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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国昌与信谊药厂

发布日期:2013-10-31访问次数: 字号:[ ]

    德籍俄国犹太人药学博士霞飞,于1916年在上海开办信谊药房。1924年,聘请湖南浏阳人药剂师何子康共同协作创建信谊药厂,从租用上海马思南路(今思南路)20号弄堂楼房一幢,起初时,用动物脏器和产科医院收来的胎盘,提炼制成“长命牌维他赐保命”针剂、片剂,规模甚小,仅几名职工。后何子康担任中方经理,借报刊广告的媒介打开销路。1927年,霞飞与何子康遂邀基督教教友鲍国梁、徐虎臣、许世芳等人入股。1930年,信谊药厂因业务扩展,再次招募股本。此时,鲍国梁在英商怡和洋行地产部任职的弟弟鲍国昌也应招入股。改组为信谊股份有限公司。
    鲍国昌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鄞县陈婆渡鲍家出生,父亲是当地豪绅,在鲍年幼时去世。鲍少年时,和其兄国梁随笃信基督教的母亲移居上海。不久鲍国昌考进法国天主教创设的圣芳济学堂,1921年中学毕业升入天主教接办的震旦大学读医科。1925年毕业,进怡和洋行地产部当跑楼(也称小买办),由于他精通英、法等外文,工作勤奋,深得该行经理(总买办)潘澄波的信任。潘死后,鲍国昌被委为潘遗产管理会的负责人。业余时间在建筑业资本家徐虎臣家教其子女学习外文,同时从事地产买卖,略有资金积累。
    信谊药厂扩股后,由鲍国昌、鲍国梁、徐虎臣、许世芳、何子康五人组成董事会,增添设置,扩大生产。鲍国昌充分发挥其医科专业特长发展生产,在原来生产“维他赐保命”的基础上,陆续研发新产品:“铋司莫撒尔”、“乌罗透宾”、“麦角素”、“盐酸爱米丁”、“樟脑油剂”等注射剂,以及“力弗肝”、“旦黄素”等片剂……后依赖信谊品牌,以“消治龙”发迹,成为我国制药工业中的翘楚。1932年,信谊药厂生产的各种片剂、注射剂、橡皮膏等23种。其中,“维他赐保命”的产值占一半以上,利润倍增。1933年,派专人带部分新药产品去美国卫生机构鉴定,使信谊药厂在国内的信誉大为提高。这时霞飞因向国外进货时从中违章夹带私货被海关查获,信谊被罚巨款。鲍国昌等劝霞飞退股,从此,信谊药厂成为完全由国人经营的民族企业。 
    1936年,鲍国昌正式参加药厂的行政管理工作。厂里的资产达到60万元,厂房扩展为四幢楼房,产品又发展到生产“奎宁”、“葡萄糖”等多种产品,职工增加到一百余人。到了1937年,何子康辞去信谊职务,自己独资经营极星药房。鲍国昌任信谊药厂总经理,信谊药厂开始成为我国民族资产企业。
    鲍国昌早年就有志于兴办实业,尤其鉴于中国药物资源丰富,如麻黄、桔梗、当归、龙胆、肉桂、朱砂等各种植物、矿物药材大量输出,为外人所用,权益外流。为了挽回利益,鲍属意于制药业。鲍国昌任信谊药厂总经理后,自己辞去英商怡和洋行职务,集中力量经营信谊药厂。他有办好企业的事业心,发挥“地产买卖”的经验。将总管理处迁至福熙路(今延安中路)397号,扩大发行部门,并对全厂进行整顿,健全各级组织、规章制度。以高薪待遇,大胆任用厂里原有人员:陈铭珊为副经理、王大和为营业经理、并增聘营业代表,从此业务更有扩展。1938年,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914号,增设血清厂、玻璃厂、纸盒厂、印刷厂。
    1940年4月起,设立化学药物研究所,聘请药学教授潘正涛以及法国里昂大学毕业的化学博士林世谨和毛守白等人,研制化学药物原料和有关新药。从单一的制剂厂,发展成为 一个综合性的制药厂,在经营方法上能随机应变,又抓住了刚问世的“磺胺”和新药进口原料制成“消治龙”针、片剂,打开市场,开始发迹。又通过药厂股票上市,提升产业,到1949年全部股本上升到38.79%。
    1942年,信谊药厂已在天津、北平、青岛、济南、烟台、重庆、南京、汉口、蚌埠、汕头、昆明、香港等地设立办事处,了解市场情况,办理推销业务。1945年前后,又增设苏州、杭州、广州、台北,及国外新加坡、曼谷等地办事处。还亲自赴美国等国家考察制药工业,采购制药设备,使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
    1943年起,鲍国昌积极参与筹建由上海新旧药业界人士组建的“中国药业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天津路214~224号。全“中国药业银行”员工40人,董事长许晓初、常务董事鲍国昌。启动资金500万,半年后增资300万,总资产800万,成为放贷、储蓄汇兑,办理商业银行业务。
    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消治龙”竟成了市场上保持价值的筹码,使信谊药厂一下子成了暴发户,独占了上海市医药鳌头,到1945年扩展到原料部、化工部、制造部──针、片、液剂…等等一整套综合性的制药厂,全厂职工发展到近一千人左右。
1948年,信谊药厂又在全国新增十四个城市建立了特约代理和经销处。信谊药厂以崛起的民族制药工业称雄远东地区,登顶“远东第一大药厂。”
    信谊药厂在经营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在生产经营上注意质量,讲究实效,因为药品关系到患者生命,产品有较为严格的检验制度,尤其是针剂出厂要经过化学检验、动物试验和细菌培养,讲究确实的疗效;二、有较健全的成本会计制度,设有成本核算帐表,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加利润;三、注意市场动态,经常掌握国内外西药市场信息,使产销对路,能与外商激烈竞争;四、重视广告,对新产药品取名和广告用语精心设计,既能说明药品疗效作用,又使药品简明易记,并同各地医院医师密切联系,使医生处方时乐于配用本厂药品;五、不惜高薪网罗人材,使工厂技术力量高于同业各厂,充分发挥技术优势,敢于不断研制新药品。
    鲍国昌是一个民族资本家,他具有中国民族资本家的特征,有着爱国的一面。在我党统一战线影响下,信谊药厂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生产过支援抗日的“急救包”、“奎宁”、“磺胺”等药品支援前线。在解放战争中,由杨恺同志(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以及陈铭珊的妹妹等动员鲍国昌把“消治龙”、“奎宁”、“新斯的明”等药品支援解放区,也曾得到粟裕同志的感谢。
    1948年间,国民党强制发行金圆卷,市场混乱。国外药品倾销,市场呆滞,物价飞涨,损失惨重,生产停顿。鲍国昌巳无意经营,于10月离沪去香港,由鲍国梁任总经理。1985年他再度回国,看望上海信谊药厂同人,并赠款30万元作为职工福利金。

 

胡鼎阳,男,宁波人,1997年从陈婆渡中学退休;2000年,被聘为鄞县退休教师协会爱国主义教育讲师团成员。曾参与编纂《钟公庙街道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大典》(宁波卷鄞州篇);作为首南街道挖掘人文历史的文化志愿者,撰写了近百篇的《首南掌故》,并在鄞州日报每月一期的首南专版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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