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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宁波之行

发布日期:2011-01-12访问次数: 字号:[ ]

   对宁波和宁波人寄予厚望


  孙中山先生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与许多宁波籍人士有着密切交往。有的宁波人进而成为辛亥革命事业的支持力量和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因此,孙先生也一直对宁波和宁波人寄予厚望。
  宁波辛亥光复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赵家艺,早在1901年赴日本留学时就结识孙中山先生,并参加了同盟会。他与两位兄长赵家蕃、赵家荪一起,奔走于沪甬之间,经营工商,筹措资金,资助孙中山所领导的反清革命。赵家艺回到宁波后,以中山先生所倡导的革命救国之道,与挚友陈屺怀(训正)共同秘密组织当地革命力量,成立同盟会支部,有会员数十名,赵任会长,陈任副会长,在宁波光复中起到了领导核心作用。
  1911年11月5日,宁波响应武昌首义,地方革命武装民团、商团和尚武会会员一千余人,在同盟会范贤方、魏炯率领下,于中午12时占领了宁绍台道署,推翻了清王朝在宁波的最高权力机构。同日晚上成立宁波军政分府。设军事委员会,赵家艺任参谋部长,陈训正、卢成章、范贤方等分任各部部长,次日上午召开军民誓师庆祝大会,都督刘洵宣告宁波独立,随后,府属六县也相继独立。宁波的光复早于杭州、上海,加深了孙中山先生对宁波革命局势的印象与关注。


  在省立四中发表精彩演说

 

 

  1916年3月,袁世凯帝制失败。孙中山先生于4月间从日本返回上海,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集结上海革命志士开展“护法运动”。浙江省省长吕公望拥护共和,邀请中山先生莅临浙江视察。其间,原宁波省立第四中学(今宁波中学,原址在今东恩中学)校长励建候也向孙中山先生发出了邀请,于是有了中山先生90年前的宁波之行。
  1916年8月16日,孙中山先生由胡汉民、戴季陶、邓孟硕、朱卓文、陈去病、周佩箴等人陪同,从上海坐火车到杭州。至20日赴绍兴,在东湖祭陶成章烈士、游兰亭。8月22日,由绍兴搭曹甬铁路火车,于中午11时抵甬。据《申报》1916年8月25日报道:在车站受到宁波祝知事和警务所长率官绅商学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即午,邀宴于呦呦旅馆。下午2时假座第四中学开欢迎会,各界数百人与会。欢迎会首先由祝知事引中山先生并各界来宾入席,由各界致敬礼(一鞠躬),后由各界代表王东园致欢迎词。词毕,请中山先生演说。中山先生赞宁波为通商大埠,希望振兴实业,讲求交通,整顿市政,多次博得如雷掌声。续后由胡汉民先生演说,旋即摄影散会。当晚,中山先生于第四中学下榻,次晨8时由祝知事、赵家艺、王东园诸君各乘舆(车)陪先生至城中竹洲女子师范学校观览小憩,然后在天封塔登高远眺甬埠市政及四明形胜。观眺即毕,至后乐园(今中山公园内)由各界代表公宴先生。午后又各乘舆出城,至江北工业学校及公立工厂观察,一切极蒙赞许。是日,先生因连日冒暑游览各地,身体微感不适,即由海军司令部特派员邀先生偕同伴诸君下“建康”舰,开驶出港。闻先生尚拟至定海登岸一游,再往象山港观察军港毕,即行返沪。《申报》当年这一即时报道,应说已把孙中山先生宁波之行写得真真切切。


  演说词收入《孙中山全集》


  孙中山先生在宁波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词,是由时任宁波《四明日报》主编、同盟会会员庄禹梅先生(曾任孙中山先生秘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革宁波市委员会主委、宁波市政协副主席)记录整理,经孙先生亲自修改后,发表于《四明日报》、上海《民国日报》和杭州《民国日报》上,后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三卷)。孙中山先生演说的地方,即原省立第四中学旧址、现宁波东恩中学校址内,已立有一块高耸于台基的白色大理石碑,镌刻“孙中山先生演讲处”八个大字。此处现已列为海曙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孙中山先生宁波之行,还留有一张珍贵的个人历史照片,照片中可看到,时年50岁的中山先生,身着白色美国式学生装,手持司的克,握一顶金丝凉帽,足履黑色圆头皮鞋,照片上方黑底白字题有“孙中山先生伟照”字样,一直保存在赵家艺先生之子赵志勤家里。2002年8月由赵志勤夫人陈明楞(陈屺怀先生孙女)捐献给宁波市档案馆。对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现有两种说法:过去一直认为照片衬底纸上印有“鸿仪照相馆”字样,即以为孙先生在江北岸鸿仪照相馆内拍摄的。而根据陈明楞女士鉴别,这张照片的背景好像是当时赵家艺的南门仓基街寓所(已拆除)厅堂前,中山先生身后几扇门窗她仿佛看到过,并非是照相馆内画的布景,中山先生坐位两旁的两盆花卉和四级石阶也非布景所能画出来的。但也可能是鸿仪照相馆在省立四中拍完合影后,选一个房子前拍下的。因为一般来说,孙先生不大会专门进照相馆拍照。从孙先生在甬逗留活动安排看,也无去赵家一说。不过时隔90年,这也只是一种推度而已。

  孙中山先生在宁波的演说
  (1916年8月22日下午2时在省立第四中学宁波各界欢迎会上)

  兄弟今天初到宁波,蒙诸君开会欢迎,非常荣幸。鄙人虽初到此地,然宁波为通商大埠,当游历各洲时,已熟闻之矣。
  兄弟在杭州时,见西子湖畔光复纪念碑,巍然独存,想想浙省于光复时功绩非常,兄弟所以有今日者,亦全赖有此。但国人对于时局,常有两种见解:其一为乐观主义,以为将来永无竞争,永无危险,始终可以共和;其一为悲观主义,以为共和前途危险,不可终日。此两种见解,似都有理由,不可偏废。而在鄙人意见,则为共和之坚固与否,全视乎吾民之努力,而不在乎政府与官吏。盖共和国与专制国不同,专制国是专靠皇帝,皇帝贤,尚可苟安,如不贤,则全国蒙祸。而共和国则专恃民力,使吾民能人人始终负责,则共和目的无不可达。若吾民不知负责,无论政府官吏如何善良,真正之共和必不能实现也。是知共和国之民,应希望自己不应希望政府官吏也。
  但观广西、云、贵,素称贫瘠之区,而此次能以首义(注:指1915年蔡锷等在云南起义反对袁世凯称帝)闻,广东虽称富有,且素为开通之区,然兵祸迄今,尚又未已。故兄弟之所最钦佩者,莫如浙江。良以浙江地位、资格均适宜于共和,而民心又复坚强,故能有此结果。今观宁波之情形,则又为浙省之冠。查甬地开埠在广东之后,而风气之开不在粤省之下。且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今兄弟所希望于宁波者,在实行地方自治。盖政治与社会,互有关系,而政治之良窳必导源于社会,欲社会进步,必行地方自治。譬如造屋,先求基础,而地方自治,即是基础。宁波风气之开,在各省之先,将来整顿有方,自可为各省之模范。以地位、人材而言,均具有此项资格也。
  然欲求自治之有效,第一在振兴实业。宁波人之实业,非不发达,然其发达者,多在外埠。鄙见以发达实业,在内地应更为重要。试观外人,其商业发展于外者,无不先谋发展于母地。盖根本坚固而后枝叶自茂也。宁波人对于工商业之经验,本非薄弱,而甬江有此良港,运输便利,不独可运销于国内沿海各埠,且可直接运输于外洋,若能悉心研究,力加扩充,则母地实业,既日臻发达,因之而甬人之营业于外者,自无不随母地而益形发展矣。此所望于宁波者一也。
  二在讲究水利。宁波地方以地位论,其商业之繁盛,本不至在上海以下。而上海商业之所以繁盛,实在于为外海之总汇。宁波若能讲求水利,其情形未始不然。盖宁波之地位,较杭州、汉口为佳。杭州、汉口不能直达外洋,而甬江修理得宜,可与各国直接通商。以繁盛之上海,其江口尚有淤积之患,欲改良交通,颇非易事。若在宁波,仅有镇海口岸容易修理,若能将甬江两岸筑一平行之堤,则永无淤塞之患,而极大之轮船,可以出入,宁波之商务,自无不发达矣。此所希望于宁波者二也。
  三在整顿市政。此事为自治中更宜注意。凡市政之最要者,道路之改良,街衢之清洁是也。试游上海之公共租界,其道路之宽广为如何,其街衢之清洁为如何,宁波何尝不可仿此而行。但此事有一难题,要整顿街衢道路不可不有经费,此经费将何由出乎?吾知人人皆将嘿然不能答也。虽然,上海地方街衢之所以如此清洁,道路之所以如此宽广,其整顿之费果何所出乎?必将曰由外人自出之也。若细思之,则此种经费,决不出自外人之手。何则?外人之来华者,目的在谋中国之利,欲谋中国之利,不能不先粗治道路街衢,及市面既兴,则此项经费,自有所出。实则外人之得以整顿上海者,实皆吾国人之钱,并非外人之钱也。今吾人动辄以无钱故,而不思整顿地方。不知地方不整顿,则生产愈鲜,将来更无兴旺之一日。所以,吾人对于此事不宜畏难,而在设法。其法维何?殆莫如组织一公共团体,收土地为地方公有,其巨大经费一时或无从筹集,可以发行地方公债举办之。虽然收土地为公有,现土地均各为私人之产,势不能不向私人购买。欲向私人购买,而私人不免故昂其价,大足为收买之阻力。故莫如先行报价抽税之法,如人民有地若干亩,须先令报告价额,每亩值银若干。报价之前,先由公共团体规定每亩抽税之率,以地价百分之若干征收之,如是则人民报告地价过多,恐税率高,报价低,则他日由公家收买之值少。因而土地所有人报价自不至有过高过低之弊?熏则折中之价出焉。将来公家收买之后,地归公有,办理公共事业,所向无阻,市政自能改良。市政既良,人民乐趋,商业自然繁盛。其地价不数年后,必可增高数倍,同时而税额亦因以加增,收入何患不巨!谓整顿市政之费无从出者,吾不信也。此所望于宁波者三也。
  抑兄弟犹有言者,宁波人既素以善于经商著,且具有伟大之魄力,急宜联络各省巨商,共筹资金,组织一极大之商业银行,实亦最紧要之举。资本富足,信用自著,庶几吾国有钱之人,不至再将巨大款项,投存外人所办银行,而经济有活动之余地,不特宁波人欲谋创办实业,更加易易,即全国之金融,亦得收美满之良果矣。再,上海之所以为上海者,其经营举不出上述诸端。迄今吾国人无不乐趋斯土,凡有询吾国之第一商场,无不举上海以对。试问上海果为吾国人经营之商场乎?抑外人所经营之商场乎?不特吾国人无词以对,且转增其惶愧之心。故兄弟今日之所望于宁波者,以宁波既有此土地,有此资力,苟能积极经营,奋发自强,即不难成为中国第二之上海,为中国自己经营模范之上海。是在诸君子勉为之耳。
  (原载1916年8月25日上海《民国日报》、杭州《民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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