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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发布日期:2013-06-28访问次数: 字号:[ ]

  鄢 舟

  摘要:马克思主义最早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到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形成传播热潮。尽管传播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各不相同,传播的内容各有侧重,但从传播的总体效果看,成效显著,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理论基石。本文尝试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概要介绍。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早期传播

 

  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激化,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剧。先进的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但屡屡遭受挫折,从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起义到封建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都以失败而告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成为历史的必然结果。本文主要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简要介绍,具体分为辛亥革命前后和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两个阶段。

  一、辛亥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根据现有材料,中国报刊上最早提到马克思是在1899年2月,当时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发表了李提摩太翻译、蔡尔康笔述的《今世景象》一文,首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并对其思想作了初步介绍。文中指出,欧洲的“受苦之雇人”,因不堪忍受“富室”强加给他们的惨无天日的生活,进行了罢工和抗争,其领袖就是“英人马克思”[1]。这篇文章是李提摩太和蔡尔康以《大同学》为题目,合作翻译本杰明•颉德所著的《社会进化》一书的第一章,它概述了近代欧洲各种学派有关“安民济世”的主张。同年4月,《万国公报》上又刊载了二人合译的该书的第三章,提到“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思,主于资本者也”[2]。“英人马克思”和“德国之马客思”显然指的是同一个人,因为他们所研究的都是“安民”学说,即社会主义学说。所以出现两个不同国籍的马克思,当是出于误解,这也表明了当时知识分子对马克思及其指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知之甚少,认识混乱。

  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梁启超是中国人在自己的论著中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的部分著作,并做了片断介绍。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提到“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端,在多数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服”[3]。这里所说的“麦喀士”即马克思。尽管梁启超反对刚刚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以他的声望和影响,能够如此赞扬马克思和介绍马克思的学说,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0世纪初,留日的中国学生也发表了译介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影响较大的刊物有《译书汇编》和《浙江潮》。较为有名的文章有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和署名大我的《新社会主义》。马君武在文章后列举了马克思的著作目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这是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中国人介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目录,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资产阶级革命派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孙中山、宋教仁、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廖中恺等人,在辛亥革命之前,也积极关注社会主义。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知识分子为了组织革命力量,广造反清舆论,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力,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向前推进了一步。孙中山在1897年旅居伦敦期间,就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1905年他在第二次旅欧期间,曾亲自前往第二国际执行局,要求把他领导的兴中会接纳为会员。孙中山自称是“中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称赞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中的圣人”,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他预言“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当然,孙中山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孙中山的态度、言论和行动却在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朱执信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被公认是同盟会会员中对马克思主义比较有研究的人。19061月至4月,他在《德意志革命家小传》一文中,比较详尽的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的生平及其学说,还译述了《共产党宣言》片断,认定《宣言》是马克思最大的“事功”。他指出马克思的学说不但为学者所重视,而且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金科玉律”,还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探讨解决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毛泽东称赞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拓荒者”[4]。与此同时,宋教仁、廖仲凯翻译了《万国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史大纲》等论著。

  另外,20世纪初,中国在海外的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例如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何震夫妇主编的《天义报》(在日本出刊),第一次译载了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和《宣言》的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当时译为《绅士与平民》),以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第二章中几段译文。同时还有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创办了《新世纪》周刊,也曾详细地介绍和评论了巴黎公社的革命,报导了第二国际“七大”关于帝国主义问题上各派的激烈争论。同一时期,在1911年武昌起义不久,由无政府主义者江亢虎带头组织的中国社会党,在该党的刊物上也谈到马克思的学说,如绍兴支部出版的《新世界》上就曾介绍“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的学说”,讲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还连载了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大部分译文。不仅如此,其时还有某些权威报刊也谈到社会主义,如《东方杂志》86号上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191112月发表)就曾提到:“近世社会主义的开山,感推德人楷尔麦克(马克思),其《资本论》所述,意在集土地资本于社会,以经营共和的生产事业,所谓社会民主主义是也。”

  191110月辛亥革命爆发,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虽然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尽管这次革命并不彻底,但是极端专制独裁的满清封建统治毕竟已经崩溃,一种前所未有的较为清新自由的政治局面和政治气氛毕竟来临。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虽然没有真正稳定地掌握政权,也无力控制政治局势的发展,但是革命的初步胜利却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兴奋和狂热。他们天真地认为,以民族、民权为核心的政治革命已大功告成,以民生主义为中心的社会革命即将开始。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就是民生主义。所以在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等革命民主派开始更为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孙中山在《社会革命谈》一文中指出,中国现在的革命,是拥护“国利民福”的革命,这种革命就是社会主义。

综合上面叙述,不难看出,在辛亥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具有如下特色: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的介绍者,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介绍很少,浮光掠影,影响不大。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介绍、翻译和传播。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已经披靡欧美,当时中国新型知识分子队伍日益扩大,留学过日本和欧美的人日渐增多,他们在国外办了许多刊物,在宣传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介绍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其中包括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大多数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一种知识加以介绍,并且其中存在一些错误和模糊的认识。囿于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限制,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都不可能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一些错误的认识。比如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就明显存在偏差,他认为:“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百物价值之源泉”[5]。比如孙中山解释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他还认为,“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精髓,亦不外此三者。”[6]不仅如此,孙中山还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等同起来,认为“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素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失。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7]

  第三,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有限。在辛亥革命前后,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还只限于比较狭小的范围,参与者多是留学日本的维新派、革命派、无政府主义的主要领导人物及其追随者,宣传阵地也仅几家报刊,如《新民丛报》、《浙江潮》、《江苏》、《天义报》、《世纪报》、《衡报》、《社会党月刊》等,且多在海外创刊,传播的对象又有限,国内一般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所以,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介绍,反响不大,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广泛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的大众传播运动。

  二、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从十月革命后开始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的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8]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仅唤醒了西方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北方邻国,因而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斗争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骨干作用的知识分子,开始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经过不断地求索和鉴别,逐渐摆脱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他热情地歌颂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以敏锐独到的眼光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四篇光辉的文献,揭开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宣传的第一页。他在文中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对于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他指出这一胜利“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是二十世纪革命的先声。”他满怀信心地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还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主编《每周评论》,成为五四前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为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推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了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专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这期间,李大钊还在《新潮》、《少年中国》、《国民月刊》、《新生活》、《晨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920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了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很多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这一时期鼓吹马克思主义的战士。1915年他创办并主持《新青年》杂志,积极倡导民主与科学。陈独秀原来是一个典型的欧化派,但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给他上了严峻的一课。随后,他明确反对中国走欧美、日本式的道路,指出工人所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家剥夺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并且阐明了劳动创造世界,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的观点。他认为用革命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是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十月革命后,他积极刊载了一系列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文章。191812月,他与李大钊一起创办《每周评论》,第一次刊载了《共产党宣言》的摘译。19201月,他宣称,军国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同年夏,他明确地表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年9月以后,他发表了《谈政治》等文章,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由于陈独秀在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巨大名声,他宣告自己信仰社会主义这个行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壮大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声势,推广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李达也是这一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十月革命前,他就积极参加留日中国学生的爱国活动。十月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初期,他翻译了《唯物史观》、《社会问题总揽》、《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重要著作,陆续在国内出版,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原理。他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比较准确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并指出,在政治上,后者主张打破一切政府组织,而前者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应组织社会主义政府;在经济上,后者主张废除一切私有财产,而前者主张全部废除私有资本。

  杨匏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理论家。十月革命后仅50天,他就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了《李宁(即列宁)胜利之原因》的短评,这是最早站在革命立场上的对十月革命的表态。他在该报上发表了40多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与社会学说。其中篇幅最长,内容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亦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这是迄今所知华南地区最早的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文章。他还编译了30多万字的《西洋史要》,翻译了拉比杜斯的《地租论》。不仅为当时华南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及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崭新的思想武器,也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杰出贡献,因此有“北李南杨”之说。

  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培育和带领下,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周恩来等人在各地也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他们在“黑暗的中国”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火炬,如同窃来天火的“普罗米修斯”,率先在一片荒原上披荆斩棘地开出一条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打破了封建专制制度一统天下的沉闷气息,让思想冲破牢笼,民族精神获得极大振奋。

  总之,从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的两年间,在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达到了最高潮,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运用和发展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与辛亥革命前后的传播相比,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呈现出新的特点:

  第一、宣传阵地愈加广泛。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空前高涨。首先,全国各地出现了一大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步刊物。仅在五四运动后半年时间内,全国各地新出版的、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就有200余种。其中对传播马克思主主义起了较大作用的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湘江评论》。其次,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全国各地陆续出现。1920年3月,李大钊倡导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随后,毛泽东等人发起创办了文化书社,恽代英等人组织了利群书社,周恩来等人成立觉悟社,大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再次,在高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李大钊有意识地向读者提供进步刊物,主动向青年推荐马克思主义著作,解答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问题。他先后在北京大学等学校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经过他的大力宣传,很多青年学生对马列主义有了比较系统的科学的了解,推动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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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被翻译出版,得到了广泛流传,为人们准确地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到1920年前后,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翻译列宁的著作有《民族自决》、《过渡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从破坏历史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国家与革命》等全文或部分。

  第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成为传播的中心内容。从十月革命的经验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了“走俄国人的路”,就必须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针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政治派别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诸如改良主义者胡适主张“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梁启超、张东荪认为中国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否认强权政治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等,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展开三次论战,从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实际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论证了必须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社会的旗帜,以无产阶级和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反动政权和帝国主义压迫,建立劳动人民政权。陈独秀在起草《新青年宣言》中,明确指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全力主义(这里显然是指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我们主张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9]蔡和森在19207月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立即组织中国共产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随后的与毛泽东的通信中也多次有过相关的讨论。毛泽东在回信中不仅同意他的观点,还进一步指出:“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10]

  第三,社会影响更加深远。相比辛亥革命前后的介绍与传播,经历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洗礼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初步形成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干部基础。“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与各种学说竞相争鸣的角逐中,最终以它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脱颖而出,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随之诞生。尽管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人数不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很低,但是它毕竟以崭新的姿态开辟了中国思想理论发展的新局面。在他们的努力下,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洗礼,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渐深入人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爆发奠定了良好的理论思想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几点思考

第一,掌握西方文化的先进知识分子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力量。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只有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才有可能,其传播和发展也必须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文化作为前提。在近代中国,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输入,打破封建文化的一统天下,没有西方文化培育出来的一批新式知识分子,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无论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派别,都是由西方文化熏陶和培育出来的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化中最新鲜、最有吸引力的内容来学习和传播的。正是西方文化把他们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了一起。

  第二,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进行传播的前提条件和必然结果。一般说来,任何重大的历史转折和社会变革,都需要相应的文化作为先导。而什么样的文化能够充任这种先导,则取决于该社会本身的历史条件和实际需要,取决于各种文化和理论满足于这种实际需要的程度。资产阶级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知识分子在从事改革时,先后从不同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幼稚、片面、零碎甚至错误,但总是经由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没有他们的先行,就不会有后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在更高、更新、更科学的水平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运用。“五四”时期,受到十月革命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领导革命,由于历史条件和承担变革的主体力量的变化,中国社会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深刻的需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第三、中国的先进分子对中国命运的关注是他们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动力。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特别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注意同工人群众结合,同中国实际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第四、中国先进分子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对于近现代中国意义巨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人民的斗争历来是英勇的,一旦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斗争的胜利就是不可阻挡的了。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能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掌握了。否则,任何思想都是起不了这种作用的。所以,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继续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发展。

鄢舟,男,1970年生,河南省新县人,浙江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为中共宁波市鄞州区委党史办(区方志办)副主任。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研究论文发表或获奖有10余篇,合编著作数部。



[1]《万国公报》121期,1899-03

[2]《万国公报》123期,1899-04

[3]《新民从报》第18号,1902-9-15

[4]《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2年)。

[5] 林代昭、潘国华,《克思主义在中国(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化史料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

[6] 孙中山,《孙中山文集》(上卷),团结出版社,1997

[7] 孙中山,《孙中山文集》(上卷),团结出版社,1997

[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

[9] 陈独秀,《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七卷第1号。

[10] 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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