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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甬上第一学士——袁桷

发布日期:2010-04-12访问次数: 字号:[ ]

  主讲人 徐建成 宁波人,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宁波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曾主讲《保国寺的历史身份与文化表情》、《宁波的历史沉浮与文化沧浪》、《浙东的历史征服与文化迁植》等。撰写发表有《历代知府与宁波城市发展》等学术文章30余篇。
  袁桷曾祖袁韶的墓前石像
  袁桷书《雅潭帖》

在元代,宁波人官职最高、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谁?这个人就是袁桷(1266-1327),字伯长,号清容居士,元代五朝翰林,唯一一位去过元上都的四明籍为官者。袁桷是元代著名经史学家,如果幸运的话,他得以修撰《宋史》,今天的人们也许会像记住万斯同修《明史》那样知道他。他多次担任元代科举考官,为天下举子所熟知。他是古代著名琴家,浙派徐门琴操的重要传播者;他也是元代文学家和书法家、书画鉴赏家、著名藏书家,元代浙东第一藏书楼就属他家。

  元代五朝翰林

  在元代,全国实行四等人制,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江南文士位居最后,落入了一个很潦倒的阶层,以“九儒十丐”为世人轻视,处在一种茕茕孑立、郁郁寡欢、暮气沉沉,明知没有未来而寻找未来的状态。这是江南文士落寞的时代,除了袁桷、程端学,四明籍文士基本没有进入京城为官。

  南宋咸淳二年丙寅六月,袁桷出生在临安(今杭州),七日后,21岁的母亲亡故。袁桷由外祖母张夫人抚养成人。“七岁诵诗书,十龄学词章。”德祐二年父亲袁洪辞官回四明,居住于月湖宅第,也就是如今的海曙区莲桥街历史街区,虽说目前现存的袁氏建筑群是明清以来的建筑,但是甬上望族南湖袁氏世家的宅第自南宋以来就一直在此,袁桷也生活成长于此。

  南湖望族袁氏,在甬上地位举足轻重。尤其是南宋中后期,很多朝廷重臣出自袁家。如袁桷的高叔祖袁爕,南宋孝宗淳熙进士,官至礼部侍郎,曾师事陆九渊,学者称为絜斋先生。曾叔祖袁甫,嘉定七年进士第一,官至兵部尚书、兼吏部尚书。曾叔祖袁商,嘉定十六年进士,官至宝谟阁直学士等。南宋后期的袁家又与四明相门世家史氏家族数代通婚,互为表里,使两家盘根错节、交织于一体,家族实力令甬上他族望尘莫及。

  由于家业殷实,袁洪聘请了一些活跃于浙东的著名学者客寓袁氏私塾,教授袁氏子孙。如王应麟、舒岳祥、胡三省、戴表元、黄震等人。青少年时期的袁桷先后拜这些硕儒为师,学业基础相当扎实,在甬上文人学士中堪称罕见。

  元朝初不举办科举考试,许多儒士只有选择担任地方儒学的学官入仕。元贞元年,袁桷由戴表元的好友、南宋状元、元朝南台御史王龙泽推荐,担任了婺州(今金华)丽泽书院山长,步入仕途的第一步。袁桷在丽泽书院做了三年的山长后,于大德初年,受到父亲袁洪的挚友、奉诏江南访贤的翰林学士、除南台侍御史程钜夫的推荐,选作翰林国史院检阅官,但还没来得及上任,袁桷的妻子郑氏、父亲袁洪相继病逝,他只得在家守制三年。大德五年,在亲家、宋朝宗室、翰林学士赵与的照顾与推荐下,朝廷重新任命袁桷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大德六年,袁桷赴大都就职。后受到翰林学士承旨阎复的赏识,升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不久又升任翰林国史院修撰。经历成宗、武宗两朝,在仁宗、英宗两朝袁桷得以重用,从提升翰林待制起,可谓青云直上,先后升任集贤院直学士,集贤学士、集贤侍读学士、集贤侍讲学士,最后累官至翰林侍讲学士,位居二品,并三次随驾赴元上都。要知道,元代能去上都的官员大都是皇帝倚重的,可见当时袁桷的境况。到了泰定元年,袁桷请辞归故里,泰定帝应允。袁桷的仕宦生涯历经元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五朝,与绝大多数默默无闻、无出头之日的江南士人相比,是比较幸运的。

  他与修撰《宋史》擦肩而过

  袁桷十二岁起师从当时55岁的王应麟,受典制之学。这也是袁桷日后最为精深的一门学问。他对历代典章制度和人物比较熟悉,对考据学用力较多,对历代礼乐沿革,官吏迁次,百家诸子目录,士大夫族系,悉能推本溯源。袁桷撰写的《郊祀十议》是元代典章制度的代表作。

  袁桷年轻时,即以修宋史为己任,方不辜负名师的传授、博闻广记之结果。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于家学,祖辈中有多人参与修撰史书。其中,先高叔祖少傅正献公袁爕在嘉定时以礼部侍郎秘书监专修国史。曾祖太师枢密越公袁韶亦为秘书著作郎、迁秘书丞。曾叔祖少傅正肃公袁甫、吏部尚书袁商参与修纂宁宗、理宗两朝实录。二是受业于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胡三省也通过寓居他家,完成了著名文献《资治通鉴音注》。袁桷入元廷后,大多数时间在翰林国史院任职,修撰历朝实录是其职责所在,袁桷上《贺武宗皇帝登基表》,参与修撰《成宗实录》、《武宗实录》、《仁宗实录》。三是袁家藏书丰厚,元代浙东第一藏书楼就属他家祖业“奇观楼”。虽然至元二十六年杨镇龙起事,波及四明,袁氏家族逃难,藏书多被烧毁,但是仍有部分书藏于山中,得免于灾。加之袁桷广蓄书卷,后藏补充,藏书楼又复见“奇观”。修辽金宋史也自然而然成为其毕生的愿望。

  南宋灭亡以后,修撰辽宋金史成为当务之急,但当英宗朝位时仍没有系统修成。当时丞相拜住非常了解袁桷的史学才能,将此重任托付给袁桷。袁桷亦上《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详细列出自己搜集遗书的成就。若不发生“南坡之变”,袁桷也许真的会修撰成辽金宋史,也许今天的人们会像记住万斯同修《明史》那样认知他。袁桷虽没有编成宋、辽、金史,但袁氏所藏书籍日后被其孙袁曮献给朝廷,对宋、辽、金史的最终修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天下举子所熟知的

  元代科举殿试考官

  元仁宗尊崇儒术,在他统治的十年间,以尊孔重儒、勉励学校、培养人才为先导,一步步地走上了推行科举、以兴治道的施政历程。延祐二年,仁宗开科举取士,袁桷直接参与了科举制度议定工作,而且还担任了第一届科考的殿试阅卷官,经历了最令士人激动的科举取士。袁桷“取文务求实学,士论咸服”。其名为天下举子所熟知,声望大大提高。延祐五年,袁桷又一次担当殿试阅卷官,所点进士日后都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

  古代著名琴家

  琴是古代文人修养的一门操守。浙派琴艺是中国古琴发展史上形成的第一家流派。而徐门弟子是浙派琴操的重要传播者。袁桷一生最喜欢抚琴,幼年学“阁谱”,十九岁时,学琴于浙派徐门宗师徐天民,深得抚琴之理,整理“浙谱”,并为浙谱的传播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他所撰写的《琴述赠黄依然》,是朱长文《琴史》的补充和继续。朱长文《琴史》主要从古籍中摘引宋前史料,而袁桷的《琴述》却从实际调查中搜集了宋代琴曲流传的情况,而且记叙了很多关键性的琴曲谱系演变,是中国古琴史研究最为标志性的文献。

  袁桷曾使用的古琴系赵宋王室遗物巴渝名琴,名为三世雷,出自于唐代造琴工艺能工巧匠、四川的雷氏家族。传说雷氏家族得到神人指点,常在大风雪天去深山老林,以听风吹树木的声响,从中辨取造琴良材。他们所造之琴在大历中均被称为“雷公琴”。袁桷的这把雷公琴后来归于慈溪人乌斯道。清代全祖望也曾在京城寻觅见到此琴,可惜当时财力不足,令全祖望抱憾不已。

  诗文有声的墓志铭大家

  袁桷的诗文功底缘自他师从元代东南文章大家戴表元。作为写墓志铭的高手,袁桷一生为元朝一些重要的人物写过行状、墓志铭三十余篇之多。如程钜夫、王构、王士熙、阎复、马润等篇,也包括他的老师王应麟。元代中期,出现了一大批文臣儒士,如虞集、邓文原、贡奎、马祖常、王士熙等,皆在翰林院为官,诗文繁荣,切磋唱和不断。袁桷活跃其中,贺文赠序,虽然他没能被列入元代文学四大家,但是在当时元朝的文学界,袁桷是很有地位和声望的。清四库馆臣称袁桷:“著作宏富,蔚为承平雅颂之声,文采风流,遂为虞、杨、范、揭等先路之导。” 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人被称为“元诗四大家”,与袁桷关系甚好、酬唱甚多,并尊袁桷为前辈。袁桷的诗文创作主张宗唐宗古,以李白、杜甫为正宗,而又特别欣赏陶渊明、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人,提倡“舒迟而淡泊”的审美观。其五言古律风格近似陶渊明、王维;七言律、绝句则深受杜甫影响,长于用典,含蓄苍劲,声律圆熟。袁桷在大德七年认识虞集,两人结为莫逆之交,虞集的行状称:“时前代故家子弟仕于朝者不数人,公与四明袁公伯长最厚,尽交友之义。”范梈、揭傒斯、杨载都比袁桷小一辈,因为他们的才华出众,袁桷很器重他们。

  元代著名书画鉴赏家

  元朝的时间虽短,但书法人才辈出,并分为两派。一派以赵孟頫为旗帜的,邓文原、周驰、张雨、俞和、王蒙等人以行楷书风所走的创新风格。另一派则崇尚复古,直接宗法晋、唐,如康里巙、袁桷、仇远、白珽、鲜于枢等,形成了元代翰林学士派的秀逸圆润的书风。袁桷就是元代翰林书风的中坚人物。在清以前,宁波人在我国书坛中真正可称为重量级人物屈指可数。除了唐代的虞世南、宋代的张孝祥、明代的丰坊等之外,元代就数袁桷。袁桷的书风遒媚劲健,顿挫分明,行笔自然得体而具法度,颇有米氏沉着痛快之致。存世代表作有《雅潭帖》、《和一庵》、《同日分涂帖》、《旧岁北归帖》等。

  袁桷有收藏唐宋名人真迹和文房古物的爱好,见过《兰亭序》诸多名帖版本。由于古物过眼甚多,袁桷对字画收藏鉴赏堪称大家。英宗的姑母鲁国大长公主,也就是元世祖忽必烈的曾孙女,元武宗的妹妹,是我国历史上自李清照之后的一位女收藏家,非常喜爱汉地文化,经常召集汉族文士聚会,袁桷就是常常被邀请的一个。袁桷一生是寂寞的。他的妻子在大德二年去世,那时的他才33岁,之后他没有续弦,也没有纳妾。拿今天的话讲,鲁国大长公主非常钦佩袁桷的才华,视袁桷为“蓝颜知己”,情愫非同一般。据史料记载,袁桷曾为鲁国大长公主收藏的古书画鉴赏题跋有四十一件。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件就是黄庭坚名作《松风阁诗卷》。袁桷所作的题跋是:“谓松有风松不知,谓风入松风无形,声繇形始成,言六书者取焉。于无名,入于有名,万化之始。吾来始以妄听,松动风动,当于混沌以前得之,斯可矣。翰林学士袁桷敬题。”

  袁桷与“元四大家”赵孟頫、黄公望、王蒙、倪瓒有过金石之交。尤其是专为赵孟頫的作品题跋,对赵孟頫书画艺术的推介起到了重要作用。袁桷仰慕赵孟頫的才华,他在20岁时在杭州就与赵孟頫相识,两人吟诗作画,甚为投缘。十几年后,他们共事元廷,往来频繁。如《兰蕙梅菊画卷》、《书灵宝经》、《兰竹墨戏》、《逸马图》、《子昂控马图》等,均是袁桷为赵孟頫题跋、赋诗的作品。王蒙则以袁桷为尊长,曾为袁桷作画。黄公望、倪瓒与袁桷虽不太熟悉,但为袁桷作过画。

  晚年的袁桷,与王应麟的孙子王厚孙合修《延祐四明志》,共二十卷,其间,袁桷的女儿病卒,袁桷中途退出《延祐四明志》的编撰工作。现存十七卷的《延祐四明志》是宁波方志中《宋元四明六志》的一部重要著作。

  袁桷回归故里后,常扶持、关心家乡比较有作为的后生晚辈,并以长辈的身份培养、资助优秀而贫苦的青年学子。如袁桷甚为器重的就是奉化人董复礼,字秉彝,可惜董复礼后来因读书过于勤勉,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卒于泰定三年,年仅33岁,令袁桷深感悲痛。在归隐的几年中,他和当地的官员僚属很熟悉,袁桷替他们撰写了许多公文。除此之外的时间,他便在家中潜心读书,作《易说》、《春秋说》两部书,但最终没能完成,传于后世。泰定四年八月三日,在归隐的第四年,袁桷病逝家中,终年62岁。

  在元朝,对一个江南士人来说,所追求的理想、尊严不可能真正实现,会不可避免地发出生不逢时之叹。袁桷按照士人标准完成了学业、出仕、交游,“循规蹈矩”地走完了一生。明代宁波籍著名诗人黄润玉曾称颂袁桷:“四明文献,宋斯唐虞。在元宦达,惟公一夔。”(转载自4月11日星期日宁波晚报A10版: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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