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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抗日捐躯的实业家项松茂

发布日期:2012-10-23访问次数: 字号:[ ]

  项松茂,男,1880年109日出生,名世澄,字以行,别号渭川,浙江鄞县五乡(今鄞州区五乡镇)项家村人。项松茂14岁到苏州陆姓皮毛牛骨行当学徒,满师以后为店东所倚重。后在黄楚九等同仁的帮助下,出任上海五洲药房总经理,终成一代工商巨子。为努力振兴民族工业,项松茂研制开发各类西药和日用化工产品,终于击败了长期垄断上海市场的国外西药和肥皂。在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史上,项松茂被誉为“西药大王”、“肥皂大王”。1932年128日,淞沪战起,十九路军奋起抗敌。129日上午,日军和便衣特务闯入店内搜查,发现藏有义勇军制服,当即将留守的11名店员押上卡车带走。项松茂为营救店员,不顾生命危险,亲赴敌营要人,后遭日军劫持,被押到江湾日军军营。1月31日清晨,项松茂被押解至江湾日本小学的日军军营,和11名工人同时惨遭杀害,时年52岁。

(一)

  项松茂先世以耕读为业,至其父项锦三,始与其兄项仕元在杭州合伙经营皮毛牛骨山货行,贩运于宁波、上海、苏州、汉门等商埠。项松茂幼年随父读书,稍长进入私塾,受儒家思想教育。其后因项仕元对外发生亏欠,杭店收歇,项锦三变卖家产代偿,家庭经济中落。

  项松茂少年时读私塾,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后因家道中落,14岁时就去苏州当学徒,工作生活异常艰苦。虽客地孤单,受人歧视,但项松茂能够忍辱负重,勤工苦学。三年后出师,因为勤恳仔细,他被老板委以账房之职。1900年,经二舅吴子琴介绍,项松茂来到上海中英大药房谋职,并在上海中英大药房担任经理的吴志成的推荐夏,担任会计。从旧式店铺到新式药房,项松茂第一次接触到了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也开始了闯荡上海滩的艰难历程。

  项松茂在上海中英大药房担任会计期间,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商品进销经营业务。他办事认真,富有责任心,而且办事无不心细如发,初步显露了才能。1904年,中英大药房经理吴志成去世,陈镜如接任经理,乃委派项松茂赴汉口开设中英分店并任经理。项松茂在汉口分店独挡一面,积极规划经营,业务日渐兴隆。1909年,汉口组织商会,项松茂被推举为董事,这是他后来发展成为西药业巨子之一的基础。

                                                      (二)

  五洲药房于1907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粹芳、杭州广济医院药剂师谢瑞卿、中法药房总经理黄楚九等合资创设,总资金不过万元,由谢瑞卿出任经理。后来,黄楚九自己琢磨出一种“艾罗补脑汁”,因为药里添加了吗啡,喝了以后很容易兴奋,再加上黄楚九又打着美国“艾罗博士”(艾罗即yellow的音译,指黄本人)和“强壮民族”的招牌,这个山寨药居然也卖得相当好。

  当时,五洲药房制销的药品中,还有“甘露戒酒丸”,该药含有吗啡,利润甚厚,但药房经理谢瑞卿不专心经营,暗自制销“清醒戒烟丸”,另谋私利,引起夏粹芳、黄楚九黄的不满,经劝导无效,乃命谢瑞卿退伙。

  在推销“艾罗补脑汁”的过程中,黄楚九结识了精明强干的项松茂。在生意场上知人善用的黄楚九,拍板决定力邀项松茂加盟,并和夏粹芳联名电邀项松茂来沪担任总经理之职。在黄楚九这位商界豪客的邀请下,项松茂答应出任上海五洲大药房总经理一职,但条件是给予完全自主权。

  1911年,项松茂担任五洲大药房总经理以后,立即以“勤俭”二字作为创办药厂的方针,先将店中华丽陈设变卖,作为发展生产和经营资金,通过变卖,获得生产资金15000万两。接着,又千方百计结识钱庄的俞钜卿副经理,取得了金融资本的支持。同时,还对药房的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设立药品总发行所、门市零售部和批发销售部。尽管身为总经理,但项松茂并没有徇私舞弊,在企业制度的执行上做到照章办事。亲弟弟项载伦染上鸦片烟瘾,又不戒烟,项松茂能挥泪斩马谡,把弟弟辞退,使企业管理有序。1912年,项松茂将上海五洲大药房自福州路广西路口迁移至福州路河南路口,使药店经营额日趋上升。

  在旧中国,由于政府腐败,闭关锁国,西药市场完全被西方国家所垄断,西药也成了稀罕神奇的药品,传统的中医药模式遭到了西药市场的极大挑战,中国人渴望能够自己生产出真正的现代药品。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为国人扬眉吐气,项松茂决心要把五洲大药房发展成为中西药生产销售一条龙。为了走向真正的现代西药制造业,他选派业务骨干去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考察,并通过谈判拿下多家欧美西药大厂的远东独家代理,从源头控制货源。

  但项松茂认为,如果停留在这个阶段,也不过被人们理解成药房老板、商贸商人而已,项松茂的志向并不仅仅在此。在日本考察时的经历让他痛感如果没有现代化制药工业,即便卖的药品再多,也只不过是一家传统的药铺而已。经过深思熟虑,项松茂开始投资现代意义上的西药制药业,他组织建立西药开发研究小组,增聘留学归来的技术人员,新添生产设备,成立“合药间”;他亲自参加研制实验,坚持采用中西结合的研究方针,对进口西药进行解剖化验分析,每至夜半始寝。经过一年多的辛苦努力,终于研制成功了治疗贫血症的“人造自来血”,该药还取得了内务部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许可,推向市场以后,深受百姓的欢迎。随后,项松茂又在广告宣传、产品质量、包装装潢上不断下功夫,经过几年的打造,该产品竟飘洋过海,先取得了美国旧金山国际博览会银奖,后又获得了日本东京大正博览会三等奖,远销南洋一带,真可谓旗开得胜,名声大噪。知名度带来了滚滚财源,五洲先后在汉口等地都设立了分店。这个药品在当年畅销到连外商都眼红,德国普恩药局根据“人造自来血”的配方,将“人造自来血”的液体沉淀烘干,加工成 “人造自来血”药片。项松茂是一个保护知识产权意识极强的人,他发现后,立刻反击,向公共租界巡捕房上诉,最后获胜,德商的产品被没收查处。

  随着“人造自来血”的研制成功,项松茂又组织人员先后开发研制成功了“补天汁”(健胃补虚)、“海波药”(清血解毒)、“月月红”(调经)、“助肺呼吸香胶”(化痰止咳)、“树皮丸”(健脑润肠)等药。此时“甘露戒烟丸”虽已停止制销,但项松茂仍利用“助肺呼吸香胶”可以用吗啡的合法手段,向日商买进吗啡。但“人造自来血”仍是五洲大药房的主要产品,质量优于中法药房出品的“红血轮”等同类产品,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随着五洲大药房的不断壮大发展,五洲大药房生产的各类西药在国内市场日趋扩大,项松茂的社会地位也越来越高。但是,项松茂认为五洲大药房属普通合伙组织,资金实力薄弱,经营规模狭小,已不能适应生产发展和国外西药的竞争。1913年,经与夏粹芳商定,将五洲大药房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确定资金总额为银10万两,分作2000股,每股50两,公司于1915年正式宣告成立,由夏粹芳 ( 后为其子夏筱芳担任 )、黄楚九 、项松茂、陈如翔、印锡章等为董事,张蟾芬为监察,以“地球”为商标和公司旗徽,以“精诚”二字为经营理念。黄楚九享有永任董事和对“人造自来血”抽取销售回佣的特权。公司成立以后,实现了产权明晰,管理严格,制度完善。在董事会、总经理之下,有店务、厂务、店厂联席会议和技术会议,同时,按生产、营业、财务、管理四个系统设置层级部门。后又拨出资金50万元组建银产公司(类似今天集团公司里的投资部门),附设于股份公司内,收支独立,自负盈亏。

  为开拓外地市场,项松茂在天津设立分店,自销“人造自来血”,这与黄楚九的天津中法分店代销合同发生矛盾。后经协议,增加代销回佣二点五厘,以五年为期限而获解决。1916年61日,项松茂与黄楚九达成协议订立合同,将在上海新世界游乐场投资的股权让与黄楚九,并补付22500元,作为收回黄楚九的永任董事红股和“人造自来血”抽佣的买价,并委托律师于630日的《申报》、《新闻报》上登载声明。自此,黄楚九与五洲股份公司完全脱离了关系。1917年,天津五洲药房分店也正式开业。

  19148月至191811月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9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给上海西药业带来了明显的好处,五洲公司也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口的药品和原料减少,价格上涨;五四运动掀起了全国人民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爱国热潮,五洲公司与中英、中法、华英、太和等药房在报上发表了不进日货的声明,组织起10人救国团积极响应,为国产成药打开了销路。五洲公司的“人造自来血”年产量在1920年高达53625公升,比1913年猛升143.6%。同时,五洲公司又增加了“代参膏”、“肥儿疳积糖”、“鱼肝油精丸”、“麦液止咳露”和“止咳杏仁露”等品种的生产。因此,营业额和盈余额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由1915年营业额31万元、盈余17000元,到1920年时营业额即上升为137.3831万元,盈余32692元,分别增加343%92%1919年实际资本额增加为82500两。这些战时高额利润的获得,为五洲公司扩展事业提供了经济实力。1919年,项松茂以11360元的盘价,买进了开设在福州路山东路口的太和药房,作为自己个人的企业。后五洲公司董事会以项松茂自营企业不相宜为由,乃以28744元之价盘入,作为五洲公司的本埠联号。项松茂转手之间,获利17000元,并享有对太和产品“哈兰士”药膏按销售额抽取2%佣金的权利。

  西药业原是以贩售进口药品和制药原料为主要业务。项松茂曾通过经营化学仪器料瓶的日商鹤谷洋行大班鹤谷的协助,偕同在科发药房工作的店员同渡日本考察药业,鹤谷任翻译,回国时顺道去台湾。项松茂又与野田器械行订定经销契约。为了进一步学习西方经验,开展国际贸易,项松茂又选派年青骨干孙平阶和周廷璋前往欧美各国考察,成功洽谈五洲公司作为多家欧美药械名厂在远东的独家经理。项松茂特设立华利贸易公司,并向美国注册登记,专营进出口业务。

  随着五洲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项松茂又向大丰工业原料公司、开成造酸公司等13个企业单位投资入股,兼任这些企业单位的董事,以取得国产原料如硫酸、松脂、除虫菊等的低价供应,然后又以自产的甘油、硝酸、盐酸等原料销售给大丰等企业使用,既密切了交换协作关系,又降低了生产成本。项松茂的计划得以实现,中国人在西药上开始不再单纯依靠进口。五洲公司按照各国药典的不同规格,用中草药炼制酊剂软膏,特别是开始自制牛痘疫苗、醚精、硫酸低铁、纳夫他林、柠檬酸等化学药用原料。项松茂还特约林德兴工厂仿制德国“蛇牌”外科手术器械和医院设备,成为中国外科手术器械制造的鼻祖。

  项松茂十分注意企业的经营和广开门路。为了推销产品,他极注意与上海各大医院和开业医师的业务联系,甚至以资金和商品帮助伯特利医院和福幼医院的建立。项松茂积极参加国货展览,在南市蓬莱市场开设女子商店,编印《卫生指南》以扩大宣传,同时,还发行“预约券”和“辨真券”预收货金。五洲公司在本外埠广设支店,发展同其他店铺的领牌联号关系,放账赊销。一时“人造自来血”年产量继续增高,在遍销国内的同时,并委托香港瑞昌西药行、新加坡合丰商店、仰光兴华公司、越南吴昊药房等在东南亚地区代销。

(二)

  药品和肥皂是项松茂商业帝国的两大支柱。从药品制造业进军到肥皂业,就当时的市场环境来看,不得不让人佩服项松茂的眼光。肥皂是西方来的洋玩意,被老百姓称为“洋皂”,当时上海滩的肥皂市场已被英商祥茂肥皂所垄断。项松茂根据市民的日常生活需求量,通过市场预测,肥皂产业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必须抓住这一机遇,合理利用现有的制药设备,生产出自己的肥皂,为国争光。

  1920年,项松茂出资142000银两购进闸北天通庵路地基12.78亩,次年将五洲公司的投资增为50万两,拟建厂屋栈房。时有原德商开设于徐家汇的固本肥皂厂欲作价出让,当时,固本肥皂厂因经营不善,面临破产倒闭。项松茂闻讯前往实地考察,随后,在股东会上提出收购固本肥皂厂,股东们质疑他的判断,为什么要接手这样一个烂摊子?对这样的质疑,项松茂事先通过考察已做了充分的了解:固本肥皂厂设备先进,厂房优良,以当时售价来看相当低廉;现代西药和肥皂工业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比如锅炉等,一体化节省了双方成本;最重要的是,固本肥皂厂亏损的原因是销售出现问题,而五洲公司的各个分店具有销售终端的优势。最后,得到董事会的同意予以受盘,以125000两定议,付给现银25000两,以4万两加作五洲股份,6万两作为存款,期限2年,利息8厘。如此安排,五洲公司实际上所费代价不多。成交以后,原固本肥皂厂即改名为“五洲固本皂药厂”,随后把药房的合药间迁往厂内,分设为制皂与制药两部。

  1922年,经卢鸿沧的介绍,项松茂以12806元的价格收购了德商耐尔生氏所办的生产臭药水的亚林制药厂,同年又以22万两增购福州路药房基地2.29亩,而将天通庵路基地厂屋以104000两的价格让给了商务印书馆。固本肥皂厂、亚林制药厂两厂的收购,构成了五洲企业集团的柱石。1925年五洲公司又进一步收买了中华兴记香皂厂、南洋木塞厂,并附于皂药厂。

  五洲固本皂药厂生产的“五洲固本皂”问世初期,日产不过百余箱,受到了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的“祥茂肥皂”的激烈竞争。当时五洲公司的资产和规模,与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相比,强弱悬殊。项松茂不畏对手强大,认真周旋,在质量、价格、市场三个主要方面和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展开了艰巨的竞争。在质量上,项松茂首先亲往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深入考察其内部实况,继而派五洲固本皂药厂制皂部主任傅怀琛乔装工人,深入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当临时工,历时9个月,尽得其技术上的奥秘及肥皂的成份和含量。傅怀琛回来后,反复对比试制,又得老厂工人的帮助,将“五洲固本皂”的主要成份总脂肪酸含量提高为55%,比“祥茂肥皂”的40%要多15%,水份减为34%,比“祥茂肥皂”的48%要少14%。结果,“五洲固本肥皂”表面坚实,颜色纯一,不缩不变,泡沫多,耐久用,去垢力强,质量上完全超过了“祥茂肥皂”。在价格上,“五洲固本皂”每箱为6元,虽比“祥茂肥皂”高一元,但零售每块只差两枚铜钱,而质量相差30%,用户宁愿多出两枚铜钱购用“五洲固本皂”。在市场上,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在全国布成了推销网,划分上海、浙江、华南、华北、西北几个大区,派驻区长和营业员积极推销,月薪外再发奖金,在上海还采取了寄售、放账、补价、赠送、发奖券等办法争夺市场。五洲固本皂药厂则针锋相对,在外埠,由五洲药房分店、领牌店和代销店推销,在上海市区内,由烟纸业大同行谦泰新老板沈德华联络大同行30余家同业组成专为推销“五洲固本皂”固本皂的大成公司包销。五洲固本皂药厂以每箱肥皂佣金银二钱酬付大成公司,交货后放账60天,如肥皂跌价,补给差价,年终结算时,再按推销箱数付给酬劳。大成公司对各烟纸零售店,除每箱给回佣银一钱外,根据销售多寡另给奖励。因此加入大成的各大同行在年终结帐时,都可坐享红利,故对推销“五洲固本皂”十分买力。1924年,“五洲固本皂”营业额虽达银382000两,但由于英商的竞争,年度结算时仍亏耗5000余两。项松茂只得“以血养皂”,即以“人造自来血”等药品利润来弥补支持。

  1925年,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工人、学生、市民等各界人士掀起罢工、罢市、罢课斗争,民众群起抵制英货和日货,遂使“五洲固本皂”销路大增,供不应求,日产达500余箱,该年营业额迅速增至银596000两,比上年骤增214000两,“五洲固本皂”在反帝风暴中终于战胜了“祥茂肥皂”。据该年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向伦敦总公司报告:“因工人罢工的结果,我厂由六月初一直关到99日。在关厂时期,因抵制外货运动,营业遭到损失。尤其祥茂所受影响比任何牌子严重,英商的损失无法估计。”该年,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上半年度尚盈利银26300余两,下半年度亏损银73053两,但竞争仍在继续。

  1929年,项松茂又收购承办了宁波的公济药棉绷布厂,改为东吴药棉绷布厂,生产“脱脂药棉”和“脱脂纱布”,经营进一步扩大。五洲公司在本外埠先后增设的支店总计已有17处,领牌联号共达55处。到1931年,“人造自来血”的年产量已递增到75563公升,“五洲固本皂”的日产量已增至2000余箱,年营业额已达764万余元(其中:药品471万元,肥皂293万余元),盈余额也多达23万余元。在继续制销家用洗衣的“五洲固本皂”外,还生产“西美女香皂”、“高花香皂”、“玫瑰香皂”、“檀香皂”、“富贵白头香皂”、“透明药皂”、“硼酸浴皂”等化妆卫生用品,以扩大经营范围。

                                                     (三)

  随着五洲公司业务的发展,项松茂在上海各大公司身兼多职。1931年,项松茂与邬志豪共同发起筹建宁波实业银行,以进一步与金融资本结合。项松茂还与高恩洪联合,组建沪闵南柘长途汽车公司,并出任经理兼董事。同时,五洲公司在地产方面的投资亦达55万余元。至此,由五洲大药房开始,项松茂擘划经营的五洲公司已基本形成为具有现代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集团。他在社会上的地位,由于五洲的影响而日益扩大提高,历任上海租界华人纳税会理事、上海市商会议董、工商部国货展览会委员、中华国货维持会执行委员、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工商管理协会专门委员、华商皂业公会主席委员和中国红十字会特别委员等职。同时,项松茂还热心慈善公益事业,救灾恤邻,历年赞助捐输用款约有20万元。1930年各省水灾,项松茂倡议从一周的门市营业收入总额中抽出10%,以充赈灾之用。

  项松茂在经营事业的过程中,很重视培养和使用人才。1923年,他聘任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毕业生张辅忠为制药部主任。1927年,张辅忠赴德国留学,项松茂欲予资助,张辅忠婉言谢绝。1930年,张辅忠在柏林大学毕业后,留德继续研究,项松茂再予资助。张辅忠回国后,帮助项松茂改进药品生产,作出很大贡献。项松茂还委托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招考高中毕业生,帮助培训成店员,由五洲店厂的技术和业务骨干担任教师。同时,还直接招考大学化学系毕业生,作为骨干使用。他还订购国外科技资料,供职工翻阅参考。

  项松茂月薪高达400元,高级职员和技术人员的工资也较高,大部分店员和工人的工资在1020元之间。所用学徒按其学习年限付给应得的月薪,工作时间都在规定时间内。新进职工须具殷实铺保。项松茂还要求职工参加银产部的储蓄。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职工运动兴起。由于企业内部存在劳资矛盾,五洲职工亦酝酿组织工会,成立了“五洲皂药厂职工会”,订立了《职工待遇条例》,增加工人工资。1928年后在厂内设立医务处,还在徐家汇斜徐路天钥桥东设立松茂小学,供职工子弟入学。

                                                      (四)

  19319月18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会通过了组织抗日义勇军共赴国难决议。项松茂积极响应,在五洲厂内编组了义勇军一营,自任营长,聘交通大学军事教官每日施以军事训练。他还与工人住在厂里,照常生产,多制军用药品,以供军需。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1932年1月28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上海直接受到了日军炮火的轰击和威胁,上海军民奋起反击,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辉篇章。当天傍晚,满载日军伤兵的军车驶经五洲药房第二支店 (今武进路口)附近时,遭到爱国志士枪弹突袭。129上午,日军和便衣特务闯入店内搜查,发现藏有义勇军制服,当即将留守的11名店员押上卡车带走。总经理项松茂闻讯后,义愤填膺,大义凛然,不顾危险亲赴敌营要人。同事们劝阻,他说:“11位同事危在旦夕,我不去营救,如何对全公司负责?贪生怕死还算什么总经理?”说罢登车前往敌司令部交涉,后遭日军劫持,被押到江湾日军军营。项松茂面对日寇,怒斥日本侵略罪行。次日清晨,项松茂被押解至江湾日本小学的日军军营,和11名工人同时惨遭杀害,时年52岁,并被销尸灭迹。11位被杀害的工人,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由于项松茂尸骨无着,家人只能给他衣冠入殓。

  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市人民政府把这位为抗日救国而捐躯的爱国实业家,被国人称为“西药大王”、“肥皂大王”于一身的项松茂先生评为革命烈士,他的英勇事迹也被载入各种抗日英烈传记和陈列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宁波帮”博物馆建成以后,家乡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工商巨子,也介绍了他的创业史。

                                                                                                     (严伟祥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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