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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草席史话

发布日期:2011-01-10访问次数: 字号:[ ]

  俞舜民

 

    鄞州生产的草席书名灯心草凉席,又称席子、席爿、越席、滑子、明席和宁席。它是用席草(古称蔺,灯心草一种,学名Juncus effusus L.var.decipiens Buchen )为纬,麻筋(线)或纱(线)为经,用手工或机械编织而成的一种草制品,是凉席中主要品种之一,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取代的天然绿色用品,是宁波著名传统特产,历史上曾是鄞州西乡地区人民主要经济收入,男耕女织,世代相传,成为一大产业。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给鄞州席业带来勃勃生机,大批量榻榻米叠表、提花席等纱经席出口日本等国,成为县城经济一大主柱产业,开创了鄞州席业新纪元,成为全国最大的蔺草制品外贸出口基地,誉为“中国草席之乡”、“中国草编基地”。

  鄞州生产的草席以其花色品种多、迭面平直、编织紧密、硬朗挺骨、边道光滑、吸汗力强、经久耐用等特点,闻名海内外,尤其是白麻经草席,与杭州张小泉剪刀、金华火腿、嘉兴丝绸等齐名。鄞州生产的草席与江苏省扬州的朴席,苏州的璞关席被誉为中国三大名席。黄古林施家村孙根记(原名成根,字仁端,号根记,1900——1962年,住古林镇施家村陶家,为民间著名织席专家)生产的白麻经草席,在沪、甬、杭、宁市场上独占鳌头,被誉为“织席状元”。 1954年,周恩来总理去日内瓦参加国际会议时,曾携带40条黄古林白麻筋草席赠送国际友人”(《鄞县志》)。

  根据史料考证,我国编织和使用草席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与鄞州区西乡黄古林芦家桥文化遗址仅一水之隔的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年前)出土有上百件芦苇席和野生灯心草的残片,((《七千年前奇迹一我国河姆渡古遗址》,梅福根、吴玉贤编写,上海科技出版社,1982年);殷朝,草席的使用已很普遍,地下发掘证明,有一小墓,尸体下铺草席,此墓距今有三千多年,(《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64年);在闻名中外的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中,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古代草席,在一号汉墓轪侯之妻的随葬品中,有四条草席,其中两条长2.2米,宽82厘米,其编织方法与现代草席相近,(《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湖南省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73年);敦煌市博物馆陈列厅展示新疆吐鲁蕃那阿塔那高昌时期(公元五世纪后半叶至七世纪)的古墓葬中,出土江南生产的西汉草席作为葬具,展品席长30公分、宽10公分,虽然保留的仅仅是一小块,但席筋、席边俱完整,编织的方法与现代没有区别,(1994年《新疆文物》年刊合订本《新疆吐鲁蕃阿斯塔那古墓干尸的形成》);《三国志》刘备传(162223年)中有:“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记载;东晋.陶渊明(365427年)名著《移居》诗(作于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年))中有:“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绝句,表达作者朴素的人生理想。

“鄞东一株菜(邱隘雪菜),鄞西一根草(黄古林席草)。”一语道出种草织席对鄞州西部地区经济的标志性和重要性。被誉为“中国蔺草之乡”和“中国草席之乡”的鄞州区黄古林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广德湖、小江湖泻湖形成的肥沃湖田和江南梅雨气候等优越环境,为宁席生产提供优质丰厚的席草原料,使之成为宁席主要产地;港通天下的宁波,更为草席等制品吞吐五大州提供了极佳的港口条件。以黄古林为中心的鄞县西乡高桥、集士港等地生产的草席产量占全国30%以上。上世纪未还扩展到奉化,宁海等县市

  农谚曰:“要骗骗别,莫骗黄古林人卖席”。足以说明黄古林织席历史悠久。据史料考证,黄古林草席其编织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勤劳智睿的鄞州西乡地区先民,己开始在种草织席。其时鄞县(州)属越国管辖,《国语·越语上·勾践雪耻》:“勾践之地,东至于鄞”。其时,这一带所产之席,以地名冠之,称“越席”。越席一语,始见于《礼记.礼器第十》,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有以素为贵者,……大路(辂)素而越席,牺尊疏布鼎,禅杓。”句意是礼器中也要以素为尊贵,比如祭天用的大车,朴素无华,只铺着越席作坐垫,牺尊用粗布覆盖,杓是用白色木料制成的。(注:大路为车名,古代天子所乘之车,有五种。以木路为最俭朴,玉路为最贵,路即辂。)据考证《礼记》一书,成书于战国前期,即公元前475——前400年之间,距今2400年之前。又见于《荀子·正论》“乘大路(辂)趋越席以养安”。以现代汉语译之即:乘大车用越地草席作垫褥,使心情安适。再是《左传·桓公二年》(公元前710年)有臧哀伯谏曰:“……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辂)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的记载,规劝鲁桓公要俭。“大路(辂)越席”和《礼记》说的一样,但此书早于《礼记》250年左右,足以证明鄞县先民至迟在2700年之前,就已种草织席,并远销齐、楚、赵、秦、鲁等诸国。(刊1999年第一期《浙东文化》周冠明“宁席起源年代试探”)。鄞州东钱湖出土的汉代古窑中残存的壶、碗、洗等器物上,有席纹的装饰。(刊1994年《浙东文化》一、二期合订本林士民《浙江宁波古迹略》)。宋代《宝庆四明志·六卷市舶篇》记载,唐开元元年(713年)草席通过海运出口朝鲜,并己被作为官府的礼品进贡或馈赠。宋代《宝庆四明志》记载:“宋代淳化元年(990年)本府(宁波)与其礼宾省(高勾丽国)以文牒相酬酢皆贾舶通之,集货具于左细色:银子、甘草、席……等。”宋《宝庆四明志·叙产章·草之品节》载:“江东(今鄞州西乡)多产席,人业于织,著四方,曰明席。”南宋初期,鄞州草席生产己十分盛行,据《浙江通志》载:“建炎三年十二月(113029日),浙东制置史张俊与金人战于明州西门,俊见民闻多织席,遣兵敛取之,以重席复于路,金骑践席上皆足滑而仆,因急击之,斩获甚众。”宋军统制张宗颜破其前军,杨沂中舍舟登岸奋力作战……杀金兵数千人,取得第一仗胜利。此战主要献策者是隐士刘相如,从此草席又称“滑子”声名显赫,这与民间盛传的“高桥大战”相符;据《四明郡志》载:“早在唐朝,宁波草席己远销各地。宁波作为全国三大对外贸易口岸,宋、元、明各个朝代,宁波草席都己作为特产销往海外,到了清代宁波草席生产达到鼎盛时期,除内销外,远销东南亚各国和欧州、非州一些国家,成为主要出口产品。”元代元贞年间(1295-1297年)周达观著《真腊风土记》(真腊即今柬埔寨)称:“地下所铺者,明州之草席”。记录了宁波草席已远销柬埔寨。元代《至正四明续志》载:“甬东里多种席草,民以织席为业,计所赢优於农亩。”明代《成化四明郡志》载:“甬东多种席草,民以织席为业,著四方,曰明席。”清代光绪年间(1880-1905年),黄古林年产席上千万条,金额约五百余万元,有席行23家。

  抗日战争前夕,草席业仍较兴盛,仅黄古林街上就拥有席行二十余家,行商掮客百余人。民国十一年(1922年)出口日本国宁席达六百余万条,为前宁波席业出口历史之最。民国十八年(1929年)出口二百三十七万九千七百余条,创汇五十九点九万两关银。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鄞县第七区(古林区),织席户达1.5万,有老木织机2万余张,年产麻经席200余万条,价值150万元。是年,全县有席行36家,其中西乡32家,西南乡4家。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鄞西共有席行六十余家,总营业额在一百八十万国币以上。

  黄古林向为鄞州草席的主要原产地和重要集散地。素有“万家做(织)席,百家卖席”之说。《鄞县通志》载:“席业为吾甬著名工业,亦为一普通之家庭工业。其原料尤为出口货之大宗,西乡石碶、栎社、黄古林一带遍地种植(席草),农民现为重要副产,乡人编织成席,负至市集由行商收买,转销各埠营业称盛。”席贩行商成了传承织席农户与各地客户间的桥梁。

  农谚曰:“草席一甩,下饭一篮”。“水稻是米缸,席草是钱庄”。草席带动了鄞西经济的发展。每逢农历三、七、十黄古林集市,天色朦胧,五港桥席行跟,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一河两街席船泊满,叫买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闹猛异常。至今席行凉亭石柱上刻写“椽影倒映三面水,人声遥接五更鸡”楹联,黄古林千米南北街河及五港桥畔沿河石板上,仍留存近百只带船缆孔,来佐证席市兴旺。鄞西织席地区的各地集市:如前虞村逢二、五、八集市,蜃蛟弄逢四、九,北渡逢一、六,凤岙逢二、八集市……均有席商、席贩前去收购草席。占农副业总收入2530%

  黄古林席市开埠起码已有二百余年历史。据光绪《鄞县县志》载:“鄞西黄古林,以产席著名,为开拓席业,清嘉庆三年(1798)里人施博久,助剑墩地一所(今黄古林五港桥东首),作草席交易市场(俗称席行跟),在集市设有席行二十三家,每年产席千余万条,金额达五百余万元,每年输出为县产第一,畅销苏、鲁、皖、闽、粤等省及津、沪、汉等大城市,外销远至日本、南洋列岛、欧、亚、非各国,皆经行商收买转销各埠,营业称广。”《鄞邑莼湖龚氏宗谱》载:清朝中叶(1800-1810年)古林龚家村席商龚光昶,首先在古林开设“仁记席行。”不久其侄龚筱阳在古林开设“久康席栈”,后在上海开设“德泰席店”,生意十分火红,并用盈利在家乡创办“毓香书塾”,造福桑梓。清代道光六年(1826年)古林葑里村韩伯章,不仅在古林街上开设“韩隆兴席行,还远在长江、淮河一带市镇建立分店。”施家村施文林,施家昌父子,在古林村山下,开设“昆房席行。”从收席、晒席、排席、打捆、装运至送货到户(店),实行一条龙服务,每年销经省内外草席十余万条,年收入一万余银元。至二十世纪初,被誉为“中国草席之乡”的黄古林,大小席行星罗棋布,尤以“四大家、八小家”著称。

  被誉称“四大家、八小家”席行的是:“四大家”中首推俞祥绶的“德裕席行”,在上海开设“德大席行”;其次是施文林的“昆房席行”;再是唐宝廷的“元兴席行”及韩伯章的“韩隆兴席行”。“八小家分别是施世法、施阿银叔侄开设的“兴隆”与“兴昶”,施茂祥的“华孚”,施阿祥的“德泰”,还有陈升昌的“升昌”,陈茂泰的“茂泰”,宋雨亭的“雨享”,和原在“元兴”当伙计翁茂根的“裕兴”。此外还有施家蒋兆麒的“信泰”、张家葑的“乃安”、“衽号”,石马塘的“恒升”、“闻裕泰”等,达32家。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始,席行向宁波和上海辐射。据宁波市档案馆资料:民国三十年(1941)六月宁波草席业同业公会在册会员有任恒泰、施鸿龄等51家,几乎都是黄古林人开的,在宁波城厢有席行30多家。较有名气的是:开设在东渡路69号的“任恒泰”(时宁波草席业同业公会会所设在该店内。经理任倬绥,鄞县黄古林任家人,其子任美锷为中国著名地理气象学家、海洋学家,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林源泰”,东大街上的 “水协兴”,中马路的“震安祥”、“万亿”,大道路的“安吉”、“安泰”“得生”,车桥街的“金得利”,后塘街“其全”等等。在上海的席行有:福建中路的“德大”、“万茂”,新闸路的“顺利”,金陵中路的“正大”,虹口的“仁泰”,八仙桥蒋兆麒的“永泰”等 40余 家。有的甚至在汉口、天津开设分号。大席行年草席销售量都在十几万条以上,小的也有近十万条。“1932年,县内有席行66家,大席行有资本10000多元,收购后销往省内外并在上海等地设代销或批发处。”(《鄞县志》)

  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因受战争影响,出口、内销受阻,草席滞销,席市衰退。据1935年423日时事公报刊载:“昔年鄞县草席出口400万条利息优厚,现己减销到200万条,成本增高2成。”1936年年底鄞县草席业同业工会成立。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宁波城区席行减至27家。宁波市档案馆资料:“民国30年初(1941年)宁波(鄞县县府驻地)草席同业工会(城乡)有席行51家”。同年419日,宁波沦陷,席业受损惨重,席行所剩无儿。又据上海档案馆资料:“民国32年(1943年),上海特别市席业同人互助社成立,有席行82家,从业人员447人,其中宁波(鄞县)人开办的有44家,占53%,从业人员219人,占49%,最大的是黄古林德裕席行、特等会员俞祥绥与他人合股经营的德大席行”。1945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席业虽有所回升,但因连年战火,宁波(鄞州)草席业仍然一蹶不振。

  解放初期,一度受国民党飞机轰炸影响,宁波席业命运多舛,全县 1949年席草种植面积只有2000亩,草席产量不上40万条,市区仅存3家席行,并由日市改为夜市,为历史最低。1950428日,《甬江日报》称:“本市土产公司收购草席,积极打开土特产销路。”712日始,专区合作社古林收购站恢复收购草席(《宁波时报》)。1951年起,席业开始回升,鄞县城厢成立宁波市草席业小组有会员40家,农村供销社开始收购草席,与黄古林草席行商共同收购黄古林一带席农草席,席业开始复苏,是年手工传统麻经草席(下同)收购量为46.7万条,1952年收购量257.5万条1953年黄古林有行商29家,成立了草席商会,收购量283.4万条。19537月起至19554月,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政造,草席行商暂留2家,8家转入其它行业,其余均并入(古林)排席社,成立鄞县古林草席收购站。1954年曾实行了公私联购:统一规格,统一价格,统一销售。当地供销社负责草席收购和草席市场管理任务,由鄞县土特产公司统一销售。据上海档案馆资料:19544月21,黄古林草席行尚有32家组团与上海草席收购商签订合同,是年收购量402.1万条1955年为进一步改造私营席商,决定个私席行收购的草席全部调给供销社统一销售,只给予16%的购销差价,收购量272.1万条。1957年草席列入二类农副产品,由当地供销社统一收购,完成投售任务后方能自销,再由县土产公司(古林草席收购站为其派出机构)统一分配、销售、调运,不得一点僭越。当年收购量253万条。是年4000条宁波草席运往亚非各国(《宁波报》3 19日),3万余条运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宁波大众》195710月)。

  1958年全国掀起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高潮,在“大办粮食,大办钢铁”和“以粮为纲”的思潮影响下,鄞州限制席草种植面积,主要产席区134个乡村(大队)实行“大队核算,集中织席、各尽所能”的经营方式,草席生产受到一定影响, 1958年草席收购量为204.3万条。据鄞县古林草席收购站资料:其时出口24寸黄单草席188条,可换回钢材1吨,105条可换回化肥1吨,9831条可换回拖拉机1台。是年出口草席价值743万元,可换回钢材37.256万吨或拖拉机335台、抽水机2850台、化肥2.1853万吨,支援国家建设。1961年收购量为132.7万条。1962年贯彻中央“十二条”文件,各地实行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农户由生产队供给席草,分散织席,按值记工。供销社到村(队)收购草席,与队结算,每元产值发还油麻钱0.3元给社员,作再生产时买麻、油(织席时润滑用)用。其时,对投售席草、草席实行化肥奖励政策,每50公斤席草奖售化肥8公斤、布票0.8米,投售草席时再奖售香烟。商品草地区及产席区各队多余的席草一律由供销社收购,国家户粮的居民或队供应户所需席草,由供销社供应,禁止席草、草席自由卖买。“是年鄞县草席收购计划提前完成计157万条,比上年增44.9%”(《宁波大众》1128日);全年草席收购量上升到196.4万条。1966年收购量猛增到359.3万条。“1964年黄古林白麻筋席、石碶枕席社的本草纱经枕席被评为全省优等”(《宁波大众》424日)。1966年文化大革命兴起,席草和草席奖励取消,并出台:“禁止社员及居民个人的草席私自卖买”的相关政策。1963年至1976年期间,社员(农民)居民户个人的草席不准上市,由各供销社到队(村)统一收购、结算,收购量年均在280万条左右。

  1978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改革春风,大力推进了席业的发展。1979年政府对草席生产实施了新政策,结束了长期以来“集体经营,按值计(工)分”局面,恢复为家庭副业,户售户结;扩大席草种植面积,允许自由买卖,恢复席草、草席奖售,极大地调动了席农种草织席的积极性,鄞州草席生产进入崭新的历史时期,当年收购量达205,9万条。例古林镇1981年席草种植面积上升到2347亩,亩产618公斤,总产1450吨,比1978年总产增加113.2%;全镇2500余张席机,产草席70万条左右,比1978年增加了一倍多,古林供销社草席收购超额完成国家派购任务的44%1980年起草席、席草实行派购,草席价格由浙江省供销社制订,收购量173.4万条。其时国家允许集体经营草席购销,古林公社有八个大队(即今古林镇古林、郭夏、俞家、西洋港、郑家漕、石家桥、葑里、戴家村)和公社工业公司(经理部),先后开办了草席加工制品厂,购销草席。19801981两年中,共收购、加工、销售草席达50余万条。1981年草席收购量达245.7万条。1982年始,乡(镇)村工业兴起,大批妇女进入乡(镇)村企业做工,这对传统麻经草席生产带来严重影响:一是从事织席的农户骤减;二是年青姑娘爱进厂做工,手工传统织席后继乏人。是年收购量218.9万条。1983年古林俞阿兰母女、蜃蛟前虞村陈信娣母女所织草席,在全国草席编织交流观摩会上获商业部优质产品奖。1982年秋始,鄞州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大农民获得自主经营权,自织户种草较多,但因集体种草面积不再存在,席草种植面积减少,草席收购量减到119.7万条。19843月草席和席草改为三类农副产品,可自行购销,开放集市贸易,建立多种市场体系,席区镇(乡)、街道建立专业市场,允许农民自产自销,是年收购量为85.4万条。古林、郭夏、俞家,西洋港、戴家、郑家漕、蜃蛟、前虞等村自产自销户达2000余户,有的长途返运直销天津、上海、广州等地。 “为加强草席市场管理,工商行政部门于1986年投资5.6万元,在古林建立草席交易市场,1990年,有固定摊位100个,日上市人数近2000人,年成交草席80余万条,成交额360万元”(《鄞县志》)。是年全县草席收购量261.5万条。

  鄞州区生产纱经草席也有近百年历史,最初是用脚踏木机形似脚踏布机,生产纱经双草枕席。据《鄞县通志》载:“自民国四年(1915年),抵制日货,邑人始有新式工厂之创设,织制之术亦见改进,兹可分为土席、改良席、软席三种。”又载:1915年“日本双花席、台湾席侵销吾国以来,宁席销路大受打击,有史翔熊者,本商人,开设桂圆行于甬东,桂圆闽产也,与闽商往还久稔,知所谓台湾席者其系茳芏草所成,茳芏草俗称三棱草又名咸草,甬地出产极多,史氏以为可仿造也,遂尽弃所业,专心研究,改良宁席,欲别创一种新品,其人尤多巧思,好意造机构,颛颛三年,豁然一旦甬上乃遂有翔熊草织厂之新产。”该厂生产有甘露席(用甘蕉或芭蕉叶为原料),软席(用咸草,学名茳芏为原料)、纱经双花席(取材与宁席同)。纱经双花席即以纱筋为经,席草为纬,用脚踏单人木机生产,专为抵制日本产双花席而作,投放市场后致使日本席销路骤降。 “改良席多销於上海,三、四、五月间营业最盛,各乡均设有收买之席行,在旧市区者(有)四十余家,资本总额六万余元。”1929年以后,国际经济萧条,资本较小的翔熊厂等厂相继停业。至1933年前后,尚有明心、大生、余源记、宝生、德大等厂营业。其后因战争频繁,销路受阻,席厂或关或停。1951年城厢有软席厂乾丰、大生、天益等7家,19531954年公私合营后,更名为地方国营宁波软席厂、宁波市枕席生产合作社、公私合营宁波机制草席厂等。19601月合并更名为地方国营宁波草席厂(《宁波报》196013日),以本地席草和棉纱为原料,生产各类纱经席:枕席、沙滩席、童席、儿童睡席、纱发席等。 1978年起,鄞州再次引入适宜机织的日本蔺草品种,1979年引进2台电动编织机,始织蔺草制品。1981年达8台,此后大批进口生产榻榻米叠表编织机、提花席编织机等电动棉、麻纱席织机,使之纱经席蒸蒸日上,大批量出口日本,为县城经济一大主柱产业,开创了鄞州席业新纪元,成为全国最大的蔺草制品外贸出口基地,这是改革开放的巨大硕果。其生产数量、出口外销,己大大超过传统的手工草席。其时,栎社乡谢家堍村试制成功机动席筋机、麻筋织席机,并在席区推广,欲取代手工纺(麻)筋、织席。1984年榻榻米叠表编织机增至45台,草编企业4家,外销纱经席10万条。1985年出口榻榻米叠表11.6万条,纱经席7.168万条。至1988年,乡村蔺草制品厂达30家,有榻榻米叠表编织机326台、提花织机26台,是年产值2666.9万元,比1984年增60.88倍。1995年有草编企业227家,编织机3060台,烘干机1662台,出口榻榻米叠表1815万条,占日本市场总需求量43.2%,创汇6250万美元。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20019年间,年种草面积10万余亩,鄞州区蔺草企业加工生产榻榻眠叠表1.77亿条,年均出口1962万条,年均创汇5.9亿元,年均外贸销售利润5294万元,鄞州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蔺草制品出口基地。2004年全区种草面积超过13万亩,有草编企业282家,自动机械织席机4000余台,烘干机2280台,生产榻榻米叠表2500万条,占日本市场总需求量65%,创汇5200万美元。

  采用自动织席机织席取代手工织席,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必然趋势,是席业生产上一大革命。采用机器加工,劳动强度比手工织席大大减轻,可独自一人操作,彻底改变千年来“日里席机头(做席),夜里活狲头(打席筋)”织席的辛劳现象,同时也彻底改变了前往“有囡不嫁做席堂”的局面。机织席产量高,质软可折,美观大方,携带方便,经济价值大,外贸内需量多,目前机织席占草席总量80%左右,大有发展前途。如今用老木机手工编织的各类传统草席的品种和数量正在逐年减少,将逐渐被机制纱经席所替代,手工织席将濒临失传的危险。其原因:一是手工织席又苦又累;二是赚不到钱,效益不好。流传千年的民间手工织席的工艺己向机械编织转轨,这是席业加工技术史上一大革新。

  鄞州席业前景似锦。近年来,在政府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积极扶持下: 1998年5月,成立了宁波市鄞州区蔺业经济联合会(即今宁波市蔺业经济联合会);2002年通过国家质检总局的原产地标记认证,2005年被国家轻工业联合会授予“中国草编基地”。目前,全区有席业加工生产企业252家,自动机械织席机4300余台,从业人员2万余人;涌现了一批国家级(开诚)、省级(开诚、华备)、市级(开诚、华备、黄古林、恒泰、天韵、恒业、兴明、东方、东叶、新艺、梅湖、金坚等13家)龙头企业;拥有“开诚”、“黄古林”、“华升”三个中国驰名商标,“开诚”、“黄古林”、“华升”、“天韵”、“鑫马”五个省级名牌产品;由农民分散种植(蔺草)发展到企业基地化,建成示范性标准化蔺草生产基地10万余亩,遍涉四川、江苏、江西等地;外销榻榻米叠表等席2500万条,创汇5000万美元,内销草制品人民币3亿余元。在选用新颖原材料上,凉席品种创新上,新基地开发上,机织新工艺改革上,拓展国内外市场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许多蔺草企业,励精图治,改革创新,开发新产品,大力开拓国内外市场,用织机生产135、150180公分宽,200公分长的各档眠床席,以及加工成深受中外消费者欢迎的提花席、折叠席、枕头席、沙发席、草地毯、座垫等各类草制品。2008年“鄞州蔺草集团”亮相第90届中国针棉织品交易会,我区开诚、华备、黄古林、恒泰等18家企业抱团参展,共设摊位96个,参展面积867平方米,产品进入“沃尔玛”、“家乐福”、“欧尚”、“乐购”等大型知名超市,都设有鄞州蔺草织品专柜,是年内销近3亿余元人民币。草席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粉尘会对工人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2007年起,国家兵科院宁波分院的科研人员与宁波天韵草艺有限公司合作,对现行的染土进行研究,经二年努力,通过添加具有抗紫外线特性的纳米二氧化钛和天然叶绿素等成分,成功地开发出一种蔺草固色新染土,使粉尘合量减少三分之二,有效地控制了粉尘污染源。20093月“黄古林”牌草席7000余条首次直接闯入美国市场。作为全国草席生产的发源地和主产区的鄞州西乡黄古林,己被列入浙江省草席手工编织工艺传承基地,“黄古林草席编织技艺”被列入浙江省第三批和宁波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82岁的袁阿兰,因黄古林草席被列省级“非遗”传承人

  鄞州席业必将传承文明,弘扬历史,改革创新,再展辉煌。

  (作者系鄞县政协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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