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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鄞县落实党的政策和开展甄别平反工作

发布日期:2010-05-07访问次数: 字号:[ ]

(一)

  1957年4月开始的整风运动,本是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后转向为反击右派。

  对右派的进攻给予坚决的反击,对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批判,在党内和全国人民中间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是完全必要的。但右派分子只是极少数,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结果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到运动结束时,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全国达55万余人。

  在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员中,许多人是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干部思想作风提出批评意见,这些批评或者是正确的,基本正确的,或者是片面的、错误的,但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由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使这些党员干部和同党长期合作的知识分子朋友,蒙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制,严重地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给党的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失。

  鄞县在这场运动中共有316人受到了打击,其中183人(包括外地转入的)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内定为“中右”分子的有34人,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63人。

  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错误地认定彭德怀等同志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鄞县也开展了拔白旗、整风、整社、整厂等等的“反右倾”运动,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分子”,受到不应有的组织处分。这场斗争使党内从中央政治局到基层组织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了打击。

  “反右倾”斗争,在经济上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被指出有待纠正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

(二)

  在受到严重的经济困难教训之后,党中央和全党逐步的清醒过来,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了农业、工业的各项政策,煞住了“五风”。但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并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因而在落实人的政策方面并没有拨乱反正的重大政策的贯彻落实,对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并没有作认真改正,只是给一部分“右派分子”摘去了帽子,安排了工作和生活;对于“反右倾”斗争,只是对下面受到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

  1959年国庆节前夕,全国已经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建议,开始分批的给右派分子摘去帽子,甄别平反从1961年9月开始。

  鄞县这段时间(1958.12-1962.3)并入宁波市,因而在落实党的政策和开展甄别平反等方面的工作,是随着建制的变动而进行的。

  下面分别叙述宁波市和鄞县关于右派摘帽和甄别平反问题。

  (一)关于右派分子摘帽等问题

  中共宁波市委于1960年4月9日批转了市委组织部《关于对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的意见》。该文件指出:“我市现在实有右派分子520人,……根据中央摘帽三个标准,经地委批准摘掉帽子的52人。对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工作分配确定的原则是:

  第一,出身成份好,政治历史没有问题,错误情节和处分较轻、悔改表现突出,有一定工作能力,可以分配到机关、工厂、企业、事业、学校做一般办事员。

  第二,出身成份好,历史上没有问题,本人原系工人或虽非工人出身,但对工业生产熟悉,有一定技术,划上右派分子后,在厂矿企业中劳动,或原来系工厂干部,但文化低,能力弱不适宜当管理人员,一般可分配在工厂当工人。

  第三,原系商业部门人员,划为右派后,悔改表现较好,但年龄较大,身体衰弱,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或安排作营业员工作。

  第四,出身成份不好,有政治历史问题,社会关系复杂,错误情节和处分较重,可分配去畜牧场或农场等单位作场员。

  根据这一原则,随后分配到机关、企业、学校作办事员的19人,分配到工厂当工人的12人,当营业员的3人。其余均分配到农场、牧场作场员。

  对于这一批已摘掉右派帽子人员的生活待遇,根据中央指示,除个别降得过低的作适当调整外,一般不予调整。工资在20元以下的给予适当调整,调整后的工资一般最高不得超过25元。

  县市分设后,宁波市改造“右派分子”办公室移交给鄞县的共有右派分子141人,其中40人已摘帽,保留公职的60人,开除公职,回家生产自谋生活,分散在各公社的41人。全县共计尚有右派分子101人。县委于1962年8月批转了城工部的报告,指出,根据中央指示,目前仍在劳动的,应该停止劳动,休整学习,或改为半劳动半学习,要和对其他同等的工作人员一样,保证他们必要的物质生活和劳逸适当相结合。……对过去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一次检查和处理。例如教育系统部分右派分子的公费医疗问题以及保留公职的右派分子的生活待遇和安置问题,此外对于右派分子的家属和子女,应该根据原有的规定,按照他们本人的情况对待,不要称为“右派家属”、“右派子女”,对他们在就业、升学等方面不要歧视。

  1962年9月26日,县委批准成立右派分子摘帽领导小组,由彭增金、李宗耀等五人组成,彭增金任组长,李宗耀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到1964年年底统计,被摘掉帽子的共有107人,到1978年4月统计,已摘掉帽子的共五批,计152人(内11人系外地转入)。

  对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来说,单是摘去帽子并没有从根本上澄清是非,解决问题,但是摘去帽子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政治处境和工作、生活环境有所改善。

  (二)关于甄别平反工作

  根据鄞县县委监委1962年2月统计,1958年至1961年上半年共受党纪处分和受重点批判的党员干部554人,其中受党纪处分的345人,重点批判的209人,初步审查结果处分完全错了的47人,部分错的51人,合计需进行工作的172人,已甄别结束的112人,占需要甄别的65%。

  1962年4月以后,贯彻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4月中央关于加速甄别工作的指示以后,统一了各级党委的思路,提高了认识,明确了甄别平反的范围、标准。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了不同的方法进行。对于脱产干部,特别是县地、县委管理的主要干部,由县委组织了专门力量进行逐个、细致的甄别平反。县委负责同志还亲自交谈,因此,思想解决彻底,效果显著。各级党委也抓住了重点的案件,进行了逐个细致的甄别平反,有许多负责同志在大会上挑起担子、个别交谈,工作做得较好。对于为数较多的农村一般党员干部和工农群众,因为他们问题简单,一般都根据中央指示中提出的“一风吹”的办法平了反,因此进度加快了。到9月底统计,全县已经甄别结束的2725人(包括已经平反和改变结论的1100人),占应甄别总数3127人的89.7%,其中地委管理干部已甄别结束的23人,占这级应甄别总数27人的85%;县委管理干部已甄别结束的44人,占这级应甄别总数46人的95%;一般脱产干部已甄别结束的126人,占这级应甄别总数131人的97%;农村不脱产党员、干部已甄别结束1323人,占这级应甄别总数1560人的90%,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已甄别结束349人,占这级应甄别总数395人的88%,工农群众已甄别结束950人,占这级应甄别总数958人的88%。

  为了善始善终搞好甄别平反工作,根据地委监委会议的精神,县委要求在十一月底以前,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做法,基本结束甄别平反工作,切实掌握好甄别平反的标准问题,具体政策界线问题,包括甄别范围、“一风吹”、“留尾巴”,保护积极分子等问题。

  到1963年3月这一工作已告结束。

  在平反、改正之后,尽管中央多次强调“他们在提级、提职、调资、奖励、分配工作等方面与其他干部职工一样对待,不应歧视他们。”但宁波市、鄞县仍然有为数不少的干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搞好甄别平反工作,是贯彻民主集中制、活跃党内民主生活的一件大事,当时的鄞县县委认真的贯彻了中央的指示,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产生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对错处分、错批判的干部平反以后,划清了是非界线,端正了党的政策,调动了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党内的民主生活起了很大变化,团结更加增强,上下级关系、党群关系更加密切。

  2、恢复了一大批干部的职务,加强了各级领导核心,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各项工作的开展。

  3、初步总结几年来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的经验教训,教育了干部,提高了各级党组织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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