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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至70年代鄞县社队企业的形成和发展

发布日期:2010-04-30访问次数: 字号:[ ]

                       王 文 杰

        社队企业的萌芽是传统的农村手工业。

  鄞县农村的手工业源远流长。传统的手工艺,有东乡的刺绣、西乡的草编(编织草席和金丝草帽),山区的竹编和沿海的烧制(利用贝壳烧制壳灰)。还有制作生产生活小工具的打铁铺和制造砖瓦的小土窑,分散在全县乡村各地。就草编而言,据史书记载,唐朝开元年间就有宁波草席远销外地。在宋代,鄞县西乡盛行编织草席。民国9年(1920年),菲律宾金丝草输入宁波,其后,又有欧州、日本、印尼等国进口草料,经本土农民编织而使工艺草帽出口。民国18年(1929年),鄞县产草席达500万余条之多。除以上相对固定的手工业者外,还有流动作业的木匠、泥水匠、石匠、竹匠、弹花匠。代客加工小作坊有磨坊、油坊、染坊等。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手工业十分重视。1951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试行草案)》,要求“在适宜于当地的条件下,发展农业和副业相结合的互助”,并提出要帮助农民成立“多种副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社”。据1952年、1953年间不完全调查统计,当时全县有手工业行业57种,从业户数19034户,占全县总户数的16.8%,从业人员3549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15%。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县委加强对手工业的领导,把分散的个体经营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发

  展生产,以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资料的需要。随着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深入开展,专业手工业者逐渐加入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而后演化为县属大集体,手工业兼农业的则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们以农村副业的形式,兴办了一些小规模的加工企业,从事小农具、小五金、土纺土织等生产活动,这些经营活动为以后兴建村办企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如云龙砖瓦厂早在1952年由前徐等村一家一户的个体窑户组织起来,建立简易工场,逐步发展为拥有轮窑的骨干企业。梅墟滕园造纸厂是在1954年由个体农民兼槽户组成发展而来。至1954年底,全县农民兼营手工业的有4万余人,年产值为283.8万元,所占行业30多种,手工艺产品有草席、金丝草帽、马尾布、竹篮淘萝、罩、烧炭等。产品不但供应本地,且远销外省,甚至国外。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10日由章水大皎村农民杨友章、杨华根牵头,村民出钱出力,银行贷款,将原水碾改为机碾。又买来二台发电机,修造了鄞县第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于1953年5月1日正式发电。在全村农户安装上电灯的同时,电站又配置轧米机一台、榨油机二台、锯板机一台,利用电力进行碾米、榨油、锯板等加工业务。这是鄞县最早的村办企业的雏型。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几年来,农民兼营手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据1956年11月的调查表明,到1956年10月,农民兼手工业的产值已达491.4万元,比1954年增加近80%。其中,以草席编织业为最。当时鄞西古林、望春、栎社、鄞江、凤岙等10余乡农村皆盛行该副业。从业人员达4800余人,

  年产值227.4万元,产品远销日本、南洋及香港等地。织席收入占当地农民收入的35-45%。

  农民兼营手工业能与农业生产基本相适应。主要是由于各级党委对农民兼营手工业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这个认识逐步得到了统一。各农业社都制订了副业生产的发展计划,并注重改善经营管理,处理好手工业副业与农业的关系。在经营方法上,采取二种形式:一是由农业社统一经营,分散生产。资金、原料由农业社统一筹划,产量多少、产品质量的好坏由社员个人负责,采取评工记分的分配方式;二是由社员自己经营。社员要在农忙劳力紧张时,服从农业生产的安排。在分配上,农业社与社员不发生关系,而兼营副业的社员可以向农业社预借少数资金,秋后统一结算。

  由于农村手工业的产品与群众的生产、生活有密切的关系,组织起来的农村兼营手工业的农民,很快在农村市场中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成为农业生产中不可替代的补充力量。而乡村中最早的企业,就在这个时候产生。正如农牧渔业部乡镇企业局在《乡镇企业展翅飞翔》一书中所说:“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兼营商品性手工业的农民和一部分分散在农村的专业手工业都参加了农业合作社,他们成为发展乡镇企业的第一代骨干力量”。

  1956年,鄞县石矸乡组建胶丸生产合作社,开始生产药用空心胶丸,这是鄞县胶丸厂的前身,成为鄞县首家生产胶丸的企业。是年,姜山镇星光、东光、迎光和姜山头等村联合创办了一家黑炭衬厂,成为鄞县最早的村办纺织企业。1957年3月,大

  皎农业生产合作组副业组置手板压机一台开始生产矿灯胶木配件。期间,分布于乡村的私营打铁铺组成了铁器生产合作社(组),而后转为社办农机厂。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会议)通过《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指出其经营形式可分为县营、乡营和农业合作社营。会后,市、县二级党委传达了成都会议精神,着手兴办国营工业和公社工业。4月县委制定了“二五”期间(58年至62年)发展工业的规划,提出了发展工业的方针、任务、项目安排和实现规划的措施。号召“必须坚持贯彻全党全民办工业、乡镇办工业、各个部门办工业、社工办工业,人人都来办工业”的方针,社办工业趁势而上。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北戴河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迅速形成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于是农村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副业队,无偿地转为公社企业。全国工业的大跃进形势,为各地发展公社企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是年,作为传统纺织行业的姜山农业社中29个生产马尾布的副业队合并,建立全县最大的社办纺织企业公社棉毛织厂,有社员67人,资金6千余元。其后,古林、咸祥、横溪、甲村、下应等公社也相继开设社办麻纺厂。云龙甲村大队也在当时兴办了大队麻纺厂。此时,我县农村机电行业前身的社队抽水机站(机电站)和农机具合作社(农机具厂)已有16家之多,为以后机械工业建立和

  发展奠定了基础。一些公社创办了哺坊和畜牧场,有的发展成食品加工企业,如鄞县食品冷冻厂是58年建立的邱隘畜牧场发展演变而成。至1958年底,全县社办工业手工业企业163家,从业13328人。

  1959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郑州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指出:“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4月,为纠正“共产风”、瞎指挥的错误。中共中央决定公社权力下放,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三级管理体制,把从手工业合作社和高级农业合作社无偿平调来的企业退还手工业和农业生产大队。从此公社工业转变为社队企业。是年,根据中央精神,有100余家手工业社(组)转为社办企业。年末企业数增至266家,从业25912人,产值1683万元。其中公社管理区(相当于乡)办的企业103家,从业11084人,产值为1594万元。但是应该说,囿于当时的政治形势,社队企业还是处于初始阶段,当时企业的特点:“一是总体规模小、发展缓慢、基本处于‘小打小闹’作坊式格局,在整个农村经济中只占很小比重;二是生产水平低,以手工业劳动为主要生产方式,机械设备多采用简易仪表车、旧式纺织机等,生产效率不高;三是发展不稳定,政治斗争冲击大,社队企业地位低”。(《曲折与辉煌㈡》:129页)

  1960年以后,全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和副业产品大幅度减产。企业所需的原料、材料、燃料出现严重不足。

  不少社企从业人员返回农业第一线。社队企业自身由于大跃进形势下仓促上马过快发展,问题日益暴露。一是由于设备和技术的落后,产品没有市场。如一些机械修配厂因条件的限制,无法承担农业排灌中的大中修任务,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又因质量次成本高而无人需要。二是来料加工企业中,因来料时断时续,生产很不正常。原材料短缺,依靠搞协作和物物交换的办法,也使生产难以为继。三是企业负债过多,亏损现象日趋严重。如古林有一家农具厂,欠银行贷款8万元,无力偿还。县委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虽然采取了一些调整整顿措施,但问题日趋严重,至1964年,全县社办企业仅9家,从业人员432人,年产值84万元,队队企业从此跌入低谷。

  由于社队企业的生产经营依然处于“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为农业生产、为工业、为城乡人民生活和外贸出口服务”即“三就四为”的轨道,如同一棵幼苗,一有风吹雨打,所以免不了出现不测的命运。但是,农民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没有眠灭,发展社队企业的种子已在田野中扎根。毕竟,几年来,已培养了一些社队企业的骨干,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些为今后企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社队兴办企业的愿望又开始萌发。1964年,县委为加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决定恢复发展社队办企业。是年,经县人委批准,栎社、古林、下应等公社相继建立建立手工业、副业、草制品生产合社组织。钟公庙公社与庙堰大队联办了东方红砖瓦厂。不少公社的机电站、农机县合作社(厂)开始恢复生产。这些企业除修配社队抽水机、打稻机和制造小农具外,还生产螺丝、螺帽、锉刀、钟表配件等小五金产品。另外,一些公社的胶木厂、山区的木材加工厂和竹编厂也相继建立。

  196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指示》指出,“集体副业应当以生产队(包括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生产大队)经营为主”,为大队办企业放开口子。1966年5月,毛泽东主席发出“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的号召,社队工业的发展面临新的转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停产闹革命”盛行一时,所谓的“唯生产力论”遭到批判。企业正常生产受到冲击,国家建设和人民群众生活急需物资出现匮乏,市场供应紧张。社队企业在大工业的缝隙中应运而生,其产品弥补了因工业生产不正常带来的短缺,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的市场紧张的物资供应状况。

  1966年,为进一步壮大公社集体经济,县委审时度势,将一批原手工业企业下放转为公社企业。同年,社办企业的审批权限由原县人委下放给县工交手工业局。这些举措为发展社队企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60年代末,城镇知青开始到农村插队落户,知青的到来。给社队企业带来了城市经济信息,客观上架设起城乡之间沟通的桥梁,疏通了部分产供销渠道。社办企业开始为城市大工业加工配件。为改变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其管理不相适应的状况,1969年12月,邱隘公社率先成立工业手工业管理办公室。次年,古

  林公社也成立了工交办公室。以后,各公社大多设立管理社队企业的办公室,县工业局设社队工业股专司管理社队企业。到1969年底,全县有社队企业227家,产值2737万元。

  1970年,在中央召开的北方农业会议,提出了要加速农业机械化的进程,要求早日实现农机具“小修不出队,中修不出社,大修不出县”的目标,县、社、队三级农机修理网迅速建立起来。在此基础上,企业积极开发新的产品,如姜山区机电站已能生产JQ2型0.6-13千瓦8种规格的农用电动机,邱隘区机电站能生产C618车床,五乡公社农机厂生产B665型牛刨床,爱中机电站可生产汽车防震弹簧钢板、转向节锁销、三卡螺丝等配件,该厂还被列为省汽车工业公司定点生产企业等等。其他行业也纷纷上马。如朝阳、陈婆渡、云龙、蜃皎等公社相继在六十年代末开办了麻纺厂。在化工行业,1971年下应建成了磷肥厂,生产普通过磷酸钙;1972年,集仕港化工厂开始生产亮镍胶和高纯度氯化铵,龙观化工厂由省国防工业办公室定点生产2号硝铵炸药,年产能力7500吨。还有古林、布政等公社10余家的胶丸厂,都在1970年前后兴办起来。华茂集团总公司的前身云州工艺品总厂就是在1971年6月兴办的。

  尽管当时对社队企业还有种种的限制,如在政策上只允许发展社办、社队联办企业,不准队级单独办厂,只能以车间名义参加社队联办厂;在思想认识上甚至把发展社队企业视为“以钱为纲”、“弃农经商”、“走资本主义道路”,经常受到批判,但是不少干部和群众已经认识到,社队企业的兴办有利于缩小城市和农

 

  村的差别,为农业机械化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巩固集体经济、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70年代中期,社队企业的发展出现了较好的势头,广大营销人员发扬了“千方百计、千言万语、千山万水、千辛万苦”的创业精神,在市场的大海中博击。企业的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自负盈亏的风险机制以及多劳多得的分配机制逐步得到成熟。与此同时,大工业的部分产品扩散转移到社队企业生产,社队企业开始得到现代机器的装备,同时引进技术人员和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制订生产工艺流程、劳动定额、设备保养维修规定、建立产品质量管理制度。社队企业的管理又一次走上新的台阶。1975年12月,鄞县乡镇企业局成立。到年末,有企业767家,从业人员58771人,占农村总劳力的20.6%;产值7788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46.83%。1976年,社队联办企业各自独立,原中心车间改建为社办企业,原分散在各大队的车间改设为队办企业。

  1978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的社论。6月,中共中央在一个批示中指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要壮大,社队企业必须有个大发展”。是年,县革委会决定对新办的社队企业免征工商税、所得税二年。企业劳动计酬开始实行“定劳动报酬、定基本劳动日、定务农时间30-60天、超额奖励”的“三定一奖”制度,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至年末,社队企业增至1764家,从业人员84666人,产值16288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58.93%。1979年,县委县府

  对于安排下乡知识青年和残疾人就业的企业,给予免税5年的优惠。劳动部门对创办以“知青”为主体的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同时,县政府提出“粮钱人一起抓,农工副齐发展”的方针,社队企业由过去面向农业、农村、农民转为面向广阔的国内外市场,按社会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大工业不愿生产的小批量、多品种、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允许区社成立供销机构,为社队企业提供原材料燃料并推销产品,促进社队企业加快发展。至1979年,全县社队企业共有2576个,从业人员106424人,年产值19346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58.7%。

  进入八十年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光辉照耀下,一个真正属于社队企业的春天已经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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