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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欠下血泪债 钱湖渔民遭劫难

发布日期:2010-09-06访问次数: 字号:[ ]

  东钱湖地势得天独厚,渔业资源丰富,被人们誉称“渔源之乡”,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地的渔民也素有下湖捕鱼虾,出海捕海鲜的习惯,每逢鱼讯季节,渔民便纷纷出海捕捞,带鱼、黄鱼、墨鱼、杂鱼等一应俱全。勤劳的东钱湖渔民从长期的湖中捕鱼中总结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网捕方式,并将这一方式引用到海洋捕捞,从而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渔船逐年增多。据《钱湖经纬》记载:大对船最多时达到500余对,号称“湖帮”,每对鱼船需作业人数约万余人。由于捕捞技能高超,东钱湖渔民在东海渔场享有较高声望,并被誉为“湖里老大”。

  然而,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疯狂残踏我中华大地之时,东钱湖渔民亦遭受了沉重的灾难:

  在1941年宁波沦陷时,殷湾西村渔民郑永法等4人合伙出海捕乌贼(又叫墨鱼),在海上被日军炮艇发现,日军硬说他们进入军事禁区,把正当捕鱼的渔民当成密探,用炮艇将小船强拉到一个无名小岛,靠岸后逼着4名渔民挖坑,待坑挖深后,狠毒的日军便将这几个渔民推置坑中,填土活埋。

  1942年,陶公乡渔民王忠法协同大堰乡袁阿宝等13个渔民,同驾一艘网船在海上作业[注:大对船网船作业一般需1~3人,煨船作业一般需7人,两船为一对,称大对,捕渔船称大对船],日军不分青红皂白就将其作为探情报船,对全船渔民进行严刑拷打,硬迫交认。当事人王忠法回忆说:“当时因年纪小,可能是原谅我小人[注:小孩]无知,只是受点轻伤。其余几个都被打得死去活来,袁阿宝是最惨的一个,他被毒打后没过多久就死了。”此外,有好几个同船渔民因缺医少药,无钱治疗,死的死,残的残,无法再下海捕捞。

   陶公乡渔民忻如伟同十几个渔民一起下海捕渔作业,不幸遇日军炮艇,日军叽叽咕咕讲了几句,就用机枪向正在捕鱼拉网的渔民开枪,船上渔民全部死在日军的枪口下,船毁人亡,最终沉入海底。

   陶公村忻龙良老人在痛诉日军的罪恶时,用血的事实愤恨地讲:“抗战时,我的伯父一家7口人全部被日军用炸弹炸死,我父亲在海上,死于日寇的炮口下,葬身海底。父亲是在冰鲜船上做老大(舵手)的,有一天,他们的船在大海里遇上日军的炮艇,日军连问也没问,就开炮将鲜船击毁,20余名渔民兄弟同我父亲一起被打得血肉横飞,鲜船也被炮弹击沉。”老人王善镛也愤怒地说:“从前我家也有一只冰鲜船,被日军劫去当作装用军货的运输船,还有20余名渔工也一同被劫。抗战结束后,那只冰鲜船和船上的20余名渔工一直都没回来过。后来听知情人讲,我家那只冰鲜船因触礁沉在海里。”

   1942年春,莫枝村渔民郑经苗同两个弟弟和父亲一家4口同驶一只乌贼船到花鸟山渔场去捕乌贼,但还未到渔场就被日军扣住,说他们是游击队,同他们一样的渔船共有一百多只,都被日军焚毁,渔民也遭到了日军的毒打,大多数人被打成重伤,郑经苗一家4口遭受毒打后乘乱逃回了家。就这样,原来想赶在乌贼(墨鱼)季节多捕些鱼以养家糊口的渔民们,因日军的无故毒打和抢掠,全年的生活都失去了保障。

  老渔民王信康咬牙切齿地讲:“我家也有一艘大对船,也被日寇劫去,害得我们无法捕鱼,父亲亲口对我讲,东钱湖的大对船绝大多数都毁在日本人手里。”

  殷湾西村渔民陈正利亲眼所见他家一只乌贼船被日军烧毁,一同被烧的乌贼船共有100余艘。

  一人遭灾全家被害,是日本侵略者使东钱湖的外海渔业生产受到了巨大损失,使几千户渔民家庭生活悲惨艰难,东钱湖在日军的侵略之下变得满目疮痍,民不聊生。

  (东钱湖抗战课题调研组 施存龙  徐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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