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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无产阶级战士——朱镜我早期革命思想

发布日期:2011-07-29访问次数: 字号:[ ]

朱雯雯

 

  自有人以来,思想的活跃从来都伴随着人类活动的活跃而发展,社会的每一步变迁无不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变迁。春秋战国的百家论战,近代欧洲的文艺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莫不如此。中国走入近现代史后,社会革命蜂涌而至,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们的革命者在进行切切实实地枪杆子的斗争同时,更有大批的思想者、学者用自己的笔杆子争斗和捍卫着自己的信念。

  朱镜我,作为创造社的重要成员之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之一,以及左翼作家联盟和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以一名文化战士的形象,以笔杆子为武器从事着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并发展延伸至革命的实践中,他不仅为马列主义及其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一、思想武装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掀起产业革命,随之产生的一大批的工人队伍形成了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与此同时,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开始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日本,但由于当时不同阶层对新思想的认知差异,这一思想只是在少数的进步分子中间传播。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使得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和普及,加之早有准备的阶级队伍,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由此展开,而作为运动中的意识形态产物,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得到发展。

  日本社会所经历的这一切,给朱镜我以强烈的震撼。在耳濡目染当地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同时,他时常与留日同学讨论河上肇等一批进步日本人士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论著。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朱镜我对马列主义的认识逐渐加深并不断系统化,最终坚定地选择了马列主义。一天,朱镜我看完有关列宁的相关评书之后,已至深夜,但他仍然心潮澎湃,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非常快活,觉得人生有一些意思。夜里看杂志,至一时始睡,从来没有这样热心看过,一半是材料有趣,所以容易引起注意,一半是李宁底伟大,使人要知他底底细。看了三个人底评传,都能表出李宁之所以为李宁。现在一般的所说有为之人,大概有二种形式,一种是李宁式,一种是威尔逊式。前者代表Proletariat(无产阶级)底社会改造者,后者代表Bourgeois(资产阶级)底改良社会者。二者各有好处,以我所好,宁取前者底态度,盖较为痛快耳。李宁死了,但李宁底精神不死,要想改造社会,非有他底精神不可!学历才智,是不能个个人能够创造,但这种精神,却可学而知之。”[1]由此可见,朱镜我对马列思想及其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热爱已溢于言表。

  19244月,朱镜我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毕业后便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系,专攻社会科学。关于他对专业的选择,朱镜我曾在他的日记中说过:“社会学固当研究社会底本质及其发展的过程道上底法则,进而树立社会的理想,知道社会的去趋”[2]。然而,大学中教授们对课程的讲解并不能让朱镜我感到满足,对大学生活颇感失望的他开始依靠自己通晓英、德、法、日四国语言的便利条件自修社会科学理论。朱镜我“主张革命,坚持真理,善于辩论,对错误言论能据理力争,寸步不让,” [3]在进行有意识地自我思想改造和努力的过程中,确立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并在此阶段打下了较为扎实的理论根基。无怪乎,当1926年夏衍与朱镜我等进步青年接触后,马上明显地感受到了“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4]1927年,朱镜我于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

  二、投身革命

  毛泽东曾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对第一次国内革命后的中国革命进行了描述:“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当时的中国革命进入到了由无产阶级单独领导,以农村武装割据、实现土地革命为主要形式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5]。文化革命,无论是在反革命“围剿”,亦或是文化革命的深入方面,都对中国革命的推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在实践中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文化阵地中,创造社是一个不得不涉及的文学团体,前期的创造社主张自我个性的表现和张扬,强调文学要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表现出典型的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部分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因时势的变迁逐渐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社会的变革,由单纯的自我情感的抒发转向于对现实社会革命的思考和忧虑,创造社的方向也由此改变。创造社后期出版的期刊《文化批判》的发刊词就引用了列宁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创造社成员在加强自身无产阶级理论修养的同时,积极通过自己的实践将一系列的无产阶级哲学社会学理论传播给广大受众。在他们的影响下,在文化领域内,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不断增长。而提及创造社的这一改变的坚决性,无不与朱镜我等一批在日留学的进步青年有莫大的联系。

  在日本深受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影响的朱镜我,深切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认为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应该与在政治领域一样,占据主导地位。1927年二、三月间,郑伯奇受创造社的委托到日本来联络新同志,朱镜我得知此消息之后,主动赶去和郑伯奇参加讨论。他和冯乃超、李初犁等向郑伯奇表达了希望创造社改变方向,由原先的小资产阶级文学性质转变为无产阶级文学团体,“起而倡导无产积极革命文学” 的建议。当时,大革命的失败使得国内有志之士处于迷茫和彷徨中,郑伯奇回国后,向创造社主要领导成员传达了这些热血青年的建议,创造社为了加强创造社的力量,在1927年以成仿吾为代表抵达日本,特地邀请朱镜我等一批进步青年回国参加创造社,表达了改变社团方向的决心。而另一方面,朱镜我也毅然放弃了正在日本研修的学业,回国投身于革命文学的事业中。他认为,大革命的失败固然令人沮丧,但广大的无产阶级已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为此,需要用革命思想来武装头脑,以此为条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习和传播就显得尤为重要,革命文学也因此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媒介得到了广泛的倡导和应用。

  回国后,创造社即开始了改变社团方向的行动,为应对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决定采取两条防线,“即以朱镜我为主编,加上新回国的其他人员,尽快出版并办好《文化批判》,担负起宣传马列主义,倡言革命文学的任务,战斗在第一线,旧有的《创造月刊》则利用历史关系仍保持文学刊物的特色,但将重点转到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方面,逐渐改变面貌。”[6]

  三、前期的革命实践

  从1927年年底到1928年年初是革命处于低谷的时期,国人们心胸愤懑却“哀号遍野”,朱镜我及其一起工作的同志们深感自己的责任之重,在以他们为主要人员而编辑出版刊物上,响亮地喊出了“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口号,大力提倡无产积极革命文学,并公开宣称它是阶级斗争的文学。“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使大革命失败后一度沉寂的革命文化活动重又活跃起来。”[7]

  1.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呼号者

  毕业于社会学专业,再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专注和热情,无论是唯物辩证法,还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可以说朱镜我的理论基础都是扎实的,而他也能以此理论为指导对社会现象进行相对中肯的分析,无疑,那样的声音在当时成为了时代的强音。

  20世纪初的中国,马列思想的传播还仅仅是个开始,许多的译著也是由日本传来,译者在进行译著的过程中难免遇到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加之新文学运动之后现代汉语的使用并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规范,这就使得受众在接受过程中产生了困难。朱镜我的文字往往能够深入浅出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阐述,而不仅仅是对原文的引用,这样,让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接受度大大提升,不仅如此,理论本身也因为它的无产阶级性自然地获得了有志人士的亲近和探讨,从而得到了认可和传播。

  在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创造社的主要刊物之一《文化批判》于1928年115日创刊发行。朱镜我的《科学底社会观》发表于该期刊物中,作为杂志创刊号中的一篇文章,朱镜我初步阐明了马克思历史唯物观,并分析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从而对当前社会的性质进行了说明,并尖锐地指出,当前社会的性质并非“天里降下来的,与经济的物的现象一般的,是与社会底经济的构造,有一定的,内的连络的必然的关系的”,而作为资产阶级,即“有产者团”,“逼迫一切的国民,假使他们不愿意灭亡,也要采取与他自己一样的生产样式”,“支配今日的世界各国的生产关系的,即是先进诸国底支配的生产关系。所以现代的革命,无论是内战或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底分离运动,皆含有世界革命底性质,换言之,对于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底功过上,不是彻底地实行下去,则革命必不能成功。若对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问不闻,则其为反革命也,更属彰明昭著!”文章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阐述转而提出当前革命的必然性和坚决性,尤其对革命的方向性进行了由浅至深的梳理,令人信服、振奋。在《科学底社会观(续)》中,朱镜我又进一步分析了“阶级的科学意义”,指出“决定阶级的并不是表面上的收入的多少与形态,却是“人的分配”与“物的分配”乃为决定阶级关系的基础。” 他始终秉持唯物论的观点,并将这种观点运用在实际现象的分析中,不仅加深了受众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解,而且对当前社会性质及各种历史现象有了更为科学和理性的认识,为培养大众的无产阶级意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除了纯理论的推介,朱镜我对国家、民主、自由等社会问题的分析鞭辟入里,对马克思哲学的运用游刃有余,他认为,道德规范、思想观念、法律等一系列意识形态产生的原因及其实质,即“依存于阶级,集团及职业种类”等物质形态,“为维持当该社会,阶级及职业底存在”。但是,由于朱镜我过分强调阶级性,每每将其观点与阶级性相关联,这又使得朱镜我的思想过于偏激。他认为:“理论绝不是单靠着有实践的根据,才能成为真正的理论;这是根据于革命的大众的实践的要求,及对于此种自然生长的要求,加上一种有意识的,有计画的,合目的注入,方才能成真正的理论——革命的理论。”在他看来,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才称其为真正的理论,那么一般中性的理论呢?诚然,作为一个后来人来看,他的论点未免有失偏颇,文化的多样性决定其任何思想都有存在的根据和意义,但就历史的特殊性来分析,朱镜我尽管没有更加客观地对某些理论进行阐释,换一种角度,却用他无产阶级的激情为社会注入了革命的活力。

  身为一名“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朱镜我热情地推崇“普罗列塔利亚”思想,号召“普罗列塔利亚特用他们自己独特的方法,——唯物的辩证法——固有于自己的意识,——无产阶级的意识——去阐明精神的生产之依存性,它之阶级性;解剖布尔乔亚社会低底意德沃罗基(意识形态)之麻醉性,暴露它底虚伪性及欺瞒性;还它一个赤裸裸的正体”,同时他还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重要性,以及对革命实践举足轻重的指导意义,认为如果“不以现代的普罗列塔利亚特底立场为立场,不以普罗列塔利亚的意识为意识,只以反抗权威,打倒暴力相号召,则其努力地实践的意志不变成浪漫的个人主义底反动的性质,就会担当空想的虚无主义底反动的支柱之任务。”

  2.执着的革命文学捍卫者

  形势越严峻,革命越汹涌,而其表现形式也呈现多样化。在农村革命深入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战场上,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革命也获得了深入发展。但这种文化的传播和渗透往往承受这来自不怀好意的各方的非议和攻击。国民党政府军为配合军事上的反革命“围剿”,压制革命文化运动,在文化教育领域内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扼杀出版和言论自由的氛围,查禁书刊,封闭书店,逮捕、暗杀革命文化工作者,同时又进行着反动文化的思想宣传。新月派举着“健康”、“尊严”,把革命文学称为“功利派”、“偏激派”、“标语派”,周作人就曾在《文学的贵族性(二)》中,认为把文学当做革命的工具,好比“念咒的妖法”,提倡无产积极革命文学“无异于无聊文士之应制”。《现代文化》以及《民间文化》更是攻击这种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侮辱了艺术的进展,并且强制民众为机械一样的一致”,旨在“用这种文学去供他们夺取政权的野心和工具。”对于此类与现实社会任务相反的论调,朱镜我予以了回击。

  朱镜我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痛斥那些“对于现实的生鲜的现象,故意地隐蔽着自己的视力,不愿意或不能熟视的卑怯者”,“不要再去装着公平的良心的理论的锦袍,来欺己欺人。”[8]认为“‘生活,实践为认识理论所当考察的基本的视角。而此理论,劈头地就该放逐哲学上的无际涯的空论,而进入唯物论’。”

  针对有人对利用艺术施行政治宣传的攻击,朱镜我指出:“一切的艺术,脱不了将阶级底思想,感情及意欲具象地织如入作品之中的一途,因此称它为宣传的艺术,所以由这个意义讲,无论它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是无产阶级的艺术,都可称之谓宣传的艺术。”而在面对“强制民众成为机械一样的一致”的指摘时,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个性的肯定,“阶级地位的不同,教育环境的各异,个人能力的优劣,必然地会生起各色各样的差别。”朱镜我始终未将个人的个性、创造性排斥于艺术之外,相反,他认为作品的外在方面使作品之内的内容能充分表现出来的力量就是作者个人的才能和个性特质。只是,在发挥各自创造性这一方面,自由并非绝对的范畴,因为一个时代的作品势必“受着围绕作者的环境,同时代人的知识倾向,气氛及趣味的规定,而且这种规定比作者个性与作者的规定还要利害。”朱镜我赞成创作者的个性发挥,却也指明,这种个性的发挥无不受着外在条件的各种约束,而这种约束是时代的必然,也是文学的一种普遍规律。所以,“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期,“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的文艺作家,应该以无产阶级的意识,感情及意志去暴露各种社会事实的真相,【以】促进及鼓动无产大众及中坚分子的革命的斗争为目的而从事创作,这是觉悟的文艺作家当面的任务,也是无产阶级艺术论的目前大纲。”

  3.心寄时事的政治家

  朱镜我在每一篇文章中都绝非就理论而理论,他总能够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并进行分析。他尤为关注当下社会所存在的每一个“波澜”,或是为民众所关注的种种。

  面对外界敌对势力对资本主义的粉饰和辩解,朱镜我有着自己理性的认识和理解,他从实际出发,揭露了“布尔乔亚革命时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已远非其主张是所说的意义,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帝国主义的出现早已将从前视为“金科玉律的自由竞争”视为“敝屣”,而从前视为“蛇毒”的“专卖独占”却早已奉为至宝。因此,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民主”不过是自己这一阶级的民主,为了真正实现民主的普泛化,仅仅依靠平和的意识形态的改变是不够的,这是一种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抗衡,唯有“由革命去得到由布尔乔亚支配的解放,建立普罗列塔利亚特底政权”。

  朱镜我在对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的时候,往往能够关注到这一问题的根本,追根朔源,将横向与纵向方面相结合,站在一个相对广阔的角度进行判断。在《满蒙侵略底社会的根据》一文中,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政的干预,以及侵略满蒙的社会根据和原因进行分析,揭露了日本“关于满蒙,尤其是东三省地方,在国防上及国民的生存底关系上,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我国(即:日本)当然要有特别的考虑”这一堂皇说辞背后的险恶用心,指出其侵华的实质。朱镜我还针对从1915年五七事件到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对其在对华策略的转向上进行了剖析,敏锐地指出了日帝国主义“平和”外交下的实质,分析了日本与英美等帝国主之间的侵华利害关系,指出“平和政策是武力侵害底预备,武力侵略是平和政策底延长。”[9]

  作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朱镜我对帝国主义等敌对势力每每横眉冷对,针对1929年12月国民党政府向社会发出撤销领事裁判权的命令,提出了这种行径的可疑之处以及当局政府的可悲,在条分缕析了英、美、日、法等国对上述命令的回复之后指出,大众对于国民党政府“‘自动的’撤销领事裁判权的大事变,丝毫不能有一些幻想!……我们民众若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来推倒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殊的势力,则个别的改良或修改是绝对不能得到,绝对不能取消帝国主义之统治中国,绝对不能将中国从帝国注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朱镜我的判断中,中国要寻求解放,唯有依靠群众的力量,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力量,通过革命的手段来争取,而各种温和的方式只是一种徒劳。

  四、思想的局限

  每每看朱镜我的文章,总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那就是朱镜我对革命、对无产阶级义无反顾的热爱,甚至是几近偏执的热爱。

  在前文中也曾提及,朱镜我在进行问题分析时过分强调阶级,而这种阶级观念自然成为其无产阶级情愫的一种理念化,从而在他的思想中形成一系列类似于机械化的推理和判断过程。也正是因为他对无产阶级理论及其思想的极力推崇和热爱,朱镜我不自觉地将自己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和他阶级建立了一种极端的对立局面。朱时雨就曾撰文指出,由于“朱镜我在日本留学长达十年……,这就决定了他再回国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对中国国内的革命情势、阶级关系和思想文化界情况不可能有深切的了解,……以至有时把资产阶级学者和小资产阶级政治力量一概骂倒,甚至一度将批判矛头指向了鲁迅。”[10]

  朱镜我也曾深刻认识到意识对于创作者的影响,他指出:“社会的诸现象是人们底阶级的生活底成果,与日常的生活活动有极密切的关系,因而,在探求这种问题之时,我们底理论的精神是往往会被阶级精神所操纵,所染色。……理论的归结总是渗透着阶级利益底成见。”

  以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反观历史,往往能够理清一个轮廓,认清一个事实,可是作为身处于当时的朱镜我来说,要想确切地表述,理性的认知确实存在着时空的局限。在朱镜我早期的文章中,多处可见其对于阶级对立的张扬的宣传,但也应该注意的是,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涉世的不断深入,朱镜我的“左”倾在不断地更正和调整,1928年时,朱镜我就撰文指出无产阶级文艺作家应该以“促进及鼓动无产大众及中间分子的革命的斗争为目的而从事创作。”

  此外,朱镜我在不断强调唯物论的观念的时候,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实施了唯心的事实。在《思想》杂志里,朱镜我在月刊第一期的后记中,希望这一期刊能够成为“受困于这阴闷而无发泄的青年们底伴侣”,同时,指出期刊的立场是“把纯正的,科学的思想在合理的形势之下,介绍给青年们;并以这样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及解剖中国地过去的及现存的社会现象,指出一个正确的答案给青年们作参考。”尤其要注意的是,朱镜我在这篇后记中指出“科学的真理”才是“唯一的救世主”。

  从这篇后记可以看出,他十分注重思想意识方面的革命,但正如前文中所指出的朱镜我的极“左”倾向是其前期的弱点,另一方面,笔者认为朱镜我在强调唯物论的宣传时,自己却践行了一个悖论,他对科学真理等意识形态的过分强调,尤其将世界的改变是寄希望于科学的理论,确然是不合理的。但可以理解的是,从朱镜我所从事的职业考虑,他当时主要是通过笔杆子唤起民众的革命意识,传播革命的真理,那么对于自己所作工作给予热望确实是无可厚非。从现实看,尽管朱镜我的努力并没有达到全民众尤其是底层工人阶级都接受了解的程度,但是,却在尽可能多的范围内,让有求新求变并且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年们受到了思想的启迪,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才会惶恐于这样的态势而加紧对文化战线上的工作者进行打击和迫害。



[1]朱镜我,1924428日日记(未刊手稿)

[2]朱镜我,1924129日日记(未刊手稿)

[3]江闻道,还念朱镜我烈士,浙江革命史料选集(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P192~193

[4]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三联书店,1985P96

[5]《中国现代文学史》,第六章,第一节

[6]王慕民,《朱镜我与“革命文学运动” 》,宁波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8期第4

[7]朱时雨,朱镜我生平琐记,新文学史料,198301

[8]朱镜我,《理论与实践》,《朱镜我文集》,海洋出版社,2007P42

[9]朱镜我,“五七”与日本对华政策之变迁,朱镜我文集,海洋出版社,2007P92

[10]朱时雨,朱镜我与左翼文化,浙江学刊(双月刊),1989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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