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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探讨

发布日期:2013-10-29访问次数: 字号:[ ]

 

 朝泽江

【摘要】 毛泽东在科学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他在探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虽然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的探索得并不彻底,并且在实践中出现了严重失误,但是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

【关键词】人民内部矛盾 中国共产党 执政能力建设 探索

 

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执政的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科学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发表了重要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并把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毛泽东的这种探索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我党的宝贵财富。

诚如毛泽东所说:1956——1957年,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是一个“多事之秋。”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毛泽东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在国际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存在问题的暴露促使毛泽东加快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指出的,“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题目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

作为“以苏为鉴”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理论成果,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虽然从《论十大关系》的内容来看,毛泽东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探索的重点还是放在经济方面,但在国家政治生活领域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如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思想,在讨论《论十大关系》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在对待反革命问题上,反对斯大林说的反革命越搞越多,阶级斗争越斗越尖锐的观点,认为现在“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这些重要思想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八大召开了。八大在对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领导经济建设的水平,使其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成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正如毛泽东在1956910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指出的:“搞经济,我们也有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科学中央委员会。……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2]

但是在政治生活领域,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后,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应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党的八大并没有给出答案。八大虽然提出了一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措施,但还存在着缺陷。随后发生的波匈事件,引起了党和毛泽东的极大关注。仅仅从1956102111920天里,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十三四次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及有关问题。111015日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其中的议题之一也是讨论波匈事件及其教训。因为“匈牙利事件表明,能否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也关系到人民政权的存亡。特别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尤为重要。”[3]

在国内,1956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从195610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对政府的批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总之,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

对这类事件的处理,全党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一些干部习惯于按照革命时期的经验办事,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造成了矛盾激化。这种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严重注意。正如毛主席所说:“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用过去一些老的办法来对待新的问题。”[4]许多党员和干部对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不理解,还表现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思想和精神方面。随着“双百”方针的提出和倡导,思想文化界开始活跃起来,在出现一些好的作品的同时,也“鸣”、“放”出一些错误的东西,有毒的东西。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的陈其通等四位同志,在195717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文章,反映了许多人对“双百”方针的怀疑和抵触情绪。正如毛泽东所说,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资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

针对这些情况,19571月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正式向全党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5]

为了应对国内外的复杂局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服务,继19564月和12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理论后,在总结一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195722731毛泽东选择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方式,正式发表他的意见,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角色角度来看,毛泽东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论述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要为广大党员干部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供理论指导。

制定并坚持正确的路线和纲领来凝聚、号召人心,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是执政党最根本的政治建设,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为此,毛泽东首先就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原因进行了说明:“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6]

接着,毛泽东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存在的必然性和性质进行了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其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但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它虽有矛盾的一面,但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因此,它不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调整和解决。这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所在。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进行了区分,并提出了解决两类矛盾的基本方法。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下,要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毛泽东强调:“我们历来主张,在人民民主下面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 因为敌我矛盾是根本利益对立的对抗性矛盾,不能不采用专政的方法。而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的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即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二是要为广大党员干部提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准绳。

在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处理上,毛泽东不仅提出怎样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一门科学,而且特别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进而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的系列方针和政策,如:在解决政治思想问题上的矛盾时,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上,主张实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强调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既要克服大汉族主义,也要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的方针;在处理利益关系问题上,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分配问题。

三是要通过对热点和难度问题的剖析为广大党员干部解疑答难。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群众闹事的认识和处理问题。许多党员和干部认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没好人”,“凡是与政府闹事的就是敌我矛盾”。基于这样的认识,一遇到问题,一遇到群众的不满,习惯用革命战争时期对付敌人的办法对待人民群众。他们对人民群众的闹事:一是“怕”;二是“简单处理”,即采取压制和压服的办法,动辄批判斗争、开除,甚至动用武力。毛泽东明确提出:群众闹事应主要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他说:“发生人民闹事的原因有这么一些:有些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或在经济上犯了错误。犯错误的原因无非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这些东西。不要都讲是反革命。”稍后,他还指出:“这些闹事不能够说主要是反革命,而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我们不会领导。”[7]因为“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情况。”[8]为此,毛泽东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改变工作方法。他说: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救方法。

其次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确立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统治地位。这是毫无意义的。但毛泽东强调要将坚持和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不应该限制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已经讲过的范围,应该按照他们的基本方针、基本方向有所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定要发展的,它不能停止的。停止了,就没有生命力了。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的,违背基本原则就是修正主义。停止不前就变成教条主义。”[9]

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对于文艺作品中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也应该给予批评。要有批评,要有适当的批评,就是要有说服力的批评。教条主义的批评就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助长这些不好的东西。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一个方针。正确的东西是跟错误的东西作斗争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

针对党内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的做法,毛泽东指出,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办法不行了。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有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压是压不服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办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只能用说理的方法和争鸣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压制的办法来解决。社会主义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交锋,真理是越斗越明。我们的同志应该记住,我们要警惕采用简单化。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青年团负责人会议上的这次讲话,主题是如何在思想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开展积极健康的学术争鸣和思想交锋,在争鸣和交锋中坚持马列主义、发展马列主义,在争鸣和交锋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

广大党员干部是执政活动的具体承担者和体现者,其素质和能力如何,直接反映党的执政能力高低。正如毛泽东所说:“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0]为了使广大党员干部尽快理解、掌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对讲话精神进行广泛的宣传以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是非常必要的。在中共中央最高层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于1957年春季分头视察各地,进一步向党内外干部宣传、阐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同时,毛泽东也通过开座谈会、听取思想汇报等各种方式,深入调查研究,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及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多次讲话,进一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进行阐发

特别是毛泽东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的最后一段话,“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被权威的党史专家认为“是毛泽东提出‘正处’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他南下全部讲话的点睛之笔,寄托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现代中国的理想和希望。”[11]

从南下讲话的情况看,毛泽东对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而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和做法距离这个讲话精神差距又非常大的情况非常担心。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党内的思想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的状况,毛泽东在1957419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的指示。指示中所列举的问题都非常具体。这个指示反映了毛泽东当时最为关切的问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否想通了、认识清楚了,工作作风是否开始转变,第一把手是否认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把能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作社会大变动后的新形势下,党的事业能不能向前推进的主要问题。

早在1956年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就对开展整风运动的必要性、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说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毛泽东决定将开展整风运动的时间提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于195751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指示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做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12]195752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整风?》指出:“所谓团结全体人民,所谓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无非就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里,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同动员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说得非常明确。

毛泽东原来估计,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威望和治国业绩,中国不会发生象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严重情况。他真诚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并希望通过社会上和报刊上的公开批评,在党内外形成一定压力,促使党的各级领导正视错误,改装缺点。各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座谈会召开后,他曾听取中央统战部的情况汇报,并要《人民日报》把这些意见公开发表出来。他相信,这种做法一旦形成制度,就会在全社会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有利于发现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但是,对于公开鸣放中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他是完全没有料到的。这使他感到震惊,从而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

《事情正在起变化》用严厉的措词对当时整风鸣放的形势和党内外思想政治状况作出分析,对一些言论进行批驳,最重要的是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上发生了重要变化。619,《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修改稿也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意识形态方面长期而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演变为政治斗争。这是事实。但是,如何正确地领导这种斗争,毛泽东和全党都缺乏经验。而毛泽东本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这是毛泽东在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探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过程中的一个严重倒退。而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的重要论断,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3],则标志着毛泽东探索的终结。

195783毛泽东修改了十一次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在文章中提出了对政治建设目标的期望:“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14]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期望在毛泽东生前并没有实现。

薄一波在总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未得到认真贯彻甚至遭到严重违反的原因时认为:“原因可能有两条:一是毛主席本人的思想后来发生了变化,反右派斗争后,他越来越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因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逐渐淡漠了。二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策略尚未被广大党员和干部所掌握。”[15]

笔者认为,薄一波总结的这两点原因很深刻,但不够充分。真正的原因是党在几十年领导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阶级斗争观念和方法已深入到广大党员干部的骨髓,很难在短期内发生转变。“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16]这位同志对毛泽东说的这句话,在党内是很有代表性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3613日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说过,“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17]再加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出于对中国出现又一个匈牙利的严重关切,发动反右斗争并使其严重扩大化,重提阶级斗争,把阶级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矛盾就不可避免了。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0721页。

[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02页。

[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78页。

[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71页。

[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7页。

[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5页。

[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70页。

[8]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7页。

[9] 逢先知 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 》(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37页。

[1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11] 逢先知 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 》(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52页。

[12]《建国以来主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页。

[13]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109

[1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456457页。

[1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01页。

[16] 逢先知 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 》(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43页。

[17] 逢先知 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 》(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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