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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鄞人时代综述

发布日期:2011-03-30访问次数: 字号:[ ]

  郑传杰

 

  南宋建于靖康二年(1127),灭亡于祥兴二年(1287),始于屈辱,终于屈辱,所以大凡说到南宋王朝,人们评价它的几乎就是两个词:偏安、积弱。然而这种评价偏重于人们对南宋王朝总的感觉,如果我们拿中国封建社会中其他王朝作为参照物与南宋王朝作一比较,那样得到的结论会更加具体更加客观。

  南宋前后不过150余年,但其兴亡却可以与堪称强盛的唐朝媲美。唐王朝建于618年,亡于907年,自天宝十四年(755)发生安史之乱后日处衰弱,因此其盛兴年代前后不过136年,而其后150多年则是战乱,并就此衰颓直至灭亡。首先说唐王朝自中唐开始是一味走向衰败,直至灭亡的。南宋虽然最终没有能逆转,但中期有所复兴,其衰败不是一边倒的。再说唐亡于农民起义,主要元素在内因,应是国家肌体腐朽后的死亡。南宋亡于外族入侵,主要元素在外因,属于相当大一部分肌体还活着的情况下,外力袭击的暴死。

  南宋是一个军事弱国,但其军事技术并不落后,南宋发明了原始管形的“火枪”,发明了使用弹丸的“突火枪”。其军事将才并不少见,脍炙人口的岳武穆、韩世忠、文天祥、陆秀夫、余玠等都是忠臣良将。其在战争中也非不堪一击,蒙古用二十年左右时间灭了西夏和金,同时还征服了欧洲的广袤土地,而与南宋的拉锯战却持久了几十年。钓鱼城下蒙哥被击毙,促使征战在世界各地的蒙古大军撤退,从而彻底改变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这堪称世界抗击元战争史上的奇迹。南宋以江南对抗金朝、蒙古长达一百五十多年,对此三百年后的明朝却没有做到。所以在南宋军事上的弱,客观地看仅比元弱,当然比元弱就是致命的了。

  南宋是一个经济强国。与北宋相比,南宋土地减少了三分之一还要多,而每年税收却增加了三分之二。据专家研究,南宋的财政收入则常年保持在一亿以上,而三百多年后的明朝,年财政总收入也大约只是一千五百万两白银,仅仅是南宋的六分之一。南宋重视商贸,与六十多个国家有着贸易往来,商贸带来的收入占了总收入的五分之一,是北宋的两倍多。到12世纪中后期,南宋经济总量已接近当时世界的一半,首都临安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南宋末年,临安一市人口,加上流动人口,约有一百四十万,其繁华程度不是同期欧洲那些陷于水深火热的城市可以比拟的。

  南宋是一个文化大国。绍兴十三年临安建成太学,并迅速发展,由最初三百多太学生,发展到理宗时二千多名。太学带动教育整体发展,于是中央的武学、宗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和医学等,各地的府学、县学、乡校、家塾、舍馆、书会等纷纷设立,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两宋共有书院397所,南宋占310所,是北宋的三倍多。教育促进了学术,理宗朝理学取得了正统地位,达到全盛。金人以宋为敌,却向宋学习文化。理学在当时推进了敌国的汉化,后来又影响到元、明、清三朝,占据支配地位长达七百年,甚至影响到近代欧洲启蒙运动与德国近代哲学系统的形成,影响到日本、韩国近代的社会变革。教育也促进了文学,词是两宋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全宋词》所收的作家籍贯和时代可考的有八百七十三人,其中南宋为六百四十六人,占了百分之七十四,几乎是北宋词人人数的三倍。南宋文化,堪称中国古代封建文化的一个巅峰。

  南宋在中国封建王朝史上是一个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创造,鄞人在其中起到了引领作用。南宋王朝中期近一百年是相对兴盛、平稳的时期,而其政局(除宁宗前十余年由韩侂胄主持外)主要是由鄞人主持或受鄞人左右的。这是王朝整个寿命的三分之二,而这三分之二时间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又几乎可以概括南宋所创的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的全部。在南宋相对兴盛、平稳的时期里鄞人是这个王朝的主要当家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南宋就是一个凭借着临安这块土地,以赵氏为董事,由鄞县人经营的王朝。

  南宋——鄞人当家的近百年,可以称之为“鄞人时代”,而鄞人所以能在南宋王朝开拓“鄞人时代”,其源于鄞县有吴越、北宋年间的蓄势。

  自割据浙江的钱氏王朝时鄞县的经济开始出现转机,并得以逐步发展。钱镠重视商贸活动,并且把明州港作为商贸活动的重点来经营。在商贸的拉动下,明州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显明的是越窑瓷业生产,产业一路发展,产品独步天下。越窑青瓷通过明州港远销海外,促成了明州港迅猛发展,而明州港的发展又促使整个明州经济上了一个台阶。

  由于钱氏王朝奠定了良好基础,北宋时期明州便跃居成为全国港口的首位了。尤其在宋辽和宋金对峙的年代里,北宋与日本和高丽的联系,几乎是由明州登陆的这条南部航线来承担的。北宋王朝积极支持与高丽的贸易活动,在明州置高丽司,建高丽使馆(今镇明路宝奎巷口)高丽、日本经常派遣商舶到明州来,此外阇婆、真里富、占城、暹逻、勃泥、麻逸、三佛齐等地的商舶也纷纷转而来到明州进行贸易活动,明州设有专门接待阿拉伯商的波斯馆和清真寺。在商贸拉动下鄞县农业也出现奇迹,创造了亩产六、七硕,当时全国粮食单产的最高水平。鄞县成了北宋王朝最重要的经济城市之一。

  北宋庆历后,鄞县社会发展又跃上一个新台阶,这一功劳应归王安石。王安石到鄞县任知县三年,在鄞县进行变法试验,促进农业发展,又在鄞县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教育与知识”的时代之门。王安石开创了鄞人儒学,并组建了一个教师班子——庆历五先生,从此鄞人确立了以“决科”入仕为追求目标的价值取向,精神焕然一新。鄞县也跃居成为教育最发达的地区。

  庆历后,鄞县文化家族开始出现。最早形成的学问型家族有:楼氏家族、王(王致)氏家族、汪氏家族、袁氏家族等,其中最有代性的楼氏家族。这些家族多是唐末、五代吴越国、宋初时或作官、或避乱、或商游等迁居明州的中原家族的后裔。他们彼此之间依靠教育,婚姻及共同关心地方事业等来增进家族之间的情谊,建立起紧密的社会联系,共同构筑起了四明社会的骨架,成为四明社会运行的轴心。他们将中原文化带给鄞县这块肥沃的土地,并以其优良的潜质,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开发作出了贡献。其后又有史氏家族、高氏家族、丰氏家族、陈氏家族、郑氏家族等出现。南宋建都临安后,浙江也就成为其统治主要地区,一些皇族需要造宫殿,辟苑囿,以固定他们的偷安政见;一些官员需要买田地、置别墅、广罗娇姬美妾,过上他们的骄奢生活。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再加种种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会稽和明州分别成了皇族和士大夫家族的居住地,于是又一批中原大家族或避乱或护驾迁居鄞县,其中有:魏氏家族、张氏(孝祥)家族、王氏(应麟)家族、袁氏(西门)家族、赵氏家族等,他们的迁入充实了力量,鄞县文化家族队伍因此壮大。南北宋交替时,鄞县形成了以汪氏为代表的经济型家族,他们以资助为手段建立家族之间的婚姻网络,通过帮助因金人入侵而破家的家族渡过难关进行家族之间的合作,成为凝聚地方意识的重要力量,形成乡里社会相互关联的整体性,使四明逐渐成为推动理学、宏扬学术的重镇,成为社会文化高度发展的地区。这支家族队伍是南宋鄞人时代形成的基础。南宋淳熙年间,鄞县又形成了以史氏为代表的政治型家族,他们以权势为手段建立起家族之间的婚姻网络,成为四明地区政治、文化的轴心。史氏家族的延续时长,作用面广,在南宋鄞人时代中起到引领和中坚作用。

  庆历后,鄞县教育走向繁荣,南宋时进入第一个黄金时期。明州作为为首都临安对外的门户,教育普及,文风甚盛,经由科举入仕的人大幅递增。这中间文化家族的影响更加不可小视,他们在科举场中每每有父子、叔侄、兄弟同科等“衣冠盛事”出现。在古代衡量教育发达的重要标指往往是科举考试中进士及第的情况。以绍定四年(1232)为例,当时四明人口占全国总人口1.5%,但进士数却占492人中的48人,将近10%,可见明州是南宋人才最集中的地方之一。纵观南宋一朝,鄞人科试中及第人数是601人,其中状元4人(张孝祥,高宗绍兴二十四年,姚颖,孝宗淳熙五年,傅行简,宁宗嘉泰二年,袁甫,宁宗嘉定七年),这在鄞县历史上,是及第人数最多,名次最显赫的。

  庆历后,鄞县农业、商贸都呈良好发展势头,明州人口有所增加。靖康之乱,金兵南下,“明州无噍类,人口剧减。建炎四年(1130),金军退回长江以北,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填补了金人入侵及盗乱所导致的人口损失,改善了四明地区劳动者的素质。两宋之际,明州的户数进入稳定增长阶段。从政和六年(1116)到乾道四年(1168),明州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这显然是大量人口迁入后出现的人口增长。据学者估计,两宋之际明州移民数量可能在一万乃至数万。人口增加使得地区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南宋政府为了扩大财政收入,对海外贸易采取鼓励政策,明州市舶之利再攀高峰。此时鄞县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又荻得了进一步的发展,鄞县就以国防之责、赋税之出、市舶之重、经济之厚成为了具有国际性质的港口城市,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

  南宋建立,明州成了京畿之地,其地理优势十分明显,鄞人很快将这一地理优势和蓄势多年形成的经济、文化优势结合起来,转化成为政治优势,为南宋鄞人时代形成提供了良好条件。

  鄞县富裕、文明,又有近水楼代先得月地域优势,南宋王朝的朝堂终成了鄞县一批有才之士施展才能的舞台。纵观南宋一朝,鄞县出现的人才无论从数量还是从档次上都是鄞县古代历史中空前绝后的。这批人才中有丞相五人(史浩,孝宗隆兴元年、淳熙五年右丞相;魏杞,孝宗乾道二——三年右丞相;史弥远,宁宗嘉定元年——十七年、理宗宝庆元年——三年、绍定元年——六年,右丞相、左丞相;郑清之,理宗绍定六年、端平元年——三年、淳祐七年——十一年,右丞相、左丞相;史嵩之,理宗嘉熙三年——四年、淳祐元年——四年,右丞相),参知政事(相当于国家副总理)九人(王次翁,高宗绍兴十年——十三年,参知政事;史才,高宗绍兴二十三年,权(代理)参知政事;张孝伯,宁宗嘉泰四年,参知政事;楼钥,宁宗嘉定二——四年,参知政事;宣缯,宁宗嘉定十四——十六年,参知政事;袁韶,理宗绍定元年——三年,参知政事;陈卓,理宗端平二年——三年,参知政事;余天锡,理宗嘉熙二年——三年,参知政事;应(亻繇),理宗淳祐八年——九年,参知政事),尚书(相当于各部长)十二人(汪大猷,孝宗乾道六年权(代理)吏部尚书;袁甫,理宗嘉熙年吏部尚书;范楷,理宗绍定年间工部尚书;王应麟,度宗咸淳年间礼部尚书;余天任,理宗淳祐年间吏部尚书;史宇之,理宗宝祐年间兵部尚书、工部尚书;史弥坚,宁宗嘉定年间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史岩之,理宗嘉熙年间吏部尚书;史宅之,理宗淳祐年间吏部尚书;史宣之,理宗宝祐年间兵部尚书;高似衡,理宗景定年间吏部尚书,蒋岘,理宗淳祐年间刑部尚书),中书(相当于中央办公厅主任)六人(张孝祥,孝宗隆兴年权中书舍人;袁甫,理宗嘉熙年中书舍人;陈居仁,孝宗淳熙十二年中书舍人;王应麟,度宗咸淳年间中书舍人;高文虎,宁宗庆元元年中书舍人;郑士昌,理宗嘉熙年中书舍人),国子司业(相当于大学校长)三人:高闶,高宗绍兴年间国子司业,高文虎,宁宗庆元元年国子司,陈埙,宁宗嘉定年间。

  这些人和所有这一时代的人一样,他们何尝不梦寐以求统一天下?但终究得对南宋已有的这块土地负责吧,不能只为自己的名垂千秋,而漠视现实,漠视民众的利益!应当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南宋王朝是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的,他们并凭着自己的智慧与能力一度支撑起这一王朝,尽管他们在治国观点上各有分歧,做法上都有差异,成败也各不相同,在人们的看法中也贬褒不一,但他们无一例外地在为王朝努力并作出了自己的奉献……其事迹是可圈可点的。这些人之所以是精英,因为他们不光是读书、做官,而是用他们的品德学识支撑了一个足以让后世鄞县人引以为骄傲的“鄞人时代”。

  南宋鄞县时代绍兴发端,经隆乾崛起、嘉定高潮、端淳持续,至开庆衰亡,大约可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

  绍兴(1131——1162年)发端。其时鄞人进入中央政权,参与政事。绍兴十年(1140)王次翁拜参知政事,绍兴十三(1143)罢政迁居鄞县。绍兴二十三年(1153)史才签书枢密院事、兼权(代理)参知政事,绍兴二十四年(1154)罢职归里。

  绍兴年间,秦桧专权长达十八年之久,王次翁投靠秦桧而发迹,史才附和秦桧而晋级。王次翁参政时间数年,所干多为臭事,史才的参政时间不足一年,无所作为,所绍兴年间,鄞人时代尚没有实绩性推开。但王次翁、史才进入南宋政权核心阶层,一则激发起更多的鄞县人扬起风帆,拓展仕途;再则从一定程度上说他们也为鄞县人仕途进展奠定了人事基础,拓展了更广宽的空间。王次翁原非鄞县人,迁居鄞县之后,成了四明八老会的成员,由于他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他与汪氏、高氏等四明重要士人家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所以在地方各个领域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史才结交了重臣李光、胡铨等人,甚至发展成为婚姻关系,史氏由此发祥,继而才有一门三宰相的大兴。由此而论,绍兴年间当是鄞人时代的发端。

  绍兴年间,鄞县教育为鄞县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人杰。鄞县人首先建成了杨时心学传播基地,培养了史浩、魏杞、汪大猷等一批人才。史浩曾学于焦征君,又私淑于张九成(杨时弟子);魏杞、汪大猷都是赵敦临(杨时弟子)的嫡传弟子,他们的思想都统一于杨时心学,他们的政治态度也高度一致,在他们的引领,鄞人在孝宗隆兴、乾道年间崛起。

  隆乾(隆兴1163——1164年、乾道1067——1068年)崛起。鄞人时代崛起的标志是鄞人主政。隆兴元年(1163)史浩拜右丞相,乾道三年(1167)魏杞任右丞相。

  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内禅,孝宗即位,是南宋皇位的第一次更替顺利交接,史浩发挥了积极作用。隆兴元年,史浩拜相后,重视国防,重用人才,得到朝野广泛赞誉。史浩主持进行了肃清秦桧流毒,重新评判前朝大臣,平反岳飞冤案,荐用一批爱国将等一系列重大事情,改善了朝堂形象,稳定了朝堂人心,形成了孝宗初期的中兴气象。张俊北伐惨败后,魏杞奉命出使,保住了国家的尊严,促成了隆兴议和。隆兴和议后,金与宋战争得以停息,边境保持平静达40年,南宋政权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文化,为积蓄力量、报仇复国赢得了时间。乾道三年,魏杞拜相后积极辅助孝宗治理内政,整顿会子,为实行“钱会中半”之制奠定了基础。孝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的乾道、淳熙年间,史称称乾淳之治,虽然谈不上是盛世,但却也是治世,而史浩和魏杞则是乾淳之治的共同缔造者。史浩、魏杞的作为影响了南宋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也影响了到了孝宗后期、光宗、甚至是宁宗的统治,因此称隆乾为鄞人时代崛起。因为史浩高寿,他的直接政治影响一直延伸至光宗一代,而其人格的幅射面则更为广泛、更为深远,不仅对史弥远的晋升、对史氏家族的兴盛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同样对整个鄞人在朝堂上的推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史浩在学术上发展了张九成横浦心学,又与时俱进地接纳陆象山心学,在杨学与陆学间架起了桥梁,保证了其后的一代鄞人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史浩积极支持淳熙四先生办学讲学,淳熙四先生为鄞县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这一批陆学弟子进入朝堂,奋然有为,推进了鄞人时代的发展,继而使其达到顶峰造极。

  嘉定(1208——1224)高潮。鄞人时代高潮的标志是鄞人专政。嘉定元年,史弥远拜相,楼钥、宣缯先后拜参知政事,鄞人完全把持了朝政。理宗宝庆(1225——1227)、绍定(1228……1233))史弥远继续为相,宝庆年袁韶拜参知政事,绍定年郑清之拜参知政事,直至史弥远、郑清之并列为左右丞相,鄞人不仅完全把持了朝政,而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时人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明州人。其时鄞人在朝堂之上中的地位和权威到达了最高点,所以称之鄞人时代的高潮。

  这一高潮来到是既有鄞人身上主观因素,又有朝堂客观因素所共同促成的。宁宗庆元年间,权臣韩侂胄推行党禁,在朝的鄞人都卷入其中,楼钥、袁燮、杨简等人拒绝与韩侂胄合作,成了党禁对象,遭受贬罢,而赵彦逾与韩侂胄合作,高文虎、高似孙追随韩侂胄,他们在驱逐正人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由朝廷引发是支持还是反对党禁,使鄞人内部出现了分裂。不久,韩侂胄因发动战争被诛,投靠韩侂胄的势力很快销声匿迹,鄞人内部没有因为一部分力量的分离而削弱,相反以陆学为中心的学术和以史氏为轴心的家族地位得到空前巩固。

  在诛韩行动中,史弥远是主要参与者之一,在众多的参与者中,史弥远是与韩侂胄掌政牵连最少的,同时又是与杨皇后势力关系最好的,所以被推上历史舞台。

  嘉定元年,史弥远拜相,推行更化。政治上,为赵汝愚雪冤,赠朱熹官号,召理学人士,认可理学地位。经济上,秤提平抑会子,恢复和发展农业、手工业、海上贸易。在对金态度上,主张和议,但不主张投降,坚守着国家利益这条底线。嘉定年间,宋金之间以和为主,战事减少,南宋没有用将太多的人力、财力、物人消耗在宋金战争上,这对于南宋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史称:“史弥远承韩侂胄的乱政,守法持重,礼贤爱才又惜名器,重视国防,戒开边事,可谓贤。”

史弥远在相之日久,朝野有指责他专权的议论,这种议论引发史氏内部出现了名实之争,并由史氏内部发展成为鄞人内部分裂,导致史弥远众叛亲离,就在史弥远颇感孤立时,嘉定十三年,史弥远的学生——皇太子死了,这使史弥远备感压力,而新任皇子赵竑偏偏与史弥远背心离德,这使史弥远觉得难以招架,但身在其中,骑虎难下,于是史弥远果断任用远亲余天锡、郑清之等人,在他的指挥下拥立赵昀为理宗,理宗之立,虽然遭到朝野指责,但必竟有利于王朝的统治稳定,有利于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由史氏内部引发的鄞人第二次分裂,以这一代人的自然死亡而匿迹,没有给鄞人力量造成太大的削弱,但鄞人之间已经没有统一的思想,无法恢复到史浩、魏杞一代团结和谐的气氛。

  史弥远当权二十六年,相宁宗十七年,年号嘉定,相理宗九年,年号即为宝庆、绍定。“自嘉定戊辰(1208)至淳祐辛亥(1251),四十四年间,四明仕宦甲于海内”,史弥远还通过理宗将四明人对朝政的影响推向深入。史弥远在相位直至死亡,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职业的政治家,但他只倾心于朝政,忽视了教育,他没有抽出一点精力来培育后一代鄞人。史弥远之后鄞人的后劲已远不及史浩之后的年代。郑清之、史嵩之其实与史弥远只差半代,他们接受的教育,他们的思想观点也与史弥远相差无几,因此郑清之、史嵩之的掌政,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史弥远的延伸。

  端淳(端平1234—1236年、淳祐12411252年)持续,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端平元年,郑清之独相,端平二年,以陈卓为参知政事,鄞人控制朝政,形成了端平之治的新局面,是第一阶段。

  事实上第一阶段是从绍定三年开始的,郑清之为参知政事,其时史弥远虽为相丞,但多病在床上,几乎无法处理朝政,郑清之在尊重倾听史弥远意见的基础上,主持平定了叛臣李全,绍定六年,史弥远去世,郑清之拜相,纠正了史弥远时的一系列错误做法,召回了真德秀等儒学名流,使朝堂和谐团结,罚处了丑名昭著的“三凶”等人,使朝政清正、廉洁,随之出现了南宋历史上生气蓬勃的时期,称端平之治或小祐元。郑清之主持朝政,联蒙灭金,一朝雪清了靖康以来的百年耻辱,符合民意,振奋民心。为抢占有利地形,取得与元人长期抗衡的有利条件,郑清之支持收复三京入洛计划,这场战争最终乃因宋军粮饷不济而失败。尽管这一场战争以南宋内部的不和谐而宣告失败,但足以垂千古。

  端平入洛由朝廷内斗透发鄞人内部第三次分裂,这此分离主要在郑清之与史嵩之之间展开,因为他们掌握军政大权,两方实力相当,所以碰撞后使鄞人元气大伤,而乔行简渔翁得利,趁机而起。

  郑清之罢相后,鄞人暂时失去了对朝政的控制权,但乔行简以结盟(包括史嵩之)而战胜郑清之,所以上台后必然导致各派势力分利,史嵩之理所当然得到应有的一份后,趁机而起,进而为鄞人再次夺回对朝政的控制权。

  嘉熙二年,余天锡进入执政,嘉熙三年史嵩之为相,都督军事;嘉熙四年入朝行政。史嵩之入朝,标志着四明势力重新取得主导地位,是第二阶段。

  史嵩之拜相后,推荐吴潜等人,进一步改良政局。史嵩之任用孟珙,在边关顶住和挫败了元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起用余玠,使四川的防务得到了转折,在一定程度了抑制了元人的进犯。史嵩之整顿楮币,使之楮币在较长一段时间稳定下来。总之在史嵩之领导下,南宋君臣有团结一心之势,这有利于克服内外交困的局面。

  然而史嵩之个性强悍,其统治自然又“专”,朝臣因此广泛不满,他与鄞人也不和谐,不只是与郑清之斗,与袁甫等一些重臣也势不两立。淳祐四年(1244),史嵩之的父亲史弥忠病故,史嵩之本应该辞职守孝,但他企图复出,于是遭到舆论的一致反对,其实要史嵩之“辞职守孝”只是一个借口,根本原因是反对他专权,朝臣不希望看到他继续呆在相位上,所以理宗无法阻止这股力量,不得不御笔除职予祠。之后范钟、杜范入拜左右丞相,淳祐五年、六年出现了短暂的“正人”主政局面。

  淳祐六年,杜范暴死,范钟辞退,淳祐七年,郑清之再次为相,应(亻繇)拜参知政事,鄞人控制朝政,是第三阶段。

  郑清之仍然为振兴宋室的努力,对内采取一系列减税和治币的措施,经济也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对外积极抗蒙,颇见成效。郑清之积极支持余玠守边,激励他要时刻不忘准备打仗,在郑清之的鼓励下,余玠主动出击,在元人面前展示了南宋的军威,在郑清之的努力下,面对北方强大的敌人和漫长的长江防线,实行分三区防御的战略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落实。朝堂之上,郑清之秉承端平包容政治,即使是曾经激烈攻击自己的人,也一样引之共政,其宽容、包容不同意见大臣之举,使朝堂达到团结,朝政得以稳定。

  淳祐行政,郑清之将应(亻繇)、赵葵等人聚集在了自己周围,施展了一番作为,但他已无当年的雄心与锐气了。淳祐十一年(1251),郑清之死,标志着鄞人的政坛格局正式结束,郑清之再相,也成了四明势力的绝唱。

  郑清之、史嵩之在相位(即理宗从端平亲政到淳祐近二十年)期间推行改革,期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淳祐更化”。从历史看,端平——淳祐更化是南宋最好时期之一。

  和史弥远一样,郑清之在相位直到死去,他在第一次罢相后,虽然创办了甬东书院,但自己没有身历其中,甬东书院也没有培养出一流的学生。史嵩之罢相后,闲居十三年,其间他的心思多化在谋求复出上,根本不曾去想培养人,因此淳祐年间,鄞县教育不再占优,人才不占优,尤其一流人才匮乏,后继无人。

  开庆(1259)衰亡。开庆元年,贾似道为相,这个由鄞人推荐、娶鄞人为妻,与鄞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上台后以仇视鄞人而闻名,在朝鄞人被其一一驱逐,史岩之、王应麟等人出朝,鄞人在朝堂的影响完全消失,所以称鄞人时代衰亡。

  郑清之去世后,史嵩之几谋求复出都失败了,宝祐四年,史嵩之去世,鄞人时代没有再复兴的可能了,其后在朝中产生过一些影响的有史岩之、王应麟。

  史岩之曾推荐丁大全、贾似道,这两个人后来都为丞相,他们不如史岩之之愿,不仅祸国殃民,并且都仇视四明人,贾似道借口谋杀抗蒙名将、湖南安抚使向士壁,史岩之受牵连,遭到拘禁,备受折磨后,落职解官。

  王应麟在朝中权位不高,但因博学有较高的声望。他在朝为国举贤、维护清议、智斗权奸,为国事作出应有的努力。不过王应麟的言行大多不为朝廷采用,因而对朝政起不到作用,但其爱国之心可鉴,就鄞人时代而言,王应麟无疑是最后的闪烁!

  鄞人时代所以消亡,其原因颇为复杂,简言之,外因是贾似道当政,实行了彻底地反四明人政策,四明势力完全失去影响力。贾似道所以能行此政策,这就不能不在内部找原因了,从客观上分析,是鄞人在朝统治时间长了,人们因而生“厌烦心”,鄞人统治几次被认为“专”,人们因生“恐惧心”,所以贾似道能得逞。

  往深层处探究,鄞人时代所以消亡,原因有二个方面:一是内部纷争,消耗力量;一是教育滞后,人才匮乏。

  鄞人时代前后近百年,鄞人内部出现过三次大的纷争,使内部力量不断消耗。第一次起因于庆元党禁,分岐是支持还是反对,分化的主要是赵彦逾和高氏家族的力量,赵彦逾和高氏都是一般大臣,在朝廷势力不大,赵彦逾刚迁鄞县,高氏在鄞县地方上的地位也非举足轻重,所以他们的分裂对鄞人时代没有什么大碍。第二次是由史氏内部引发的名实之争,以史弥远为首的是持“实”派,主张掌政;以史守之为首的是持“名”派,主张隐退。史守之是史浩嫡孙,史弥远是史浩庶子,在封建的大家族中这种庶嫡矛盾不可避免,名实之争与庶嫡之间矛盾绞在一起变得有点复杂,结果史弥远的兄弟、堂兄弟、侄子、外甥,史弥远的老师、学生都参与进来,并且大多数支持史守之持“名”派,由史氏内部发展成为鄞人内部分裂,这次化分涉及的人比第一次多,影响面比第一次广,但由于只限在思想认识层面上,分化的部分陆学人士大都不执政,因此对鄞人时代也没有造成大患。但经过两次分裂,鄞人内部思想不同,行动不齐,彼此之间关系不再牢不可破,而是变得脆弱,甚至是变得冷寞和陌生了。第三次发生在郑清之与史嵩之之间,主要在行动上,并且在执者之间展开,由于力量相当,所以碰撞后是致命的,双方力量消耗殆尽,鄞人时代元气大伤,以致无法恢复。

  鄞人第二、三代执政后,对教育重视远非第一代,史弥远在朝的事业超过他的父亲史浩,但在对后一代的教育责任上,就远非他的父亲史浩了。客观上看,是从政至死,长期住在临安。主观上看,是对家乡、对教育没有足够的重视。郑清之也一样,从政至死。他第一次罢相与第二次晋相之际,一度在乡,虽然办起了甬东书院,但没有亲身从教,也聘不到淳熙四先生这样就素质的老师,所以没有培养出一流人才。其实当时鄞人办学还是积极的,其中袁甫最为著名,他办起的书院有鄱阳番江书院、贵溪象山书院、白鹿洞书院(重建),可惜都在外地,对鄞县不起作用。而鄞县境内,其时也有陈埙的宝幢书院,陈卓在梅墟的菊坡书院,应(亻繇)在舟山的翁洲书院。显然这些书院办得分散,没有集中在城中,无法形成淳熙年这样的教育氛围。而且办学者大都不亲自任教,又没有聘一流学者,其素质不能与淳熙四先生媲美。教育内容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思想、观点,又没有彼此交流。这与绍兴年、淳熙年远不能相比。绍兴年有桃源书院起头,且所学统一于杨时学说;淳熙年书院多在月湖,所学又统一于陆九渊学说。可见嘉定之后,鄞人教育不说是相对滞后的,至少没有优势可言了,这就导致后来鄞人的人才缺乏,尤其是顶尖人才的缺乏。南宋晚期,除了王应麟,鄞人中几乎很少再有这样优秀的人物了。

  鄞人时代长达百年,其必对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政治上保持稳定、坚持改革。在史浩的推动下,高宗内禅,孝宗即位,顺利完成南宋皇位的第一次更替,魏杞出使不辱使命,宋金议和,休养生息,利国利民。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危及南宋江山,史弥远参与政变,诛杀韩侂胄,结束战争,使政局平稳,嘉定更化,社会稳步发展。宁宗去世,史弥远拥立赵昀,处置赵竑,其中确有自保因素,但没有违背赵氏王朝的大原则。相反拥立和处置这两件事,既有利于王朝政权平稳交替,也有利于王朝的统治稳定。郑清之执政开辟端平之治,引领“端平——淳祐更化”,史嵩之执政,积极务实,改良政局,是“端平——淳祐更化”重要阶段。“端平——淳祐更化”虽然没有改变南宋走向衰落的趋势,但是南宋后期政治中一个短暂的亮色,对革除史弥远专政时的弊政,对稳定理宗亲政后的政局与社会经济,产生了的积极效果。

  军事上以守为攻,重用武将。史浩为相荐用张浚,魏杞为相重新起用虞允文,史弥远重用赵方,郑清之为相重用赵葵、余玠,史嵩之为相重用孟珙,这些都是南宋历史有名的战将,在抗金、抗元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由于他们的坚“守”,南宋江山才得以安稳。在对金、元态度上,鄞人也非一味主“守”,史浩积极备战,希望为下一代人完成北伐大业作奠基,因为当时时机不成熟,力劝张浚把北伐大业让下一代去完成。嘉定间,史弥远虽然守着宋金和约,但命守边将令自行袭金立功;嘉定八年,又停止给金人进贡,使金人渐渐陷入内外交困状态,显然鄞人是主张敢出手时才出手的方略。史浩反对张浚轻率北伐,史弥远反对韩侂胄盲目发动的开禧北伐是反对不敢出手而出手的例证,而郑清之的讨伐李全、联蒙灭金和端平入洛的战争则是敢出手而出手的例证。郑清之、史嵩之上下配合,在端平元年联蒙灭金,雪清了大宋百年来的奇耻大辱。尽管反战有成功与不成功,主战也有成功和失败,但反映鄞人面对外敌是不甘屈服的,是敢于积极捍卫国家利益的。

  济经上兼顾农商,积极作为。史弥远执政的嘉定年间,积极恢复和发展农业、手工业、海上贸易。同时秤提平抑会子,社会平稳发展。郑清之实行履亩而税,史嵩之整顿楮币。郑清之再次拜相,态度十分坚决地阻止了纸币的滥发,对会子采取了一些秤提的措施。每一次秤提都使会子稍稍稳定,以利经济发展。鄞人一直重视农业,关注水利兴修。嘉定年间魏岘所著《四明它山水利备览》较早地系统阐述森林的水土保持作用。嘉定七年,程覃摄守捐缗钱置田收租,岁给浚治之费。宝庆二年胡榘守郡请于朝,得度牒百道、米一万五千石,又浚之……以赢钱增置田亩。淳祐二年郡守陈垲因岁稔农隙,行买葑之法,陈恺还主持兴建保丰碶、江东碶、回沙闸、大石碶。宝祐年间郡守吴潜兴建洪水湾塘、吴公塘、西渡堰、楝木碶以及开庆元年兴建的郑郎坝等。在大兴沿江工程同时,对它山堰、东钱湖、广德湖等原有引水、蓄水工程也作大规模维修、整治、疏浚和配套,使这些工程更臻完善。

  文化上包容百家,确立理学。鄞人接受陆学,但能包容吕学和朱学,史浩推荐人才不分陆学、朱学。史弥远为朱熹恢复名誉,用吕学人物葛洪为参政,郑清之重用真德秀、魏了翁、汤巾、刘克庄、王迈等朱学人士,袁甫与朱学人士魏了翁进行学术交流,办学推广朱学,王应麟将陆学、朱学融合,集成深宁学派。理学确立始于史弥远执政时,宁宗曾加谥朱熹为朱文公。理宗即位前,从跟郑清之学习理学,即位后,请道学家讲授《尚书》,还习读朱熹注释的四书。朱熹注解的四书,理宗高度推尊。理宗亲自撰写《道统十三赞》,到太学大成殿听讲《大学篇》,并把《道统十三赞》宣示给国子监的学生。朱熹理学作为正统确定是理宗一朝完成的,理宗在位四十年,前三十年,领政的是鄞县人史弥远、郑清之和史嵩之,他们在理学正统地位确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

  鄞人时代创造了许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大都随着一个时代的消失而消失,而精神文明则始终存活着,鄞人时代的文化对后世的影响广泛而透彻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鄞人时代形成的四明学派。

  四明学派源于中原文化与吴越国文化。北宋庆历年间五先生收徒讲学,将两种文化彼此融合,是四明学派发端。南宋鄞县是京畿之地,鄞人又长期掌控朝政,文化达到繁荣,促使具有地方特色的四明学派形成。南宋初“东南学者惟杨时为程氏正宗”,“南渡洛学大宗,晦翁(朱熹)、南轩(张栻)、东莱(吕祖谦)皆其所自出”。县是杨时学说传播的重要基地,杨时学说是四明学派的先导。淳熙年间,陆学人士淳熙四先生也在吸收杨时学说的基础上传承陆学,道德文章,为一时之人望,四明学派由此成型。心学是四明学派核心,其特点是心性一元论。心即性,性即心,心性为一的心学派思想特色,开启了明代王阳明以自我意识为主轴的心学理论体系,其思辩性哲理发展了中国哲学。宋未在黄震、王应麟、史蒙卿的引领下,朱熹学说在四明流行,至此理学大宗朱、吕、陆三派都融入四明学派,四明学派完全成熟。四明学派文化通过涉足仕途的文人辗转,通过商贸活动输出,将鄞人的思想带到全国,乃至海外,并影响到现代社会的发展。

  南宋鄞人时代已经过去了几百年,但其文化精神,依然鲜活如生,没有它因为时间的久远而变得僵硬;依然通俗如话,没有因为学者的打造而变得高深;依然闪烁如金,没有因为现代的进步而变得暗淡;依然喷涌如泉,没有因为历代的人耗读而逐渐枯竭。这一时代所创造的文化精神,至今仍会给你沛然正气,激励你奋发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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