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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儒王应麟的人生建树

发布日期:2011-07-11访问次数: 字号:[ ]

主讲人 郑纯方

  “魅力开封”特邀主讲嘉宾,先后主讲《品读东京梦华录》、《评说杨家将》等二十余讲,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开封市作家协会名誉理事。从事诗歌、歌词、散文、杂文、小说、论文等创作五十余年,并专注于宋代历史文化研究。歌词《中华旅游之歌》获2001年世界旅游日中国主会场(宁波)征歌一等奖,散文集《天堂的桥》2004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特色,城市经营之道》等10余篇历史及城市文化论文在《中国文化报》等国家级报刊发表。

 

  在历史文化的天空中,王应麟无疑是一颗闪烁在宁波上空的文化明星。以《三字经》为代表的历史经典,奠定了他不可动摇的地位。任何作品创作之初都有一个触发点、起因和特定的背景。我想,王应麟当年在县学街念书巷自家的院落里辅导孩子,当时挺发愁。四书五经虽然好,但不适合孩子们。可是课本在哪里?找谁要?王先生只有自己动手。他受到夫人郑氏的启发,觉得童谣和顺口溜一类最适合,接近孩子爱玩耍的天性,哼着唱着就记住了,背会了,于是就有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所以,《三字经》就是宋代最早出现的启蒙课本,是根据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文化读本。王应麟也是中国快乐教学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一人。

  我们今天全面考量王应麟的儒学文化贡献,不能只讲《三字经》,还应包括他为官从政的经历。他所经历过的一切,都有着值得我们探讨和追寻的课题。


  继承和发扬了清官文化

  在南北两宋300多年的时间里,从北宋的包拯到南宋的王应麟,一直有一条清官的红线贯串着。不过包青天的名气比较大,王应麟的事迹尚鲜为人知。王应麟曾经在南宋三位皇帝的驾前为官,执掌政事,官至吏部尚书(一说是礼部尚书)。他为人正派,又有学问,风度儒雅,他要直接为朝廷选拔任用官员,唯才是举,选贤任能,不搞亲亲疏疏那一套。譬如,在一次廷试中,王应麟发现并向理宗皇帝举荐了文天祥,就是一个慧眼识英雄、荐忠臣的典范。他与文天祥素不相识,没有来往,彼此的关系很干净,就是千里马与伯乐的关系。也许,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在《三字经》上了,把这个亮点给忽略了。

  1.严格自律,特立独行。在南宋末年,朝廷上层与士大夫阶层纷纷追求浮华享乐的生活,不思富国强民,所谓“临财苟得,临难苟免,好利逐财,不讲儒道,世风日下”。王应麟对此非常反感,呼吁“行己有耻,特立独行”的做人为官之道。要保持洁身自好,绝不随波逐流。并且从我做起,廉洁简朴,努力以一己之力,引领社会风气的转变。在那样一个大环境下,敢于与贪官奢靡作斗争,是北宋包拯的清官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奢者富不足,俭者贫有余;奢者心常贫,俭者心常富”,王应麟的这段名言至今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富人过着豪华的生活还是不能满足欲望,清廉的人过着清贫的日子往往还有结余;富人虽然富有但是精神贫穷,勤俭的人虽不富裕但却是精神的富翁。这段名言也继承发扬了孟子的思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2.学为国用,杜绝虚假。在执掌科举考试大权时,倡导“学为国用”,端正学风,坚决煞住投机钻营的歪风。批判了朝中有人提出的“立身需谨慎,为文且放荡”的说法,主张“作文与做人实为一道”,把文风问题与做人、国运等联系起来,树起了“学为国用”的这面旗帜,给学界和官员们带来一股清新之风。

  3.守住家门,腐败无门。王应麟担当殿试复试考官,面对当时内忧外患,努力为朝廷选拔人才,曾先后推荐了文天祥、陆秀夫等优秀人才,既有识人慧眼,又有用人肚量。当时的“内忧”主要是腐败之风无孔不入,巴结的,送礼的,托人情的,王家几乎门庭若市,挡都挡不住。王应麟非常厌恶,又难以招架,不得不派了几个魁梧的大汉把住门口,不论什么人一律挡驾。俗话说:病从口入,家门往往是腐败的入口。守得住守不住家门,对官员绝对是最实际的考验。家门一旦开了口子,清廉就成浮云!

  “外患”是指金兵的步步南侵,急需要选拔人才,担当起保家卫国的重任。所以王应麟为国举贤,有着强烈的紧迫感与责任感。

  4.勇斗贪官,善用智慧。王应麟敢向皇帝进言,清除奸佞,振兴国运。王应麟揭露批判大贪官丁大全,曾经遭到陷害,被罢官流放,罢官流放也不妥协,继续举报揭发。在监察御史的帮助下,终于斗败奸佞。后来王应麟做了地方官,依旧同各种奸佞和贪官斗智斗勇,尤其讲究智斗。其中他智斗权臣贾似道,在赏月酒会上迫使贪官们为赈灾捐款的故事,让人很解气,很佩服,也很感动。反腐倡廉也需要很高的智慧和斗争的艺术。尤其当上级有贪腐行为时,更需要斗争的技巧。

  填补了儿童教育的一项空白

  《三字经》这部经典有别于唐诗宋词那样的文化读本,开启了眼光向下、从娃娃抓起的历史文化进程。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专门为孩子写书的文化大家。《三字经》最大的不同,是它把自己定位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点上,注重其实用性和亲近性。所以,它是一座历史文化的丰碑。

  1.《三字经》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像孟母三迁、五子登科、孔融让梨等,脍炙人口,这与那些空洞说教的东西有着天壤之别。孟母和窦燕山是好母亲和好父亲的典型,是王应麟为家长们找来的榜样。家长该如何解决孩子的学习环境问题,如何用科学的方法辅导孩子,是最现实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当然现在是与时俱进了,家长买房时要考虑到是否有名校?生活环境与学习环境要统筹兼顾;父母没有时间和精力辅导孩子,就送他们去各种补习班、特长班,花再多的钱也舍得。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三字经》是儿童读物,它也是父母的读物。现在有多少成人背《三字经》能超过四句、八句呢?建议大家别没事偷着乐,也偷着背点古诗词、《三字经》,为了孩子,充实自己;亲近经典,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2.《三字经》对一些名人典故能批判地运用,化腐朽为神奇。譬如对“三纲五常”的认知,就与封建礼教的思想有根本的不同。不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而变为“君则敬、臣则忠、父子恩、夫妇从”,国君要尊重臣子,臣子要忠于朝廷;父子之间不但要尊敬与服从,更要讲究亲情;不但要妻子顺从丈夫,丈夫也要顺从妻子,达成共识,共同持好一个家庭。这些思想已经具有了当下社会和谐思想精髓。应该说王应麟具有很高的文化判断力。

  3.对历史人物有自己的积极评价。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北宋宰相赵普。《三字经》说:“赵中令,读鲁论,彼既士,学且勤。”赞扬他身居宰相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在努力学习《论语》等经典,充实自己。应当学习他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实际上赵普出身是小学教师,文化修养有限。当时宋太祖和朝中的大臣对他颇有微词,认为他学识不够。赵普不同意,他说:“我以半部论语帮助太祖打天下,以半部论语帮助太宗治理天下”,怎么不够了?这就是名言“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由来。不过,儒学经典与自己个人的经验相结合,倒是赵普当政的一大特色。王应麟避开历史上的是非争论,把他当做了一个励志典型,是非常独到的。

  4.《三字经》普及知识简明、得体。《三字经》对基本常识的普及,譬如天象、气候、节令、文化传承,以及历史朝代的更迭情况,都介绍得非常简明、得体。不仅孩子读了能明白许多知识道理,成年人也可以开卷有益。我们说《三字经》至少有两大读者群,即儿童乐读,父母必读。他们要占人口总数的七八成之多,非其他经典可比,也非现代的畅销书可比。

  5.《三字经》丰富了汉语言文化。大凡经典,都会创造出一些成语、典故。《三字经》里的成语并不多,“玉不琢,不成器”这个成语非常知名,在今天的使用率依然很高。用琢玉成器来比喻育人成才非常贴切,明白浅显,一点儿也不深奥。这就充分表现了王应麟驾驭语言的能力。

  开创了通俗诗歌写作的典范之路

  唐诗大体上流行在文化人士大夫阶层,宋词与音乐结合,开始拥抱市民大众,《三字经》则是通俗诗歌体读本,体现普及教育和形象感染的双重功能。

  1.追求诗歌的通俗易懂。唐代诗人白居易最讲究诗歌的通俗易懂。他每写一首新诗歌,都要拿给邻居老太太读一读,老人懂了,他就满意了;老人家不明白,他就拿回去再改。这已经传为历史的佳话。王应麟比白居易走得更远,做得更实在,他让自己的长篇诗歌《三字经》,像童谣儿歌一样飞翔在孩子们的童年岁月中,提供文学营养,伴随他们的成长。史上有哪一部经典可以做到呢?《诗经》做不到,唐诗宋词也做不到。

  2.继承经典,直接弘扬了五经之一的《诗经》的文风。《三字经》像诗经一样,学习了民歌的上口、易记。所以,我们说王应麟还是一位通俗诗歌的大师级人物,大众文学的先行者。

  《诗经》作为古代的民歌总集,其艺术手法被概括为“赋比兴”,赋是循环似的抒情,铺陈有序。比兴就是比喻兴起的诗意的联想,由比而兴,触物生情。这些手法在古诗和新诗中一直都在应用,《三字经》可谓驾轻就熟。譬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都是典型的比兴实例。

  那么,“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这就是一种赋的铺陈手法了。我觉得《三字经》由三才、三光,到三纲,仿佛信口说出,顺理成章,非常符合我们的思维习惯,方便理解和记忆。

  3.《三字经》对三字句选择的艺术眼光。

  我想三字句的好处无外乎:一是句子短好记、好读、好吟唱,因为主要对象是孩子,所以短句是必需的。即使成人,也是如此;二是三字句读起来上口,顺口,节奏感强,可以用最少的语言容纳更多的内容,化繁为简,把深奥变为简明,是一种艺术功力;第三,“三”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犹如为人处世的一个节点。事不过三,三点成一直线,三角形的稳定性,举一反三,朝三暮四,三人行必有我师,新官上任三把火,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其实,《三字经》用三字句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两个字是词语,不是诗句!三字句真是“一个都不能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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