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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当年在鄞州的革命岁月

发布日期:2013-04-11访问次数: 字号:[ ]

  19262月26,我出生在鄞州区章水镇(原鄞县大皎乡)字岩下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外婆家在黄岩头村(原属鄞县赤水乡管辖),现在合并到字岩下村,黄岩头村成了一个自然村落。我有三个舅舅,大舅徐功寅早年参加革命,在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师七团六连做后勤保障工作,曾参加过著名的孟良崮战役,1947年7月牺牲在山东。二舅徐功治从小在宁波城区做石匠师傅为生,学成了一手石雕的好手艺,成了宁波著名的石雕工艺师,当年宁波月湖畔小桥栏杆上栩栩如生的石狮子、亭台楼阁上的石刻花鸟、对联,都留下了他的指印。三舅徐功保也是早年参加四明山游击纵队,19459月根据浙东区党委的指示,奉命随军北撤;19494月,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著名的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以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我在这样一个革命家庭环境中长大,从小就在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943年秋,抗日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在朱之光等同志的引导和培养教育下,不顾家人的反对与劝阻,冲破重重阻力,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参加了革命,是当年鄞州籍为数不多的从事革命的女性成员之一。我是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地下交通员之一,以务农和做小生意为掩护,主要搜集鄞县与余姚交界处村落的日军、伪军和顽军的活动情报以及救护伤员,我家也成了地下交通联络站。1945年9月,四明山游击纵队奉命北撤,我根据浙东区党委的安排,留下来坚持原地斗争,直至战斗到宁波解放。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被党组织分配到奉化县土地改革工作队,后来又调动到绍兴县联合工厂,联合工厂系省公安厅直属机关,主要是管制犯人、开展学习教育等工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公检法被砸烂,联合工厂同样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实行军事管制。公检法恢复后,我又调到绍兴县公安局,直到1982年离休。

  我离别家乡已经有60多年了,追忆当年的峥嵘岁月,历历在目,趁现在脑子还清醒的时候,现将在家乡参加革命的几个片断回忆如下,让后人永远记住这段历史。

参加革命

  让历史追溯到71年前吧!1941年420日,宁波沦陷。四明大地笼罩在一片乌云之中,许多上层人士和社会名流逃往他乡避难。

  1943年秋天,大岚区山上来了共产党,领头的是朱之光,还有沈功甲、沈金姑等。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对我培养教育,后来派我做交通员,要我到柿林、李家坑、蜻蜓岗及上马等村打听敌人情况,了解日伪顽驻守的地点有几个岗哨、有多少人枪。那时,我还只有17岁,年纪小,性格比较开朗,就以卖蛋、卖菜为名,穿街走巷,或细心观察,或找人交谈,把了解到的情况向沈功甲、沈金姑汇报。

护理伤员

    194411月,三五支队在大岚区蜻蜓岗同国民党贺钺芳部队激战了一天,打了胜仗,但是我方也有不少同志伤亡。第二天清晨,我正在家里铡猪草,沈金姑领来了两个满身血污的伤员,对我说:“彩英,把这两位受伤的同志交给你。第一,把伤治好;第二,把身体养好;第三,要隐蔽好,别让国民党顽军嗅着气味。这第三条是最要紧的,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一任务。”我坚决地说:“误不了,保证完成任务。”这两个伤员一位姓张,左面颊被子弹削去;另一位姓赵,被子弹穿过右臂,没有断。我立即帮他们换下血衣,洗涤伤口。安顿他们躺下休息后,就到屋前的溪沟里洗血衣。

  刚开始洗,忽听到“橐—橐—橐—”一阵皮鞋声。我猛抬头,大吃一惊,国民党的100多名保安队员从东边大路开过来。我赶紧把血衣沉入水底,用一块大石头压住,提起空篮子,往山上飞跑,躲进竹山里。敌人一个个从我洗血衣的溪边走过,向柿林村跑去。多险啊!我的心砰砰地跳着,万一血衣被敌人发现,我个人落入虎口是小事,还会连累两个伤员和整个村子。等敌人走完后,我赶紧把血衣捞起,换到较隐蔽的溪沟里去洗净。当夜,我发动可靠的邻居,秘密地在大山上的明坑湾搭了一间草棚,把两个伤员背到这间草棚里隐藏,同时送去棉被和便衣。当时医疗条件极差,药品十分缺乏,土霉素算是最好的药品了,而这点药也要跑到五里路外的柿林村才能买到。看见药店老板,我就一边弯着腰,说肚子痛,一边先生长先生短地讲好话,每买一次药都要冒一次风险。那些日子,四处枪声不断,我照样提着篮子出没在山间小路,到明坑湾给伤员送药、送水、送饭。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护理,伤员的伤势日见好转,坚决要求回部队去。我向沈功甲汇报,不久就由沈功甲、沈金姑把他们送回部队。

掩护同志

  1946年我和严大康结婚后,就住到鄞县赤水乡茅镬村的三岱岩。这里是四明山大山区的独户人家,相隔几里路才能见到另一户人家。不但山高坡陡,人迹罕见,而且附近大山里有许多岩洞,当地人称为“仙人洞”,便于隐藏。因此,三五支队在1945年10月北撤后,留下来坚持地下斗争的少数同志常来我家隐蔽,并以我家为联络点,其中有中共大岚区区委书记王明同志等。

  这一年10月间,严大康去姚南党训班学习,只有我一人留在家里。一天深夜,王连、沈功甲、徐承潮、诸克才四位同志突然来到我家,裤脚管上都是血。原来他们根据群众要求和党的决定,在这天黑夜把大岚镇上多次向敌人告密、迫害革命同志及其家属的伪镇长鲁家吾干掉了,真是大快人心。从这天起,王连等同志一直隐蔽在我家的阁楼上。他们大都是白天睡觉,晚上出去执行任务。家里的米吃完了,就以蕃薯当主粮,蕃薯掘得差不多了,就用刀削玉米枝头上的嫩蒲头和着菜叶烧粥吃。同志们的头发都几个月不剃了,长得怪怕人的,我就用剪刀给他们理发。日子长了,敌人的狗鼻子就嗅到了什么。

智退鹰犬

    一天下午,王连他们在阁楼上研究工作,我拿着针线坐在门口站岗。忽然听到山下村子里群狗狂吠,我知道事情不妙,就连忙发出唤鸡的声音:“喔咯咯咯……”向屋内报信。可脚步声越来越近,再转移已来不及了。我连忙进屋,把门关上,想着如何应付敌人的办法。

  “砰砰砰……”敌人——“浙保”的匪兵敲门了

  “谁呀?”我一边拍着身上的灰尘,一边问。

  “是老子,快开门。”匪兵们狂吼起来。

   门开了,6个全副武装的“浙保”匪兵蜂涌而入,劈头就问:“你丈夫呢?他干什么去了?”

  “先生,请坐!”我冷静地回答,“我丈夫做民工去了。”

  “你老实说,你丈夫跟三五支队有来往,是这里的共匪”。我一边强装笑脸给匪兵们倒茶,一边说:“什么三五支队?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匪兵们东张张西望望还想再盘问什么,我灵机一动,便对匪兵们说:“对不起,先生!天色不早了,我还要到后山拔些猪草,把羊牵回来,改日再来坐吧!”我连推带拉地把匪兵推出门外,拿起箩筐往外走,顺手将门关上,掏出钥匙将门反锁起来,一个劲儿往后山奔跑,奔到一块大岩石脚下隐藏起来,窥察敌人的动静。我看到敌人已经向柿林方向走去,心中一块大石头才终于落地。回到家里,看到阁楼上的4名同志已经将手榴弹盖子拧开,作好战斗准备。看见我回到屋里,大家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王连却大笑起来,说:“彩英真不简单!要不是彩英急中生智,我们都完了。”沈功甲严肃地说:“话得说回来,要是让我们的手榴弹开花,那些混蛋决不会占便宜,只是彩英可要受累了。”阁楼上无法再住了,我陪同他们到毛竹山下面约一里多远的岩洞里扎营,每天仍由我送水送饭。

敌人大搜捕

    敌人抓不到游击队员,不肯死心,经过精心策划,一次大规模搜捕开始了。1947年农历正月十五日的一大早,30多个浙江保安队的匪兵把我家屋前屋后包围得水泄不通。匪兵踢开我家的门,一进门就不分青红皂白把严大康用粗麻绳绑起来,推推搡搡地抓走了。我见势头不妙,赶紧钻进粪坑小屋,一头钻出墙外,跳下一个高坎,奔进柴山里隐蔽起来,耳边不断传来茅镬村子里的枪声。天黑以后,我急忙跑到茅镬村严兴隆家里,打听我丈夫严大康等人被捕后的情况。后来知道严大康被关在李家坑村敌人的据点里,敌人对他进行严刑逼供,坐了老虎凳,但他什么也没说。我想赶快设法去营救他出来。

    第二天上午,“浙江保安队”的特务沈功茂在严兴隆家里找到我,对我说:“大康嫂,他们(指敌人)叫你去。只要你去,大康就可以保出来。”我立刻感到这个坏蛋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就说:“我去买两包香烟。”趁其不在意,夺门而出,逃进毛竹山里,不再回去。一会儿,我从毛竹蓬里往山上看,望见有4个穿长衫的便衣特务在山上探头探脑地寻找什么。我就逃进一个岩洞里躲起来,不敢回家。天黑了,北风凛冽,呼呼作响。我逃脱时衣服穿得很单簿,冻得全身发抖,蜷缩在岩洞深处。洞壁上的水珠不断滴到我的身上、头上,以致全身湿得像落汤鸡。夜深了,我疲惫得昏睡过去,一会儿又被冰凉的水滴冻醒。我一直想着,我不能束手就擒,我要想法出去营救大康和所有被捕的同志。

虎口脱险

  我摸出岩洞,月亮快下山了。我借着月光一步一步地走到茅镬村东头第一户人家,来开门的是元法婆婆。她见我全身湿淋淋的样子,立即把我叫进屋里,帮我换掉湿衣服,烧出一碗鸡蛋。我没有吃,急需睡觉解困。元法婆婆扶我到楼上,她让我在她的大床上睡。刚睡下,天已微明,听到村子里群狗狂吠。元法公公到门口一看,说:“不好了,‘浙保又进村了。”元法婆婆十分镇定,要我钻到大床底下,蜷缩在床底下的一角,并把床角的马桶拉开以挡住视线,然后打开马桶盖,粪便的臭气弥漫全屋。两个持枪的敌人冲到楼上,端着刺刀东挑西捅,伸向床底乱划。刺刀几次从我的身上划过,刀光离身子只有半寸左右,好危险哪!敌人走到床前,被马桶里刺鼻的粪便臭气熏得捂住了鼻子,敌人找不到我,骂着娘跑下楼。

  100多个敌人,挨家挨户搜查,无一家漏掉。不久村子里锣声和笛子声大作,敌人把茅镬全村男女老小都赶到祠堂里,一个“浙保”的军官凶神恶煞似地威吓说:“你们如果不把戴彩英交出来,等查出来,就人头落地,房子化灰……”群众都不吭不响。敌人无计可施,就当场逮捕了严利康、严兴娣、严志香三人做人质。敌军官进一步威吓说:“抓不到戴彩英,就把这三个人杀掉。抓到戴彩英,就放掉他们。”这天晚上,我趁黑逃离茅镬村,摸到茅镬村下面的里岸村徐敦翻婆婆的家里,终于又一次脱离了敌人的虎口。

七天七夜

  我逃到里岸村的敦翻婆婆家里后,敦翻婆婆显得十分慌张,说:“外面查得很紧,我家里没有隐藏的地方住。”我恳求她想点办法,她经过一番皱眉思索,说:“这样吧,我爷爷有一座空坟在后山,你暂时到那里去躲一躲。”为了避开凶恶的敌人,也只能这样了。

  敦翻婆婆陪我上后山,在杂草和荆棘丛里找到一座新坟,有两穴石廓,一穴已经葬了死人,一穴空着。我们两人用力扳开一块大石板,露出一个坟洞(空廓),湿漉漉的一片,一股触鼻的霉味扑面而来。敦翻婆婆让我进去。我躺了进去,脚朝里,头朝外。登翻婆婆捧来一大捆柴,把洞门遮住。为了保存自己,暂时只能活人装成死人了,是万恶的反动派逼的,有啥办法呢?我隔壁就睡着死人,在黑暗中,仿佛看到像鬼一样的黑影一个又一个地向我扑来,说不怕是假的,我只得拚命闭上眼睛。山鼠不断从我身上一跃而过,发出吱吱的尖叫声。特别是洞内的寒气和洞口的冷风像刀割一般,冻得我牙齿打颤,骨头像被冰酥了一样。好不容易熬到天亮,阳光稀稀落落地射进洞来,才使我身上恢复了点原气。

  太阳下山后,敦翻婆婆又摸上来了,从衣兜里摸出两个烤熟了的番薯给我充饥。她说,白天不能上山来,沈功茂等人到处在查找你的下落。我要她打听严大康他们的消息。第四天晚上,敦翻婆婆来送饭时告诉我说:“敦翻出去打听回来了,大康他们4个人关在一起,已经解押到梁弄去了,人还活着。”我的心宽了一点。我整天琢磨着怎样去营救他们,如今他们在监牢里,我自己在地狱里,真是束手无策。第六天晚上,敦翻婆婆上来说:“沈功茂又来我家查你的人,看来这里也不安全,应当另换一个地方。”我就托她到大皎乡杜岙村找我的小阿姑商量。第七天晚上,敦翻婆婆陪同小阿姑到后山来接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我同小阿姑摸到了杜岙村。

棺材旁边的半个多月

  到了杜岙村,谁知小姑夫胆小怕事,骂小阿姑是“搬起石头压自己的脚”,坚决不让我留下。我吃了点年糕汤,只好告别小阿姑,继续摸黑往前走。走着,走着,月亮升起来了,远远望去玉米山上有一间草舍。走近一看,原来这里住着一位白发老公公。老公公问我为什么逃出来?我怕暴露身份,就说:“因为公婆打我,我在家里难做人,所以逃了出来。”老公公是个大好人,就让我住在草舍里,他自己回家去睡。

  我因在坟洞里住了七天七夜,经受了挨冻受饿,这个时候病倒了,头疼发高烧,一连几天吃不进一点食物。这家媳妇也很好,细心照料我,使我慢慢地恢复了健康。老公公要送我回家去,我只得恳求老公公“救我一命,不要送我回去。”他说:“别处有亲人吗?”我记起有一个阿叔叫戴阿友,在鄞江桥毛家台门做长工。老公公就陪我到鄞江桥找到阿叔,我如实向阿叔诉说了我的艰难处境。第二天,阿叔从外面回来说:“有一个叫严大依的茅镬人,一直等在高桥桥头,要捉你。他们似乎打听到你会逃到我这里来。”阿叔要我暂时住到鄞江桥会馆里去。会馆是寄放死人棺材的地方,一般无人进去,比较安全。阿叔帮我在横七竖八的黑皮棺材中间,找了一块比较隐蔽的空地,铺上破席子和一条破棉被,就成了我新的避难所。

  虽然同样和死人睡在一起,一合上眼,仿佛仍有一个个的厉鬼魔影在眼前晃动,但比起坟洞来,舒坦得多了。当时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每天由阿叔给我送来土霉素和吃的食物,热度退了,病体才逐渐康复。我在这个装有死人的棺材堆中的阴暗角落,躲了半个多月。阿叔认为这样决非久长之计,就送我到在宁波城区石作铺做工的二娘舅那里。在阿舅的照料下,我的体力才完全恢复。阿舅介绍我到一家凉帽厂里做工,以便自食其力。我才终于脱离了虎口。

继续革命

  在大岚区党组织的营救下,严大康等被保释出来了。1947年8月,他回到了四明山的“钢铁”部队,继续投入跟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我后来住在宁波木行的一间小阁楼上,继续做地下党的联络工作,直到宁波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分配我去奉化县溪口镇任妇联主任,一起搞土地改革工作。后来因工作的需要被调动到绍兴县联合工厂,主要做管制犯人、开展学习教育等工作,直到1982年离休,享受副厅级医疗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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