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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抗日战争纪略

发布日期:2010-09-06访问次数: 字号:[ ]

  崔丹娜

     一、鄞州抗日战争简史[i]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重新燃起了埋藏在鄞县(鄞州)人民心中的革命之火,鄞县(鄞州)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积极组织城乡人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恢复发展党组织。1937年秋,在鄞东观音庄成立中共宁波临时特别支部,朱镜我任书记。后经上级组织批准改为中共浙东临时特别委员会(简称浙东临特),使鄞县和宁波地区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有了领导核心。1937年11月,中共浙东临时特别委员会,与有抗日愿望的国民党鄞县县长陈宝麟在鄞西天王寺共同组建抗日团体——“飞鹰团游击干部训练班”,陈宝麟任团长,浙东临特委员鲍浙潮、竺扬分别担任副团长、联络股长。

   1938年5月初,在中共宁绍特委领导下,中共鄞县县委成立,朱学勉任书记。下辖鄞东、鄞南两个区委。1940年3月,中共鄞县县委重建,周飞任书记。下辖鄞东、鄞南、城区、鄞西区委。1940年8月间,中共宁属特委书记王文祥召集委员在鄞东宝幢陆家大屋开会。会议根据国民党反共和日军曾入侵镇海的形势,确定把进入鄞西沿山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开展对敌斗争作为今后的任务。同年10月,中共鄞县县委根据宁属特委会议精神,决定将工作重心从城区转移到鄞西沿山地区,有计划地发动群众抗日,开辟鄞西根据地。同时,中共鄞西区委成立,周思义任书记,并以在梅溪小学任教为掩护开展工作。1941年4月20日,城区沦陷,中共鄞县县委机关迁至鄞东小(少)白村,组织全县抗日救亡活动。1941年5月,中共鄞县县委在鄞西宝岩寺召开了沦陷后的第一次县委会。鉴于城区和平原已陷落,会上决定分片负责开展工作。金如山、周思义负责鄞西;徐朗负责鄞东、鄞南和城区。

   1942年2月,鄞西、奉西合并设立鄞奉县,实行特派员制,寿文魁(陈志刚)任中共鄞奉县特派员,并在建岙小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4月,党组织指示林一新利用郭青白部队的番号发展组织,组建抗日武装“警卫分队”。7月,扩大为中队,林一新任中队长。8月,中共四明工委成立,书记王文祥。根据浙东区党委重划各县县界的决定,中共四明工委撤消县委。鄞县城区和鄞东、鄞南设鄞东南县,建立中共鄞东南县工委,徐朗任书记。鄞西和奉西组成的鄞奉县改特派员制为中共鄞奉县委员会,寿文魁任书记。10月底,“警卫中队”扩编为特务大队,群众称其为“林大队”。1943年8月底,国民党顽固派郭青白以集训为名,企图缴“林大队”的枪械。9月5日拂晓,“林大队” 根据县委指示,在大队附李明的指挥下撤出驻地,到达红岭,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公开抗日武装,史称 “九·五”事件。1943年9月23日清晨,“林大队”配合浙东游击纵队主力第三支队进攻顽军郭青白部驻地雪岙、里(李)岙,郭部随即逃窜。从此,鄞西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鄞西祝家佛堂,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鄞县六七两区联合办事处。

   1943年11月,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爆发。国民党军队疯狂进攻鄞西抗日根据地,鄞西地方武装力量配合浙东游击纵队主力,运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支持,至1944年夏秋,取得了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的胜利。但这次胜利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党的优秀干部如鄞江区委书记李敏、章水区区长徐婴、梅园乡乡长陈晓云、武陵区中队副队长严培远以及袁春妍、谢用卿、胡公民等惨遭杀害。在反顽斗争中,我浙东游击纵队的同志以鲜血和生命保卫了鄞西根据地,其中最为惨烈的当数后屠桥战斗。1944年4月14日凌晨,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五支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指战员50余人进入后屠桥村宿营。国民党军突击第一总队第五营和汪伪第十师所属约一个连的兵力共600余人分三路突袭后屠桥。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我军顽强作战,战斗持续了近四个小时,我方人员伤亡惨重、弹尽粮绝,除部分突围外,教导员陈行知、中队长毛明孝、指导员肖张和古林区文教指导员秦慎之等37位同志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四中队被授予 “钢铁四中队”的荣誉称号。在鄞慈交界山区,为加强领导,1943年7月,成立了中共鄞慈县委,同时,成立鄞慈县办事处。1944年1月,中共鄞慈县委和县办事处撤销。同年3月,四明地委根据反顽自卫战争需要,将鄞奉县的古林、武陵区与慈南合并,重建中共鄞慈县委,王槐秋任书记。5月,为加强行政工作,四明地区特派员办事处决定成立鄞慈县办事处,委任朱洪山为主任。二次重建后的鄞慈县委、县办以鄞西乌岩地区为中心,领导群众建立农会,开展生产自救,深入基层,建设社会教育基地,并取得了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的胜利。接着,发展民主政权建设和统战、群众、财政、文教等工作,巩固和扩大了鄞西抗日革命根据地。

   1945年4月,鄞奉、鄞慈两县撤销,重建鄞县,成立中共鄞县县委和县(民主)政府,朱光任书记,严式轮任县长。随后,鄞县县大队和民兵大队等武装力量成立,配合主力部队狠狠痛击在鄞西抢粮的日伪军,并攻克了鄞西各日伪军的据点。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准备接收甬、沪等大中城市,主力部队和司令部也由四明山挥师东下鄞西平原。8月下旬,谭启龙政委、何克希司令亲率司令部机关和随军服务团进驻鄞西重镇高桥。不久,浙东游击纵队主力占领望春桥,拔掉西城桥伪军据点,直逼宁波城下,鄞西全部解放。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以及日本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胜利结束。9月20日,中共中央电令浙东游击纵队北撤,鄞县武装和党政机关随军分批北撤,留下陈爱中等少数同志在鄞西坚持革命斗争。

  二、日本帝国主义在鄞州区的暴行

  从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开始,鄞县境内就遭到了日军飞机的多次大规模空袭,投弹数量多、造成损失面积大。至1941年鄞县沦陷,日军侵入后,日军及伪军更是在广大鄞县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烧杀、抢掠、强奸、迫害,整个社会笼罩在严重的恐怖气氛之下。

  (一)轰炸

  从1937年8月始,日军飞机对鄞县境内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有档案记载的共计22次,轰炸的地点有栎社机场、梅墟、望春、邱隘、咸祥、钟公庙等地,造成死亡22人,受伤67人,死伤不明10人,共计99人。炸毁、震毁房屋85间,并炸毁农船3艘、生油50箱、稻田1亩、铁轨3根、枕木3立方等,造成大批百姓被迫逃难离开故土。

  在敌军对陆地进行大规模轰炸的同时,在内海、外海,日军舰队也对中国渔船、港口进行了袭击,给渔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1937年10月22日,横山海面(今鄞州区咸祥镇)有敌舰一艘向西泽开炮轰击,沿岸民房被毁数间。1939年6月17日,陶公乡(今东钱湖旅游度假区)渔民周千鏊渔船在外海被日军劫烧,损失达18000元。1940年7月19日,陶公乡(今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史福宝外海渔船18只被焚,损失共计42100元。1940年10月13日,敌舰6艘轰炸横山,死伤10余人。

  (二)烧杀

  1941年日军入境后,为了稳固统治对所到之处都进行了大规模烧杀,尤以1941年、1942年和1945年居多。由于内容之多不一一详列,其中重大烧杀事件主要是发生在1941年5月的“火烧大皎”和 “火烧建岙”事件。

  1941年5月31日,由汉奸带路日军分六路包围大皎,向驻扎在大皎村的鄞县国民党党政机关及部队发动突然攻击。日军挨户抢劫,纵火焚烧,大火从上午烧到下午4时,全村600余间房屋和屋内财物被焚毁,村民死6人,失踪10人,妇女多人被奸污。沿途杀害章蜜乡(今鄞州区章水镇)郑家村2人、崔岙村1人、孔家童家村8人,细岭、茶岭岗等村遭到敌军抢劫,损失3户衣物时值40万元,耕牛1头、猪2头,半坑村损失米2石,猪2只,杜岙村损失器具160件价值450万元,下年12户衣物损失价值250万元,周公宅村损失3户衣物时值25万元,耕牛2头、猪2头,该乡8保1户损失衣服价值5万元,猪1头。

  同日,100余名日军火烧大皎后从樟村翻岭进犯锡东乡(今鄞州区鄞江镇)建岙。建岙村自下边桥至上边桥的上塘地段被劫掠后焚毁共计471间,致使700多人流离失所。

  (三)抢掠

  日伪军所到之处除烧杀破坏外,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掠。从百姓家财物至政府机关公用财产,甚至是对公共事业机构如医院、寺庙、祠堂等也进行了抢劫掠夺。抢掠的物品小到居民家中鞋袜、衣物、财物、家中食谷、米粮,大到山地木材、电线、钢材等工业用材。给社会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

  根据《鄞县敌人罪行调查表》[ii]记录,自1941年-1945年5年中鄞县各镇乡遭到劫掠的物资价值如下:

   桃江乡被劫粮食3000000斤;首南乡被敌20混成旅团劫掠粮食2500000斤、衣物、箩、麻袋、牲口等共计损失达到476535000元;盆浦乡损失粮食谷3400000斤、牛6头、总计545800000元。云龙丰东镇被劫粮食3040000斤,被迫供应膳食3次,被掠总损失487040000元。鸣凤乡大嵩警备队白井贞一掠粮食(谷)30000斤,吉原采物队小队长蓖芝材砍松900株, 鄞南区警备队抢走衣物820000元,并被迫供应棺木3具,供应膳食1000000元。姜山丰北乡被劫粮食3100000斤,天然乡被敌军20混成旅团掠夺谷2800000斤,衣物被焚毁,大松300株被强征,稻田因炸毁损失25000元,总共损失508275000元;永南乡食谷2950000斤、永中乡食谷2400000斤、永北乡食谷2760000斤被劫掠;和益乡因劫掠造成的损失总计510850000元;丰南乡粮食被掠150000斤、大松被强征20000株、毛竹被强征25000枝、农具、牲畜、衣物被掠共计造成损失2356110000元;在横溪乡,隶属于池田直三率领的20混成旅团的川让小队长强征谷400000斤、大松20000株、毛竹25000株。

   由于涉及乡镇数量众多,篇幅所限无法在文中一一罗列,其余镇乡做概括介绍。塘碶乡损失谷、牛、衣物等总计343000000元;栎社镇被掠谷物、田亩、农具、牲口共计等575840000元;布政乡被抢物资总计169860000元,古林乡409600000元;望春乡214000000元;丰成乡总值430000000元;武陵乡206000000元;清道乡损失总值163800000元;罂湖乡损失955300000元;盐梅乡495180000元;五权乡食谷被掠2000000斤;浦口乡食谷被掠1800000斤;新建乡食谷被掠1700000斤,泾东乡被掠物资损失共计590500000元;五乡镇340000000元;涵玉乡300800000元;高钱乡被劫食谷1950000斤;五山乡松树30000株被吉原采物队掠走;俞塘乡被掠损失169258000元;吉原采物队在下水乡劫掠造成损失11100000元;隶属松井师团的宁波警备队长松井太郎在韩岭镇造成的损失共计316028000元;陶公乡损失53330000元;吉原采物队采物组长宇田川在大堰乡劫掠的损失为97044000元;白井贞一的大嵩警备队也掠走食谷30000斤、米63石、麦9石;太白乡损失1049705600元;高嘉乡被劫谷1802000斤;善卫乡损失粮食、衣物等421300000元;同保镇损失304000000元;桃浦乡被抢大松树8600株、粮食谷2500000斤;凤岙镇损失计221400000元;敌松井师团在大雷乡的劫掠损失共计82000000元;锡东乡被掠夺田亩40亩、耕牛50只;鄞章镇损失592000000元;大皎乡1941年10月6日更是被掳走了大量古董、宋元明清版字画、文物等,价值亿元;龙鹳乡全乡1960000斤谷被掳;宁湖乡被劫粮食谷1630000斤;瞻岐镇被劫木材、衣物、牲畜等共计22600000元;白井贞一、吉原的采物队、大嵩警备队的石洋小队长、宁波警备队长楠本先后在大嵩镇掳掠,大嵩受损严重,共计2003226000元。大嵩密报组长高木在咸祥镇也进行劫掠,造成当地衣物、木材的大量损失;楠本、吉原采物队先后在五溪乡抢劫衣物,强采木材1000株,造成损失100000000元[iii]

  (四)奸淫

   日军在沦陷区烧杀抢掠的同时,四处强奸轮奸残害妇女,据填报的明细表统计,鄞县被日军强奸的妇女达334人,给沦陷区妇女身心造成了巨大伤害。其中较重大的奸淫事件为“东吴大庙强奸轮奸案”。1941年东吴大庙“菩萨诞辰”,东吴镇请来的王传香戏文班子在大庙演出,正值日军从五乡碶经过大涵山到东吴,观众四处逃散,18名女演员由于来不及撤退遭到日军强奸、轮奸。事隔60余年,在调研过程中,仍有多名证人提供证言。许多强奸事件发生后,受害妇女不堪忍受,自残、自杀、致疯、严重的心理疾病等屡见不鲜,产生了后续伤亡事件,同时,日军在鄞西建立了多个慰安所对妇女进行蹂躏。如鄞江镇鸡行弄慰安所、横街凤岙慰安所、章水蜜岩爱庆家慰安所等。日军在鸡行弄开设的慰安所持续一年有余,有26个身穿和服的韩国妇女和一些被抢掠来的女子被关押此处,章水蜜岩的慰安所,除了被掳掠的中国妇女外还有日本妇女在此处充当慰安妇。

  三、抗战时期鄞州区[iv]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

  (一)人员伤亡情况

  1.直接人口伤亡

   直接伤亡中死亡人数为1640人,受伤938人,失踪13 人,无法分清死或伤的死伤人员为42人,共计2633人。其中,男性伤亡1780人,占总伤亡人数的67.6%,女性伤亡495人,占18.8%,儿童伤亡47人,占1.8%,性别不明者311人,占11.8%。

  从伤亡发生的时间分析。鄞县在1941年沦陷,但是死伤在1937

   年就已经发生,其主要原因是日军在占领前对鄞县进行了大规模轰炸。一方面出于军事占领的需要,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鄞县在军事上的重要意义也使之成为日机袭击的重点。1937年至1941年沦陷前,鄞州区境内遭到的轰炸有档案记载的有22次,共计伤亡99人。1941年日军入侵后,又以1941、1942年和1945的伤亡人数最多,这两个时间段是日军初期占领,建立统治权和即将全线失败维持统治的时期,日军使用高压手段导致大量人员伤亡。1943年和1944年处于日军已稳固统治占领区时期,伤亡发生的相对较少。

   从发生伤亡的地点分析。根据调研明细表反映,大量的人员伤亡主要集中在现在的鄞江、横溪、章水、高桥、石碶、钟公庙等镇乡(街道)。分析原因认为,当时日寇成立的(伪)鄞县县政府,其势力在城区和鄞江、横溪、五乡等几个据点,鄞东南仍为国民党政权管辖,在鄞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因此,作为据点的横溪、鄞江,日军在占领之初进行了大肆杀戮。章水、高桥作为抗日力量相对集中的区域,日军对鄞西进行了数次扫荡、屠杀,都造成了地方百姓的大批伤亡,其中“火烧大皎”、“火烧建岙”等大规模事件,在上文已有记录,此处不再赘言。石碶、钟公庙、下应等地的大量伤亡有其地域特殊性。作为军事打击重点的栎社机场,位于现在的石碶街道,在1937年至1941年期间,30%的日机轰炸集中在栎社机场,因而造成了石碶百姓的大批伤亡;钟公庙、下应则是距离城区最近的镇乡,1940年在日军投弹造成开明街鼠疫后,政府进行了街区封锁、疫区焚烧,部分开明街区百姓为了逃避死亡威胁,逃难至钟公庙、下应等地,逃难人中不乏感染鼠疫病毒者,最终不仅部分逃难者死亡,还造成了当地百姓的感染死亡,胡鼎阳先生的口述材料《关于我家在1940年开明街的鼠疫情况》中就讲述了这一情况,在家里祖父得鼠疫死亡后,开明街封锁前,其余的一家六口逃难至陈婆渡,最后一家七口仅剩3人存活。

   从伤亡的性质分析。造成人员死伤的最主要原因有日机轰炸、警察与日伪作战伤亡、强奸、日伪军伤害杀害、感染疫病死亡等,其中日机轰炸造成死伤的有99人,宁警总队与日伪军作战造成伤亡的有369人,被日军强奸的妇女有334人,感染疫病的人员由于部分材料不够充分无法具体判定疫病的种类和造成疫病的原因,很难判定是自发性传染病还是属于日军细菌战所致,简单将之归入日伪军造成的“直接伤亡”明显材料论据不足,因此,在明细表、统计表中皆没有将材料不充分的由疫病造成的伤亡整理统计在内。但在报告中有必要对乡镇上报的疫病情况进行说明,例如钟公庙街道上报的《人口伤亡汇总表》中指出,该街道“被害致死共168人,其中死于鼠疫的125人。”出于根据材料证据合法性的考虑,最后录用的数据仅为3人。其他死伤性质涉及的手段多样,不予一一罗列。

  2. 间接人口伤亡

  间接伤亡包括三个类别:被俘捕人员、灾民、劳工,其中被俘捕人员造成的死伤失踪共计48人,灾民死伤失踪人员共计4294人,劳工死伤失踪共计160人,间接伤亡人员合计4502人。

   从死伤类型看,灾民的死亡多集中于因日军侵略导致民众抗灾能力减弱造成的饥饿死亡,这也是间接伤亡数据中最大的部分,共计4278人,占间接伤亡人员比例的95.0%;劳工的死伤占总数据的3.6%,其中又以失踪人员居多,占劳工死伤总数的78%;被俘捕人员集中在镇乡公务员、乡长、警察、国民党士兵等。俘捕后造成明确伤亡的绝对数量不大,占间接伤亡总数的1.1%,多以结果“不明”,不纳入间接伤亡总数之列。

  3. 其他数据的说明

   (1)故兵数据。抗战官兵人员伤亡主要指国民党正规部队的伤亡,包括本地人服役在鄞县阵亡的及外地人在鄞县阵亡的将士,由于这部分数据都来源于国民党政府的档案资料,且当时鄞县的概念包括整个城区和乡村,统计时很难进行现有行政区划的区分,因此鄞州区上报的《鄞县抗战时期抗战官兵人员伤亡统计表》是包括了宁波市海曙区、江东区、江北区、鄞州区四区内容的总数据。根据统计,抗战时期抗战官兵伤亡人员共计1318人。

   (2)汉奸伪军数据。《鄞县抗战时期伪军和汉奸死伤统计表》同样是涵盖四区的数据,统计得出,伪军死伤22人,不明64人;汉奸死伤416人,不明1人。此处汉奸的死伤数据除了在抗战期间的死伤还包括抗战胜利后对汉奸审判执行结果的统计。

   (3)本地人死在外地数据。本地人死在外地的数据不统计在本区的直接间接人员伤亡数据中,但作为鄞县人(仅包括现有鄞州区区域)列入了鄞州区伤亡人员名录,按死亡性质分类,直接死亡559人,直接受伤265人,间接死亡232人,间接受伤15人,抗战期间鄞州区死在外地的人员共计1071人。

  (二)社会财产损失

  1. 社会直接财产损失

  (1)工业

  1945年6月12日,位于太平乡(今鄞州区古林镇)的恒丰布厂遭到敌军抢劫,被强搬布场机件,造成损失6750.6元。

  (2)交通

  抗战期间,日军在鄞州地域毁坏水运、公路、铁路交通,烧毁炸毁桥18座,拆毁3座桥的栅栏桥板,炸毁铁轨3根,枕木3方,破坏公路14公里,汽车站1座,并于1937年9月27日在横山码头,日舰炮击客轮,致使德兴轮沉没。共计造成损失11888元(折算后价值)。

  (3)教育

  1941-1945年间,由于敌军轰炸、流窜、侵扰,先后造成了县立商业学校大雷分校、大雷中心国民学校、梅墟求精小学、宁湖乡沙港口国民学校、首南乡康懋小学、泾东乡植本代用中心国民学校、陶公乡中心国民学校、邹溪学校、大嵩镇第七保国民学校、潘港乡敦本国民学校、龙鹳乡莲峰小学、塘碶学校、沙溪小学等13所学校校舍、教学器具、仪器设备、书籍等教育设施的损毁,损失共计28050.4元(折算后价值),其中邹溪学校的损失由于没有明确物件、损失的金额也没有表明折算时间,因此数据无法统计在内。

  (4)公共事业

   日军扫荡时,对鄞州区境内大量寺庙、宗祠进行了破坏,先后烧毁、炸毁了章蜜乡童家庙宇、锡东乡建岙上塘庙宇、东钱湖韩岭风山庙、裴君庙、文昌殿、凤山庙、鸡山庙、五山乡白云寺、五溪乡天福寺、鄞江镇李岙庙、它山庙、大雷乡中灵峰庙宇、横街镇资福寺、古林镇大成庵、法吉庵、洞桥镇酒壶潭庵、章水镇文昌阁、塘溪镇云峰寺、安山寺、石碶沈家堂庵等20个寺庙庵堂,日军7331部队吉田组将阿育王寺庙的古树砍伐净尽,抢运木材1500株。在扫荡中还先后毁坏了东钱湖韩岭四保一甲一户宗祠、陈家祠堂、孙家祠堂、章蜜乡崔岙1户宗祠、章水镇杜岙祠堂、大雷乡鄞江祠、庄家溪汪氏祠堂、章水陈家祠堂、塘溪镇东岙祠堂等9个宗祠,破坏了龙观乡潘溪凉亭1座,造成的损失共计146037.9元(折算后价值)。同时,日伪军还对原有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进行了破坏,1942年1月,日伪军在俞塘乡焚毁军被500余条,1943年于横溪镇伪军强借公谷18200斤,在咸祥镇,日军损毁咸祥镇警察所楼房6间1弄,共计造成损失5645.8元(折算后价值)。新建医院也遭到了日伪军抢劫,被掠走伪币180万元、留声机1架、钟1座。由于留声机、钟等没有折算标准,损失暂未计入统计总表。

  2. 社会间接财产损失

  (1)交通

   鄞县沦陷前后,国民党政府军队、宁警总队以及三五支队等抗日武装力量与敌军进行了多次战斗,为了阻止敌人前进,数次掘毁、破坏道路、桥梁、船只以顺应军事作战的需要,从而间接造成了社会财产的损失。1939年为阻击敌人,国民党军队先后在塘溪镇掘毁宁横公路20公里、炸毁金鸡桥,拆毁洞桥镇公路250米,1942年在塘溪镇掘毁宁波至咸祥公路20华里,并先后于横街拆毁恒昌桥,在梅墟沉没轮船1艘,共计造成损失2772元(折算后价值)。

  (2)公共事业

   抗战爆发后,政府筹款、军队消耗、赈济抚恤、增税摊派等都给社会造成了极大负担,根据明细表统计,抗战期间,县府各单位劝募筹款共计1281592.3元,军队各类支用消耗为64975.86元(不包括政府划拨军费),县政府各类赈济费用计1259.5元,三项合计1347827.66元(折算后价值)。在政府军队、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作战的同时,社会力量也积极募集资金支援抗战,1937年8月,《时事公报》为抗敌将士慰劳金发起募捐,11月鄞县抗敌后援会捐赠棉背心3000件,1944年徐兴德、徐瑞甫捐谷800斤援助鸣凤乡七保国民学校,1945年张庭孝捐款国币2万元给宝林代用学校,先后共募集了价值16184.2元的钱物。

  此外,因为抗敌作战,三五支队于集士港焚毁新庙1座,价值3333元(折算后价值)也应归入抗战期间社会财产的间接损失。

图表一:1937年—1945年居民各类财山损失明细表

  四、结论

  根据此次调研,结合社会普查和档案资料的整理,并根据科学分析、比对,得出了鄞州区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具体数据。

  从人员伤亡看,鄞州区人口伤亡共计7135人。其中直接伤亡的死亡人数为1640人,受伤938人,失踪13 人,无法分清死伤的死伤人员为42人。间接伤亡人员合计4502人,其中被俘捕人员造成的死伤失踪共计48人,灾民死伤失踪人员共计4294人,劳工死伤失踪共计160人。在间接伤亡中,最后不明去向的人员数据未计入伤亡的总数值。

  从财产损失看,鄞州区社会财产直接损失为198372.7元,社会财产间接损失为1370117元,居民财产损失为6222565.99元,合计7791055.69元。

  由于地理位置、城乡环境的特殊性、经济发展的结构特点及抗日武装力量的抗日活动,鄞州区抗战时期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有着自身的基本特点:其一,广大鄞县地区虽在1941年沦陷,但从1937年开始日军飞机、战舰的频繁轰炸,鄞县百姓就已经遭受到生存威胁,因此损失的年限应从1937年至1945年,持续8年。其二,由于大量港口、机场、山区的存在,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以及规模性抗日武装力量的存在造成现在的鄞州区区域成为沦陷后日军军事打击的重灾区,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数量相对较大,其中尤以开辟了抗日根据地的鄞西地区损失更重。其三,现在的鄞州区是抗战时期鄞县的农村地区,当时的工业发展相对薄弱,经济发展侧重农业、商业,进而导致鄞州区在抗战时期财产损失的主要内容是农业和商业及大量的居民财产损失。

  综上可见,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8年中,日军的烧杀、抢掠、强奸、轰炸不仅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和伤残,同时给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局面造成了严重破坏。鄞州区人民遭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政治环境的破坏  1941年4月,鄞县沦陷后,鄞县国民政府被迫撤离,先撤至鄞西大皎,后又先后迁至宁海黄坛、鄞县东南乡,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迁回鄞县城区。日军占领鄞县城区后,于1941年4月27日,扶植傀儡成立了宁波乡镇联合会,占领了鄞县城区和鄞江、横溪、五乡等据点,实施日伪政权的统治。与此同时,为了抗战胜利,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也在积极发展,宁波沦陷后,中共鄞县县委在鄞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并于1943年成立鄞慈县办事处,下辖章水、鄞江、古林、栎社等29个乡镇,从而形成了鄞县国民政府、日伪政权、中共鄞县县委3个政权并立,这种政治形势不利于完整社会政治环境的发展及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的形成。同时,日伪军的种种侵略暴行也使整个社会环境笼罩在恐怖萧条的气氛下,百姓人心惶惶。

  经济发展的停滞  首先,货币发行的混乱导致经济发展严重受碍。沦陷后的鄞县存在着三种货币:国民政府的“法币”、日伪政权的“储备币”及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发行的“抗币”,三种货币的同时流通,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的畅通和稳定性。尤其是1942年6月,日伪政权强制实行“旧币价格减半改收新币”,导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其次,日伪政权的经济管制和掠夺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1941年,日伪政权为了稳定统治,以(伪)鄞县乡镇联合会名义发起鄞、镇、慈、姚、奉五县联合评议米价委员会,限定稻谷、大米价格,进而又发展到每7至10日一次评议日用品价格。伪当局派警察监察市场,推行“公定最高限价”,对柴、米、油、盐、糖、烟、布、纸等87种物价实行强制限价。1943年实行战时经济政策与物资统配,规定凡储备有棉花、化工药品、皮革、五金等18种物资者,一律登记,实行军事管制。再者,物价无度上涨,民不聊生。1937年抗战爆发后物价开始波动,至1941年4月县城沦陷,大米、菜油等价格上涨6倍。1942年日伪政权强制改法币为储备币后,物价大幅度上升,至1945年8月,一般物价上涨1000-2000倍,大米上涨6363倍,每石达到70万元。[i]百姓手中纸币几与废纸无异。

  文化事业的萧条  日军入侵同样阻碍了鄞县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抗战爆发后,大量学校为躲避战乱实施迁移。宁波中学迁至胡家坟,效实中学迁至高桥,正始中学迁横溪,县立女中迁凤岙,城区其余中学多各迁农村或外县。1941年县城沦陷后,县立女中、县立乡村简易师范、县立商业职校成立联合中学,迁校至宁海、天台、新昌等地,迁移的学校直至抗战胜利才相继回迁。而城区的9所镇中心小学,61所保国民学校被日伪政权控制,直至抗战胜利才恢复原公立学校。同时,日伪为了实行奴化教育,曾在沦陷区办过8所中等学校,实施日伪教育,直至抗战胜利后才得以停办。其他社会文化事业也同样遭到了日伪入侵的影响。成立于1929年作为群众娱乐中心的县民众教育馆,在1941年沦陷后被迫停止活动,直至1944年才在鄞东农村一带恢复。鄞县县立图书馆在抗战之初为了躲避战乱,将馆藏珍籍385种移至姜山镇中心小学,1941年日军侵占鄞县后,县立图书馆撤至宁海前童,余书及设备被抢掠大半,损失惨重。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混乱、萧条,给鄞县发展带来的重大打击,直至抗战胜利乃至全国解放才慢慢得以恢复,但给全鄞县人民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以及内心的严重伤害是无法因时间流逝而淡忘的。

   (作者系鄞州区委党史办公室党史科副科长)


  [i] 《鄞州革命史迹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ii] 《鄞县敌人罪行调查表》,宁波市档案馆旧5-1-57,1946年10月15日填报。

  [iii]以上数据皆出自档案原始数据,为保证数据原始性文中数据未经过折算。

  [iv]根据上文所述,自1931年撤市归县直至1949年城区析出,其中的18年是没有“宁波市”这一概念的,鄞县的地理范围包括了城区,即现在的海曙区、江东区、江北区,以及广大的农村地区,即现在的鄞州区。因此在档案资料和文献资料中,抗战期间的鄞县是“大鄞县”的概念。而此次的抗战损失调研,根据省市党史研究室的要求,以目前的行政区划为单位开展,因此,鄞州区产生的调研数据和资料整理都是以目前的鄞州区行政区划为单位,档案数据按照行政区划的变更进行了比对和划分,明细表、统计表所体现的是目前鄞州区的地理概念,不包括原宁波市城区产生的各类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数据。

 [i] 《鄞县志》,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8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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