画图籍呢,于是就作伪,就盗窃。有某氏时来甬上,与范氏后裔商量购书而不成。“民国二年就以薛目选记,赂巨窃薛继位者令其盗取。”那个窃贼就进入天一阁“定向窃书”。他还雇用几个木匠,晚上爬到藏书楼屋顶,揭开瓦片,用绳子将自己吊进藏书楼中,白天舒舒服服地躺在一般人不能登临的天一阁之中,晚上就大模大样点起蜡烛来,按照“某氏”提供的薛目偷书。薛福成真想不到自己所编的《天一阁见存书目》竟会被盗书贼背后的指使者利用。本来笔者惊异于窃贼的文化素养,但想到他背后的“文人雅士”就毫不奇怪了。这个窃贼是被抓到了的,但他不肯说出背后的指使者,以至指使者逍遥法外。不久,窃贼偷出的书在上海的书店出现,一些“藏书家”就乘机购得。

  冯贞群是大写的“士”。他真心实意地保护着天一阁,不管辛劳,不管危难。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天一阁的维修,更折射出这位先贤的人格魅力。

  1933年,宁波遭强台风袭击,天一阁宝书楼东墙一角倾颓。身任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的冯贞群召集委员开会,发议由公家筹款维修,并成立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其中常务委员五人,冯贞群名列其中。十二月,25名委员发出《修建天一阁捐启》数百本。这本册子,由赵万里起草,捐启中说:“会大风雨,阁东墙圯,池台湫隘,亭馆荒凉,非重加修葺不克其永存。”冯贞群作为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名列捐启之首。捐启发出后,各地学者纷纷响应,数年间捐款不断,共收取两万余元。现在天一阁宝书楼前的兰亭就是那次维修时修筑的。阁前池石“天一池”三字也是那一次加凿的。如《宁波市志》所记:并移宁波府学“尊经阁”于其北首,搜集宋元明清碑碣80余方嵌置北墙中,称“明州碑林”。西首墙边的千晋斋也是在这一年建起来的。《宁波市志》同时提及,冯贞群“发起参与重修黄宗羲讲学处甬上证人书院‘白云庄’”。现在我们进天一阁、访白云庄能细细品味这些文化遗存,实在不应该忘记这位可敬的本乡先贤。

  《修建天一阁捐启》中还提出“阁书流出者亦当次第收归,或抄副本以实阁藏”。在维修书楼的同时,还访得天一阁旧本12种,计186卷,明以后之本数十种。《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也正是这个时期由冯贞群负责主编的。这本书的“凡例”中写道:“是编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付印,适倭寇难作,风鹤震惊,居民疏散,屡作屡辍,迁延三载,方克告成。”民国二十六年七月,这个月的中国发生了什么?

  卢沟桥边的炮声响了,整个中国都在动荡。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近在咫尺的宁波风声鹤唳。但是8月15日,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依然召开会议,决定将天一阁藏书移至鄞西茅草漕眺头范大冲墓庄暂存。1938年9月20日,日舰进犯镇海,宁波军情紧迫。1939年1月5日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举行第二十六次会议,再次选择天一阁中明以前版本及抄本移至茅山范钦墓庄。4月7日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召开第二十七次会议,这次,有25人的委员会到会的只有六人了——东洋人要打进来了,有多少人还有心思管天一阁?居民都疏散了,立志保存宁波文化的士人却还在开会,中间有一个人就是冯贞群。事后,冯贞群有记:将所藏宋元明抄本分装二十八箱运至浙西龙泉。

  1941年4月19日宁波沦陷,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将所有银钱、书帖、文卷、器具移交天一阁范氏,移交清册落款为“经手点交人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主任冯贞群”。其中书帖类就有冯贞群所编的《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六百部。银钱共折“计币四百零八元八角一分正”。当我打下“一分”两字时,不禁停止了写作,眼睛就盯着“一分”两字。移交银钱数竟准确到以分计!可见作为委员会主任的冯贞群工作之认真。连一分钱都移交给了天一阁范氏。

  1946年12月,天一阁藏书回归阁中。1951年,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在《文物参考资料》中说:“倭乱之役,所失不多。据范氏后裔告诉我,只失去了方志两部。”倭乱之役,整个中国都遭受了劫难,但天一阁却所失不多,这里不能不说有冯贞群的一份功绩。

  伏跗室与“伏跗精神”

  为了写这篇稿件,最近我又去了趟伏跗室。天下着蒙蒙细雨,孝闻街上行人稀少,连穿梭往来的公交3路车这时也没有过来。因此这儿显得分外清静。还未进门,先看到了“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牌子。原来这儿已经升格了。

  走进院内,转身看到了嵌在墙上的《伏跗室记》。文后写着“民国三十五年十月”。民国三十五年是1946年。自1941年4月19日宁波沦陷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宁波民众经受了多少煎熬,冯贞群当然也不例外,现在他舒了口气:“……岛寇陷鄞,日人数迫贞群出主政局,初以威惕,继以利诱,终用反间。念硕果仅存之身,白刃可蹈,饥饿可忍,逆则决不附也。于是杜门潜居,伏处跗坐,日览内典,诵佛号,以胠烦恼,消业障,此亦伏跗之别一义也。沦陷五年,今得重光。室中藏书,幸无恙,乃秉笔记之。”乡人推重冯贞群的名望,日寇也想利用这一点。威胁利诱都用上了,最后竟然用上了反间计。可是冯贞群不愧是冯贞群,宁波人应该以自己的乡邦有这样的人而自豪!最后他还是没有忘记室中藏书,藏书无恙,他就欣然提笔,写下了这篇文章,感慨、喜悦溢于字里行间,冯先生与书共存亡的决心也充分体现在这篇文章中。爱国爱乡,坚守文化信念,这就是“伏跗精神”。

  院中防空洞依然,洞边橘树和芭蕉树相互掩映。看北侧的厢房,正中放着一张硕大的书桌,使人想起这儿是高官办公的处所。可当初的伏跗室却不是这样摆放的。以前无数次到过这儿,好几次都是洪可尧先生陪同参观的。他曾指着放在门旁的书桌告诉我:“当年孟颛先生就是坐在这儿的。”那时,看到门旁的书桌,脑子中就会出现一位年迈的老人,坐在门侧,坚守着他的文化信念。一旁陈列着冯贞群的会客摆设,介绍说他当年喜欢交友,十分好客。忽然又想到了我那位同学的作文。那篇作文的最后一段叙述了扶着冯贞群去看新修成的孝闻街的情景。要是冯孟颛不是与邻里和睦相处,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是不会用充满感情的作文来追思一位邻居的。

  走进正厅,看到的是冯贞群的一座塑像。找遍所有展厅没有见到以前陈列的冯贞群正面照相。记忆中那张照相,冯贞群严肃认真,一脸正气,看一眼就会联想到他“白刃可蹈,饥饿可忍,逆则决不附也”的坚定决心。也许现在的塑像太大了吧,而且是赭色的,一时看不清他的形象。绕至后园,看到一株梅花树,虽多树瘿,却挺直向上,决不是龚自珍所称的那种病梅。梅花迎着寒风绽放,这才又想到这位乡贤的风骨。

  书的功用是传播知识,传承文化。如果将书一味藏起,那么书的功用何在?将书封闭起来,这可不是“伏跗精神”。1930年,张寿镛编纂《四明丛书》,冯贞群拿出自己所藏的宁波先贤著作五六十种,而且协助采辑。通过《四明丛书》,甬上遗典已传布海内外,张寿镛当然是首功,但冯贞群也功不可没。曾担任这本书校对的张令杭先生在《忆张寿镛先生》中就说“同邑冯贞群(孟颛)相助尤多”。1935年重修天一阁委员会订立《天一阁传钞简章》,“初拟公开阅读,而阁中藏本衣脱钉亡,虫伤水渍,非大为修治,难以阅读……今定捐款钞书办法,即以所捐之款,移为修书之用,学者欲求未见之书,但斥区区之金,可得秘笈,庶一举两得矣。”天一阁的书不是不让读书人去读,而是虫伤水渍太严重,所以才实行“捐款钞书”。这是不是冯贞群的主意,不得而知,但当时冯贞群是重修天一阁委员会的常委,而且此简章收入了他主编的《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可以推测,冯贞群是提倡者,推崇者。最终,冯贞群留下遗嘱将整个伏跗室藏书连同房舍献给国家,包括宋刻《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元刻《春秋属辞》、《乐府诗集》、明刻《刘随州诗集》。这是他在艰难岁月天天翻阅吸取精神力量的书籍,这是与他在防空洞一起躲过日机轰炸的书籍,这些书散发出来的不光是书香,还有一种精神,那就是“伏跗精神”。

  再次阅读了《宁波市志》上冯孟颛传记。虽然只有短短的五百五十余字,但他的一生已经叙述清楚。上面谈到过的就不引用了,只将没有提及的引出来,再加些自己的联想:

  “冯孟颛(1886—1962)名贞群,字孟颛,又字曼卿,号伏跗居士、妙有子、孤独老人,以孟颛字行,慈溪孝中镇(今江北区慈城镇)人,生于江苏松江县,后迁宁波孝闻街。17岁中秀才,后承祖业经营钱庄,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宁波军政分府参议员。”

  原来他还是同盟会的会员,而且在辛亥革命后任宁波军政分府参议员。可见他与时俱进,并不抱着“我大清”的秀才名头。

  “1946年任上海高等法院秘书长。不久辞职回甬,执教甬江女子中学。”

  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上海高等法院秘书长的地位比一个中学教师不知要高出多少。可是他却不愿留在那个职位上,而是回到宁波,在家乡当一名中学教师。这儿也可以窥见他的内心世界之一斑。“伏跗乡里不求显而致力于学”,冯贞群身体力行的正是这种“伏跗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海曙区人民代表,市第一、二届人代会特邀代表,市政协委员,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等职。遗嘱将伏跗室藏书及居宅献给国家。精于版本学,于宋椠本、元明清刻本、手稿原本,能审真伪缺失、讹误,尤熟宁波乡邦文献,1930年张寿镛刻《四明丛书》出所藏五六十种珍本供用,又协助编校。著有《李长吉诗注》、《天一阁书目内编》、《伏跗室书目》等。伏跗室今对外开放,为海曙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冯孟颛为宁波的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宁波民众也没有忘记这位乡贤,去年,评选“60位为宁波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模范人物”,去世47年的冯孟颛,名字赫然在列。

摄影 胡龙召(原载宁波晚报2010年3月7日星期 、3月14日星期第A10版: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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