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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科举模拟考试题是什么样子?镇海晚清“课艺”刊本解开谜团

发布日期:2011-09-05访问次数: 字号:[ ]

    主讲人:朱道初,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为浙江省特级教师,教授级。喜好文史,笔耕不辍,撰写散文、随笔、论文等多篇,有个人专著七种,由浙江教育出版社等正式出版。

 

  前不久,镇海发现了一本刊印于光绪三年的活字印刷本——《鲲池书院课艺》,内容是当年鲲池书院优秀士子所作的“课艺”汇编。课艺是书院士子在模拟考场内写成的一篇篇“制艺”文章(“课”是测试、考核;“艺”即八股文,也称为“制义”)。从写课艺的目的层面看,课艺是为应对科举考试而举行的模拟考试的产品;从写课艺的过程层面看,“课艺”作为科举考试严格的应试练习,一般来说能够反映士子对写作八股文的掌握程度与真实水准,所以受到与试者的充分重视。

  科举制度饱受后人诟病,但是,它作为封建社会长期来培养、选拔人才的制度,有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对待课艺也是如此。

 

《鲲池书院课艺》的价值

  在当时书院主讲人主持之下参加课艺写作的士子,是当地自愿参加考试的秀才和儒童。晚清时期,宁波各个有名气的书院都在实施课艺制度,命题人模拟县学、府学和乡试的试卷模式,分别在每月朔(初一)、望(十五)两天对士子进行这种严格的应试模拟考试,接着加以评改和褒贬。由于士子身份不一样,通过课艺锻炼写作八股文(科举考试还有写试帖诗和策论的内容)的能力,对各类士子都会带来不同的好处。对于秀才来说:通过课艺,可以顺利应付岁考、小考,取得高等第的还可以升上去,直至顺利通过乡试、会试,而岁考、小考等第低的将受惩罚;对于儒童来说,课艺可以帮助他们通过县考、府考,披上秀才的长衫。课艺的作用之大由此可见一斑了!

  收集在这本“课艺”里的文章大多是鲲池书院士子所写,少数是镇海县学岁考、小考的佳作。该书封面题有“鲲池书院课艺”六个大字,为直行隶书;扉页“光绪三年二月开雕”八字,呈篆刻印章状。纸页规格是22厘米×14厘米,纸质为草黄色宣纸。全书共250页,每页一般241字(9×25)。扉页有“叙”与“序”各一篇:“叙”下落款为“丰润于万川叙于蛟川官廨”,是当时镇海知县(河北丰润县籍)于万川所写。于万川是同治戊辰科进士;“序”下落款为“嘉善孙葆澂序于蛟川学舍”,是当时镇海县学教谕(浙江嘉善县籍)孙葆澂所作。全书共收有课艺145篇,其中多数为一人一篇,但也有例外:有一人数篇的,最多的达一人13篇;题目多是一人一题,少数为两人同题。

  课艺的题目采自四书五经,或者一个词、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一个词、一句话的如:“其愚”,“狂简”,“舒则财”,“听其言”;一段文字的如:“‘人之视己’至‘十目所视’”、“‘得见有恒者’至‘有恒矣’”,“‘不射宿’至‘而作之者’”,“‘卑宫室’至‘吾无间然矣’”,“‘故好而恶之者’至‘莫知其苗之硕’”, “‘席不正不坐’至‘斯出矣’”,“‘己所不欲’至‘在家无怨’”;“子贡曰我不欲(一章)”,“子曰伯夷叔齐(两章)”,“子与人歌而善(两章)”,“子贡问曰孔文子(四章)”,“吾有知乎哉(全章)”等。由于其题目采自儒家的经典,所以应试者必须对那些经典非常熟悉,熟悉到滚瓜烂熟、脱口而出。不但对正文要求熟记,而且对被奉为标准答案的朱熹注解也得熟记无误,这样才能做到对任何题目(尤其是小题)瞟上一眼就能知道它的出处,知道它在哪个章节,知道它的上下文,知道它的注解,知道它的历史背景,这样写来,作文才有一个基本依据,而偏离其限定的轨道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当然,光是背诵记忆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按照经书经解所说的具体意义加以引申发挥,体现“代圣贤立言”的要求。为此就得明确圣贤思想的精髓,找出题意与经旨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然后将找准的记忆和自己对题目、经旨的理解结合起来作最恰当的表述。这种表述是不允许天马行空式的,它被限制在特定的格式之中,这就是所谓“八股”。八股文是种经义应试文,它的文体除破题、承题、起讲、入题、收接等结构性要求之外,主体部分须用对偶写成的八股。主体的基本写作格式是:“兴起”用两股对偶;“出题”用一、二句或三、四句散行文字,中间连接两股对偶;下面跟上两股对偶;结束再用两股对偶,——前后一共用上“八股”。对偶句子要求字数、平仄相对,朗读时能产生音律音韵的美感。

  随着时代的变迁,清代书院的课艺如今已经难得一见,《鲲池书院课艺》的现身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真实的样本。

 

当年出版《课艺》的原因

  《课艺》的主编于万川追忆他在同治九年冬日奉调到镇海任知县以来,就决心“以鼓舞人文为急务”,一是立即着手筹办、编纂一本新的镇海县志。他感慨镇海从乾隆以来经过漫长岁月长河的冲刷,许多宝贵的史料将会被淡忘,必须及时“抢救”。他邀请到著名学者俞樾前来担任总纂,又聘请了鄞县举人刘凤章担任协修。刘凤章笃学好古,熟谙乡邦文献,编著有《四明艺文志》、《甬上方言考证》等,曾经预修鄞县、慈溪县志,是宁波有名的地方史专家。新县志历时九年编成。俞樾还撰写了叶澄衷、李也亭等镇海县商帮巨擘的人物传记,为鲲池书院精庐、尊经阁作了“记”,因此,镇海士绅们办义庄、兴书院等文化事迹得到了及时宣扬,镇海文教的渊源得到了准确追溯,扩大了镇海在省内外的文化影响。

  另一件大事便是修复在咸丰十一年毁于战火的鲲池书院。鲲池书院位于县城梓荫山麓,毗邻镇海县学。明代时山顶建有文昌祠,山麓筑有纯阳阁,儒生们把它当作切磋文艺、交流举业的场所,是县城的人文中心。明清易代之际,由于战乱这里一片荒芜,僧人乘机占用它为“罗汉堂”。乾隆八年,县人郑宗璧、李士瀛等向知县杨玉生请求将罗汉堂改建为书院,杨同意了,还捐了俸。书院建成后,初名为“蛟川”,后来浙江巡抚纳兰常安提议改为“鲲池”。鲲池书院中间有讲堂,四周有廊庑,书斋十余间。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园圃映池,规模宏丽。但在咸丰十一年,好端端的书院又被兵火所焚毁。

  于万川找到热衷公益事业的镇海富商傅昌顺兄弟俩,他们慷慨地答应独力加以修建,一年后,可以举办讲学论艺活动的完整学舍修建成功,大家都非常满意。经过于万川的努力,以前一起中进士的朋友蔡季珪被请来当书院的“主讲”。蔡季珪学问一流,是当年全国会试的第一名得主,进过翰林院,在刑部挂过职,当时正赋闲在家。镇海人士闻讯后十分兴奋,认为这是镇海多年来不曾有过的文教复兴景象。书院分每月朔、望两次进行考核,朔课课艺由知县的幕僚刘子珊“详作校阅”,望课课艺由蔡季珪本人“细为订评”。由于名师指点有方,士子勤奋有加,差不多每期都有可以击节叹赏的优秀课艺问世。

  不料在第六年上,蔡季珪因病在鲲池书院谢世,案头上还堆积着这数以百计的课艺作品。于万川在叹息哀悼之余,为了纪念好友,也为了镇海士子今后继续提高课艺水平,就与幕僚刘子珊和县学教谕孙葆澂一起,精心选择删改,从中选定百余篇课艺,再附上几篇县学秀才们的岁考优作,次年,《鲲池书院课艺》正式面世。

 

《鲲池书院课艺》产生的连锁效应

  当年,蔡季珪深知八股文虽然要求“以理法为宗”,能够“代圣贤立言”,但风格必须“浓淡离奇、不拘一格”,而且得讲究语言措辞,做到“理达词举”、“清正雅丽”。鲲池书院士子按照他的指点,提高较快。蔡逝世后,镇海士绅以及士子们要求县署再聘请名师前来主讲,被陆续请来的有陆廷黻、张黄门、冯梦香、杨逊斋、包履谷等名家,其中多数通过原镇海籍、后入鄞县籍的翰林盛炳纬的引荐。陆廷黻是鄞县籍同治十年进士、翰林院编修,他在蔡季珪之后主讲鲲池书院,谆谆善诱,因材施教,很受士子们欢迎,士子们赞扬他的文章得了“山水清华之气”,后来他回甬任崇实书院和月湖书院主讲,宁波以及附近地区年轻才俊争先恐后地拜他为师。

  慈溪的杨逊斋后来还为镇海民国县志完成编纂任务(总纂王荣商不幸中途病故),原是位很有才气的导师。

  《鲲池书院课艺》的出版对推动宁波郡县有关“课艺”的出版发行有着明显的影响。晚清著名笔记《郎潜纪闻》的作者陈康祺(鄞县人)在同治十年中进士,官至刑部员外郎,曾编有《四明课艺》、《四明课艺续集》和《崇实书院课艺(六卷)》。《四明课艺续集》在光绪五年刻版,内容包括了鲲池书院的课艺,此外还有月湖书院、慈湖书院、锦溪书院(奉化)、丹山书院(象山)、景行书院(定海)的优秀课艺,这一百多篇优作之中,鲲池书院课艺占的篇幅很大。甬人周宗坊也刻版了《孝廉堂课艺初编》,“孝廉堂”指的就是月湖书院。

  刻版课艺还包括个人的课艺专集,像陈康祺本身作为“时文名家”,在光绪二十一年选编刊行了他的《雨草堂时文》(亦称《均堂时文》)。甬人张姚成也有《爱吾庐时文》问世。镇海江南顾家桐虽然仅是个廪贡生,但他的课艺写得有清气,每次县学岁考常获“案首”(第一名),去世时才四十五岁,门生傅家铨为他刻版了生前所作的课艺选文集。

  课艺写得好,就有可能中秀才或举人乃至进士,获得功名了,他在考场上写成的试卷流传出来就叫做“闱墨”,是用硃笔抄写的,叫做硃卷,那也是很受人关注的资料。宁波有对闱墨作研究的专家,此人家住宁波湖西,是个举人,名叫赵家芬。盛炳纬督学江西,并代巡抚兼办乡试监临官,常把录取的士子文卷缮送给赵家芬“就正”,然后再行刊布。

  正如孙葆澂所说,鲲池书院士子们得到良师熏陶,“义理才华,蒸蒸日上”,其中课艺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蔡季珪主讲几年来,与过去相比,镇海取得科举高名次的比过去多得多了,先后有数十位士子取得了举人资格,其中有一年,江南三个乡就出了六个举人,全县在1873年至1879年之间就有郑绶祺、金灿、许步云、张鸿远、郑钟祥、李濂、杨鸿元、刘孝恩、胡友兰、倪豫深、陈幸、周光奎、胡克颐、顾仰唐、包祖荫、包宗经、庄引价、盛炳纬、金仕衍、林兆松、郑一夔、朱藜祥等人中举,此外还有副贡多名。在这些举人里边,有些不久又顺次中了进士,如郑钟祥、包宗经、盛炳纬等,稍后的盛炳纬、王荣商还被点了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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