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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新进展(一)

发布日期:2010-07-29访问次数: 字号:[ ]

谢敬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近年来,随着档案和其他各种史料的大量公布和挖掘,党史人物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对党史人物的评价更加客观公正。这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深入贯彻的体现,将有助于纠正人们以往对一些党史人物的片面的和模式化的认识,使人们真正了解这些党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毛泽东:如何走民主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备受关注

 

近些年来,毛泽东研究的成果,最具代表性、最为学界关注的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19491976)》。该书最吸引人之处,就是披露了丰富翔实的史料,提供了许多新的史实,基本上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比如,建国后土改中的富农政策,毛泽东是“耳听八方”,征询各地、各界意见,反复权衡后,才召集会议作出决策的,这其中的情况以前就不大为人所知。还比如,出兵朝鲜,毛泽东思量再三,举棋不定,抉择异常艰难。再比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们都知道毛作了修改,但修改了多少次、怎么修改的,则不甚了了。《毛泽东传(19491976)》把毛泽东作的十三次修改情况逐一介绍,非常详细。该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再现了毛泽东的艰辛探索,既写成功,也不回避错误,两方面都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叙述和分析。

在有关毛泽东的研究中,19667月他致江青的信一直受到关注。

研究者试图通过对这封信的解读,来理解“文革”初起时毛泽东的思考和心态。王年一把这封信和五七指示结合起来研究,认为如果说五七指示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则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这两个纲领性的文献是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两把钥匙。金春明对此提出了“自我解剖说”,许全兴提出了“备忘录”说,而刘林元甚至认为,这封信反映了毛泽东对与刘少奇公开摊牌的结局的忧虑和不安。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依然是研究的热点,著名学者于光远著《“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是近年来最具影响的著作,作者根据新出版的文献资料,对这一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梳理和澄清。随着对中共执政史研究的重视,毛泽东的执政思想和理论在研究者中间也引起了热烈的探讨和商榷。有研究者甚至提出了应建构毛泽东执政理论体系的建议,更多的研究者则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而关于如何走民主新路、跳出历史“周期律”,则是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

 

李大钊:日本学者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质疑站不住脚

 

李大钊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过去对他的研究多从政治的视角。近年来,对李大钊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研究视角的转换;二是对一些成说的争鸣。关于李大钊研究视角的转换,现在研究者更倾向于把他作为现代文化名人。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从文化的视角,对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著作进行了重新解读。比如对他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研究者提出,仅将此两文定位在欢呼十月革命的角度是狭隘的,要把它们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语境”下才能正确理解其价值。对他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和《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两文,有研究者主张这两文所表达的并不是简单的学习俄罗斯文明,而是从学理层面,对19182月签订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发表的一种政治见解,意在告诫当局:不要因一时的短见而上日本的当,派兵干涉俄国。

共识争鸣的另一个热点,是由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引起的,即对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争论。石川认为,《晨报》主笔陈溥贤才是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人,李大钊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由陈溥贤传递的。同时,石川还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提出了质疑。国内研究者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萧超然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和思想体系来介绍,李大钊是第一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虽然还需要再认识,但就现在掌握的史料来看还是可信的,石川的质疑并不能站住脚。

 

朱德: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

 

朱毛红军和“朱德的扁担”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然而,建国后朱德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做出的探索,知之者却不多,以往学界对朱德的研究多集中于他的军事思想。近年来,学界对朱德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研究有新的突破。如徐黎的《朱德经济思想研究》一书,把朱德称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专家”,并指出在中共党内,朱德是最早提出发展综合性经济区域、组建托拉斯、建立经济监察制度、军工生产转民用等思想,也是比较早地认识到苏联模式弊端的领导人之一。

研究者认为,朱德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非常重视军事建设和经济建设。他善于根据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灵活具体地处理好军事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形成了独特的军事经济建设思想。研究者指出,朱德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把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从“苏联模式”中摆脱出来,探索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将其概括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理论上有了明确的定位。朱德提出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基本观点:搞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向外国学习,但又不能一切都照抄照搬;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夜郎自大”和“闭关自守”,要搞好“内外交流”;正确评估农民的觉悟程度,逐步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工业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要建立起“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军事工业体系。

 

彭德怀:庐山会议上为什么要写信

 

近年来,学界对彭德怀研究的兴趣点是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上书和在这期间及以后的遭际。《彭德怀传》、《彭德怀年谱》以及《彭德怀自传》为人们总体上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李锐著的《庐山会议实录》,该书有1988年、1994年和1999年三个版本,每次修订都增加了新内容,尤其是1999年版本增订幅度最大,披露了很多重要资料。比如,811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之后,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的大会批判;毛泽东816的讲话;毛泽东主持的关于人事调整及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继续批判的817的工作会议,这些都是研究庐山会议和彭德怀的重要资料。

在对庐山会议的研究中,研究者对彭德怀为什么要给毛泽东写信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深入的看法。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有:一是庐山会议即将结束,但“左”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彭德怀又没有机会与毛泽东面谈,无可奈何,只有写信;二是彭德怀在西北小组的七次发言,会议简报没有很好反映出来;三是还有些问题,彭德怀感到不便在小组会上讲,认为写信更适宜;四是彭德怀把彻底解决“左”的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认为只有毛泽东在会上强调纠“左”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五是彭德怀认为自己的意见符合民心民意,在中央也有人支持,会引起毛泽东重视;六是中央各位常委当时由于种种原因,都不便说话,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是供毛泽东参考的,即使不妥,也无大碍。也有学者提出了另外的原因,认为与庐山会议之前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学习海瑞的号召对彭德怀的触动,甚至是毛泽东的鼓励有关。

此外,研究者对彭德怀上书之后,毛泽东为什么执意批彭,并由纠“左”突然转向反右提出了看法。认为主要原因一是彭信触动了毛的“三面红旗”底线,二是赫鲁晓夫对中国人民公社的批评。研究者虽然对造成庐山会议悲剧的原因进行了多方面分析,但对造成这一悲剧的深层原因探讨依然显得不够。比如,毛泽东也当面对彭德怀说过,“也许真理在你身边”,但为什么不能防止这种错误的产生和在错误发生后能很快直面错误并加以改正?这个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

 

董必武:依法治国方略的奠基人和实践者

 

董必武作为唯一在国外学过法律专业的中共领导人,建国后主管政法,其法治思想一直是人们研究的重点。尤其在现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方略和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以后,董必武的法治思想和民主建政思想在研究中受到更多重视。

研究者普遍认为,董必武是依法治国方略的最早奠基人和实践者,他在法学思想和法制建设方面形成的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既是整个新中国依法治国历史进程的开端,也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法制建设的思想理论准备。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认为,董必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人民民主法制必须进一步加强才能适应党所提出的任务”,“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著名论断是董必武法学思想的精髓和核心,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思想渊源。著名的人大研究专家刘政认为,董必武在党的八大所作的《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言,是他诸多法学文献中最为光辉的一篇,为我国法制建设奠定了基本框架和正确思路。

 

任弼时:不研究任弼时,许多党史上的重大问题搞不清楚

 

长期以来,学界对任弼时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近年来,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变。2004年,随着任弼时诞辰100周年的到来,以及《任弼时研究述评》、《任弼时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和《任弼时传》(修订版)等著作的出版,人们对任弼时的生平和他在中共党史以及中国革命史中的作用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研究者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他关于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经济建设的思想与实践,以及他的精神风范等方面。

在这众多研究中,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他在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确立中曾经起过什么作用。薄一波对此做了明确的说明,说:“他在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领导地位的过程中,是立了功的”,“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任弼时研究的重要性,正如冷溶所说,他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共党史上很多重大事件都与他有关,不研究任弼时,许多中共党史上的重大问题搞不清楚。有些文章则从“他是党和人民的骆驼”的角度,回顾和研究了他的精神世界。

 

陈毅:应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

 

陈毅是元帅、外交家兼诗人,因此,对陈毅的研究丰富多彩,军事、外交思想以及他的诗词都成为研究者涉及的领域。如果就中共党史的研究来说,他对建国后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和评价更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关心,尤其是1962年他在广州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大声疾呼“应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代表了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正确认识。

 

杨尚昆:研究受到重视,他的日记被称为“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

 

以往,学界对杨尚昆研究较少。这与他是中共党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尤其是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积极实践者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创立者之一的地位不相称。近年来,《杨尚昆日记》和《杨尚昆回忆录》的相继出版,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开始受到研究者重视。尤其是《杨尚昆日记》的出版更是被关注,有的研究者认为,《杨尚昆日记》堪称“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披露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史料价值。比如,革命刚刚胜利时,对我党面临的严峻考验,《日记》中就有记述,“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似乎大家都变了。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关于高饶问题,日记中记录了当时毛泽东确定的方针,“坚持、正面批评,‘惩、救’”,“给一条路让他走”,“力求避免主回”,并记述了召开座谈会的安排。这些都透露了毛泽东处理高饶问题时的复杂心情。关于毛泽东、刘少奇围绕社教运动的分歧和争论,日记中记录简略,但从一句“刘话不灵了”,也可看出高层斗争的紧张和他对形势的忧虑。另外,关于庐山会议、彭德怀、所谓的“窃听器事件”、中苏关系等等,日记里都有一些可以解读的历史线索。

此外,一些刊物也发表了一些记述性的文章,论及杨尚昆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功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际,以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做出的重大贡献。

 

黄克诚: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

 

有关黄克诚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不少成果,如《黄克诚大将》、《黄克诚军事文选》、《黄克诚与苏北根据地》、《黄克诚纪念文集》等,而《黄克诚自述》和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则是深入认识黄克诚的重要作品。《黄克诚自述》在第二版中增加的三篇讲话,即在庐山会议的发言、关于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关于林彪的评价问题,是深入认识黄克诚的重要资料。学者们对黄克诚的研究更多的着墨于他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刚正耿直、敢讲真话、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表明自己立场的风范和品格上,李锐评价他“是难于遇见的真正共产党人、真正的人”。而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的仗义执言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中坚持对毛泽东的科学评价,以及在对林彪进行评价时要求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更是为人称道。

有学者这样评价黄克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有多少人屈从于权威、屈从于淫威,最终选择了说假话,真话几乎成了遥远的绝响。黄克诚作为一个“死不悔改”的直言者,终生与真话为伍,终生与真理为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写的人。

 

彭真: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

 

彭真是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其研究一直引起人们的重视。彭真与社教、彭真与《二月提纲》等都因事件本身的特殊性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他对新中国法制建设的贡献,尤其是他对中国人大制度的建设,以及与新《宪法》的关系,近年来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这方面,朱力宇的《彭真民主法制思想研究》可以说是第一本比较系统地梳理彭真民主法制思想的著作。

此外,彭冲评价彭真“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顾昂然称他“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许崇德则把他对现行《宪法》理论创新问题上的贡献概括为:“国家总任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人民民主专政适合中国国情;人民代表大会要真正成为人民权力机关;权利保障应从实际出发;社会主义民主要从最基层抓起”。俞梅荪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回顾了彭真对由其主持制定的新《宪法》的特殊感受和对建设法治国家追求的细节,指出:“在彭真委员长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等会议上,每一次讲话的开场白他都要郑重其事地翻开《宪法》,抑扬顿挫地宣读第57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习仲勋:“向中央建议设立经济特区的第一人,对中国改革开放功不可没”

 

习仲勋“英雄一世,坎坷一生”,曾被毛泽东称为“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但又因“《刘志丹》小说问题”受诬。因此,研究者有关习仲勋的研究,多见于他担任中共西北局书记时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西北做出的贡献,以及对《刘志丹》小说案的探究。

近年来,有关习仲勋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主政广东,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杀开一条血路”,推动广东设立经济特区,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有学者评价说:“习仲勋是向中央建议设立经济特区的第一人,对中国改革开放功不可没”。对此,美国学者傅高义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中评价道:当全国还笼罩着“文革”的阴影时,习仲勋就开始在广东扩大农村市场和开辟经济特区方面发挥作用。

 

陆定一:最大的贡献是“双百方针”的确立

 

陆定一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战线的领导。研究者谈论最多的是他对“双百”方针的贡献。龚育之认为,陆定一作为中宣部长的最大贡献,是“双百”方针的制定和对这种生动活泼局面的执著追求。他不仅是“双百”方针的参与制定者和权威阐释者,而且是这个方针的积极执行者。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探讨了陆定一提出“双百”的思想渊源,这就是“二元论”的观点和对“第一性”、“第二性”及对“有为”、“无为”等观点的阐述。陆定一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问题,都离不开其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自然属性是唯物的,是第一性的,作为对社会认识的意识形态,是第二性的,它必须尊重第一性的东西,不能用第二性去否定第一性,不能用阶级性、政治性来对待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和发展。因此,反对用政治思想标准去压制学术研究中的争论。所谓“有为”和“无为”,是说作为一个执政党,主要应在创造出一个适合科学、文化艺术蓬勃健康发展的大环境这些大的方面“有所作为”,而对具体的学术、技术性问题,则应提倡“无为而治”,应以人为本,充分发挥每个科学家、艺术家和团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他们的潜能。

有研究者对陆定一晚年的反思进行了研究,披露了一些资料。比如,陆定一承认了自己在知识分子属性问题上曾经犯下“左”的错误,认为对知识分子属性的判断还是应该看他们为谁服务的政治态度,而不是世界观。对此,龚育之表示了相同的看法,认为在陆定一当年所犯下的“左”的错误中,最大的失误“是不赞成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坚持只有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为此应该受到“更多地责备”。此外,还有不少的研究者对陆定一的新闻思想进行了研究。

 

邓子恢:“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

邓子恢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探索,杜润生称邓子恢为“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近年来,关于邓子恢农村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观点,尤其是关于他的包产到户的主张及遭遇,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蒋伯英所著的《邓子恢与中国农村变革》。这部著作提出,邓子恢针对党内有人反对自留地,明确提出了不要把资本主义看得太厉害了,不要过高估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过高估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完全“左”的观点;“我们国家的远景是要建成社会主义,可是,现在不叫社会主义”。这些观点在当时都是振聋发聩的主张,代表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正确方向,是后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先声。

合作化以后,中国大陆农村在1956年、1962年、1978年三度出现包产到户,邓子恢是前两次的积极支持者,并因此被打倒。而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对“包产到户”的肯定和发展,证明了邓子恢的正确。研究者和相关人员对邓子恢在这过程中的遭遇进行了深入的追述和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史料。比如,他力劝毛泽东接受“包产到户”遭批、“文革”前在广西秘密进行“包产到户”实验、临死时仍坚持“包产到户”没有错等等。

(作者系石油化工管理干部学院教师,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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