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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志编纂中记述与专记互补之构想

发布日期:2011-01-26访问次数: 字号:[ ]

  副主编   周达章

 

江东历史上从来没有修过志,因此,面对已搜集汇编的初稿,如何在结构安排、体例选择上作最能彰显江东区情、地貌,最能有效地表述江东的历史和现状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犹豫和徘徊。笔者以为材料的搜集和处理是纯粹的内容问题;而结构的布局、体例的选择是如何表达反映内容的问题,是一种表达形式的选择。而选择的唯一标准是能有效地为表达内容服务。选择合适的体例、方法达到准确地反映江东的历史和今天的目的,力求使形式和内容达到完美的统一。鉴于这一点,联系江东区的区情特点,经过反复酝酿,笔者认为采用综合记述与专记互补的体例比较合适。记述是从纵的方面来表述江东的过去和现在的面上的材料;专记写的则是在这条纵线上所表述的典型事件、典型人物、重大政治活动等具体丰满的精采华章,是反映历史和现状中的最典型的内容。记述是历史的纵观;专记则是各时代的横断面。古今融汇,纵横搭配;记述为纵,专记为横;立足区域特点,写好开拓资世的新篇章,正是我们修志者的历史职责。为何选择记述与专记互补这种写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一、区域特点决定体例的选择

江东区与宁波市各县(市)区相比,属于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区域。纵观江东几千年的历史,直至1949年6月江东解放,它从来没有独立建立过一级行政机构。江东经历的历史不可谓不悠久,但它在绝大多数的年代里仅是依附在鄞县这个行政区中,当然也曾有短暂地属于民国政府的一个政区。从1949年解放至1978年,这30年的时间里,江东行政区经历过建立、废除、撤并等多达五次之多的政区变化,直至1978年9月,才正式建立一级政权建制,从此才算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区级政府机构的存在。由于区域多变,因此造成了反映区情材料的大量流失,为现在修志、搜集材料带来重重困难,这是江东区情一个突出的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不乏重大事件。江东区历史悠久,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水域,造就了江东成为宁波古今水运的主要发源地之一,“贸易达三江”的浙东商贸的集散地;大革命时期,标志着宁波旧工业的“三支半烟囱”,江东就有“二支”,和丰纱厂、太丰面粉厂成为宁波有代表性的著名的民营企业。而在宁波历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20世纪20年代,江东是宁波工人运动的发源地,为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开展得比较活跃的一个地区。在宁波党的革命历史上留下了不少辉煌的篇章。经过8年抗战,接受驻甬日军投降的白鹘桥,记载着宁波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取得的伟绩;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江东北路一带成为宁波市重要工业基地,建立起宁波市第一个科技研究单位——宁波化工研究所,为发展繁荣宁波地方经济作过巨大贡献。改革开放初期,江东曾为宁波近郊农业商品(蔬菜)基地,为丰富宁波市民的生活需求作出了一定贡献;江东区在全市率先实现了农村城市化改造;江东区开创性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楼宇经济。以上所述的大量史实自然成为反映江东区情最为生动、丰富的材料。然而这些材料不可能光用记述一种体例在区志中说清楚。

历史上的江东区是一个人文荟萃、古迹遍布的地方。宋朝时的张斌桥史家“一门三宰相,四世二封王”至今还被人们传为美谈;清朝的钱肃乐抗清的事迹在宁波历史上撰写了抗御外侮的不朽篇章;而至今屹立在三江口之畔的庆安会馆,更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有力佐证。不仅如此,在这块热土上曾经涌现过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事件和传奇故事,出现过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人物和为宁波城市发展做过贡献的仁人志士。把这些丰富的历史和人文资料收编到江东区志中,不仅对后世可起到资政和教化作用,而且还能发挥其保存地方历史和人文特色的社会功能。

鉴于以上两个特点,如果单一地用记述一种模式来表述,势必把精彩纷呈的各个历史阶段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所蕴含的丰富内涵给缺省掉了。光用记述一种体例不可能翔实地拓开一笔,把这些难得的史实写得具体而又形象,丰富而又生动,必然成为干瘪的史实勾勒。而采用“专记”与记述互补的写法,把那些“难以独立成志(篇)的内容聚集在一起,成为新志中具有多种价值取向的特色篇章”,既深化了内容,又增强了可读性,何乐而不为?

 

二、记述与专记互补既属常例亦谓创新

修志采用记述的方法是有史以来早就有之。纵顾我国五千年文明史,史籍浩瀚,洋洋二十五史,多用“记述”之笔法。然而在续志和新修志中采用的体式多有变化,其记载重点皆在于各门类的综合记述之外,并开始注意用专记来作互补。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版的《三门峡市志》把24编专记分别编排在相关编章之末就是一例。在二轮修志中,许多人都主张在志书中设置专记。有学者说:“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出现许多社会热点问题、新生事物,如再就业问题、综合治理问题等,用专题记之更能反映事物的全貌。所以对于独立性较强,所占篇幅太大,正文不便完整记述的事物,在续志中应以‘专记’来记之”。由此可见,在记述之中,适当补述相关内容的专记既可看作是修志的常例,也可谓修志之创新。这种创新弥补了综合记述有余,典型记述的短缺和不足,使志书在内容和结构上更加符合点面有机结合的要求。在我国古代,如同传统史学为“帝王之争”一样,志书也一直被局限在仅满足于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的需求。对一般民众来说,志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更说不上是于民普及。然而当今修志为民的观念渐成志界同仁的共识。修志为民,修志服务于社会这一概念也逐渐成为修志之宗旨。随着信息载体多样化,志书为了更好地普及于民,在志书的体例和表现手法上也应于时而变。因此,为了让志书更接近于民众,更好地普及以扩大读者面,除了保持传统以记述为主体的手法之外,也应有所变化。专记的有机渗入更能显示它的典型性和可读性。

 

三、记述与专记互补的处理

“志书是严谨、朴实、科学的资料性著述,它是否具有权威性,能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关键在于志书的质量。”一部好的地方志,犹如一部好史书,又比史书记述的事情更为丰满。顾颉刚先生曾说过:“夫以方志保存史料之繁富:纪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纪政治,则有建置、职官、武备、大事记;纪经济,则有户口、田赋、物户、关税;纪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寺观、禅导;纪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而其材料,又直接取自档册、函札、碑碣之论,顾亭林先生所谓采纳于山者,以较正史,则正史显其粗疏;以较报纸,则报纸表其杂乱。如此缜密系统之记载,顾无人焉能充分应用,岂非学术界一大憾事也!”顾颉刚先生的这篇议论正是简释了地方志的价值所在。在修志过程中牢牢把握记述这条主钱,把江东这一区域所蕴含的丰富史实作为记述的主体,把具有时代性、地方性、资料性、连续性、广泛性和真实性的材料以记述和专记互为补充的形式努力表述好,全方位地反映江东的区情地貌,记录好江东在每个历史进程中的变化和发展。修志的基本原则:“纵不断线,横不缺项。”但这里的“横不缺项”是不可能把串在记述主线上的重大事件,能够比较具体地、生动地表述清楚。“横不缺项”的“横”仅指与主线记述中的相关节点中的一些事情,它不可能作充分的展开,这里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专记来弥补。在新一轮的修志中各地在志书体例的变革中都采取了不少大手笔。如新编《大庆市志》采取的以“总述”为纲,以“大事记”为经,以各类专志为纬。这种写法就是类同于笔者提出的记述与专记互为补充的修志办法。实际上,记述与专记互补的写法,是借鉴于我国修史的传统,即修史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的两者有机的结合。《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明确指出,修志应以编年体为主,辅之记事本末体。方志体例要求编纂志书必须“横排竖写”,即把一地的各项事业按门类分,再按一定历史时期的时序记述,便于反映各门类内部的有机联系。

那么志的总体记述与专记互补究竟怎样处理为妥?笔者以为,在总体把握记述的内容以后,留下的就是专记如何选题与如何表达的问题。如2005年出版的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志(1991—2000)》设在篇章之末的专记竟有51篇之丰,这些专记按照内容相关原则,分别编于相关篇章之末。可见在当今新修或续修方志的工作中,在继承传统的修志体例的基础上,为努力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有了大胆的突破。联系江东区志的编纂大纲,目前初步设定的三十四编的总篇目中,如何能充实江东区有史以来那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那么采用记述与专题互补的办法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江东区自有确凿的史实资料为证起,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这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蕴藏着丰富的可入志的素材。如何把这些富有区情特色的素材妥当地放到江东区志里,使区志能真实、丰满、生动、形象地反映江东特色,采用记述与专记互补的办法来表述,既是传统的修志体例的继承,又是新修方志在体例上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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