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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说《三字经》的传承

发布日期:2013-06-28访问次数: 字号:[ ]

郑传杰

   《三字经》成文于宋末,成书(以刊刻为标准)于明代,流传至今,经久不衰,历时七百多年,由一本信手写来、以课私塾的启蒙教材演变成为家喻户晓的蒙学之冠、国学之经,在整个传播过程中,万历一朝和宁波一地是断然不可缺失的。

  一

  万历皇帝名讳朱翊钧,是隆庆皇帝的第三个儿子,隆庆二年(1568)被立为皇太子,时年6岁,他念的第一本启蒙读物就是《三字经》。历史明确记载此事,辅臣徐阶也有诗曰:“千官绕仗容常泰,三字开编诵已成”。

  朱翊钧在东宫读的《三字经》从何而来?最有可能的途径有两条:或来自于国子监,或得自于他的老师。

  先说得自于他的老师。当时辅导朱翊钧学习的是一个团队,有十余位老师组成,以张居正为首,其中有一位是鄞县人余有丁。隆庆初年,他的职位是“太子洗马兼修撰,侍太子(即万历)东宫”。应当说,在少年万历的成长过程中,余有丁起过特殊的作用,有过特别的影响,所以后来万历皇帝对这位老师倍加爱惜和敬崇,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加官。朱翊钧继位后,万历元年(1573)升余有丁为右庶子,领南京翰林院;万历二年(1574)又升余有丁为南京国子祭酒。万历十年(1572)六月,任命余有丁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中枢机务。不过余有丁在次辅的位子时间不长,对万历朝的政局影响并不大,万历十二年余有丁便因病辞官。

  (二)赐字。余有丁回到老家东钱湖,隐居在五柳庄。五柳庄是万历二年余有丁第一次因病到东钱湖静养时建造的,当年万历皇帝就亲笔书写了"名山洞府"四个字赐给余有丁。余有丁死后二十七年,即万历三十九年,为官在福州的鄞县人柴涞、柴以泰父子将万历皇帝赐给余有丁四字榜书“名山洞府”摹刻在瑞岩山上。这事与万历三十五年入阁独掌朝纲七年的叶向高有关。叶向高少年曾在瑞岩山放过牧、读过书。万历十一年叶向高中进士,这一年殿试,实际上,才是决定进士名次的考试官。这在某一意义上讲,余有丁与叶向高有师生关系。出于一种师生之谊,叶向高便让柴涞、柴以泰父子将万历皇帝的赐给余有丁的墨宝余有丁“名山洞府”移至遥远的东南海陬安了家。

  (三)谕祭。万历十二年(1584)十一月,宽宏儒雅、淳厚简朴的余有丁病重去世,享年57岁。万历皇帝闻讯震惊,辍朝三日,遣文书官前往视表,赐钱物若干,予祭九坛,又派朝中官员护表归葬其鄞县故里,谥号文敏’。万历皇帝曾先后两次谕祭,万历四十一年,又令在延庆寺旁边建起余相国祠,专事祭祀。

  余有丁的祖上余天锡是南宋理宗朝参知政事,他与王应麟父亲王撝同为嘉定十六年进士,王撝曾任余家私塾教师,为余氏训育后代。其时王撝同样悉心培养儿子王应麟,为此写信给在朝为官的余天锡,请他到国子监帮他借书,王撝用国子监借来的书让王应麟通读,之后,王应麟中了鸿学博士。可见余王两家本是世交。余有丁手中是否有《三字经》手抄本,他又是否将《三字经》带入朝堂?可能性虽然很小,但不是没有。

  再说来自于国子监,这一可能性较大。明朝有三处国子监,即南京、北京、凤阳,数南京国子监规模宏大。在余有丁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之前十几年,即嘉靖二十九年(1550)榆次人阎朴(1504-1567)调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他是读着《三字经》长大的,他的墓志铭中记载:五岁,学谕公(指其父阎大纶)面授《三字经》,俄即成诵。看来,《三字经》对阎朴成长起过重要启蒙作用,由己及人,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接受《三字经》启蒙,因而有可能将《三字经》带到国子监推而广之。

  阎朴因上书弹劾严嵩被削职为民,嘉靖三十一年离开南京国子监祭酒一职,五年后的嘉靖三十六(1557),黄佐1490-1566)在《广东人物传》中提及《三字经》和作者。

  事实上,朝廷官员包括国子监官员,他们对《三字经》的关注、推介都是从阎朴之后的万历一朝开始的。

  第一个是河南人吕坤(1536-1618),他是万历二年(1574进士,官至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刑部右侍郎。吕坤不愧为学者出身,他虽然身居高位,但却能关注最基层的社学,著有《社学要略》。他在《社学要略》中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接着是湖北汉阳人萧良有(1549?)。萧良有是万历八年(1580)张懋修榜进士第二名,万历二十三年(1595)任国子监祭酒。他编著了《蒙养故事》,在此书中亲自推介蒙书《三字经》——一本小学生读的书,足见他对蒙学教育的重视程度了。后来有河北高邑赵南星(15501627),他也万历二年(1574进士天启三年(1623),任吏部尚书。世以赵南星、邹元标顾宪成称“东林三君”。赵南星作《三字经注》,称《三字经》“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故此为蒙学第一书”。

  经过吕坤、萧良有、赵南星等万历朝高官的推介,《三字经》名声大振,由此进而引发学者对《三字经》作更为详细的研究。

  万历王朝之后,金陵(南京)一度是《三字经》传播的一个中心地,明朝版《三字经》中黄周星本、车鼎贲本都是很有影响的,黄周星是崇祯十三年(1640)中庚辰科进士,著有《新编三字经》。车鼎贲从小读《三字经》,喜欢《三字经》,成人后又意识到了《三字经》中存在着章句之习干禄之讹这样的小疵每于课子之暇,欲为订正其千虑之一失。后来在友人的帮助之下,窜易其理之有所未醇者,而复增补其语之有所未备者,较之旧帙,遂多数倍。黄周星、车鼎贲都是明末的金陵(南京)人,可见《三字经》的传播与南京国子监有关联。

  二

  当年榆次人阎朴读到的《三字经》应是他的父亲阎大纶偶尔所得,且是一个手抄本,阎大纶准是还没有来得及将它作为县学的教材而让自己的孩子先读了。阎朴5岁始读《三字经》,嘉靖十一年(1532) 29岁与鄞县人范钦一起中进士。由此推定其读《三字经》时间是正德三年(1508),这一年他的同乡寇天叙(14881533)中进士,《东钱湖志》记载正德十二年(1517)寇天叙为宁波郡守,在宁波屯军只顾眼前利益,请求废东钱湖为田时,寇天叙坚决加以阻止,才使得废湖没有成功。寇家是北宋宰相寇准后裔,又住在榆次城区北大街,条件比阎朴家好,寇天叙也是在身为私塾老师的父亲亲自教育下成长的,但他却没有能读到《三字经》。

  那么阎家的《三字经》抄本又从何而来?文献中没有记载。细细探究,跟宁波不是毫不相干的。宁波与榆次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元朝。众所周知,元朝统治者不把文化当回事的,因而长时间停废科举,使得学士无法被御用,于是他们奔走大江南北,四处访学,变成了游士。

  元改宋,鄞县的文脉并没有被割断。元初鄞县大地上文化地气还是热的,鄞县文化刚刚经过南宋万物向荣的春天,人们对春天的美好记忆犹新。当时鄞县大地上集中着许多在南宋春天里成长起来的文化家族和文化人,他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由南宋臣民变成了遗民,他们失去了特权,失去了地位,但没有失去文化,他们都是士人出身,有才学,有品德,有信念,又想有所作为,但又不愿到元朝的政府部门做官,于是他们把精力大多投入到宋代学术史、政治文化史的研究上;投入到自立书院,招收生徒讲学上。王应麟是当时四明学者的代表,他创立了深宁学派。鄞县以深宁学派为中心,文化活动蓬蓬勃勃,因而也成了北来游士的热土。

  在游士队伍中,有一个后来大名鼎鼎作家的罗贯中,他遍涉各地,在太原、苏州、杭州、宁波等地都留有下了踪迹。

  始修于明代隆庆元年的《罗氏家谱》则明确罗贯中籍贯为太原清徐。清徐是由晋阳和榆次的部分地区建立起来的县。元末乐府大家贾仲名在《续录鬼簿》中称:“罗贯中,太原人……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可见罗贯中少年在清徐,青壮年离开家乡,晚年又回过故乡。罗贯中离开家乡那一个时期里曾到庆元(宁波)拜师求学,其老师赵偕(1294—1366),入元不仕,学宗杨简(慈湖先生),隐居慈城西大宝山之东麓宝峰书院。罗贯中在《宝城书院》学习期间,怀着敬慕的心情采集了与宝城书院有师承关系的“德润书院”创办者阚泽的事迹,并将其写入《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和四十七回中。由此溯本求源,王应麟与罗贯中可谓师出一门。王应麟的父亲王撝师从史弥巩,史弥巩又是杨简的学生,王应麟幼承家教,始知陆学。到过庆元(宁波)的罗贯中不一定是《三字经》的传播者,但却为庆元(宁波)与榆次的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使《三字经》由庆元(宁波)直接传到榆次成为可能。

  在《三字经》传承途径中,由民间传到朝廷是一个转折点,不仅是传播空间扩大了,更重要的是传播台阶提高了。经少年万历皇帝一读,又是一个转折点,《三字经》的社会地位因此而迅速提高,终于登上了大雅之堂。

  终万历一朝,除了广泛得到在职高级官员的关注外,《三字经》也由手抄本演变为刻本。最早的《三字经》是一个坊刻本,内容只写到宋。萧良有在《蒙养故事》自序中称:“里中熊氏藏有大版《三字经》……较坊刻多叙元明统系八句,乃知岀于明人,究未知谁作也。大版《三字经》应成书于万历年间,为之作序的山东聊城人傅光宅(1544—1601)是万历五年进士。晚明太监刘若愚(1584-?)在崇祯十四年(1641)完成的《酌中志》记录的《内府刊刻书目》中有《三字经》一本,二十二叶。《酌中志》是刘若愚以自己在宫内多年所耳闻目睹详细地记述一部比较翔实可信的著作。

  《三字经》的注解本也出现了,最近发现在韩国所藏的《三字经注解》,署名为“福建扆城陈翰迅成。福安因“山环邑如负扆然”而称扆邑。陈翰迅成,即陈翰,字迅成。陈翰只是福安一位普通的读书人,其名不见经传,而他的妻子林氏则为地方史志所记载。《福安县志》记载:嘉靖三十八年(1559),倭寇在福安制造了巳未惨祸,在这一惨祸中陈翰夫妻一同被倭寇执至军营,林氏哭泣着对陈翰说:“不幸至此,势难两全,吾有死而已,汝归抚子,毋以吾为念。”林氏千方百计帮助陈翰逃出军营,见其丈夫脱离危险后,叹息说:“吾事毕矣”,于是赴水而死。从“汝归抚子”可知当时陈翰的儿子尚未成人,由此推断他大约是嘉靖中期到万历年间的人。陈翰的《三字经注解》可能与鄞县有联系。万历十九年(1591),鄞县人史起钦(沈一贯亲家)出任福宁(领宁德、福安)知州。在任颇有政绩,还撰编了《福宁州志》,万历二十三年(1595)撰《太姥山志》,他曾到太姥山游览,留下七律《太姥山》,还把太姥山奇景告诉给两位鄞县老友屠隆和全天叙,引发他们各为太姥山赋七古一首,这两首诗都被《福宁州志》收录。这就是说至少在万历中期鄞县与福安已有文化交流,而两地人员频繁来往则至少在嘉靖年间,因为从宁波到福安是戚继光抗倭的一段重要线路。

  三

  《三字经》也随即走出国门,首先在日本、朝鲜传播。

  为韩国所藏的除陈翰的《三字经注解》外,还有《增注三字经》、《新刊三字经》,所记时间都属万历朝。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所藏的《增注三字经》写本,后署“癸未(即1585万历十一年)。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的《增注三字经》是一个手写本,前有朝鲜人艮斋跋:“《三字经》,不知谁人所撰。而其辞略而备,其文练而雅,要非东人所述。而训蒙捷径,莫此之要也。尹明直将以剞劂以惠幼学,为添宋五贤以下四句,以完其篇,以待明直之成其志也。癸酉(即1573年万历元年)阳月艮斋。”末尾有太岁庚申(即1620万历三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丙寅日郑敬夏谨伏问身数丕□”。艮斋是朝鲜人柳梦寅(1559-1623)的名号,他31岁中文科状元,饱读中国历代经典,不仅精通中国文化,还曾于1592年(万历二十年)、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三次出使中国。柳梦寅是否到过宁波?他的传世著作《於于野谈》之中有一篇《红桃传》,是朝鲜壬辰倭乱结束后,柳梦寅前去赴任南原府使时写的。该篇故事中的主人公红桃在战争中和自己的爱人走散,于是男扮女装从军,后来被俘虏到中国的浙江,后来偶然听到了故乡熟悉的笛声,和自己的爱人在异国他乡终于相遇。原来爱人也跟随明朝的将军杨元来到了中国,靠当船夫为生。韩国的《朝鲜日报》资深评论员李圭泰先生认为这篇小说的背景就是发生在宁波。

  韩国忠南大学图书馆所藏《新刊三字经》,正文末有一行字:“万历岁次丁未(即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冬,玄览堂梓《新刊三字经》终。《新刊三字经》只是一个坊刻本,崇祯十六年(1643)又重刻,后有一跋:右《三字经》及注解,不知何人创述。宋朝人教少儿,始以十九文。此经次之,字句简便。比我国童蒙先习,则教学颇易。略加删改,入梓行布焉。癸未(1643)秋,泽堂识校书跋重刻。”泽堂是朝鲜人李植1584—1647)的名号,他于光海君二年(1610)即万历三十八年文科及第,以文学著称,是汉学专家。李植用近二十年的心血创作出了《杜诗泽风堂批解》,它是朝鲜文人批解、注释杜甫诗歌的第一部个人著述,曾被推崇为朝鲜学杜诗者的入门书籍。

  陈翰注释本也传入日本,永禄五年(1692)刊刻的《广益书籍目录》列有此书。日本曾两次根据《三字经注解》刊成《新锲三字经注解》,时间在明历四年(1659)和享保十三年(1728),属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年)。其时由中国商船带来的各种版本的《三字经》已在日本印行。在日本学者大庭修(1927—2002)所著的《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受容研究》中附有“唐船持渡书籍目录”,其中便有“酉五号唐船作为日本贩卖之物,携《三字经》二百九十六部各一种”的记录。据大庭修考证,《三字经》在江户初期曾被作为幕府培养“唐通事”(即汉语翻译)的初级读写教材而被使用。日本教育史学家石川松太郎收集了众多《三字经》版本,最早为享保七年(1722)由京都的额田正三郎与大阪的松村九兵卫等四家书肆联合印制的《三字经》,但石川判断江户初期日本民间自发印刷的《三字经》应该要更早一些。事实也如此,《三字经》传入日本至少在明历四年(1659)之前。天保二年(1832),德川幕府开始由官方出面印制《三字经》并以低价出售或赠送的方式交给各地的寺子屋(即民间儿童启蒙机构,类似中国当时的私塾)使用。这些记载都说明,《三字经》在江户时代已在日本大为流布,由书商开版印刷以至官版发行,成为当时在日本较有影响力的中国启蒙读物。

  宁波文化早年传入日本与朝鲜既有物证,又有人证,这里仅举明朝一例作一说明。

  明朝鄞县人金湜正统六年(1441)举于乡,以习古书法授中书舍人,升太仆寺丞。他的一个友人叫雪舟(1420-1506),雪舟在日本是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画圣画僧,据日本龙岗真圭对雪舟名号的解释,雪舟二字源自元代晚期中国常州天宁寺宁波象山籍高僧楚石梵琦的书迹,汉诗中有孤舟钓雪溪雪乘舟之禅意,更含雪净无尘、舟动不止的禅学意境。1467年,47岁的雪舟随第13次遣明使船队来到中国,雪舟来中国后入住天童寺,经常到城里访友,就是在这个时期,雪舟结识了金湜。彼此相见恨晚,心意相通,曾互相赏评《虎溪三笑图》、《商山四皓图》等。成化五年(1469),在春风浩荡中的甬江三江口,数艘日本遣明使船徐徐离岸,伫立在船头的日本画家雪舟等杨与宁波文士金湜、丰坊、徐琏等,他们依依惜别。雪舟回国所作著名作品《四季山水图》、《育王山图》、《山水长卷》等,都以宁波的山水风物为特色,倾诉他对宁波的眷恋和钟情。

  天顺八年(1464)赴朝鲜颁明宪宗登极诏,鄞县人金湜便是赴朝使者。正德元年(1506)九月,朝鲜发生宫廷政变,晋城大君李怿(1488——1544)即位,是为中宗。中宗即位后驻朝使者金湜,以儒家辅佐,推行所谓“至治主义的治国方针。金湜擅书法,五体俱能,有汉晋风度,又善画竹,并题诗其上,人称诗、书、画三绝。他是一位文化使者,朝鲜雅尚汉文学,凡中国使者至,必求词翰,他即席书数十篇以赠。有美女入侍,赋诗却之,馈赠不受。回朝即请去职,屡征不起,家居30年,足不迹公府,惟与名士结诗社为乐。

  金湜是一个宁波与日本、朝鲜文化交往的人证,而《剪灯新话》则是一个物证。

  洪武十一年(1378),31岁的瞿佑(1347-1433)写了一部传奇小说集《剪灯新话》。此书上承唐宋传奇的余绪,下开《聊斋志异》的先河,在中国文言小说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中一篇《牡丹灯记》,取材于宁波月湖。瞿佑是元未寓居四明的宁波人,他一生的正式老师惟王厚孙(王应麟之孙)一人,王厚孙治学对他产生很大影响。《剪灯新话》金冕跋语云:余同门友瞿宗吉辑其间见之实,书于简编……今宗吉学富才充,余何企及哉?王厚孙将一种放达和反传统的意识灌输给了瞿佑。数十年后,《剪灯新话》流传到朝鲜,对朝鲜的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金时习(1435-1493)得到此书,从中受到启发,创作了类似此书的《金鳌新话》。许筠(15691618)的《洪吉童传》中关于妖怪被消灭于芒砀山的场面,就和《剪灯新话》中的《申阳洞记》有关。金万重〔16371692)的《九云梦》中的主人公性真入水宫以及他投胎为杨少游一事,说的就是《剪灯新话爱卿传》中的爱卿下地狱并投生为宋家之一的事。《剪灯新话》不仅为朝鲜具有文化修养的人中间阅读者面很广,而且在小说创作界也产生了绝对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剪灯新话》就是朝鲜小说创作的起源。学者林芑曾在《剪灯新话》上加以注释,1549年完成,1599年刊行。《剪灯新话》一样也传入日本,其中《牡丹灯记》一篇被定名为《牡丹灯笼》,三百多年间不断翻译和改编。20世纪《牡丹灯笼》被改编成歌舞伎,在东京上演时轰动朝野,后又被改编为影视剧。数百年改编与重构出现的一大批“牡丹灯笼”作品,形成了日本文学史上独特的“牡丹灯笼”现象。

  总之,《三字经》走出国门,大体是在万历朝登上大雅之堂之后。《三字经》的作者也开始受到关注,而此时这已经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了。《三字经》所以没有署名的直接原因应当有两方面:一个是个人原因:初创时,只以课家塾,没有刊刻,不以著作对待。另一个是社会原因:自古以来 上层士大夫编纂经史类著述才是高雅文化,而各类教科书的编纂都难以登大雅之堂。《三字经》是由于与作者相识、相近的人读后感觉有启发,然后各自抄录一份开始传播的,明中叶其中一份传入朝堂,暂且称其为北传的《三字经》,而另一份则在宋末元初就在广东传播了,暂且称其为南传的《三字经》,这一份《三字经》始终在民间流传,其流传的中心地区在顺德。

  四

  最早关注《三字经》作者的人是广东顺德陈村人区大任(1516-1596),嘉靖四十二年(1563),47岁的区大任以岁贡生资格,试于大廷,考官展卷阅览,惊叹其为一代之才,特荐御览,列为第一,由是一鸣惊人。万历三年(1575区大任升国子监助教,万历皇帝巡幸太学,区大任得侍左右,万历帝赏识他的文才,御书不二两个擘窠大的字赐给他。区大任国子监助教时,《三字经》应当已流传到明廷,他深知此书的价值。当区大任在家修《平阳区氏家乘》时,便明确称区适子“撰有蒙训《三字经》行世……”当然区大任的这一说法是家族相传的。区大任出生于正德十一年(1516),少年时应读过区适子的《三字经》手抄本,这一概念就此形成。窗嘉靖三十六(1557)他的老师窗黄佐(1490-1566)任《广东通志》总纂,区大任为其门人,担任分纂,此时他经老师同意将区适子列入同时在编写的《广东人物传》中,但在《元登洲先生区公》一篇中则是这样说的:“区适子,字正叔,南海人------故老相传,今训蒙《三字经》,适所譔(撰)也。”可见,黄佐不愧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没有完全采纳区大任的说法,而是经过斟酌,在区适子说上加了“故老相传”。这就是说“《三字经》作者区适子说”实是区氏家族中世传的一种说法,即便黄佐也没有完全认同。万历《顺德县志》(1585年印)所持观点等同黄佐“……故老传今《三字经》适子撰也。明朝的其他学者更没有认同此说,稍后赵南星编的《三字经注》,他在序中明确说:“世所传《三字经》、《女儿经》者,皆不知谁氏所做。”

  区大任所以会提出《三字经》作者的问题,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元末明初,这本出自区家的《三字经》(指区大任看到的区适子的手抄本)没有在家族外流传,而此时在广东流传着的竟然是黎贞的《三字经》手抄本。

  黎贞是广东新会都会乡人,师事顺德人孙贲,他的名气显然比区适子大。

  洪武十八年(1385),黎贞因仗义排解乡间纠纷,遭权贵诬陷,被发放辽阳充军服劳役13年。适遇老师孙贲亦因被人诬陷发放辽阳,同禁一起,师生之间交流学问,更有进步。孙贲是洪武三年(1370)举人,在岭南五个诗人中诗名最大,也最有影响。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穷治蓝玉案,株连万余人,孙贲因替蓝玉题过一幅画,被入极刑。临刑时,孙贲口占一首五言绝句,作为遗言:“鼍鼓三声急,西山日又斜。黄泉无客舍,今夜宿谁家。”充满悲愤无奈之情!56岁的一代俊才殒落了。孙贲被杀,弃尸效野,作为学生的黎贞冒着风险,以衣裹尸,礼葬于安山,并撰祭文宣读,听见的人无不下泪。因此黎贞是一个德艺俱佳的人,其同乡人陈献章评价秫坡先生说:“吾邑以文行诲后进,百余年来秫坡先生一人而已。”而黎贞的品学则得益于他的老师孙贲,所以师生情义非同一般。

  当时黎贞的《三字经》手抄本至少已流传到了(海南岛)琼州。邵晋涵(1743——1796)在《江南诗文钞》中有《司马》诗:“全家生计渔船上,识字才教记姓名,读得黎贞三字训,便称渔浦小书生。”自注:“《三字经》南海黎贞所撰。赵考古自琼山携归以授村塾。”

  邵晋涵所说“读得黎贞三字训”显然不是指他自己,而是一个生活在船上的渔家孩子。这个渔家孩子不是余姚人,而是琼山某一渔村里的人,这个孩子读的《三字经》是赵考古自琼山(指县城)携归以授村塾的。

  赵考古是赵谦的名号,他是余姚人,洪武十二年(1379),参与修《正韵》,赵谦对官场中勾心斗角很反感,洪武二十五年(1392)毅然放弃京官优越地位,主动到被称为“蛮夷万里”的海南琼山任儒学教谕。赵考古终老琼山,未回余姚。邵晋涵也是余姚人,28岁即乾隆36年(1771)中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读,入四库全书馆,主持《四库全书》史部的选录和评论,授编修,擢侍讲学士。但邵晋涵诗中所述不是得自于赵考古,最可能得自于吴典,吴典是清代乾隆年间出生琼山的一位大才子,他与邵晋涵都《四库全书》的编修。

  传说孩童时的吴典十分顽皮,不听管教,险些被父亲放弃。名儒塾师周继才征得吴典父亲同意之后,便将他带回私塾。《琼州志》记载:吴典在老师教导下从读《三字经》开始,1769年,吴典赴北京殿试,名列二甲第47名,赐进士出身。2年后,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开始了在北京十几年的宦海生涯。吴典在京都任职时,与海南同乡好友王斗文进士等联络琼籍在京人士,献金献力,筹建琼州会馆。

  王斗文是邵晋涵同科进士,他们与吴典都是《四库全书》编修,作为同事,他们三人在一起时一定会提及一个人——赵谦。

  后人赞誉赵谦:“海南子弟,得闻圣学,实自谦始。” 他办学不分民族、贵贱,一视同仁,所以被称为“海南圣人”、“海南孔夫子”。洪武二十八年(1395)10月1赵谦病逝于任所。乾隆五十一年(1786)吴典回到老家,任琼台书院长山,像赵谦一样致力一方教育,由于劳累过度,于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病卒于任上。

  赵考古为琼山县教谕时应已得到黎贞手抄《三字经》,经赵考古一传,琼州一带黎贞手抄《三字经》影响更大。《琼州志》记载:邢宥(1416—1481)琼州人……对邢宥影响较大的是塾师林奕教他读《三字经》。邢宥勤奋好学、天资聪明,10岁便作《勉学》诗,正统十三年(1448),时33岁入京应试,殿试中二甲进士。

  五

  黎贞手抄《三字经》实得于他的老师孙贲的抄本,说到底,它与区大任的《三字经》作者区适子说同出一源。

  孙贲南海县平步堡(今顺德乐从镇平步村)人,以诗著称,他的诗深受区仕衡的影响。平步村距陈村不远,孙贲与区家关系密切,又特别敬重区家前辈学者区仕衡。所以洪武七年(1374),孙贲作了《上舍公墓表》,这是目前所知的关于区仕衡的三个材料之一,(另两个材料:区大任《家上舍公传》、刘黻《九峰讲学记》),孙贲应当在区家读过《三字经》,并抄录传承给他的学生黎贞。

  由区家的《三字经》牵出区家的老一辈学者区仕衡。淳祐(1240—1251)年间,区仕衡举乡贡,入太学为上舍生(相当于进士),区仕衡在临安(杭州)读书时,有诗《与客西湖上感事》。在南宋,“自嘉定戊辰(1208)至淳祐辛亥(1251),四十四年间,四明仕宦,甲于海内”。嘉定时鄞人史弥远居于绝对的核心地位,呈现了“满朝紫衣贵,尽是四明人”的格局。区仕衡在太学的淳祐年间,朝政几乎掌握在鄞人手中,鄞人名望很大。区仕衡曾到过王应麟故乡庆元,作有诗《祭酒慈溪公以有令劝讲兼示诸生感事有作》。在淳祐四年,在反史嵩之起复运动中,有一百四十四名太学生参与,区仕衡在其中。时任作监的徐元杰奏对才使理宗没有任用史嵩之。继而杜范为丞相,区仕衡十分赞赏,即作《都门送杜枢院》一诗。淳祐六年,杜范、徐元杰相继暴死,有传说是史嵩之所为,区仕衡即作诗《闻徐右史暴亡》。淳祐十年,区仕衡仍在太学。这一年与他同年生(1217),后来又同年死(1276)的刘黻来到太学。

  刘黻,字声伯(一作升伯),浙江乐清人,由于和区仕衡志趣相投,他们在很快结识并成了朋友,经常聚在一起,区仕衡作有《黄恺刘黻赵蕃王元野会讲佑国僧舍》。

  郑清之去世后,谢芳叔、吴潜继相,不久遭到排挤,丁大全执政,专制用事,太学生上书揭发丁大全的罪恶,被称为六君子,刘黻因为首署其名,被送南安军安置。身为好友的区仕衡作《送刘声伯赴南安军羁置》一诗为刘黻送行。不久在朝的王应麟上奏说:开庆之祸,始于丁大全,请凡大全之党,在谪籍者皆勿宥。丁大全被贬,刘黻得以返回太学。区仕衡作了《喜声伯谪还》一诗。景定三年,刘黻中进士,对策时忤逆丞相贾似道,被授昭庆军节度掌书记,当时王应麟也被贾似道排挤出朝。度宗接位,改年号咸淳,王应麟被重新起用,刘黻也被朝廷起用,召为秘书正字。咸淳六年,刘黻知庆元府(宁波)兼沿海制置使。

  在职期间刘黻建济民庄,以济士民之急,资贡士春官之费,备郡庠耆老缓急之需。他更是十分重视教育。咸淳六年(1272)建高节书院,咸淳七年(1271)批给旧酒坊址,作为建校土地,又赞助了几千缗钱,作为建校资金,可以说是他与魏榘共同促成了岱山书院。咸淳九年(1273),又将杨简慈湖故居辟作慈湖书院。后刘黻累迁中书舍人、吏部尚书。恭帝德祐二年,丞相陈宜中(六君子之一,后巴结贾似道得以进升,宋亡降元变节)迎刘黻共政,拜为参知政事。刘黻随二王进入广东时,区仕衡已回故乡顺德,组织抗元,号召各乡实行全民皆兵。还筑九峰书院讲授论语孟子,景从者二百余人,人称他为“九峰先生从李健明写的文章中证入,刘黻去拜访过区士衡,“区士衡对自己能有惊无险,全身而还深感庆幸,也对人间的曲直善恶有更深刻认识,他对前来探访的好友刘黻说:我真高兴能以诗书礼乐教小孩。”由于当地缺少教材,刘黻将《三字经》传递到顺德,还为区仕衡撰《九峰讲院记》。从刘黻与区仕衡、王应麟的关系看,这是极有可能的事。

  区仕衡是区适子的族叔、区大任的九世祖。李健明在《杂谈区适子》一文中这样说:在区适子的漫长人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应是生活在陈村镇的族叔区仕衡。区仕衡将当时京城的启蒙教育状况告诉区适子,甚至将一些启蒙教材,如《启蒙初诵》等携回家乡……《三字经》也就这样由区仕衡抄送给了区适子,这是极自然的一件事。区仕衡去世了,区适子可能重新抄了一本《三字经》,并可能作过一些修改,时间一久,在乡人眼里,这本《三字经》就是区适子撰写的了。

  六

  明末清初的学者王相在发掘《三字经》的蒙学价值同时提出了作者为王应麟,虽然这并不针对区适子之说,但还是触发了关于《三字经》作者的争议。之后屈大均、凌扬藻、恽敬、李文田等人坚持区适子说,这四人中屈、凌是番禺人,李是顺德人。顺德、番禺,一衣带水。秦汉时期,设置番禺县,顺德属于番禺县辖地,汉代时期顺德北滘简岸曾是番禺县城。隋代始至明初,番禺县划分成南海和番禺两县,顺德隶属南海县;至明朝景泰三年,顺德从南海县分出建县。新中国成立后,番禺和顺德曾合并为番顺县。很明显屈、凌、李三个人的说法都出一源——顺德区大任(或黄佐)。

  这三人中唯凌扬藻直接否认《三字经》作者王应麟说,而凌扬藻治学颇有感情用事之嫌。

  凌扬藻曾祖凌贵兴是有名的七尸八命”案中的主犯,该案于雍正九年辛亥(1731)判决,乾隆末由欧苏在《云开雪恨》中记载此案。凌扬藻在道光十二年(1832)作《答黄香石书》,称被仇家诬陷,蒙受沉霾不白之冤,企图翻案。凌扬藻此信记述一百年前的事,按常理已经难以反映当时的原貌了,更何况,凌扬藻并未能提供文字依据或提出有力的逻辑论据。凌扬藻信中指梁天来花钱诱导舆论,屑小文人勒索凌汉亭不成,臆造谤书,明显不能成立。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就想为其曾祖平反,显然是感情用事,当然也是徒劳的。其实凌扬藻对于《三字经》作者王应麟的否认,一样没有说服力,“以伯厚著述最富,凡二十三种共七百零一卷,未尝见《三字经》也”来否定,只是站在他所处的时代,任凭其自己的理解而已,其实真因为伯厚著述最富,所以绝不可能把信手写来,以课家塾,并而未经刻版的文字作为著作记载,不然王应麟又何以成为严谨的学者呢?

  这三人中唯李文田所著的《三字经释句》,轻率作了区适子手著,王应麟注释、李文田编辑判词,并在书面上均印有适子手著这样模棱两可的字样。其实所谓,在古文中本来就有书写、抄写的意思。所以李文田的手著到底是什么意思,谁都难以确认。另外,李文田治学不够严谨,在他研究过的《元朝秘史》的第一行中,仍然写着原书书名的怪文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显然李文田不知道这九字怪文是什么意思,就以为这是原作者的姓名。其实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一词,应分拆开来,忙豁仑就是蒙古纽察在蒙古话中是秘密脱必赤颜总籍,九个汉字联在一起,就是《蒙古秘史》。李文田注《元朝秘史》,在考证苍狼白鹿同渡的腾吉思时,又把腾吉思里当作了里海。里海名为宽田吉思,是白海湖,远非苍狼鹿同渡的腾吉思。事实表明,李文田治学远非顺德有的人所说的这样严谨。

  至于屈大均,他是抗清义士,大半辈子奉献于抗清事业。他治学是半路出嫁的。康熙十五年春(1676)他从桂林军旅回到故乡番禺,如倦鸟归巢,决意归隐。从这年起,开始到乡间调研,并将民间所获材料写作《广东新语》。

  这四人中唯有恽敬(1757--1817)为江苏常州人,他是乾隆朝举人,一生致力于古文,和张惠言共创了阳湖派文体。恽敬一生作古文300余篇,结集为《大云山房文集》。在其中写着:《三字经》,顺德区适子所撰……适子,字正叔,宋末人,入元不仕

  恽敬此说一样得自于广东。嘉庆二十年(1815)他南游至广州,造访张维屏并同游海幢寺,恽敬作《同游海幢寺记》,张维屏书之。张维屏也曾对恽敬作过一个经典性的评判:“愚以为文气之奇推魏叔子,文体之正推方望溪,而介乎奇正之间则恽子居也。”恽敬还与谢兰生游海幢寺,谢兰生创意画元人六君子图,恽敬为之作记。谢兰生是广东南海(佛山)人,寓广州,嘉庆七年(1802)进士;张维屏是广东番禺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这两个人都与恽敬有很深的交情和很广的文化交往,恽敬关于“《三字经》,顺德区适子所撰……”之说应来自于他们俩。因为他们俩还都参与过《广东通志》的修编。嘉庆二十三年(1818),两广总督阮元把张维屏、谢兰生等有才学的士人邀集到节署东斋,商谈刻《皇清经解》、修《广东通志》、建学海堂等修文兴教之事,谢兰生还延为《广东通志》总纂。由此可知,他们不可能不接触到以黄佐为总纂的明朝《广东通志》。

  归根结蒂,所有关于《三字经》作者为区适子的说法,其源头都在区大任或黄佐。

  显然广东是南传的《三字经》的重要传承地,但无法与北传《三字经》接通,唯宁波才能使南传、北传《三字经》沟通,所以宁波是《三字经》发源地是不该有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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