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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共成立90周年专刊——主义之花

发布日期:2011-06-29访问次数: 字号:[ ]

“她们跨越性别,直接与主义热烈拥抱”

——专访《主义之花》作者王旭烽

《主义之花》作者王旭烽

 

   此次前来鄞州出席《主义之花》首发式的王旭烽行程匆忙,她年轻的时候当过音乐老师,因此晚上还要赶回去参加红歌会的排演。
  在首发式后的专访中,最初的话题落在建党90周年这一时间节点上。“这应该是写这本书的直接动因,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契机,我也许不一定有机会写这样一本书。”在王旭烽看来,这本《主义之花》和之前以鄞州四大家族为主题的 《家国书》,就像是她写作历程上绽放的“并蒂莲”。
  因为这两本书的写作,她对鄞州地域精神有了更深领悟。她的母亲曾在横溪上的中学,因此她一直把鄞州当成自己的家乡,此次在书中出现的鄞州和宁波革命女性群体,让她再次受到震撼:宁波开放的、海纳百川的、惊心动魄的海洋精神。
  “《主义之花》是一种对于群像的描述,是革命百花园里盛开的鲜花,对她们的命运和情感进行阐述,但因为篇幅所限,内心和细节的刻画以及更多女性特有的柔肠没有展开很多。”
  这也是王旭烽个人写作史上少有的特别强调女性视角和女性体验的一次经历,她以花来象征这一独特的女性群体,表达出革命者的美丽。她欣赏她们的精神和风骨,为她们的理想、信仰的执着而动容。
  “女性是先在心灵上解放自己,再去解放全人类的。”在她笔下的那些女革命者,在她看来大多是先爱上了男人,然后才爱上了革命,是被男革命者指引着走上了那条为了光明和理想而献身的道路。这样的追随,这样对主义的拥抱,使王旭烽如此感慨:“她们已然越过了男性与女性,为了人类的解放,她们跨越了性别,直接与主义热烈拥抱,抵死相随。”她的这段话印在了《主义之花》这本书的封底。
  以鲜花喻人的王旭烽并非仅仅是因为“女人如花”而想到了这样的手法。昨天现身首发式,她化了妆,穿着柔软的丝质衣裙,清新淡雅,她说是为了特别配合《主义之花》。“其实平时的我,是非常具有女性特质的,但因为名字不够女性,在写作的过程中也没有刻意强调女性视角,因此没有特别被发现。”
  很女人的王旭烽也喜欢花,她养过绣球花、桂花、芍药等,还常把花买回来,办公室里也会有美丽的插花。书里提到了这么多花,她说更喜欢别致一点的花:紫罗兰、勿忘我、栀子花等。如果选一种花比喻自己,王旭烽选择白玉兰花。她在书中将这花给了杨之华:“因为她是很纯粹的知识女性。”

湖山芳魂 主义之花

    这部名叫《主义之花》的纪实文学作品,是眺望着秋瑾墓的方向书写成的。如果说与上一部著作《家国书》有什么渊源的话,应该是前部书以浙东四大家族群像为主角,构成百年家国意象;而此书则以近现代浙江革命女儿为星辰,企图遥布成深远迷人的星空。两部书就此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姊妹篇,延续着多年来我一直思考书写着的一个主题——信仰与人。
  浙江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思想酝酿最早的诞生地之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时,浙人比例居多。浙江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地,而在这些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之中,浙江的女性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
  两浙女儿给人的印象为温柔婉约,娴静有佳,但在吴山越水之间还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以她们的主义与信仰交织成青春、爱情与鲜血,她们彷佛被赋予了某种神性的气质,构成了绚烂狂热夺目的花样群像。
  我在本书中涉及到的革命女子,几乎都是与男儿有着非凡情感经历的女子。我也把我的叙述重点,放在她们内在的情感经历之中。
  为主义而革命的女性,或许在不少人的潜意识里,已然构成一个文化悖论;如果你是一位女革命者,那么你怎么可能还是一个具备了完整特质的女儿呢?你的内里便定然是男性的,你仿佛就是图有女子外表的男子。试想,有谁不以为革命是雄性的!
  我现在想要探究的却是这样一个“主义而又女性”的命题:她们固然是“主义”的,但她们更是“鲜花”,是主义的内质与鲜花的形器,是最激烈的真与最温柔的美的合二为一。诚如一位诗人所吟颂的那样:
  她的心就像石头一样坚强,
  就算破碎了,那也是,那也是石头;
  她的爱就像花儿一样善良,
  就算天黑了,那也是,那也是花儿;
  因此,全书33位女性被叙述者,都对应象征了一种花世界中的鲜花,如秋瑾为菊,如陈修良为牡丹。
  在中国革命史上,陈修良当得上是一位极其特殊的女性。
  将近一个世纪,她与她家族的革命经历,尤如一串珍珠中的链条,串起了浙江众多女性革命者的珍珠,构成了一条革命纵贯线,横生牵挂,托起多少革命之花,络绎不绝地开放在历史的革命大树之上,形成本书鲜花盛开的大格局。
  33位革命女性中,最后一位,是以梅为象征的女地下工作潜伏者朱枫,她也是陈修良少年时代的闺蜜。
  1949年10月1日,陈修良的丈夫沙文汉登上了天安门检阅台,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那登高一呼。而11月,沙文汉和陈修良这对革命夫妻,终于在南京玄武湖旁正式会师。有谁会想到,就在万众高呼,礼花升空的狂欢里,有一位越中女儿,陈修良当年的闺中密友,肩负信仰给她的使命,秘密潜行,别夫抛子,踏海万里,又一次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呢!以陈修良为纵线的“主义之花”,终于串列到最后一朵鲜花了,牡丹在这已是悬崖百丈冰的峭凌时节,将与怎么样的同类含泪含笑相逢呢?
  清明前夕,我曾捧着这罐珍贵的普洱茶,带上我平时珍藏的两只龙泉青瓷盏,由曾经专访过李敏恋人王甸老人的四明山小老乡黄溪鸿陪同,专程来到了宁波鄞州章水镇樟村中心李敏等烈士当年的就义之处、李敏烈士的新修墓前。
  陵园负责人告诉我们,这些年来,每年清明之前,他们都会收到来自云南的王甸老人寄来的花圈款项,由于年老体弱,他无法再从那遥远的西南边陲赶来祭奠,只能委托陵园代为扫墓。陵园方面无比感动之余,也再三请王甸老人不必再寄买花圈的钱,他们会帮助他了却年年清明的心事。王老却说这是万万不行的。我闻之亦为王老的深情感慨。中国人的传统,若进殿烧香,再穷,那支香钱还是得由发愿者自付的。在这方面,我们革命者的传统也和我们民族的传统完全一致。
  告别烈士墓,将那两杯青瓷盏盛泡的普洱茶留在了墓前。渐行渐远,回头看,烈士墓嵌进了众多烈士碑墓之中,那两盏芳茶,竟然就成了青青的小小的一点。此时,我想起了我母亲和我的姨妈。六十年前,母亲身着月白旗袍,穿过百里坟场,投奔革命之际,我姨妈因为已有孩子无法共去,则扯下被单做成衬衣,支持家人投奔革命,又摘下金耳环献给农会,投身土改。当她们垂垂老矣之时,我常常无法想象她们年轻时的激情——或许那也是可以理解的,激情如果不经历感同身受,又怎是想象得来的呢。

 

少女时代陈维真 

 

沙文汉与陈修良 

李 敏 

 

 陈 馥

 

晚年周月林

 

 陈修良

沙孟海、沙文求、陈修良在上海戈登路若榴花屋

   沙孟海人在上海,陈修良每周一次把作业寄往沪上,再由沙孟海批改后寄回。沙孟海非常赏识这位女弟子,深信此女日后必有出息,教她临摹道因法师和王献之的十三行,还为她取了个学名“道希”。在沙孟海的影响下,陈修良一度的理想是成为优秀的女书法家,那就是20世纪的管夫人吧。沙孟海曾指导她写条屏等书法作品,并精裱珍藏。时隔六十多年,沙孟海将它完璧归赵。
  沙孟海不曾想到,虽然跟着自己学书法,但她却成为四弟沙文威的崇拜者,因为那时的沙文威,已经是宁波学界的学生运动领袖,正是通过这位后来改名史永的中共优秀谍报人员,陈修良走上了革命道路。——摘自《主义之花》
  陈修良,浙江宁波人。曾任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是浙江共产主义发展史上一位极其特殊的女性。
    

李 敏

 

  王甸来到了樟村史家山,山下已经聚集着不少人。敌人杀害了李敏和她的战友,还贴出告示五日内不准收尸。可是李敏牺牲的第二天晚上,乡亲们就把她的遗体偷运了出来,埋葬在史家山。
  心如刀绞的王甸,与几个青年山民抬来了一口棺材,拿起山锄、铁镐,动手挖掘。刨掉一层表土,铲去冰渣,王甸急不可待地俯下身去,伸开十个指头,往外扒土。于是,山锄放下了,铁镐放下了,人们也都跟着王甸蹲下身去。多少手指渗出了血,寒冷彻骨的冻土混着血丝……李敏的遗体露出来了。王甸轻轻地拂去她身上的泥土。没有人召唤,没有人暗示,众手相托,将女英雄的遗体拖到了平放的棺材盖上。王甸扑了过去,他抚摸着李敏乌黑的秀发,泣不成声。随后,他取出随身带着的一把剪刀,剪下一绺青丝,用红丝线扎好,夹进自己的本子里。又从腰间取下短枪,将一方包枪的红绸布盖在了李敏的胸前,他的滴滴泪珠,洒落在红绸布上。最后,他又拔出钢笔,在随身带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行悼文:“面向死亡,我们仰天大笑,我们像李敏一样坚强!愿共勉之,介绍人甸。”写完了,他撕下纸片,划上一根火柴,将它燃烧在李敏的灵前。
  ——摘自《主义之花》
  李敏,浙江镇海人。1943年任中共鄞江区委书记。1944年被捕,受尽酷刑,壮烈牺牲。二十岁的生命,最美丽的瞬间,永远定格在那个冰冷的雪天!
 

陈维真

 

  1938年,三十八岁的徐承志和三十一岁的陈维真结婚,徐承志从此便做了陈馥的大女婿。
  婚后他们夫妇二人转移到了重庆,在中共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的领导下,开了一家小工厂,专门掩护办事处架设秘密电台。后来二人又一同前往湘潭、桂林等地从事机器制造工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出资办工厂支持抗日。1944年,因日军逼近桂林,徐承志转移到贵阳重建工厂。陈维真以三十七岁的年龄在战乱中难产,不幸死于桂林,留下了一个男婴,取名徐长洪。
  就这样,八年抗战,三年国共内战,陈馥与陈维真夫妇完全失去了联系。直到1954年,正在上海市妇联工作的徐镜平收到了堂弟徐承志发自贵州的信。这才知道,陈维真已经死于战乱。
  不久,徐承志带着九岁的儿子长洪,出现在陈修良面前。孩子没有母亲照料,衣衫破旧,看着令陈修良心酸。徐承志托当姨妈的她收留下孩子,抚养成人,陈修良一口答应了。从此,徐长洪就留在了沙文汉家里,从上海到杭州,进了干部子弟学校。
——摘自《主义之花》
  陈维真,陈修良胞姐,早年投身革命,1944年于战乱中死于难产。一生有过两次婚姻,选择的人生伴侣都是出生入死的共产党人。
 

陈 馥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我与沙文汉同志两人都被错划为 “右派”,那个家也就被拆散了。幸而母亲尚留存旧居可以安身,她与阿黄姐决计重返上海。母亲对于个人的得失,并不留恋什么,她只是非常不理解,这样的老党员,出生入死,度过了大半生,为什么一夜之间都成了“人民的敌人”。
  十一月间,母亲终于走了。那天下着雨,她与阿黄姐两人同坐在三轮车上。母亲忽然一面伸出一只手来握别,一面说:“我要阿福。”声调是凄凉的,包含着生离死别之感。沙文汉同志后来终于死于杭州,再也没有看到我的母亲。当时他苦痛地望着三轮车驶出门外,雨还在下个不停,好像苍天也在为人们的生离死别流着同情之泪!
  ——摘自 《主义之花》
  陈馥,职业革命家陈修良的母亲,是从旧式女子的老路上一路行来的革命母亲,宽厚仁慈,深明大义,人称“众家姆妈”。

(原载《鄞州日报》2011年6月29日第A7版:永恒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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