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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宁波

发布日期:2014-02-11访问次数: 字号:[ ]

乐承耀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我们党、人民军队和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日理万机,心系人民,但也关心宁波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与宁波人民有一定交往,历史文献和资料已经有所记载。关于毛泽东的光辉一生及其业绩,尽管出版过不少论著,但从地方的视角反映他的业绩,同样能再现他的崇高的革命精神和宽广的业绩,政治家、革命家的胸怀。笔者通过《毛泽东与宁波》的文章,以缅怀这位伟人,也作为建党90 周年的纪念。
    一、毛泽东与宁波的革命斗争
    我们从一些文献材料看,毛泽东是关心宁波人民的革命斗争的。一些历史文献就是明证。
    1926 年1 月17 日,中共宁波地委在启明女中成立。在宁波地方党组织领导下,致使宁波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兴起。这年5 月3 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第6 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由共产党人提议,并积极参与领导,以国民党中央执委名义召开的。中共宁波地委速派地委农委书记竺清旦和共青团员金绍劼去广州参加农讲所的学习,他们学习了毛泽东讲授的《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
    广州农讲所学习后,中共宁波地委在宁波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宁波农村革命斗争,中共宁波地委派党员骨干赴农村筹建农民协会,积极推进农民运动的发展。1926 年9 月13 日,慈溪山北2000 余名受灾农民,因不堪官僚地主的压榨,到警察局报荒,与警察发生冲突。积愤已深的农民,缴下警察的枪械,烧毁了警察署的房屋,还到地主劣绅家“吃大户”,遭到军警的镇压,农民领袖只好出外躲避。中共宁波地委农委获悉后,即刻召集非常会议,研究斗争方针和策略,派组织部主任王嘉谟赶往慈北指导斗争,但终因错失时机,没有找到农民领袖,以致暴动失败。事后,毛泽东以“润之”的名字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了《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文章,今节录如下:
    慈溪属浙江,在宁波之西。近月本县山北地方曾发生一次大的暴动。这山北地方的农民本来是很强悍的,时常有械斗的事发生,加以近年官僚警察无理的压迫,劣绅地主加倍的剥削,农民积愤已深。恰巧今年晴雨不均,稻和棉花都没有收成,那地主的铁租又一些儿都不肯减,农民的闹荒暴动就因此爆发了。农民的暴动一爆发,一般游民无产阶级都很勇敢的参加进来,九月十三日上午,聚积二千多人到警察局报荒,和警察冲突起来。他们把警察署焚毁了,把警察的枪也缴了。又转至乡绅地主家“吃大户”。吃了以后,因愤乡绅地主的凶恶,把他们的屏画、古董、门窗、壁络都捣毁净尽。每天都是这样,他们也不大听人劝导。只是这样发泄他们的忿气。
    隔日乡绅逃至城内告发,军警陆续下乡大搜农民,农民领袖多已逃散。“犯法”、“犯罪”已成了普遍的宣传,农民因此胆怯起来,这个暴动就镇压下去了。这次暴动失败的原因,在群众完全没有组织,又没有指导,所以成了原始的暴动而至于失败。
    毛泽东所说的“山北”,即“三北”(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姚江以北),不仅对“慈北”的农民暴动的发生的原因及经过作了详细的阐述,而且指出这次暴动的失败原因,在于“群众完全没有组织,又没有领导,所以形成了原始的暴动而至于失败。”“慈北”闹荒虽然没有成功,但它为中共宁波地方组织领导农民运动提供了深刻的经
验教训,这就是要有党的正确的方针、策略,广泛发动和组织农民。王嘉谟就向慈北的共产党员提出:今后要加强农民工作,深入群众,吸收同志,结识领袖,重新把农民运动开展起来。
    毛泽东关于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决策,也体现毛泽东对宁波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持。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三北”、四明、金萧、淞沪四个地区和“三东”(鄞县、奉化、镇海三县东部和定海县)抗日游击区。地域位于杭州湾两岸,沪、杭、甬三角地带。历史文献也表明,以余姚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是毛泽东的战略决策。“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于1941 年的2 月1 日,对新四军在华中作战的战略部署作了新的安排,明确指出: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三个基本战略地区,即鄂豫陕边区、江南根据区(包括苏南、皖南、浙东及闽赣边区)。并指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导上海党”。
     1941 年4 月,日军发动宁绍战役,宁波、绍兴、镇海、慈溪、余姚、诸暨等地沦陷。4 月30 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给刘少奇、陈毅、饶漱石发了电报,电报指出:“敌占宁波、奉化、温州、福州,如系久占,你们应注意组织各该地之游击战争。有地方党者,指导地方党组织之,你们派少数人帮助之;无地方党者,由你们派人组织之。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可以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上海、杭州线的军事领导不可仅委托谭震林,他一人管不到许多,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此区有大发展前途),可划为第八师区域,你们意见如何及如何组织,请考虑电告。” 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由新四军第16 师师长,江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负责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工作,点燃了抗日烽火。
    1944 年秋,解放区战场已转入局部反攻,日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美军开始了菲律宾登陆作战,逐步逼近日本本土,并准备在中国沿海登陆,建立对日作战基地。为配合美军在东南沿海登陆作战,中共中央重申发展东南的战略方针。8 月21 日,毛泽东致电新四军领导人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与我军配合作战。……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华中局于8 月26 日发出《关于开展宁沪杭鄞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沪宁杭鄞不但为全国重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而且为全国水陆交通枢纽地带,认真布置淞沪、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对于配合盟军作战及最后战胜日寇,是有极端重大意义的。”“责成苏中、浙东、苏南、淮南四个党委来特别担任这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 这里的“鄞”就是宁波。毛泽东关于“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的指示”,是党中央为迎击反攻形势到来所作出的战略决策,有力地促进了浙东的革命形势的发展。
    为贯彻党中央和华中局关于发展东南的战略决策,在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大反攻和大发展的准备,浙东区党委在1944 年9 月25 日于慈溪洪魏召开浙东第一届军政干部会议。指出浙东党和军队的任务是:“继续巩固与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浙东抗战,并从各方面准备自己的力量,以便在反攻时机配合盟军反攻敌人,夺取沪杭甬等大城市,解放东南数千万同胞。” 会议结束后,大会向党中央、毛泽东发了致敬电,代表浙东全体指战员向毛泽东主席及党中央全体负责同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毛泽东于11 月24 日,给大会代表复电:“张饶赖转浙东纵队诸同志:代表大会来电阅悉,望努力杀敌,发展武装部队,扩大解放区,改善解放区军队与人民生活,准备配合盟军驱逐日寇。毛泽东戍敬。”毛泽东的复电,极大地鼓舞浙东军民的抗战信心,有力地促进了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大发展。到1945 年,浙东抗日根据地已经成为领导着拥有400 万人口、4 个地区、16个县级民主政权的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19 个抗日根据地之一。
    二、毛泽东与宁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进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党中央、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领导亿万农民进行了艰苦斗争和创造性探索,作出了中国农业合作化的选择。20 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兴起、发展以及迅速地完成,这是当时历史与现实的逻辑的统一,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尽管农业合作化运动有过“冒进”,尤其是农业合作化后期出现更大的失误,但它为中国工业化启动提供了原始积累,对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它是新中国历史上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在中央的部署下,宁波迅速兴起农业合作化运动。1952 年至1955 年是浙江省高级社的典型试办阶段。宁波迅速跟上。1952 年4 月8 日,慈溪岐山乡五洞闸集体农庄成立。农庄共有14 户、88 人,耕地166.7 亩(其中乡机土地49.8 亩,占33.2%)。农庄建立以后,取消了土地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农庄集体所有制,土地由农庄统一经营,社员之间实行共同劳动,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年7 月,中共浙江省委正式批准五洞闸农庄成立。建社以后,慈溪县委、宁波地委和省委领导十分重视,派了干部加强领导,经济方面予以支持,从而成为浙江省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4 年来,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收入不断增加,社的规模逐渐壮大,由穷村变成了富村。无论是社员、耕地面积还是棉花的亩产,五洞闸农业合作社得到了快速发展。社员的收入也有明显提高。如果说1952 年每户社员粮食纯收入为3680 斤半,到1954 年为7686 斤半,1955 年为9450 斤(预计)。
    余姚的龙南乡(今属慈溪市),是个半山区的乡,12个行政村,1369 户。1954 年春,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了冬季,又建立了15 个新社。但农村工作多,由于干部少,不少问题难以解决。“几个乡干部整天满天飞,还是应接不暇”。有5 个社建立6 个月,还没有干部过去,干部过去了,一些问题也处理不了,一些问题甚至处理错了。社员为此埋怨干部“只会生,不会养”。乡党支部在县委、区委领导下,经过讨论和学习其它地区的经验,决定建立中心社和互助使用网,按照农业合作社的分布情况,将全部划分为3 片,组成3 个互助合作网,每网挑选一个基础好、骨干强、地点适中的社为“中心社”,由支部的三个委员分工负责,并且在每个网建立一个党的小组,作为领导核心。他们坚持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如研究挖掘肥源,发动养猪,开展积肥运动等,所研究的问题内容实际,办法具体,有事经过网会上讨论,很快得到解决,深受群众欢迎。
    慈溪五洞闸和余姚龙南乡的办社经验,很快引起重视。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深入两地,在调研基础上对其经验加以总结,分别写了《高级社利益最大,而且并不难办》和《合作网的制度应当推广》。1955 年11 月5日至次年1 月10 日,毛泽东在杭州两个月时间中,仔细阅读和研究全国各地办社经验,起草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和按语,赞扬中国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阐明了一些具体方针政策。对介绍慈溪五洞闸和余姚龙南乡的两篇报告分别作了按语。在《高级社利益最大,而且并不难办》的按语中说:“看完这一篇,使人高兴。希望大家细心一读。希望一切条件成熟了的初级社,将这一篇向社员们宣读一遍,并且加以讨论,以便动员他们高兴地并社升级。这个浙江省慈溪县五洞闸合作社的了不起的事例,应当使之传遍全国。五洞闸合作社所在的这个乡——慈溪县的岐山乡,有百分之九十二的农户加入了八个高级社,谁说高级社那么难办呢?”对于《合作网的制度应当在全国推广》作了如下的按语:“这一篇很好,值得推荐。合作网应当普遍地建立起来,使之成为制度。现在小社多,乡有建立合作网的必要,区也应有合作网。将来中等社和大社多了,应当着重区的合作网。我们希望一九五六年,每区每乡都有合作网。那些全乡只建成为一两个大社的地方,乡当然不要建立这种网了。”我们从上述两个按语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十分关注宁波农业合作化的。
    从文献看,我们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关注宁波的干部参加劳动。在调整和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时期,毛泽东提出大搞调查研究与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培养和锻炼干部,使干部取得实践经验,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密切干群关系,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重要途径。1960 年冬,贯彻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以来,恢复和发扬了干部参加劳动的传统。浙江全省有3 万余名下放干部战斗在农业第一线。在广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同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劳动好、工作好、思想好的先进人物。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肯定。其中宁海县越溪公社越溪大队党支部书记应四官就是其中一个代表。应四官,宁海县越溪山头应人。1958 年越溪乡党委决定抽调应四官到越溪大队(村)当支部书记。面对困难,他沉着应对,勇于挑起帮扶后进的重担,坚持参加劳动,和群众同甘苦,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身先士卒,不计个人得失,改变了越溪大队的落后面貌。1963 年初,《浙江日报》采访组采写了《应四官参加劳动好工作做得好》的报导。成为浙江省七个干部参加劳动的典型。1963 年5 月6 日至12 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5 月9 日,毛泽东看了《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十分高兴,特意写了批语转发全党。批语认为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是建设社会主义,使共产党员免除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其中受表扬的就有宁海县越溪公社越溪大队党支部书记应四官。
    据《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志》记载,1960 年3 月15 日,毛泽东带领谭震林、柯庆施、曾希圣、叶飞、江华、江渭清、张平化等,对杭甬铁路沿线农村进行调查。17 时,毛泽东一行到达绍兴,在专列上召开华东地区省、市委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农业问题。16 日晚,到宁波,询问了城市规模、人口数量、群众生活和社会治安等情况。
     三、毛泽东与宁波革命者交往
     资料显示,在民主革命中,宁波的热血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毛泽东的周围有不少宁波人,如吴亮平、柳夷、柴沫、朱丹华等。他们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不少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与他们有一定交往。其中吴亮平就是代表。
    吴亮平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宁波人。他是奉化忠义乡吴家埠村(今属莼湖)人,曾就读于奉化县城锦溪小学,1927 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编著有《唯物史观》、《科学的历史观》、《社会主义史》多部;翻译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西兰内战》、《列宁选集》等马列著作。尤其是翻译恩格斯巨著《反杜林论》,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
    1932 年10 月间,吴亮平到苏区红军学校工作,任政治部宣传部长和政治总教员。这年12 月,吴亮平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毛泽东也来参加。吴亮平恰好站在离毛泽东不远的地方,红军学校政治部欧阳钦告诉吴亮平说:“他就是毛泽东同志”。并把吴亮平介绍给毛泽东。吴亮平心里又惊又喜,想不到这样快就认识了敬仰已久的毛泽东!毛泽东头戴八角帽,气度从容、安详。看一看吴亮平就说:“你是吴亮平,《反杜林论》不就是你翻译的吗?”吴亮平说,是。毛泽东说:“这本书我看过好几遍了,今天碰到你,很高兴。”然后,毛泽东讲了《反杜林论》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其中长征的时候,毛泽东丢掉了许多东西,但《反杜林论》这本书没有丢,一直带到陕北。吴亮平回忆:“以前我虽然读过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深感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但不曾见过面,这次见到毛泽东同志的情景,是我一生中不能忘记的,他对待干部是多么平易近人,多么亲切温暖啊!毛泽东这次又说:‘我们什么时候详细谈谈吧。’我说:‘好啊,主席吩咐吧。’……从这以后,尤其是后来我调到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之后,我与毛泽东同志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了。毛泽东同志多次约我漫谈,他的学识非常深渊,特别是军事、哲学及形势分析等方面,给了我很多教育。”
    吴亮平还回忆说:“毛主席多次同我研究《反杜林论》中的理论问题。例如在谈到思想方法和战争问题时,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具体运用于当时苏区关于把‘围剿’战争问题上的争论,……。对《反杜林论》全书,主席称赞恩格斯写得好,批判得全面、彻底、深刻有力。也对我的译作作了鼓励。主席不仅注意书的内容,而且还注意到译的文字。例如哲学编第十一节末我用了一句‘太过沉溺于杯中’,毛主席看了说:‘这样好,有味。’主席甚至关心我作为译者用什么名字,说署名还是吴黎平好。”
    1936 年1 月起,吴亮平在负责中央宣传部兼外交部(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外交部。当时西北办事处刚成立,吴亮平临时负责外交部工作——引者)工作。期间,先后接待了访问陕北苏区的埃德加·斯诺与海伦·福斯特·斯诺夫妇、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为毛泽东和斯诺当翻译。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吴亮平作了简要记录,并作翻译。吴亮平回忆说:“1936
年,我们在保安(当时是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所在地),白区党的组织介绍一个美国记者斯诺到保安来,斯诺要跟毛主席亲自谈话。那天我在保安街上碰到毛主席……他说,斯诺来了你知道吗?我说,知道。他说,我要你翻译。我说,哪行呀?抓个驴子当马骑。他不答应:行的,就是你了。我这样就给主席和斯诺翻译了。” 斯诺在他的著作中也说:“坐在我旁边的是吴亮平,他是一位年轻的苏维埃‘干部’,在我对毛泽东进行‘正式’访问时担任译员。我把毛泽东对我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用英文全部记下来,然后吴亮平译成了中文,由毛泽东改正,他对具体细节也必力求准确是有名的。
    靠着吴先生的帮助,这些访问再译成了英文,经过了这样的反复,我相信这几节文字很少有报道的错误。”
    《西行漫记》一书出版后,很多读者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写信到陕北,有的直接写信给毛泽东。一位美国妇女读了《西行漫记》后,从遥远的美国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她对八路军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热情支持。1938年6 月15 日,毛泽东要吴亮平为他起草一封回信:
     亮平同志:
     接了美国一位同情者的信,我想请你起草一封回信。信内除感谢她外,并说及八路军抗战情形,请她转告美国兄弟姊妹们多给我们援助,我们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如何,盼示!
                                              毛泽东
                                           六月十五日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吴亮平起草了一封回信,第二天,把复信的中文稿送给毛泽东审阅,又把毛泽东修改后的信稿翻译成英文,设法寄给了那位美国同情者。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十分关心宁波籍指战员。今慈溪宗汉街道二塘头村人柳夷,原名陆鸿鹄,被称为“军中文将柳夷”。1938 年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大队第一支队政治教育干事,柳夷因曾加入国民党后脱离,但当时又无人能证明这一点,为此在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遇到了困难。这年10 月,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解决申请入党时遇到的困难。毛泽东尽管日理万机,还是亲笔给柳夷写了回信,1938 年10 月30 日,毛泽东致柳夷信函说:
        柳夷同志:
     还是八月间的你的信,今天才复你,不知对于你的问题还有帮助否?不知你还在三大队否?我因忙,积累至今才复,对你不起!
      你的意思是恳切的,如果陕公抗大党的同志所说,你的表现够上入党资格仅仅过去加入与脱离国民党一点无人证明,是确实的,而你在延又有九月之久,并无其他不能入党的问题存在,我以为是可以入党的。此事解决办法,可持此信与三大队负责同志商酌,你的原信也随同交给他们看,要求他们最后考虑你的问题。如尚不能解决,可持此信到抗大政治部张主任处。你所指出的几个缺点是有理由的,你的信可送给政治部参考。最后告你的,马列学院必须党员并须学养较高者才能进去。
此复。并致
        敬礼!
      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柳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柳夷精心保存着这封信,后捐赠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入《毛泽东书信集》。
     陕北公学学习中有不少宁波人。朱旦华、柴沫等都与毛泽东有一定联系。朱旦华,原名姚秀霞,庄桥(今属宁波市江北区)人。抗战爆发后去延安。柴沫,慈溪掌起人。在进入普通班接受为时3 个月的培训中,他们学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基本理论,领导武装斗争的基本知识以及对目前时局的认识,曾聆听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朱旦华曾回忆开学第一天的情景:“开学那天,听说毛主席要来讲第一堂课,大家的心里都像灌了蜜,甜得清香四溢。”“毛主席在上课时讲道:‘你们像朝圣进香一样,一群群地来到延安。你们是来追求真理的,你们的路走对了!我们欢迎你们的到来……但是,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人,哪里有咯多房屋给你们住哟。这就是靠我们自己的双手,挖窑洞。今天,我要讲的第一课就是劳动’。”毛主席从劳动创造世界,从猿到人的社会发展史,讲到全民劳动,持久抗战,一口气讲了3 个多小时,朱旦华听后深受启发。
    后由组织分配,朱旦华去新疆迪化女中任教导主任,不久任新疆妇女协会常委兼宣传部长、秘书长。1940年与时任省财政厅长的毛泽民喜结连理,成为毛泽东的弟媳。1942 年,军阀盛世才把他们一家抓进监狱,秘密杀害了毛泽民,朱旦华在女牢中带着孩子毛远新和战友们一起坚持斗争。1946 年7 月10 日,朱旦华母子等被营救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的多次接见和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
    慈溪人柴沫被分配到毛主席办公室工作,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抄写文稿。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新华书店”四个大字,就由柴沫于1939 年9 月1 日送到地处延安北门外的书店新门市部,后在毛泽东兼主任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做秘书。抗日战争胜利后,任热河省研究室主任,执笔起草《热河省发动群众的指示》,毛泽东看到后当即作了“这个指示可以应用于东北”的批示。
      四、毛泽东与宁波商人
      宁波商人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重要组成。毛泽东十分重视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宁波商人。
    毛泽东对宁波商人的关注,一方面是注意到宁波商帮的实力和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当时一批宁波商人的革命倾向。1945 年8 月,毛泽东应邀参加重庆谈判,期间,他在桂园接见了在川的著名工商界人士,内迁到重庆的宁波帮企业家胡西园、刘鸿生等人他们受到毛泽东的两次接见。刘鸿生在一次座谈后对他的儿子刘念智说:“毛泽东讲话很有自信力,看来共产党是真心诚意要和平的。他要求所有支持正义、热爱中国的人团结起来,为中国的和平、独立、繁荣而奋斗。他的话有很大的吸引力。”在签订《双十协定》后庆祝大会上,他又见到了毛泽东,回家后对刘念智说:“我真想不到共产党的领袖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物,态度大方自然,谈笑风生,我真钦佩他的胆量,竟敢单枪匹马来重庆谈判,我也真替他担心,是不是能够安全飞回延安。”
    毛泽东支持宁波商人的革命斗争,1946 年6 月,蒋介石发动内战迫在眉捷,盛丕华、蒉延芳、张炯伯、包达三等宁波商人反对内战活动。因蒋介石坚持发动内战,上海各界53 个民众团体,决定组成上海人民赴京请愿团。决定推派马叙伦、蒉延芳、张炯伯、包达三、盛丕华等10 人为代表,其中4 人为宁波商人。1946 年6 月23日,团长马叙伦和蒉延芳、张炯伯、盛丕华、包达三等10人,受上海53 个团体的委托,组成和平请愿代表团赴南京,表达上海人民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真诚意愿。
    当上海和平请愿团乘坐的列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一下车即被预先布置在车站周围的大批特务包围,特别动手殴打候车室内的代表,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6 月25 日,毛泽东等致函马叙伦、蒉延芳、张炯伯、包达三、盛丕华等以致以慰问。6 月29 日,上海人民请愿团回到上海,受到各界的欢迎。7 月6 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朱德6 月25 日《给马叙伦等的慰问电》,今全文节录如下:“南京周恩来同志,请转上海人民团体请愿代表马叙伦、蒉延芳、张炯伯、包达三、盛丕华、吴耀宗、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诸先生公鉴: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殴
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支持和平民主方针,誓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重。” 充分表明了毛泽东等对宁波商人的反蒋斗争进行支持。
     1949 年,盛丕华、包达三、张炯伯等参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活动。这年2 月,在党组织安排下,盛丕华及包达三经香港乘船抵达已经解放的天津,又于3 月25 日转赴北平,参加中共领导人检阅解放军的仪式。晚上参加了庆祝北平解放宴会。会后,毛泽东设专席宴请盛丕华等人。4 月15 日,毛泽东专门约见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等,希望他们为解放上海贡献力量。席间,盛丕华陈述了经济方面的意见,还表示过去在蒋介石统治下,工商界日子难过,生意难做,解放后,工商界只要能做生意,有饭吃,后代的生活过的好些就满足了。毛泽东听后“甚以为然。”
    与宁波商人多次交往的毛泽东对宁波商帮这一群体十分关注。1949 年4 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电文中强调:“上海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施夏亮等已到北平,表示向我们靠拢。他们是上海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认为,接受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因此,请你们考虑,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以后,则吸引更多的这类人参加工作。” 上述毛泽东所提及的6 人中,有3 人是宁波帮人士。这年5 月6 日,杭州、宁波即将解放,毛泽东再次致电前线将领:“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
    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信任,盛丕华、张絅伯、包达三等宁波商人积极参与了新中国的筹备工作。1949 年5 月,盛丕华、包达三等参加了人民政协和全国工商联的筹建工作。在毛泽东和党中央关心下,盛丕华、包达三等宁波商人被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这年9 月,盛丕华、包达三应邀进京参加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盛丕华还成为大会的主席团成员之一,并被选为首届人民政协常务委员,包达三为委员。10 月1 日,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等应邀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盛典。
      在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亦接见过乐松生等宁波籍企业家。

 

     乐承耀,男,1944年1月生,浙江宁波人。宁波市委党校教授,宁波史研究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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