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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兆昺和奇书《四明谈助》

发布日期:2011-09-27访问次数: 字号:[ ]

    主讲人:周东旭,1984年9月生于浙江象山,从事古典文学、宁波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和戏剧创作。现为宁波文化研究会会员、宁波市戏剧家协会会员、宁波市作家协会会员。有学术著作《苍水诗注》出版。

    在宁波,清人徐兆昺和他编纂的《四明谈助》在文化圈内外都有相当高的知名度,2000年宁波出版社出版了由桂心仪、周冠明先生等人点校的《四明谈助》,2003年重印第二版,据统计,这是近年来被引用率最高的地方文献。但有关徐兆昺的生平,史迹记载很少,倒是在别人与他交往的文献与《四明谈助》这本奇书中,可以让我们从两个不同的侧面,认识一下这位“喜游四明山水”的徐兆昺。

 

  举人堂兄对徐兆昺影响巨大

  在宁波清代道光年间,有一位老先生,他叫徐兆昺,字绮城。用现在的话讲,他就是一个标准的“驴友”,用他自己的话讲“喜游四明山水”。他的生平很简单,他以“明经”终身,明经是明清时代对贡生的一种尊称,贡生是考选府、州、县生员(秀才)送到国子监(太学)肄业的人。他的家世也很普通,家族中没有什么显赫的人物。

  清康熙初年,徐兆昺的曾祖徐君甫从鄞县南乡李家桥迁到城里的咸塘汇(今天一广场的位置)定居,虽然几代人都重视读书,但没有一个人能穿上长衫的,徐兆昺的父亲徐殷重从小丧父,没有上过学,到了乾隆年间,徐兆昺的堂兄徐兆昇考中了举人,选授会稽训导,训导是明、清府、州、县儒学的辅助教职。

  徐兆昇性情耿直方正,不随俗流,亲戚朋友每次请他吃饭,他都不会去,因为吃了饭没什么可以回请。他“一芥不与”,像芥子这样小的东西也不给别人,看上去似乎很小气吝啬,但也“一芥不取”,自然不拿别人一针一线。看待事情很淡然,人也非常淡定,他的许多学生都很有出息。他对《诗经》非常感兴趣,花了一生精力,仔细考订,著有《毛诗翼序》三十卷。临终的时候,叮嘱家人,治丧不要用“浮屠”,不用乐,就是不要像乡俗一样,请和尚吹吹打打。他写了这样一副挽联:“悔过在心,经忏可能为力?治丧用乐,衰麻只是虚文。”

  徐兆昺从小跟着这位堂兄学习,这位堂兄对他的影响十分大。徐兆昺的书斋名叫“咸塘汇斋”,读书之余做一个私塾先生,过着清贫的日子。他家里还有一个老仆人,叫“阿陆”,当时徐兆昺对咸塘汇的“汇”字,十分怀疑,因为市舶务后面有碶,只有一横一直的水道,谈不上汇,但老仆阿陆告诉他,他小时候看见人家造屋挖水池,从地下挖出一块像圆桌一样大的木板,有五六寸厚,中间还有一个方形的孔眼,这块东西肯定是船舶中的东西,想想如果船能进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水道肯定很大,只是时过境迁,有些东西看不到了,而留下来的地名和原来的样子也对不上号了。这里虽然在讨论沧海桑田的事,但我们还可以知道,他们家有一个仆人叫阿陆。

 

  文友见证徐兆昺游历和著书

  徐兆昺最好的朋友是黄定文,黄定文是清代史学家全祖望的再传弟子,全祖望有名的弟子中有蒋学镛、董秉纯、卢镐、范鹏、张望槎等,黄定文曾向董秉纯、卢镐、蒋学镛三位学习,“于是尽得谢山全太史之传,慨然有志于经世”。而且他是卢镐的女婿,在外为官多年,告老还乡后,他的儿子为他造了一座园林,叫做“息圃”,圃中种了许许多多的竹子,还有山梅数十株,又种了许多松树、梧桐、桃树、柳树,又有许多亭台楼阁,有“今是楼”、“归泊舫”、“松影坪”、“竹坡”、“众绿亭”、“梅径”、“鱼乐崖”、“仍旧馆”等。

  这个园子落成了,主人黄定文邀请当时许多文人,组织了“二簋之会”,同会的有王小竹、戎艾庵、卢蓬庐、洪佩弦、何小愚、孙对涧,当然还有徐兆昺,加上黄定文,总共八人。卢蓬庐模仿杜甫的《饮中八仙歌》,给每个人写了一首诗,给徐兆昺的诗这样写道:“城北美髯推徐公,新词笑煞杨柳风。说经早已联家学,游履时应出剡中。”从诗里我们可以看出徐兆昺是个美髯公,“说经早已联家学”,就是我们上文说的他堂兄对诗经特别有研究,最后一句则是表明徐兆昺最大的爱好是游山玩水,化用李白的诗:“自爱名山入剡中。”

  有一次黄定文请客喝酒,以诗代信,给徐兆昺的请柬诗这样写:“前辈有霜皋,诗成淡自豪。只今传古调,尚欲压吾曹。不厌寻山屐,时追泛月舠。他年谱耆旧,风味本清高。”黄定文的另一篇《徐绮城七十携子游山序》,说徐兆昺曾邀请黄定文一起出行,但黄定文走不了多少路,就满头大汗想回去了,徐说了句“俗物足败人意”的玩笑话,后来徐兆昺只得让自己的儿子陪他去四明山里走走,因为一些老友都走不动了。

  黄定文比徐兆昺大三岁,当时七十三岁了。黄定文在《四明谈助》后面还有一个跋:“绮城老友性好古,尤属意闪人旧迹。凡耳之所闻,正之于目。数百里山川城郭,以及古今事物、诗歌,随见随记,晚岁掇拾考证,成《四明谈助》一书。”可见这位老友见证了徐兆昺游山玩水、随见随记的著书过程。

 

  《四明谈助》中提到的“水则”:

  乾隆十五年间,淘河至平桥下,掘出如臂大小瓶无数。不解其故。近年,观察陈公浚河。以平桥为水道要口,加倍开阔……水则“平”字于瓦砾中,仍立原处。

 

  《四明谈助》的成书与体例特点

  《鄞县志》称:“(徐兆昺)官诸暨训导。生平致力乡邦地理,尝仿高似孙《剡录》著《四明谈助》四十六卷,以地志随纪人物,经纬分明,辞义赅博,于郡县沿革、山溪险夷、旧迹原委、门阀盛衰皆可考见。”这本书开始写于嘉庆十八年前后,成稿于道光三年,十年辛苦不寻常,但成书之后无钱印刷,却在同好中互为传抄。道光五年,徐兆昺被委以诸暨学训,终于用取得的俸禄刊印此书,于道光八年成书。这是这本书的简单经历。

  徐兆昺为何要编这本书?其实理由很简单,他生长在四明,喜欢游山玩水和考证有关掌故,但每到一个地方都缺乏反映当地历史人文景观的书籍,于是萌发了汇编这样一本书的念头。有一天,当他看到高似孙的“以地纪人物,纯仿郦道元《水经注》例,脉络井井”的《剡录》时,就感到“得我心矣”,参照这类形式写成了《四明谈助》。

  那《四明谈助》成功在哪里呢?首先,他的体例是学《水经注》的;《剡录》是嵊县最早的一本地方志,是鄞县人高似孙的作品,他在山川志里采用郦道元《水经注》的做法,把历史事件、人物落在地点上,给人一种立体感。比如《四明谈助》里写四明山,徐兆昺把各朝代描写四明山的文字进行综述,再把王应麟的《四明七观》、黄宗羲的《丹山图咏序》,还有唐人陆龟蒙、皮日休写的《四明山九题诗》,戴表元、李暾、沈一贯、沈明臣等人写的诗文都加以抄录,再写四明山上的古迹,如谢遗尘隐居处,然后写一些道家奇异故事,最后记录一些土特产。

  再如写一个村落,徐兆昺会写氏族的来历、家族中的名人的故居、事迹,然后抄录一些歌咏的诗文,如果我们找到一个村,就知道出过什么人,有什么古迹,一网搜尽,非常方便。

  其实,除了《剡录》外,还有《扬州画舫录》、《帝京景物纪略》、《武林坊巷志》的体例都有点模仿《水经注》,像《扬州画舫录》、《帝京景物纪略》的文字是原创的,而《武林坊巷志》、《四明谈助》里的文字是摘录的,有“行文出处”,当然也有部分是自己的考证和叙述。这样就具备文献和考证双重优点。

  第二,书比较重“趣味”。“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宁波是文献之邦,但浩如烟海的文献一般很少有人会去翻,就像《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流传一样,一般人知道的三国人物形象多半从《三国演义》中得来,因为演义故事通俗易懂、更具趣味性、更容易让老百姓在茶余饭后八卦一下。就像月湖的古湖心寺里发生过一个“牡丹灯”的故事,正儿八经的方志很少会提到,但《四明谈助》在写湖心寺的时候,就把这个“乔生遇妖”的故事从《剪灯新话》里抄出来。徐兆昺自己在序里这样写道:“其山川而有向背也,必纪之,以为谈地理者之一助,其人物而有报应也,必纪之,以为谈天道者之一助,其地理天道皆可疑而语涉于趣也,亦纪之,以为谈神仙鬼怪者之一助。”谈助,即是助谈,在聊天中感受文化。要求轻松,不要沉重,让文化贴近生活。

  第三,是选摘古迹的眼光。可以说,徐兆昺是一位杰出的文化遗产发现者,他在书中所选录的古迹,目前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得到了保护,而且让后来的地方文化工作者查找这些古迹的有关资料时非常方便,许多专业地方文化工作者和业余地方文化爱好者,看到《四明谈助》,大都会有相见恨晚之感。

    (原载于《宁波晚报》2011年9月25日A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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