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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身边的宁波籍笔杆子

发布日期:2014-02-11访问次数: 字号:[ ]

庄凯勋

    我手头有一本《宁波帮志•文化卷》,提及了宁波籍人士在创办中国电影、娱乐、体育以及出版、藏书和文博等领域的事迹,但鲜有涉及这样一个重要的史实:在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身边,曾经活跃过一批宁波籍“笔杆子”,其中余光生和陈克寒是新华社在延安和西柏坡时期的领导人。他们为中国革命特别是中国新闻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吴亮平
     首先要提到的是宁波籍革命老前辈吴亮平(1908—1986年),又名吴黎平,宁波奉化人。据悉已有他的传记问世。
     1986年10月3日,七十八岁的吴亮平逝世。10月2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科学家”。邓小平、胡耀邦、陈云等中央领导为吴亮平遗体告别仪式送花圈。被冠之谓“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般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论职务,吴亮平只是化工部副部长。许多人对他鲜有所闻,因此有些疑惑不解。
     吴亮平历史上的亮点如下:
     首先,他是我党宣传战线和理论战线杰出的领导人。
     吴亮平早年在厦门和上海上大学,1925年受党的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期间,他熟练掌握了俄文。后来为阅读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文原著,吴亮平又学了德文。于是他既是学生,又是课堂上的口头讲课与教材翻译,继又被聘为教员。《伍修权回忆录》中提到,吴亮平同张闻天、王稼祥和沈泽民“学习俄语进步特别快”。
     早在1930年,乘被王明打击下基层“锻炼”时,22岁的吴亮平就参照俄、德、英三种文字版本,在中国第一个完整翻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反杜林论》;他还撰写过不少宣传马列的论著,是中共最早的理论家。从上世纪30年代的瑞金时期到40年代的延安时期,吴被派任毛泽东的秘书,辅导不懂外文的毛泽东学马列主义,特别是教《反杜林论》。
    吴亮平和张闻天等合译了《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独立翻译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后来,吴亮平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编《环球》周刊,编写了《社会主义史》、《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等著书,这几部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通俗读物,从上海流传到延安,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普及读本。毛泽东曾多次表扬吴亮平,并称赞他“功盖群儒”。
    抗日战争时期,吴亮平先后任《解放》周刊编辑、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调研室主任等,他与艾思奇等人合写的《思想方法上的革命》一书,曾被选为整风学习的必读文件之一。
    第二个亮点,他担任过毛泽东与斯诺的翻译。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特地描写了一位“年轻的苏维埃干部”吴亮平的身世并指出:“他是蒋介石在浙江的故乡奉化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吴亮平的父亲早年在沈钧儒任校长的浙江法政学校读书。毕业后当过宁波第四师范讲习所所长。他没有土地,更谈不上有土地出租了。一直到北伐战争开始,他才离乡,到广东投身于国民革命,中间当过县长。因不谙官场潜规则,只做了一任,就弃官还乡。
     斯诺和吴亮平的渊源,源自毛泽东。1936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在保安(当时党中央还没有迁往延安)的街上看见吴亮平,就叫住了他,请他担任与斯诺谈话的翻译。吴亮平说:“哪行啊?抓个驴子当马骑。”毛主席不答应:“行的,就是你啦”。在斯诺与毛主席整整几个晚上的谈话中,吴亮平将毛泽东的话译成英文,斯诺随听随记并据此写成文章,经黄华将英文再译为中文,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几点改动,经黄华照改后送还斯诺。
     1939年斯诺再次访问陕北,写了《红色中华散记》一书。书中说:“吴亮平在我会见他时年方26岁,是位……才思敏捷的知识分子,可已是党内有一定声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对他显然颇为赏识,政治局其它委员也都如此。” 
    第三个亮点是吴亮平资深的革命经历。
    吴亮平于1925年9月加入共青团,参与组织了当年5月30日抗议枪杀顾正红烈士的学生示威,结果在南京路上遭到血腥镇压。这就是著名的“五卅”惨案。当年,党组织派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加入共青团,1927年转入共产党。1929年回国后,吴亮平参加中央文委的领导工作,但是王明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30年撤掉了吴亮平所有职务。
    在教书糊口之余,吴亮平埋头理论译著。1930年底的一天,他被当上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同学邵华认出,并招呼巡警上来扭住,关进了提篮桥监狱。在狱中,吴亮平和难友曹荻秋等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了勇敢的斗争。
    淞沪十九路军抗战之后,形势巨变,吴亮平被释出狱。1932年,他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先后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副部长、部长。1934年10月,吴亮平随中央红军长征,先后任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和中央纵队秘书长。他积极宣传遵义会议精神,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到延安后,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41年党中央作出结论,推倒了王明对吴亮平的诬蔑,他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吴亮平曾和潘汉年等一起,推动了以鲁迅为旗帜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据冯雪峰回忆:1929年10-11月间,潘汉年要他先打前站,去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问题。接着,潘汉年决定与吴亮平去见鲁迅,并得到了鲁迅的同意。
    吴亮平回忆中描写当时的情景:“不久,我们按约定的时间来到内山书店,见到了鲁迅先生。在一间僻静的房里,我们和鲁迅先生谈起了对于文学界现状的估计和党对左翼文化运动的意见,希望文化界同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请鲁迅先生在组织进步文化界同志的工作中多出力多指导。鲁迅先生完全赞成我们的意见,对攻击过他的同志表示谅解。” 后来,夏衍、阿英、吴亮平、冯雪峰、冯乃超、朱镜我等党内外进步作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建了“左联”。
    解放战争时期,吴亮平到东北任中共抚顺市委书记、东安地委书记等职。上海解放后,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普陀区委书记。1951年2月,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企业管理委员会副书记。1953年,吴亮平调到北京,先后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委员。十年内乱中,吴亮平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进行了坚决斗争。粉碎“四人帮”后,他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小组成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由于吴亮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被说成是“张闻天线上的人”,从正部级,压到副部级,下到基层工作。解放后,又从1954年的“高饶事件”开始,不断受到陷害、审查、批判,直至去世。由于这样的经历,反倒使他成为党内少有的既有高深理论造诣,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杰出领导干部。
    和毛泽东商定“纸老虎”英文译法的余光生
    我的一位新华社老前辈余光生(1907-1978年),是我的同乡,浙江镇海庄市人。新华社去年纪念建社80周年,把余光生称为“新华社第一任总编辑”。
     余光生原名余宰扬,其父余遂辛是我国早期的留日学生,是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直至去世。余光生1907年生于日本东京,5岁时随祖父母回国,在老家浙江镇海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17岁离家赴上海求学,192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 
   大学毕业后,年轻的余光生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只身乘船赴美留学,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学习铁路运输和公路建筑,1930年获硕士学位。毕业后,他曾先后做过测量员、绘图员、货运员等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波士顿参加了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工作,任机关报《先锋报》的编辑。1932年,余光生在纽约加入了共产国际美国共产党,担任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执行委员、书记,纽约《救国时报》编辑,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
     身在海外的余光生,始终关注着来自国内特别是延安的每一条消息。当得知延安抗日根据地需要他这样的人才时,余光生毫不犹豫地决定马上奔赴延安。1939年12月,余光生对他的战友和妻子、美国共产党党员弗吉尼亚说:“我的祖国需要我,我必须回去了。”就这样,余光生惜别了金发碧眼的美国妻子,踏上了回国的征途,1940年春天到达了他久久向往的延安。 
    充满了阳光和生机的延安深深地感染了他,他将自己的名字余宰扬改成了余光生,含有“在光明中新生”之意。在延安,余光生担任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秘书并兼管延安的华侨事务。1941年5月延安《解放日报》创刊后,他先后担任了解放日报社的国际版主编、代总编辑、副总编辑、总编辑;1946年5月起任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代理社长,《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代理社长兼总编辑,与博古(秦邦宪)协作契合,“博古能写,光生能改”,传为佳话。在延安期间,他还一度任毛泽东的英语翻译。
    毛主席在1942年3月8日专门为《解放日报》题写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八个字,社长博古非常重视,认真地开展了自我批评,组织报社工作人员积极贯彻党中央指示。余光生作为副总编辑,全力以赴落实毛主席的指示,配合博古调查研究、精心策划,为改版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 
    1942年4月1日,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将转变全党工作作风和生产运动,做了突出的报道,受到了边区军民的好评。报社的工作非常紧张,余光生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许多事情都亲自动手。《解放日报》每天中午出版,延安许多同志家中都没有钟表,于是,每天凌晨4点半,他手摇铜铃,在清凉山上沿着新华社宿舍的窑洞逐家叫喊:“上早班啦!上早班啦!”有些同志对他说:“光生同志,你天天熬夜,又要早起,睡觉太少了!”余光生回答说:“前方将士在流血牺牲,我少睡点觉算得了什么!” 与余光生共同工作过的同事对他的直率、开朗、活泼,甚至“稚气”,都深有印象。
    1946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新华社、解放日报暂行管理条例》和两社主要干部名单。余光生担任两社代理社长兼总编辑。
    1946年8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接见了美国记者安娜• 刘易斯•斯特朗。当时,大家围坐在窑洞前半山坡平台上的一个小石桌旁,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格局和中国的战局。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余光生是这次谈话的英文翻译。
    英语的习惯用法中没有“纸老虎”这个词,因此余光生翻译时用了英语中类似的习惯用语“稻草人”来代替。毛主席和余光生曾经一起研习英文和国外文化,接触过“纸(paper)”和“老虎(tiger)”这两个单词,而在这个翻译的译文中没有听到,于是他就向余光生询问。毛主席说:“我的意思是纸糊的老虎,是Paper-Tiger。”就这样,Paper-Tiger这个组合词,随着毛主席的著名论断,在世界广泛流传了。
  1947年后,党中央派了大批干部到东北,为解放全中国做准备。余光生也被派往东北,任东北铁路总局局长和党委书记、中长铁路理事会主席、黑龙江省委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齐齐哈尔铁路局、哈尔滨铁路局局长,铁道部副部长。1978年6月2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一岁。邓小平、余秋里、聂荣臻、徐向前等送了花圈,陈慕华、陈云、王震、谷牧、康世恩等参加了追悼会。
    报道“百团大战”的原新华社社长陈克寒      
    有意思的是,早期参与新华社领导工作的宁波人,不但有余光生,还有一位来自慈溪的陈克寒(1917-1980年)。他们两人曾经一起共事,互相熟悉,堪称战友。
    毫不夸张地说,新华社历史是一部传奇,余光生和陈克寒这两位宁波老乡,为这部传奇书写了璀璨的一页。
    为纪念建社80周年,新华社社史办公室从北京、杭州、南宁、山东文登等地共征集到文物及史料30多件。在这些征集到的文物与史料中,新华社原社长陈克寒1946年至1952年的6个笔记本尤为珍贵。陈克寒抗日战争时期任华北《新华日报》总编辑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1945年后历任新华社副社长、新华社中原总分社社长、新华社总编辑、新华社社长。这次由他儿子陈枫捐赠的笔记本,记录了1946年至1952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发展的历史,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珍贵史料。
    陈克寒1934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福州、上海、重庆、西安做党的情报工作。在极其艰难的日子里,他周旋于敌人心脏,他在上海的住处一度曾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1936年西安事变后,进中共创办的红色中华通讯社西安分社工作,次年到延安新华通讯社总社,参与创办《解放》周刊。后在福州、上海、重庆、西安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历任汉口《新华日报》驻华北特派记者、《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兼总编辑、新华总社广播科科长、新华总社第一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等职。
    在延安,陈克寒作为《解放日报》负责人,经常听从毛泽东的指示,也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在处理美国投向日本原子弹消息时,毛泽东打电话给《解放日报》社长博古,并叫余光生、 陈克寒到枣园。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篇报道, 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并说道:“宣传上要以我为主,叫做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毛泽东认为, 把原子弹吹嘘成决定战争的力量,既是对抗日战争历史的歪曲,也会产生很不好的现实影响。1948年冬,陈克寒回新华社总社,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工作。
    除了毛泽东,陈克寒作为《新华日报》(华北版)负责人,也长期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工作。他在《红旗飘飘》第二十集发表的回忆文章说,1952年初调到出版总署时,正当“三反五反”运动进行中,出版总署机关有一个工作人员,没有向党组织报告,也没有向署长报告,就擅自销毁了一批有历史数据价值的旧书,刘少奇知道了这件事,把陈克寒找去,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你们怎么也烧起书来了?这是摧残文化的行为,这是以蛮横态度对待文化事业的暴虐行为。我们对于历史上的文化遗产,应该批判地继承。有些旧书思想政治观点是错误的,但其中有些数据,需要保存,不应该把它们毁掉。这一批评让陈克寒牢记在心。
    建国之初,陈克寒任新华社总社社长兼总编辑,在新华通讯社工作时间较长,颇多建树,但由于工作过度紧张、劳累,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严重时服用安眠药仍无法入眠,经医院用多种方法治疗,渐趋好转。新华社的工作实在是太紧张、劳累了,他提出了调动要求。1951年冬,经中央同意,他调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和副署长。
    在出版战线,陈克寒认真抓了两件有关执行党的出版政策的大事。一是查禁书刊问题。他提出了查禁书刊的原则性的标准:只有与现实政治有关的政治上反动的书刊才查禁。他还提出了查禁书刊的具体标准和应注意事项,并把查禁书刊的权力集中到出版总署,各地查禁书刊必须经出版总署批准。二是纠正了书刊发行工作中的强迫摊派错误。1954年,随着大区撤销和政府机构改革,出版总署并入文化部。陈克寒调任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仍主要分管出版工作。
   作为党组书记,陈克寒对出版总署比他年长的领导十分尊重。他请胡愈之列席党组会,经常把党中央文件送给他看。他关心周建人的政治进步,介绍周建人入党。
    陈克寒的生平,有几个历史细节值得注意。
    一是他只上过小学,高小毕业就参加工作,被《上海晨报》和《大美晚报》聘为记者。1933年,他写的关于神州国光社被国民党特务捣毁的报道,引起鲁迅的注意,并被评价为“写得最有趣”(见《准风月谈•后记》)。1933年,16岁的陈克寒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可称为“少年才子”。1933年9月,“左联”成员齐速、徐汉光(共产党员)、陈克寒、周天宝等人在塘山路(今唐山路)半江小学内办了工人夜校,对来自烟厂和橡胶厂的工人进行文化启蒙,宣传革命与抗日的道理。
    二是关于百团大战的报道。百团大战,是抗战以来在华北战场上自主积极地向敌寇进攻的大会战,对于全国抗战形势意义重大。大战结束时,左权在听完汇报后脱口而出:“好!这是百团大战,作战科再仔细把数字查对一下。”坐在一旁的彭德怀接口说道:“不管是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在场的《新华日报》记者陈克寒听了彭德怀的提议后也说:“叫百团大战好,反映了这次作战气魄,我的报道也好写了。”从此,百团大战的提法就这样传开了。
    三是陈克寒在新华社威望很高。据新华社老同志王唯真回忆,在延安清凉山期间,陈克寒要求严格,勤于思考,组织能力和业务能力很强。他贯彻中央意图,实现了新华社从面向解放区到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的转变,使海外媒体能够抄收和刊登新华社的新闻。新华社一些健在的老同志认为,陈克寒十分注意业务学习,这是他的一大德政。他以总分社负责人的身份,大约每周或十天,召集大家漫谈业务,主要是学习新闻写作,谁手头工作未完可不出席,但参加者甚为踊跃。没有多少书,主要分析报纸上登载的几个世界性通讯社发的新闻。
    在廖承志、胡乔木离职后,陈克寒于1949年11月至1952年8月任新华社社长,后来由吴冷西接任。这两位在解放初期主政新华社的领导,均以严格著称。因此,新华社老同志私下说,陈克寒很“寒”,吴冷西很“冷”。
    陈克寒任新华社社长后又调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人大常委副主任等职。“文化大革命”中他受迫害致残,病逝北京。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透露:在文革中,陈克寒被“四人帮”迫害,自杀了两次。一次在万里的办公室里服了大量安眠药,被发现后抢救过来。另一次他被商业学院的造反派抓走,遭到揪斗后,他从二层楼上跳下,没有死,身体多处骨折。市委得到消息后,将他送到医院,被抢救过来。吴德说:“有人为此竟批评我右倾,我想总不能见死不救吧!粉碎‘四人帮’后,陈克寒同志病逝了。”
     被毛泽东称为延安时代“老朋友”的柴沫
     1966年9月4日,柴沫含恨自尽。其背景是“文革”的爆发。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同时,也将田家英划为批判的对象。5月23日,田家英自杀。田家英曾举荐柴沫到中央工作,可谓有知遇之恩。
     现在已披露的数据显示,柴沫和田家英观点相同。他们都知道难逃文革这一劫,选择了用同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
     柴沫死后,陈伯达一伙还想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制止,“人都死了,还要开除吗?”
     毛泽东对柴沫印象还是不错的。1962年2月底,即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后不久,为了了解农村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让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赴湘潭韶山、湘乡唐家坨和宁乡炭子冲等地开展调查。在东湖宾馆的梅花岭别墅,毛泽东、王任重、谢富治曾会见了组员。当时毛泽东拿着名单逐一点名。点到柴沫时,他说:“柴沫,老朋友了!你在延安我的办公室工作过,还管过我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在困难时期做得不错。” 
    在此之前,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和远房表弟文东仙也曾到北京,直接向毛泽东反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后来中央出台了12条政策开始纠左。但是,毛泽东还是坚守他的“阶级斗争”理论,对田家英调查组的工作并不满意。在这个调查组里,其中韶山大队以柴沫、裴润为正、副组长。调查组在报告中反映了农民提出的“包产到户”强烈要求,并且认为只要允许农民这样做,“就会精耕细作,两三年就能恢复生产”。报告提出,农民恢复生产的强烈愿望“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问题”,“不能用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作解释”。
   刘少奇、邓小平和陈云等中央领导人支持调查组的结论。田家英回到北京后,认为自己的设想得到了中央领导人同意,着手起草《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的文件。柴沫也以为,中央已经原则上同意要在部分地区实行“包产到户”。但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田家英,决定由陈伯达负责为中央起草《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文件。
    田家英靠边站后,柴沫做了一次自我检讨。据丁伟志事后回忆:“谁也没料到,四年之后,从田家英到柴沫,连同我们这些追随者,会因此被一齐投入到灭顶的灾难中。”
    1964年春,在中苏论战的高潮中,原来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扩大改组为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仍为陈伯达,副院长有胡乔木、周扬(兼党委书记)、胡绳,秘书长兼党委副书记是柴沫。此时,关于海瑞的论争已见诸报端。根据胡绳的指示,由柴沫和洪廷彦等撰写了《论海瑞》一文。文章在被《红旗》编辑部排印之后,柴沫等感到“批判的调子较低”,要求退稿,却未能如愿。
5月9日,陈伯达来到研究院,当众指责柴沫搞“秘书长专政”,“走田家英的门子”,“听中宣部的话瞎写文章,不听他的话”。
    原研究院党史组成员洪廷彦指出:“陈伯达之所以在‘5•16通知’发出之前七天,就迫不及待地到研究院点火,其目的有二:一是尽快打倒田家英;二是在彭真已受批判,《二月提纲》已被撤销之后,把研究院大批判组按《二月提纲》精神发表文章的责任,全部推到与田家英关系较好的柴沫身上,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乾二净”。
    1977年12月30日,中央组织部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柴沫骨灰安放仪式,时任部长的胡耀邦亲自主持仪式,胡绳在悼词中揭批了陈伯达的罪行,为柴沫申冤昭雪,恢复名誉。
    这位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宁波籍秘书柴沫,原名厉全起,1917年9月出生于浙江慈溪县厉家村(今属慈溪市掌起镇)的一个农民家庭。
    柴沫早年因家境困难,初中只读了一年就到上海一家烟纸店当学徒。他不甘心失学,经常在劳作之余看书到深夜。长时间在昏暗的灯光下夜读,结果眼睛高度近视。嗜书如命的柴沫,无意中被当时的“左联”作家金灿然(后为中华书局负责人)发现,让他当了一名为“左联”销售出版物的报童。
     柴沫当时还喜欢上了世界语,那时有许多青年热爱这门人类实现大同的语言工具。他因敬仰世界语的创导者柴门霍夫,因而改名为柴沫。
     柴沫在上海苦读不到一年,后因生活困难,又返回家乡务农,其间还曾在家乡的小学教书。1936年,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柴沫参加了宁波各界成立的救国会。抗战爆发后,柴沫又参加了宁波的抗日宣传队,并组织战时流动宣传队,宣传抗日。
    1937年冬,柴沫来到延安,随即进入陕北公学,开始得以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1938年1月,柴沫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柴沫被分配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工作,开始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抄写文稿、查找数据等。1937年4月24日,《解放》周刊创刊,署名“陕西延安新华书局” 发行。当年10月即改名为“陕西延安新华书店”,新华书店的店址设在延安清凉山(左图)。新华书店的名称自此启用至今,已走过70余个春秋。1986年10月延安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就在新华书店旧址建成开馆。
     1939年9月1日,毛泽东同志题写了“新华书店”四个大字,并派柴沫送到书店,作为招牌悬挂在书店门额之上。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书店视察并祝贺。
    1941年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由陈伯达主持,柴沫是成员之一。在大生产运动中,柴沫还曾负责安排中央领导同志的劳动和生活,这就有了后来毛泽东称他为“老朋友”的渊源。
    抗战胜利后,柴沫奉命随中央大队向东北进发,抵达承德后,任热河省研究室主任。当时,他曾细致地了解了受日军残暴统治达13年之久的当地人民的疾苦,在省委领导下执笔起草了《热河省发动群众的指示》。毛泽东看到这份文件后,批示“这个指示可以应用于东北”。不久,柴沫调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秘书处长兼研究室主任。
    天津解放后,柴沫调任天津市军管会办公厅秘书处长,不久随大军南下,转任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广东解放后,他任广州铁路局副局长。1956年,又调任铁道部科技局局长。
    1959年,柴沫进中央党校学习。1961年,经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推荐,他又调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其时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遇到沉重挫折,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论战。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任务十分繁重。担任主任的陈伯达不暇及此,实际工作由副主任胡绳和田家英主持。作为秘书长,柴沫肩负研究室的日常事务,成为田家英的得力助手。柴沫的噩运也从此开始。

   

      庄凯勋,浙江宁波人。新华社资深记者,曾任新华社供稿中心主任,新浪网高级顾问。现任宁波经促会北京联谊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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