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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新进展(二)

发布日期:2011-01-10访问次数: 字号:[ ]

  谢敬

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的人”

  毛泽东曾这样评说王稼祥:他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的人”。因此,学界对王稼祥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他的“功”。研究者一般认为,王稼祥的“功”主要体现在:一是力促遵义会议的召开,并投下了“关键的一票”;二是1938年从苏联回国带回了两个关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文件,对“应该承认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再争吵了”起了重要作用;三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和阐述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

  不过,近年来,研究者进一步认为,王稼祥的“功”还应包括他在建国后的外交思想和贡献,在此方面,有的研究者指出:王稼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所谓“三和一少”,不是修正主义,而是一次在对外政策方面防“左”、纠“左”的尝试。

  周扬:其人生沉浮可以说是“中国近当代文艺史和意识形态史的缩影”

    于光远曾经说过,在中国近代、当代的文艺史上乃至整个意识形态的历史上,周扬是一位极具影响的人物,其人生沉浮可以说是“中国近当代文艺史和意识形态史的缩影”。近些年来,有关周扬的回忆和研究越来越多。上世纪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五六十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八十年代意识形态的论争,都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李辉主编的《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王蒙、袁鹰主编的《忆周扬》,徐庆全主编的《知情者眼中的周扬》、《周扬新时期文稿》和《周扬与冯雪峰》等,提供了当事人的回忆、研究者的观点和周扬本人的史料,格外引人注意。

    有关晚年周扬的研究也受到关注,所谓“晚年周扬”,于光远认为,概括地说就是“文革”中周扬的思想发生了极大转变,而有些人不满意他的转变,对他进行打击。周扬的这种转变甚至被称为“周扬现象”。有关晚年周扬的研究,顾骧在《晚年周扬》一书中提出,周扬晚年“是他人生交响乐的一个华彩乐章”。书中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桩文坛公案有详尽的描述,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对晚年周扬,研究者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周扬晚年并没有真正地忏悔,没有对胡风、冯雪峰、丁玲等人“发自内心的沉痛告罪”。关于周扬一生的评价,一些研究者认为是个“悲剧”,造成悲剧的原因,有人着重于时代因素,有人着重于斗争局势,有人着重于政治品格,有人着重于个人性格,有人认为在于他不幸承担了一项尴尬的历史使命,还有人认为在于他“仕途的雄心和文化的使命感”。此外,还有些研究者对周扬的文艺理论、文化人格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各种见解。

瞿秋白:功与过、正确与错误的评价接近历史的原貌

  瞿秋白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但在历史上曾受到过不公正的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关于瞿秋白的评价,杨尚昆代表党中央做出了全面、科学、公正的评价:“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主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近年来,研究者对瞿秋白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文学家、翻译家和“人”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有关瞿秋白的研究成果也很多,除大量的研究论文外,还有很多专著,如《从出生到领袖——瞿秋白传》、《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思想研究》、《瞿秋白传》、《瞿秋白年谱》等。学界对于瞿秋白的认识,鲁振祥的评价最为中肯:瞿秋白即使在犯“左”倾盲动错误时期,他的理论与实践也不是一切皆错,而是功与过、正确与错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瞿秋白既是“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责任者,又是纠正实际工作中盲动行为的推动者;他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式、道路,虽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城市中心”论的局限,但却是“农村割据”思想的倡导者;他对“无间断的革命论”的阐述,既有混淆两个革命阶段界限的错误,又包含有可贵的理论成果。可以说,正确与错误的交织,是瞿秋白犯“左”倾错误时期思想与实践的一个显著特点。

    对瞿秋白遗作《多余的话》的解读也是研究的热点。这种解读,主要有揭露王明路线说、心忧说、总结经验教训说,而陆定一提出了内疚说,所以内疚,是因为瞿秋白当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灾难,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为领袖。有的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在瞿秋白对政治早已没有兴趣、厌倦、只想休息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在临终前突然对政治热情起来,这应该是他“最后最坦白的话”。有的学者则说要正确解读《多余的话》,需要把它提供的瞿秋白“真相”和中国式“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所想象生成的“革命领袖”“革命先驱”“革命英雄”“革命烈士”的瞿秋白“镜像”区别开来,只有对中国式“革命意识形态”展开全面的“问题”式反思,才能真正理解“多余的话”。还有的研究者解读到,《多余的话》既反映着作者深刻解剖自己正直知识分子的真诚,又体现着他要给后人留下一段真实历史的责任感;既抒写着他对毕生追求的理想受到损毁乃至失落的悲情,又表达着对玷污着革命理想的道德纯洁性的“党内斗争”的抗议;在看来消沉悲观的曲笔下,表达的是党内正常民主生活受到破坏的心忧和思考。

李达:脱党而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学界对李达的研究一直很关注,这主要因为他是一位脱党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开创性贡献的特殊经历。近年来,研究者对李达的生平和学术思想的研究更加深入,出版的李达研究著作中,王炯华著《李达评传》和丁晓强、李立志著《李达学术思想评传》可视为代表性著作。研究者既肯定了他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的贡献,又没有回避他所经历的曲折和错误,如1923年“追悔莫及的脱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一度彷徨和后来的哲学政治化偏向。

  研究者还对李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演进过程中的作用,从学理上进行了梳理,认为上世纪20年代李达著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社会学大纲》,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李达的《〈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对毛泽东“两论”的思想作了补充和发展;而李达对社会主义建设中主观主义错误的批评促使毛泽东反思,初步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启发了毛泽东对辩证法核心规律的再思考。

  对李达在建国后的经历,尤其是在“文革”时受诬陷迫害的遭遇,进行追述和研究是李达研究中的另一个热点。比如,李达在主政武汉大学时对“教育革命”方针的抵制,被认为“埋下了以后‘文革’置他于死地的祸根”。

俞秀松: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近年来,学界对对俞秀松的研究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围绕他在创立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贡献。学者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史绕不开俞秀松;二是发生在俞秀松身上的国际冤案,一度使他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毁誉参半的人物,这也导致其后数十年对他生平和事迹研究的不足。

    对于前者,2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在叙述参加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的人员中,俞秀松名字紧列陈独秀之后,从而明确了他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地位。对于后者,一些研究表明,俞秀松冤案是王明、康生陷害的结果,也是苏联肃反运动的牺牲品。这个冤案,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对于研究那个时期中共和苏共、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20世纪30年代党内的审干肃反运动都具有重要意义。

恽代英: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了近代中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以往,学界对恽代英的研究多侧重于政治、教育、文化、编辑、军事等方面,很少涉及经济领域。近年来,研究者指出,作为政治家,恽代英对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研究十分重视,他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近代中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提出了一些经济主张,有些对我们今天经济建设仍有借鉴作用。

  研究者还认为,人民主体思想是恽代英一贯坚持、倡导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恽代英的人民主体思想包括:主人翁就是民众;为人民谋福利是其价值思想的核心;民众的利益和要求是其价值思想的基本价值标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其价值思想的精髓。http

林彪:有学者对“林彪是被挟持出逃苏联”的观点进行了驳斥

   对于林彪的一生,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全部否定,而用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研究。研究者大都承认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作用,尽管他犯过错误,但还是革命功臣,是著名将领,功大于过。《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聂荣臻回忆录》对此都有正面的记述。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定性,则是阴谋家和叛国者。

   在众多争论中,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是“九一三”事件。关于林彪的叛逃是主动还是被挟持,近些年一直有人认为林彪是被挟持出逃苏联的。周敬青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林彪是知道出逃计划的,后期还主动参与了,林彪出逃返回遭拒的说法更是站不住脚,有当时的禁空记录为证。关于林彪和江青的政治关系,赖诗逸做了系统考察,认为他们是为攫取最高权力的特殊合作关系,江青利用林彪满足自己的要求,林彪则借助江青的特殊身份,以实现其政治目的,他们之间不存在“谋害”和“被谋害”的问题。关于“一号号令”,研究者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虽然承认这是毛泽东、林彪关系的转折点,但以客观的态度,认为这是当时特殊情况下的产物,不应由林彪独担罪责。还有些学者对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金春明对此认为,这种事情之所以会发生,究其根源是“文化大革命”推翻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原则、民主法制、党的领导、实事求是等一系列基本原则,导致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公开化、合法化,整个国家陷于混乱的结果。黄卫平认为,更本质的原因是我国长期缺乏真正有权威的公开、透明、平等、民主、规范化、程序性的最高领导人更新换代的法治机制。

张国焘:研究趋向客观

  近年来,学界对张国焘的研究采取了比较客观的态度,摒弃了以往那种对其全面否定的做法。对于张国焘的评价,研究者一般都认为他既是中共的元勋,也是野心家和变节者;早期他曾与中国共产党同生死,对中国革命做出过很大贡献;后期他又与国民党为伍,背叛了共产党和革命,最终又遭遗弃。近年来,国内关于张国焘研究的代表作当推姚金果、苏杭的《张国焘传》。该书认为,张国焘的一生是成绩与错误并举、光荣与耻辱同存的一生。关于张国焘功绩一面,《张国焘传》肯定了以张国焘为首的临时中央常委会的功绩,指出了他与国民党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关于放弃川陕根据地问题,该传也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分析,一方面认为,张国焘对苏维埃运动失去了信心,才放弃根据地的。这是主观原因。另一方面又指出,客观原因是优势敌人的联合进攻、川陕根据地民穷财尽、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

    在对张国焘的研究中,长征途中的密电事件也是一个长期以来争论都很激烈的问题。争论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到底有没有“密电”;二是“密电”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有的人说有,有的人说没有。石仲泉认为,有“密电”,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但对于“密电”的内容,所谓“武力解决”的说法没有文字根据,核心内容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中国共产党简史》对此说:张国焘坚持南下,“99日,他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李立三:不应该简单地把他和“立三路线”等同起来

  近年来,学界对李立三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研究者认为,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功勋很大,不应该简单地把他和“立三路线”等同起来。他是安源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五卅运动的主要组织者,汉口工人收回英租界斗争的指挥者,新中国工会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参与制定鞍钢宪法的负责人。研究者还指出,李立三不仅是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而且是起义的倡导者。这就彻底打破了过去一个时期内,研究李立三不能谈论安源大罢工和南昌起义这两个禁区。关于“立三路线”,有的论者认为,李立三作为当时中央的实际负责者,是“左”的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和实施者,但中央的“左”倾错误不应完全由他来承担,当时是中央集体犯错误;把立三“左”的错误上升为路线错误的是共产国际,把错误完全推到李立三一个人身上的也是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影响是立三“左”倾错误的根源。

    李立三关于工会问题的思想,也是近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者认为,李立三关于工会性质、工会与行政的关系、工会的作用的认识和主张以及工会工作的指导方针等思想,在当年被错误地作为“工团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导致了“左”的错误对工会工作的长期影响,削弱了工会在维护工人切身利益方面的基本职能,使工会不能在经济建设中发挥正常作用。研究者指出,李立三关于工会问题的绝大部分思想都是正确的。

高岗、饶漱石:研究围绕“高饶事件”展开

    最近几年,“高饶事件”的当事人或知情者一些口述史料,披露了一些过去不大了解甚至未曾听说的情况,如张秀山的《我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张明远的《我的回忆》,赵家梁的《高岗第一次自杀经过》、《高岗之死》。张秀山、张明远是当年被称为高岗的“五虎上将”(张秀山、张明远、马洪、赵德尊、郭峰)的成员,赵家梁是高岗当年的秘书。另外,前几年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也披露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细节,史料价值较高。

  以往的研究,较多从“权争”的角度分析。近些年来的探讨,则更加注意事件的“政争”背景。林蕴晖认为,最重要的背景是高层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问题上的分歧。刘少奇过去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以及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反批评,刘少奇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以及毛泽东对山西省委的支持,以及毛泽东批评新税制、“分散主义”、“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这些都是事件发生更为要紧的深层原因。还有些研究者对毛泽东在“高饶事件”中的作用提出了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毛泽东在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高饶事件”的严肃处理,巩固了党内团结。但也有人认为,“高饶事件”的出现与高、饶对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看法改变过程中的一些误判有关。

邓发:“工人队伍里培养出来的领袖”
    在党的早期领袖队伍里,邓发的生平和贡献不大为人所知。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在邓发诞辰100周年纪念之际出版的《邓发纪念文集》,以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为依据,证实邓发自193712月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研究者追述了邓发在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广州起义、组建中共政治保卫机构、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代表中共重新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活动中,作为参与者或领导者所发挥的的作用,但也没有回避他在苏区肃反扩大化和任政治保卫局局长时犯的“左”的错误。

  有研究者认为,邓发在主持闽西肃反时的狂热态度,直接酿成了闽西肃反惨祸,对“坑口兵变”等极端行为,负有直接的、第一位的责任。研究者还澄清了邓发被派新疆工作上的一些误识,指出邓发去新疆工作是共产国际的安排,他离疆是盛世才向中共施加压力的结果。还有研究者对他在延安时期的境遇进行了评说,为人们理解延安整风中“革命在深入”的状况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方志敏:他创建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是“苏维埃模范省”的卓越代表

  方志敏被毛泽东称誉为“民族英雄”。近年来,学界对他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是方志敏的高尚气节。研究者指出:方志敏的“以身殉志”的英勇壮举,舍己为公,廉洁自律的楷模曾受到中共中央的表彰和共产国际的关注,他是中国共产党人一面时代的镜子。

  另一个方面的研究集中于对“方志敏式”的革命根据地的贡献。研究者认为,方志敏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创始人,并且也是荣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模范省”称号的卓越代表,而且作为“方志敏式”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他还对“苏维埃模范省”的工作精神作了理性的思考和科学的总结,概括了苏维埃的“五种精神”,即民主精神、创造精神、进步精神、刻苦精神、自我批评精神。

罗章龙:在策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过程起了一定的作用

  对于罗章龙,研究者既承认他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成立非法的“中央非常委员会”、另立“中央”的错误,也客观地记述了他作为早期革命领导人和工人运动领袖做过的重要工作。比如,他与毛泽东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参加五四运动、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领导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和开滦五矿工人罢工,尤其是他参与组织京汉铁路总工会并领导罢工斗争的贡献,就更为研究者所直书。

  近年的研究中,研究者对罗章龙被开除党籍后在策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过程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从而为张学良何以走上抗日反蒋和联共抗日的道路,提供了新说。此外,还有研究者对罗弃政从学后的经济史学思想和学术贡献进行了研究。

夏曦:“两头好,中间错”的评价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他的一生

  近年来,学界对夏曦的研究重点是他在主政湘鄂西中央分局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方面。研究者考证了夏曦从19313月起开始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成为湘鄂西苏区的最高领导人期间,开展的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中的错误理论与实践,指出夏曦是王明的支持者,忠实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犯有严重的贯彻执行肃反扩大化的“左”倾错误,给湘鄂西苏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但后经任弼时、贺龙等人的批评,他认识了错误,改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

  薄一波在《领袖元帅与战友》一书中指出:为什么党内会发生这样“左”的出奇的过火斗争和内耗事件?原因很复杂,有宗派问题,有路线问题,也有个人品质问题。而夏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严重问题!但是,也有学者中肯地指出,当时党内“肃反”斗争是受到了共产国际大背景的深刻影响。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对夏曦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现普遍认为,萧克后来对他“两头好,中间错”的评价,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夏曦的一生。

(作者系石油化工管理干部学院教师,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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