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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的显著成效

发布日期:2010-04-26访问次数: 字号:[ ]

说  明

  一、区委党史办布置的题目

  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的显著成效和十年(56—66年)建设成就及经验教训

  二、编写内容

  第一部分: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的显著成效:国民经济困难局面、采取的调整措施、调整的显著成效

  第二部分:十年建设成就及经验教训:十年建设的回顾、十年建设的主要成就、经验教训

  三、资料来源

  市、区档案馆、区统计局国民经济资料、鄞县历史大事记、鄞县党史专题选第(一)(二)辑

  1958年到1960年,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工作指导方针偏离了“八大”正确路线,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错误地开展了“反左倾”斗争,“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使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党中央不得不认真分析形势,重新思考问题,采取措施纠正,并进而放弃错误的经济发展战略。从1960年冬天开始以来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经过五年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主要目标。

  一、严重的困难局面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反左倾”的严重失误,加之自然灾害的影响,从1960年开始,鄞县的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

  (一)对农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由于“左”的思想指导,经济工作脱离实际,违反客观规律,种种“大办”,占用了数以万计的劳动力,造成田间劳力匮乏,被农民称作“妖风”的共产风,刮走了生产队的大量劳力、土地、耕牛、农具、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1961年与1957年相双:全县劳动力减少14.2%(226404个),农船减少10.79%(704只),耕牛减少17.49%(4932头)。因饲料缺乏,部分耕牛瘦弱不堪,失去役用能力,生猪饲养量减少111.69%。从1958年到1961年,粮田面积减少5.59%,粮食减产19.6%。主要经济作物也大幅减产。1961年比1957年棉花减产21960%,茶叶减产53%。茶农反映:“茶蓬年年小,产量年年代,质量年年降,收入年年少”。席草减产42.5%,整个农村经济跌入“低谷”。

  (二)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59年1月,鄞县并入宁波市。据查,全市1960年工农业总产值为67231万元,比1957年增长161.56%。其中:(1)工业与农业比例失调。1960年工业总产值58356万元,比1957年增长2.53倍,1960年农业总产值8875万元,比利时957年下降3.39%。粮食总产量6.44亿斤,比1957年下降13.54%。(2)轻重工业比例失调。1960年重工业产值20875万元,比1957年增加9.83倍,占整个工业比重由1957年的11.64%增加到35.77%。1960年轻工业总产值37481万元,比1957年增加1.32倍,其比重由1957年的88.36%下降为64.23%。(3)基本建设投资傩子过大,投资过多。从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中投资总额7474万元,超过“一五”投资额的2.39倍。其中工业投资由1957年的59.72%提高到1960年的64.4%。财政负担过重。由1957年的10.65%猛增到20.37%。(4)在比例失调的同时,职工、学生、城市人口增速过快。1960年比1957年职工人数增加59.38%,学生人数增加51.11%,城市人口增加15.13%。很显然,农业的负担是沉重的。

  (三)以农村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产量猛减,重工业也迅速衰落,市场萧条,商品匮乏,物价上涨,不仅生产资料供应紧张,就连锅碗瓢勺等日用小商品也经常脱销,国家不得不采取“定时限量、凭证凭票”供应的办法渡过难关。凭票供应的食品、副食品,除粮、棉、油、糖、烟、酒、肉等生活必需品外,还有奶糕、禽蛋、素食、煤球、肥皂、火柴及铁锅、热水瓶旦、鞋子等三十余种。当时有人说困难些因无米下锅而停伙。这些年,人民生活含辛茹苦,奋力自救,粮食还是减了产。但一些领导人却主观臆断“生产大跃进必定粮食大增产”,当产量达不到自己的估计数时,便认为是有人“瞒产私分”于是开展“反左倾”、“反瞒产私分”的斗争,在这种高压下,增加了粮食征购任务。全县1959年粮食征购比1958年增加22450万吨,将农民的部分口粮、种子子、畜牧饲料抵充了国家征购粮,更加重了群众的缺粮困难。1960年饥荒愈趋严重。农民口粮每人平均186千克,比1957年每人236.5千克减少22.7%。当时,虽然采取了一些严厉措施进行挽救,但国家库存粮食很少,难以解决众多缺粮农民的问题,只好发动群众采集野生食物,以瓜菜度荒。连续几年粮荒,使一些农民因营养不良,健康恶化,出现逃荒,不正常死亡。1959年至1961年全县人口残废率分别为12.49%、15.09%和13.13%,比1957年上升2.74%、5.34%和3.38%。由于非正常死亡增多,加上人的体质下降,生育减少,鄞县人口自然增长率1960年比1959年下降2.87%,1961年比1960年又下降7.06%。

  至此,鄞县再也无力“跃进”了。

  二、采取的调整措施

  (一)1959年——1960年两年的初步纠“左”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多次召开会议制定政策措施,力图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已经觉察到的某些错误。中共浙江省委第二届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省委书记在报告中提出:“对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建设事业,要及时加强整顿,巩固、提高。会议采取措施“压缩空气、降低气温”。中共宁波市委(县市合并时期)根据中央、省委的指示精神,及时研究,采取措施,进行贯彻。

  1、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纠正人民公社运动中一些“左”倾错误。1959年3月15日至26日,召开全市五级干部大会,传达中央“郑州会议”精神,原鄞县11个公社5434人参加大会,根据毛泽东十四句话方针,制订了改进人民公粮管理体制和处理具体政策问题的原则和办法。在会议期间,抽调干部组织工作组到鄞江公社进行“改公社所有为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试点。并召开算帐退赔大会。市委干部大会结束后由市委农工部组织工作组到邱隘公社帮助落实“郑州会议”精神,建立生产责任制处理借用社员房屋、农具、家具等十二项经济政策。

  2、清理帐目,清算退赔。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全县从1959年4月中旬开始,在邱隘公社试点基础上全面推开,对无偿调拨生产队、社员的粮食、现金、牲畜、劳力和其他物资,强扣欠款,硬收未到期贷款及七立名目的各种摊派,进行认真清理,反对借口剥夺农民,反对以“一平二调”来发展公社经济。据统计,至5月底,全县848个生产,已清算675个队,国家给公社兑现10万元,公社兑给核算单位139093元,核算单位兑现给社员1133779元,兑现了猪羊家畜141279只,房屋29129间,家具74291件,农具113836件,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3、贯彻中央关于夏收分配的“七条”指示,纠正分配工作中平均主义问题。市委在邱隘公社召开全市党总支书记以上干部会议,重点讨论和统一如何正确贯彻执行粮食供给制与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原则。会后各公社召开小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决定从实际出发,改变“吃饭不要钱”的平均主义做法,有85.5%的生产队实行了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分配原则,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4、对工业生产作了初步调整。县市合并期间,市委根据省委工业五级干部会议精神,总结经验,落实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贯彻地方工业的“四为”方针,首先是为农业服务的方针,适当的安排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发展比例,根据工业的基础和条件,改变建设上求大、求全、求新,使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的发展结合起来,降低了过高的生产指标。开始加强对公社工业的领导,重视制造小型农机具,生产土化肥、土农药,饲料加工,农村产品加工,服务于农业生产。

  5、开始增加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全市1959年基本建设投资额6035.6万元,其中农业基建投资占17.5%,1960年全市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减少17.56%,农业基建投资为18.61%,却增加1.11%。

  经过调整和整顿,初步纠正了“左”倾错误的影响,工农业生产有了转机,市场供应有所改善。但以后,又受到“反左倾”斗争的影响,在经济上不但打断了纠“左”的进程,反而在“反左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又掀起了新的大跃进。

  (二)1961年的调整

  1961年的调整工作,在省委部署下,县委要求各级党委首先搞一个实事求是年。重新提倡调查研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教育干部,一切从实际出发,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把调查研究当作省要任务。深入基层,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逐步纠正解决判断或决定错误的各方面问题。

  在经济体制方面主要有以下内容:(1)重申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大队,公社不得干涉大队的生产经营;重申生产队所有的资金物资不得无偿强行调用;重申社员个人的生活资料和小农具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重申恢复社员自留地、自留山,允许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手工业,重申集体收入分配严格实行评工记分办法,取消供给制办法,停办公共食堂。所有这些对克服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起了一定的作用。(2)已转为公社工业的城乡手工业,凡不利于发展生产和不便生活的,退回去改为工业合作社或合作小组,内部实行按劳分配,不强迫接受国家生产计划。(3)各种生产计划,上下一本帐,不搞二本帐,也不得层层加码。(4)恢复“大跃进”以来合并的供销社,合作商店和小组,开放农村集市贸易。

  在经济政策方面,县委也作了一些调整。(1)减少粮食征购任务,减轻农民负担。1959年全县减少征购任务9.7%,1960年减少13.3%,1961年年减少18.35%,这三年平均减少征购任务10.78%。(2)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将农产品分为三类,实行不同的收购政策,收购的主要经济作物实行奖售粮肥政策。(3)采取措施,增加农业生产第一线劳动力。(4)抽调物资支援农业和农用工业。(5)减少城镇人口回农村。(6)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7)继续对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平价定量供应,一部分高档消费品实行高价销售。

  采取上述调整措施,虽然收到了好的效果,制止了国民经济的进一步恶化,但是“大跃进”的要害核心问题,是高指标,以上措施对这个要害问题没有根本触及,因此,这一年的生产和基建指标仍然是偏高的,经济比例失调情况没有根本扭转。

  (三)1962年及以后的调整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进一步调整农村体制和政策。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核算单位的指示》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确立了相当于初级社为基础的“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体制,调整了人民公社规模。到1962年底,全县有农村人民公社52个,相当于原来乡规模。由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便于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加上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使全县农村形势日趋稳定。

  在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同时,按照省委指示,县委又努力贯彻执行“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足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在人力、财力和物力上大力支援农业,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物资力量和技术力量。贯彻《商业四十条》,提高部分农产品价格,对部分定购商品实行统购、派购、议购政策,继续推行投售经济作物给予一定数量的粮食化肥奖售办法等等,有力地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从而迅速扭转了农业生产下降局面。

  其次,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调整投资结构,降低工业的发展速度。克服乱铺摊子,战线过长,投资不合理状况,压缩基建项目。同时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所需的投入。加强化肥、农药生产,加强对农业的支援,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再次,整顿工业企业,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贯彻中共中央国营企业工作条例(草案)。(1)整顿工矿企业,分别以保留、合并、推销、转产等形式进行调整。整顿企业生产方向,加强责任制,恢复规章制度。从1961年开始,陆续精减了职工、精减城镇人口。精减的主要对象中1958年以后从农村来的新职工。大批职工识大体顾大局,响应国家克服困难的号召,奔赴农村,支援农业。全县精简工作进展顺利。据不完全统计,到1963年8月止,全县共减少吃商品粮人口26075人,其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农村政治、文化骨干。

  最后,稳定市场,改善供给,在继续贯彻商业工作四十条等方针政策同时,坚持等价交换,调整商品购销政策,扩大收购,改进供应,管好市场,保证人民生活基本需要。

  三、调整的显著成效

  由于贯彻招待中共中央关于调整经济的各项方针政策,全县经济严重困难局面迅速得到扭转。1960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县委围绕加强农业这一中心,采取调减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降低脱离实际的生产指标,压缩基建投资,加强农业第一线等一系列措施,制止国民经济的继续恶化。

  1962年,农业生产开始恢复。1963年到期1965年虽开展“四清”运动,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由于继续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好转。1965年,国民经济重新出现全面发展的新形势。

  在农业方面,经过调整,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结束了“大跃进”以来农业生产萎缩状态,农村局势稳定。1965年全县农业总产值比1961年增长69.97%,总产量增长61.6%,单产增长65.51%。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努力发展棉花、油料、茶叶、席草等经济作物,发展畜牧业、林业和其他副业,因地制宜,合理安排,积极发展为农业服务的工业,相适地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增加以排沽为主要内容的水利建设,修建一批山塘水库,贯彻农业“八字”宪法,促全县农业生产呈现全面发展的态势。自1961年至1965年五年中粮食产量连年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由1961年的261公斤到1965年达到432公斤,提高65.51%。(附表)

  1965年与1961年农业生产主要指标增减比较    附表

项目

单位

1965年

1961年

相比

增加%

减少%

  农业总产值

  万元

  13705

  8063

  69.97

  粮食总产量

  吨

  262476

  162436

  61.58

  生猪饲养量

  头

  272298

  47556

  472.58

  油菜籽

  吨

  1986

  1318

  50.68

  棉花

  吨

  994

  51

  1489

  茶叶

  吨

  129

  103

  25.24

  贝母

  吨

  156

  294

  88.46

  席草

  吨

  8060

  3939

  104.62

  在五年的调整期间,虽然我县粮食仍比较普遍紧张,但是广大的干部群众始终坚持从整体出发,从全局出发,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积极完成粮食上交任务。自1961年至1965年共上交国家粮食468130吨,支援国家克服粮食困难起了一定作用。

  在工业方面,经过调整,结构趋向合理。由于农业生产的全面恢复和发展,为手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促进了轻工、手工业的有力发展。1965年全县有全民工业企业21个,集体工业企业221个,产值4316万元。有电力、化学、机械、纺织、食品、工艺等10多个门类。

  调整以后,交通运输有所改善。我县系平原水乡,交通运输历来靠木制船只。1961年修通盛垫至横码公路,极大地方便群众生活。1962年开始拥有客船6只,1965年增至12艘,客座637位。货运量由1961年13万吨到1965年48.9万吨,提高2.76倍。

  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全县各地市场商品不断丰富增长,城乡人民生活逐步改善,银行储蓄存款显著增加。1965年银行期末存款比1961年增加67.75%。全县主要商品的社会零售量1965年与1961年相比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附表)

  项目

  单位

  1965年

  1961年

  1965年与1961年相比

  增加%

  减少%

  社会商品零售额

  万元

  5043

  3463

  45.63

  主

  要

  商

  品

  供

  应

  量

  肉猪

  头

  342

  8

  417.50

  食糖

  吨

  904

  324

  179

  香烟

  箱

  6305

  3380

  86.53

  酒

  吨

  2510

  1829

  372.3

  棉布

  百米

  23790

  6770

  215.40

  胶鞋

  百双

  739

  539

  37.10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文教卫生事业有了一定发展。小学教育发展较快。1965年有小学1232所,比1961年553所增加122.78%,在校学生增加29.96%,初高中教育有所压缩巩固。高中学校由1961年的5所减少到2所,在校学生67.60%,校初中学校由1961年的17所减少到6所,在校学生减少16.74%,卫生事业也有进一步巩固提高,适当增加了农村医疗机构。县、区、乡三级卫生院由1961年的73所到1965年增至93所,增幅27.4%。医生人数增加14.80%。

  国民经济调整能够取得上述显著成效,是因为党有崇高威望,退回于纠正错误,干群同心同德,坚定地执行了党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紧紧抓住调整生产关系这个根本,从各条战线“全面退够,退到底”。特别是抓住农业这个基础,把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功核算单位,克服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以发挥,农村经济有了生机,为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我县国民经济十年建设成就

  (1957年——1966年)

  一、十年建设的回顾

  1957年——1966年为十年的国民经济建设,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7年,坚持和发展了八大路线,超额完成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但是“左”倾错误开始在党内出现。

  首先,1957年的经济工作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吸取了1956年反冒进的经验,坚决贯彻八大所坚持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1957年全县农业生产总值比1950年增加64.12%,财政收入1957年比1950年增加46.60%,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其次,在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同时,认真克服和纠正在改造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做好整顿和巩固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巩固了农业使用化阵地。解决民主办社、整顿组、整顿作风、加强生产管理,执行互利政策,但是,这项整顿工作没有坚持下去。(2)手工业合作化郑重解决合并过多,规模过大,产品数量和质量问题。(3)继续抓好对公私合营企业内部和对原工商业者个人的履行。再次是改革经济体制。贯彻中央《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三个文件精神。把一部分权力下放给企业,因地制宜,完成国家计划。

  总的来看,1957年党的工作指导方针上坚持和发展了八大路线。,但是,“反左倾”斗争以后,偏离了八大路线 的“左”倾错误开始出现。表现在:第一,反左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影响了党群关系。第二,党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第三,错误地认为“大放、大鸣、大辩论、大字报”是革命的主要形式。第四,接连不断地对坚持八大经济建设方针,反对急噪冒进的正确决策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第二阶段:1958年——1960年,继续独立自主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诉道路发展国民经济。但由于在工作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严重失误,造成了经济的巨大损失。

  “八大”所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建议》所坚持的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从1958年开始,逐步被以高速度为灵魂的“总路线”所代替,被“超英赶美”的口号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冲掉。因此,以“五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尽管已经觉察到一些错误努力加以纠正,但是并没有从指导方针上解决问题。“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一是生产建设上急于求成,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盲目追求产量的几倍,几十倍的增长。盲目追求建设规模大、速度快,动辄便提出全党全民“大办、特殊性办”的口号。在大办钢铁的方针支配下,挤了农业和轻工业,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产发生了极度困难,二是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超越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盲目追求“一大二公”,高级社还未站稳脚跟,就匆忙地合并升级为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取消了个体手工业和小商贩,合并或升级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同时,不适当地推广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取消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并一度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三是由于“大跃进”和“反左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撕毁合同,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在1961年就充分暴露出来。主要表现有(一)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产量大面积减产。1961年全县粮食产量只有162436吨,比1957年的20214吨要减少39728吨,低于1952年(192099吨)的18.26%;棉花产量1961年1020担,比1957年3260担要减少2240担;油菜籽产量1961年亩产只有19公斤,比1957年亩产58公斤减少39公斤。因粮食减产,畜牧饲料发生困难,畜牧生产受到严重的影响,饲养量成倍下降。1961年生猪出栏8832头,比1957年37763头减少了28831头,减少3.2倍。粮食欠收,国家征购任务又增加,可供农民的口粮随之急剧减少。1961年农业民年人均口粮175公斤,比1957年236公斤减少61公斤。普遍反映“吃勿饱、穿勿暖、无钱用”。某些地方出现逃荒,非正常患病、死亡。

  由于各种“大办”大量抽调农村劳动力,造成农业生产劳动力大量减少。全县1961年农村劳动力只剩13.68万元,只占1957年17.72万人的71%。(二)通货膨胀、商品短缺、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三)浪费惊人,损失严重,各种“大办”,企业巨额亏损,造成财政收支不平衡。

  这三年,虽然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由于全党同志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我县生产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全县兴修水利、平整必土、开工兴建的大小山塘水库数以百计,三溪浦中型水库基本建成,农田抗旱能力大有提高,同时极大地改变了山区半山区的农业生产条件。

  第三阶段:1961——1966年。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政策措施,是经济建设历史阶段的重要转变。但是“”左的偏差仍有发展。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是党在工作指导方针上的重要转变,反映了我党的思想路线开始从“大跃进”以来一度蹈入主观唯心主义逐步向实事求是的正确方向转变,是克服困难、纠正错误而采取的重大决策,也是党停止“左”倾冒进方针,恢复和发展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的重要转变。

  我县贯彻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过程,也是对经济建设工作中逐步纠正“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的过程。贯彻方针的首要任务“是克服困难、恢复农业、恢复工业,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为实现上述任务,县委集中全力,采取一系列措施,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和政策,大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工业战线;降低工业生产指标,调整轻工业;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稳定市场,逐步解决人民生活困难。

  经过61、62两年的努力,使国民经济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全面贯彻“八字”方针,坚持又调整、又发展。又经过63—65年的三年努力,使整个国民经济达到并超过1957年的水平,到1966年,整个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县委在政治思想和文化建设方面,采取了一些正确措施。提倡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修正教育、科学、文化一系列政策,加强统战工作,对“反左倾”运动错批判、处分的干部甄别平反,扎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等等,这些正确措施对调整国民经济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

  但是,“左”的偏差仍有发展,“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的“左”倾观点越来越升级,在实际工作中,“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

  二、十年建设的主要成就

  我县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开始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很大的成就。是曲折前进的十年而不是倒退的十年,成绩是主要的的而不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

  十年建设成就的主要表现在:

  经济建设始终摆在重要地位。

  这十年政治斗争峰峦迭起,群众运动接连不断,但县委的工作重心和主要精力,绝大部分时间还是集中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一九五七年的整党和“反左派”斗争,但扩大化属于局部性的政治错误,这一年的经济工作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一年。一九五八年党中央虽然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样的错误论断。但同时又规定党的主要任务是百折不挠地为贯彻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而斗争,并没有把阶级斗争当成工作的重心。当年秋天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失误,但还是为了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一九五九年,虽在一个短时间内,反左倾成为县委注意力和中心,但很快又把注意力转向经济建设方面。以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更是以经济工作为中心。

  这十年建设,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增长。1966年全县工农业生产总值18397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比1956年12552万元增长46.42%,其中工业产值增加42.62%,农业产值增加47.99%,工农业总产值以1956年为100作比较增加的有九年,其中增加四成以上的有65、66二年,增加三成以上59年一年,增加二成以上的58、60、64三年,增加一成左右的57、62、63三年,减少的61年一年。(附表)

  1956年——1966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比较

年份

单位

工农业总产值

增减数

%

增加

减少

  1956

  万元

  12552

  1957

  万元

  13131

  579

  104.6

  1958

  万元

  15176

  2624

  120.9

  1959

  万元

  16765

  4213

  133.56

  1960

  万元

  16154

  3602

  120.86

  1961

  万元

  11482

  1070

  91.47

  1962

  万元

  12778

  226

  101.8

  1963

  万元

  13720

  1168

  109.3

  1964

  万元

  16249

  3697

  129.45

  1965

  万元

  18021

  5469

  143.57

  1966

  万元

  18379

  5827

  146.42

  粮食生产、经济作物有了较大发展。1966年粮食单产253公斤,比1956年单产174公斤提高45.4%,粮食总产量提高52.56%。1966年棉花单产58公斤,比1956年25公斤提高132%,1966年油菜籽单产53公斤,比1956年50公斤提高6%。畜牧业发展更快。1966年生猪存栏16.24万头,比1956年3.57万头提高354.9%,席草单产1966年700公斤,比1956年597公斤提高17.25%。茶园面积扩大2750亩,茶叶产量提高59.47%,困园面积扩大639亩,产量提高20.21%。造林面积增加23073亩,增加68.89%。木材采伐量减少,1966年比1956年少采伐13973立方米,减少328.8%。十年来渔业产量提高了29.76%。

  十年建设,为鄞县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首先表现在改变了鄞县经济历来以农业为主体的单一状况。1966年全县有工业企业197个,其中全民23个,集体174个,工业产值5230万元,比1956年3667万元增长42.62%,工农业产值比重进一步趋向合理。主要工业产品有:大米、植物油、黄白酒、铁制农具、竹制农头、木制衣具、砩石、食鼻、机床、抽水、铝央头、饲料粉碎机、黑炭衬(布)等等。这些工业企业为促进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年建设,为鄞县的农业综合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机械和电力排沽的积极推广运用,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长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从1956年至1966年期间鄞县自然灾害频繁,遭到6次强大台风侵袭。(1956年12号、1959年4号、1961年26号、1962年14号、1963年12号、1965年15号)及1958年97天、1961年87天二次大干旱,工农业生产及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党和政府发挥集体经济优势和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大热情,发动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兴山塘水库,兴建水闸涵洞,改善了排涝条件,提高旱涝保收面积,提高抗御自然灾害能力。1966年,农田排沽机械总动力比1956年提高13.9倍,抽水柴油机增加896台,马力增加6654瓦,电动机增加207台。计2073瓦,为农业丰收为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发挥了巨大作用。

  十年建设,为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我县完中高中教育从无到有,发展了校9个班组,在校高中学生697人,初中12中所,增加1所,班组由47班增加到101班,增长114.9%,在校学生由2420人增加到5667人,增长134.2%;小学校数有692所,比原522所增长32。56%,在校学生增加31.56%。新建广播站11个,广播线路625公里,广播喇叭7000只,通广播大队669个。新建电影放映单位10个,大大丰富了群众的精神生活。卫生事业发展较快。到1966年有县、区、乡三级医疗机构93个,比1956年47个增长近一倍,病人床位增加二倍半。在防病治痛、保障人身健康方面取得不少进展,有效地促进了经济事业的前进。

  十年建设,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我县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1966年全县农村参加农业分配的社员有10.2万户,45.7万人,当年人均收入为109.5元。比1957年人均收入67.5元增加42元,提高62.2%。

  十年建设,培养了一大批能管理、懂技术、有水平有能力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提高了干部群众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加深了县情、乡情、厂情、店情的了解,结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例如从实际出发,保持农、轻、重三者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发展地方的传统经济,因地制宜发展乡镇企业;适当保留社员自留田,发展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优先发展粮食生产同时发展多种经营。这些宝贵的经验,对全县的经济发展都是极为有益的。

  十年来,全县人民为改变落后面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在县委领导下,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既经受了胜利的考验,也经受了严重挫折和困难的考验,提高了对社会主义信念,增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这是十年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的根本保证。

  这十年建设中,不少领导干部对一些“左”倾错误并没有认识。如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包括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以钢为纲”的经济发展方针当作正确的东西来执行,严重干扰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也是妨碍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更大成就的主要原因。

  三、经验教训

  从56年—66年的十年,经济工作是围绕“大跃进”展开的。“大跃进”一度使人民群众陷入如醉如痴的狂热,结果,使我们经历了建国以后最严重的困难。经验是宝贵的,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

  (一)经济建设必须稳步发展,不能急噪冒进

  十年间,我县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存在稳步发展和急噪冒进两条方针的对立和斗争。稳步发展的方针,是坚持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宜过快,不能脱离实际情况,不能超越客观的可能性,循序渐进不盲目攀比,各项计划指标要留有充分余地。急噪冒进,主要是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不切实际地提倡高指标,所谓“分秒必争、斤两必取”。当时我县的很多干部,特别是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及部分群众,都有比较深,也比较普遍的急噪冒进情绪。“大跃进”就是急噪冒进方针压倒稳步发展方针的结果。从总体上看,所失甚大。所得甚少,得不偿失,教训深刻。贯彻调整的方针,则意味着稳步发展方针又占了上风,站在了主导的地位。经过一系列调整,我县的国民经济逐步好转,1966年全县各条战线出现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这一段历史充分证明,稳步发展是经济建设的唯一正确方针。

  (二)有计划、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能违背

  我县“大跃进”以前的国民经济计划是比较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计划经济几上几下广泛征求意见,充分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从现实生产能力出发,研究计划增长速度,计算出可能达到的国民经济收入,合理安排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以及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然后考虑投资总额和各部门的发展规划,把需要与可能,重点和一般结合起来,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既保证生产发展,又使人民生活逐步提高。

  从“大跃进”以来,搞的不是计划经济,而是根本违背计划经济的客观规律,破坏了计划经济。主观主义威行,计划被抛到一边,上下都搞二本帐,随心所欲地乱提口号,互相攀比,乱改指标,使经济工作实际处于无计划状态。

  有计划的具体内容,是按比例。比例是客观存在的。例如工业怀农业之间,工业发展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农业能提供多少商品口粮和农副原料。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大跃进”中,却根本不考虑客观比例要求,作出许多错误估计。大办钢铁大量劳力从农村转向城市,就是建立在粮食、棉花虚报浮夸高产卫星上。结果,农业受到严重削弱。由于农业承受不了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最后还是得“关停并转”,压缩工业规模,减少城市人口。

  总之,“大跃进”期间,既把计划当儿戏,又不尊重客观比例关系,根本谈不经计划的严肃性和科学性。调整期间,重新加强了计划管理,认真调查研究,按照客观比例关系安排计划。经过努力,终于扭转了困难局面。这充分说明,有计划、按比例是经济发燕尾服的客观规律,不能违背。

  (三)必须尊重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

  我国的经济基本上是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就必须尊重并自觉运用商品经济的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凡是经济发展比较顺利的时候,都是由于计划经济搞得比较好,同时,价值规律也能比较地发挥作用。相反,“大跃进”时期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都受到破坏,各种各样的全民大办,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不讲成本,不讲经济核算,取消自留地,关闭集贸市场,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挫伤了群众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只有加强计划管理,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保持财政、信贷、物资的综合平衡,价值规律才能最终实现,商品经济才能按比例发展。但是,“大跃进”彻底破坏了这一条,可供商品匮乏,结果,市场极度紧张,黑市盛行,物价波动,生产和人民生活都遇到了极度的困难。

  调整时期,加强计划管理的许多内容,如控制财政、信贷、提高农产品价格等以刺激生产,在农村重新开放农贸市场,作为计划调节的补充,都是符合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要求的。经过多年努力,终于使商品经济的价值与使用价值趋向平衡。可见,实行计划经济,必须自觉运用并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

   鄞州区发展计划局

                           200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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