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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银幕上的“宁波影像”

发布日期:2011-05-03访问次数: 字号:[ ]

                                          徐文明  

    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电影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电影史、影视广告及宁波城市文化研究。曾写作《现代转型与民国时期宁波市民的文化娱乐》(宁波出版社2010年出版)、《电影创意产业》(合著,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出版)等书。

 

邵醉翁于1925年创办天一公司,并在宁波拍摄了创业作《立地成佛》

《渔光曲》的主演王人美

《渔光曲》剧组在象山合影

 

    宁波是一座与中国电影发展渊源颇深的城市。民国时期,以张石川、邵醉翁、任矜苹、柳中亮、柳中浩等为代表的宁波籍影人群体为中国电影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不仅如此,在1912—1949年的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历程中,包括宁波籍影人在内的不少早期中国影人也选择在宁波拍摄外景,将宁波的影像呈现于当时的中国银幕之上。

  邵氏兄弟宁波取镜获成功

  民国时期宁波籍影人在宁波拍摄外景源自上世纪20年代。1925年,镇海籍的上海文化商人邵醉翁决定投身电影业,创办天一影片公司。在公司创业之初,邵醉翁听闻宁波天童寺将举行盛大的传戒仪式,僧众达数千人,于是,便命公司的高梨痕等人前往天童拍摄新闻片,兼为将来拍摄影片积累素材。于是,该年6月初,包括摄影徐邵宇、女演员吴素馨及邵醉翁的兄弟邵邨人、邵逸夫在内的一行人,从上海出发来宁波拍摄外景,记录了天童寺内传戒等内容。返回上海后,邵氏兄弟把摄制组在天童寺拍摄的内容,连同在宁波拍摄的其他风光影像编入公司创业作《立地成佛》中。

  《立地成佛》公映并大获成功后,邵氏兄弟再度来到宁波拍摄外景。1926年3月,天一公司在拍摄梁山伯与祝英台爱情传奇的古装片《梁祝痛史》时,再度将宁波作为指定的外景地之一。该公司于当时《申报》上发布的新闻称:“天一公司开摄《梁山伯祝英台》新片,其外景采自苏杭甬等处,搜罗梁祝古迹,以符实情”。该影片由胡蝶等明星主演,是首度将梁祝故事搬上中国银幕的电影作品,在讲述梁祝传奇的同时,作为梁祝文化发源地的宁波及其文化景观也随着影片公映出现在中国银幕上。

  宁波籍影人拍摄宁波外景

  除了邵氏兄弟,宁波籍的影人任氏兄弟(任锡藩、任矜苹)也曾选择在宁波拍摄不少影片。上世纪20年代后期,当时在上海很有知名度的文化名人任矜苹、任锡藩兄弟先后创办了新人、锡藩影片公司。1927年12月,任矜苹创办的新人公司为拍摄侠义冒险片《鸳鸯剑侠》,赴宁波拍摄外景,该片由任矜苹编剧,其兄任锡藩担任导演,为拍摄外景,公司组织了规模庞大的摄制组。12月,任锡藩率领公司演职人员五十余人,来到宁波拍摄了大量外景,“摄成九千余尺……极为满意”。1930年,任锡藩自己创办的锡藩公司拍摄古装剑侠片《金鸡岭》,也选择前来宁波拍摄外景。

  《金鸡岭》讲述兄妹二人四海行侠,专与匪徒、恶霸作对,为社会谋福的故事。片中有一场火烧刁家庄的外景戏,为制造逼真而壮观的银幕效果,任锡藩选择来到宁波拍摄外景。该年8月,锡藩公司工程部的全体工匠赶赴宁波,搭建房屋十余幢作为片中“刁家庄”外景。该年9月底,公司摄影队百余人乘轮船来宁波,拍摄火烧刁家庄的高潮戏,并拍摄了宁波的部分实景。在完成约半个多月的拍摄工作后,摄影队于10月11日返回上海。影片于次年(1931年)1月11日在上海首映,定名为《火烧刁家庄》,获得观众的欢迎。

  宁波风情吸引众多影人

  除了宁波籍影人以外,民国时期宁波的人文资源与风土人情,也吸引了不少非宁波籍的影人前来拍片。

  根据记载,1926年3月,上海某电影公司前来宁波城内的府学(现中山公园附近)拍摄外景。1926年底,当时新成立不久的上海华剧影片公司,为拍摄影片《乱世英雄》来到宁波天童等地拍摄外景,该公司的张惠民、吴素馨等十余人来到宁波,拍摄了片中“海边情话”、“峻岭擒酋”等惊险浪漫的内容,影片主创人员在拍片之余还与宁波当地的文化名人进行了交流。

  除此之外,宁波悠久的渔业传统,丰富的海洋资源,也吸引了一些电影工作者前来宁波拍片。1933年,上海艺华公司拍摄反映备受恶霸压迫的普通渔民苦难生活的影片《中国海的怒潮》,将外景地之一选择了宁波陶公山的东钱湖。该片作为左翼电影的重要作品,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真实地展现了当时普通渔民的苦难,呈现出尖锐的斗争锋芒,公映后获得各界广泛关注。

  1933年9月,上海联华公司的导演蔡楚生,率领30多人的外景队赴象山石浦拍摄《渔光曲》的外景。蔡楚生、周克、王人美、罗朋、韩兰根、聂耳等主创人员,在艰苦的拍摄环境中,以写实的手法摄制了当地渔民的大量实景。影片的主演王人美在其回忆录《我的成名与不幸》中,曾这样谈到当时在象山的拍摄工作:“石浦葫芦头一带有成片破烂不堪的茅草棚,那是渔民们在岸上的栖身之地。蔡楚生决定在这里拍摄渔民徐福家的外景。为了真实地摄下这一场景,他(导演蔡楚生)和摄影师周克等人,爬到大金山山腰上拍鸟瞰图,还东渡石浦港到对面东门岛,从侧面拍过来。甚至,有一次,冒着大雨,拍下了破茅屋在风雨中飘摇的悲惨景象”。上述实拍的外景,以写实的影像记录了当时象山普通渔民真实而艰苦的生活环境,极具震撼力。《渔光曲》公映后在上海创下了连续放映84天的纪录,并荣获了1935年苏联国际电影展览会第九名的荣誉奖状,成为我国最早获得国际奖项的故事影片,也将宁波渔民真实的生活影像带到了国际上。

  纵观民国时期中国电影中的宁波影像制作,因影片保存不善等种种原因,除《渔光曲》外,早期中国电影工作者在宁波拍摄的影片今天多已不存,我们也无法从银幕上更多地目睹民国时期宁波的风采。但这些影片的制作经历,仍有其重要的值得我们今日思考的文化价值。

  早期中国电影之所以对宁波青睐有加,首先要得益于宁波富有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天童古寺、高山大川、海洋等文化资源,对电影制作者有较大的吸引力,源自地域的自然、历史与人文传统风貌,吸引了早期电影工作者前来宁波拍摄影片。其次,早期中国电影能够选择宁波,也离不开宁波籍影人的努力。以邵氏兄弟、任氏兄弟等为代表的早期宁波籍影人,虽然身处上海,却始终不忘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对故乡的风物、人情与历史典故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在电影制作中会想起自己的家乡,并将故乡呈现于银幕之上。也正是这种对故乡的深厚情感,促使民国时期的宁波能够一再与中国电影制作结缘,并在中国银幕上留下自己的历史影像。(转载《宁波晚报》2011年5月1日 星期第A18版:人文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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