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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蔡继绍同志情况的访谈

发布日期:2014-02-11访问次数: 字号:[ ]

 蔡继寿    供稿

 

     蔡继绍(1928~2000),男,浙江鄞县人,杭州市政协原副主席。1949年11月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毕业于浙江医学院。1950年10月起,任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医师、小儿科主任,1987年晋升为主医师。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浙江分会儿科理事、中西医结合学会浙江分会理事、杭州市家庭教育研究促进会理事等职。1981年3月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曾任农工民主党杭州市第三、四届委员会专职副主委,第五届委员会主委,农工民主党浙江省第五、六届委员会常委,农工民主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政协杭州市第五、六届委员会副主席。1997年离休后任农工民主党杭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名誉主委。      

     访谈地点:杭州市青园小区蔡继绍家中

     受访人:蔡继绍妻、女

     访谈时间:2010年4月14日

     采访人:吴贤斌、谢海俊

     整理人:吴贤斌、杜巧丽

     审稿人:龚上华

    

   问:蔡老是市农工民主党负责人,后来又是政协副主席。你们作为亲属的角度,所了解的蔡老给你们印象比较深的事情,或者你们所看到的、想到的都可以说一下。

   蔡妻:老蔡是81年到市农工党的,当年3月,他已经是副主委了。那时祝更生主委体弱多病上班工作都有困难,所以老蔡调入农工就担任副主委并主持工作,副主委做主委的工作。他担任了两届副主委,第五届是主委,第六届是名誉主委。同时他是市政协四、五、六届委员,第五、六届是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刚解放他就进干校,我们是同学,以后一起分配到市民医院(市一医院的前身),在市一医院工作了三十年,在农工市委会工作了20年。由于农工民主党是医卫界的,大部分都是名老中医。    所以卫生局要在卫生系统选一名接班人,就选中了老蔡。他当时是市一医院小儿科主任,副主医师。卫生局来调人时,医院里不放他,说医院里缺人。第二次卫生局来调才成功。81年他到农工市委会上班。

    蔡老女儿:昨天找到我爸爸的一份手稿,是一份申诉材料。因为他曾经被划成右派,当了20多年的右派。材料是他在拨乱反正时写的申诉报告。反右前他工作很积极,是医院工会委员。医院里护送外宾、儿科疑难杂症会议或重要医疗工作都让他去,多次被评为基层系统先进工作者,医院领导很重视他。1965年下半年时赵迈院长找他谈话,说你家庭历史清白,工作又积极负责,可以向党靠拢。父亲说我会努力工作,慢慢学习,向党靠拢的。事隔不久,整风反右运动就开始了,医院召开小组会议要大家向党提意见,并再三强调“三不主义”,“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他就认真地提了几条。说:我们国家的法制不够健全,应该要健全法制,依法办事。说:党员领导要尽快熟悉业务,不能老是像外行一样。还说:国产电影有些陈式化,不够多元,没有象外国电影那样吸引人。说:不要向苏联一面倒。他提的这些,现在看来都是对的。他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发自内心地在党的会议上诚恳地提出来,结果成了右派。后来他告诉我,开会时有人在旁暗暗地记录,收集证据,这样有些人就被打成了右派了。我父亲因为是积极分子,工会委员,没有被打成右派。但第二年上级来检查,说你们医院这么多知识分子,右派怎么就划了这么几个,要再补两个,那时划右派是有百分比的,结果就把我父亲给补进去了。他们把我父亲的发言断章取义,加以篡改和歪曲后,大家都批判他,很多人都落井下石,说这句话或那句你有没有说过?他根本没有办法辩解,只能承认。比如有位老同志大咳血,我父亲把他救治好以后,说了一句,“身体这么差,文化水平也不高,真是靠党把他培养的”。后来有人揭发说我父亲说的:这个人靠党养一辈子。这些我父亲都没有办法辩解,类似的话蛮多,申诉材料里面都有,我看了后觉得很难过,就这么一点事情,让我父亲蒙冤20年。

   蔡妻:他脱帽很快,戴帽11个月第一批就摘帽了,因为实在查不出什么问题来。

   蔡老女儿:他历史清楚,没有参加任何反动团队,上学读书直到解放。

   蔡妻:按当时的处理,医院很多右派,被开除公职,遣回原籍。因为老蔡技术好,又没什么历史问题,所以对他网开一面,没有开除公职,但工资降三级,不做医生工作,到辅助间去洗药瓶子。以后又让他去余杭做巡回医疗工作。干了一年后,大家对他的评价竟然很高。1年不到就摘掉了帽子。但整整20多年摘帽右派和戴帽右派是一样的政治待遇。

   蔡老女儿:摘帽右派在政治上同样是沉甸甸的压力,我父亲坎坎坷坷20年,母亲至死不渝地跟着我父亲,一起走过这么多年。我父亲在申诉材料中说,他委屈了20年,许多话他根本没有讲过,是被冤枉的。他内心从来没有反党的动机,尽管那个时候有右派,但他真不是。粉碎“四人帮”后,他非常感谢党20年以后能给他一个申诉的机会。后来组织上当场向他宣布是错划右派,为他彻底平反,并把档案里的材料拿出来当面烧毁。他曾经和我说过,一个党会犯错误,但是错误由这个党自己纠正,这个党就很了不起。平反的文件他收藏起来,保管的很好,因为他觉得很珍贵。

   我觉得父亲在政治上跟党是一直保持一致的,所以才有以后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六四风波”开始时,我父亲在农工主持工作,当时他还是市政协委员。当时,杭州有一些民主党派已经出去上街游行,但农工党没有出去。后来我到市农工党去了解,他们说我父亲那天态度很强硬,有人把大横幅写好,要从窗子里挂出去。我父亲坚决要把横幅都收下来,不准挂。有人到我父亲办公室,拍着桌子说“老蔡,人家都出去了,我们为什么不去支援学生?”我父亲态度很坚决,说我们机关一个也不准出去,谁敢出去,我处分谁。结果农工市委机关没人出去。这一点市里是给农工党很高的评价,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能在关键的时候把住方向。后来我父亲做了2届市政协副主席。我觉得这20多年的委屈反而使父亲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发自内心地觉得我们党伟大,所以行动上也表示出来。当政治风波让社会动荡,让时局不稳定时,他显的异常坚定。机关里的同志说我父亲平时谦谦君子一个,从来没有这么厉害过。那天的他特别坚持原则,下死命令不准任何人出去,都在办公室坐着,这一点我印象真的很深刻。

   而且他还打电话给我,问你们单位怎么样,我说我们正准备上街游行。他说你不准去,结果我没有去。他不仅自己做得好,还约束我们,提醒我们。所以那一次我也很幸运,没做错事,就是因为在关键时候接到他的电话。

   蔡妻:他去农工党工作以后,积极发展党员,建立支部。我们杭州市七个县都成立了支部,为社会提供服务。因为农工党以医卫界为主,党员们都到基层去为群众诊治各种疾病,如:为病人切除白内障,恢复光明;为群众体检等等。他对工作很认真负责,每天都在想怎么样把农工党发展、巩固起来。80年代初,全市出现一个生育高峰,杭州市没妇保院,没床位,产妇分娩难情况很严重。我们在妇联天天叫,要求建立市妇保院解决问题。那时在医院里生孩子后没床位,都是两个产妇睡一个床。我们一起呼吁成立市妇保院,解决生育、分娩困难的问题。他积极地帮我们写提案,建议卫生局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问:蔡老在农工、政协如何发挥政协提案的作用,你们这方面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事情。

     蔡老女儿:我父亲右派平反后,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杭州日报、浙江日报都曾报道过他:有这么一个大夫,小儿科专家,技术精湛,又热心为孩子服务。他不光认真做好份内工作,还受杭州卫生学校、护士学校之聘担任带教学生工作。当时市农工党要发展成员,看上了我父亲,组织委员天天追着他,要他填表加入农工党。他很犹豫,因为他是一个单纯的医生。他曾问我:帮我想想看,要不要加入这个党。我说我也搞不清楚这个党是什么,你自己怎么想的。他说这个党里面都是医生,是同道,一起去干也蛮有意思的。我说你想干就去干好了,加入民主党派也不错。后来他告诉我填表了。加入农工党后不久,党内改选,觉得我爸年富力强,学历又高,文笔又好,就让他担任了副主委。那时的农工民主党百业待兴,全市只有100零几个党员,工作也没有完整规划。我父亲主持工作时期,正是农工党面临重新发展,工作要规范有序开展的关键时期。所以他做的第一件是事情就是发展基层组织,等他离休的时候,全市农工党支部已经建立很多了。有临安支部,萧山支部、桐庐支部,各个医院,一院、二院、三院、五院、六院,整形医院,等,凡医卫系统都有基层支部,人数也发展到现在约1000多人。他说做事情首先是要有人,要有一个网络,有一个机制。他的思路是很对的,为农工党现在的发展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蔡妻:农工党基层组织的网络都建立起来后。他首先考虑的工作是议政,他觉得民主党派就应该更多地提案,更多的参政议政。他把自己工作定位为议政和为社会服务,做好党和政府的参谋,直接为社会服务。因为党内有许多的名老中医,所以建立了“前进门诊部”和华侨饭店医疗点,前进门诊部现设在紫金官巷,名为“杭州市农工民主党门市部”。它和医院不一样,全都是杭州市的名老中医,最有名的何子淮、何少山、唐福安都是农工成员,也有一部分是西医专家。这些都为老百姓提供了很有质量的医疗服务,特别在发扬光大我市中医药方面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蔡老女儿:这期间他做了两件很得意的事情:一是广播医疗门诊。农工党与浙江省广播电台合作了7年,在广播里问诊,涵盖面很广,受益的很多,参与的都是真正的专家,我母亲也经常去,数万人受益。 7年后,把这些问诊案例编了一本书,由中国广播出版社出版。里面有我父亲、母亲各两篇文章,都是问答形式。二是关注弱智儿童。他和健康路小学合作了很多年,那里有几十个弱智的孩子,政府拨款不多,没有医卫条件。我父亲在里面建立了一个医务室,拿出农工党的经费来给他们建立医务室,定期派医生为这些孩子做医疗卫生保健服务。这两件事情他都和我说过,我这些工作觉得与农工党的职责、性质很吻合,而且做得很务实。做事情不是为了写一个总结,留一个报告,他真是在踏踏实实一年一年的做下去。

   农工党的社会服务还有一种形式就是举行义诊活动。我母亲说他们经常利用休息天到武林广场、工厂、学校及各个县去义诊。参加的都是杭州最著名的各科专家。我父亲主持农工党工作10多年,市农工党从几乎停滞瘫痪到非常有活力,他是功不可没的,现在农工党继续不断地发展,与他多年打下的坚实基础分不开。

    我父亲是多才多艺的人,会拉小提琴,会唱京剧(花旦),会拉二胡,弹三弦,喜欢交响乐、甚至拿一个钢锯都能弹歌。他与现在在美国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的爸爸是表兄弟,马友友爸爸是他的表哥,从小在宁波一起长大。马友友的爸爸当时还夸我父亲有音乐细胞,没想到他的儿子倒成了誉满全球的华人音乐家。

   蔡妻:马友友是世界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美国每年国庆节时,主席台上总有一个位置是他的,是美国总统每年要接见的三个杰出华人之一。我们一直有联系,反右以后就没联系了。前些年马友友回宁波来探亲扫墓,想看看老蔡,想继续联系,但遗憾的是老蔡已经走了。其实,小时候他就是在那个环境里受到影响而喜欢音乐的。

   蔡老女儿:父亲和我说过,在宁波读中学的时候,正好是抗战时期。学校迁走了,他一个人住在在阿育王寺、天童寺里。一是躲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二是在那里潜心读书。抗战胜利以后,他到杭州准备考大学。他很喜欢数学,当时报考的是上海复旦大学数学系,考了以后,很长时间没有来通知。听说医学院(现浙大医学院)也在招生,他又去考,没多久医学院录取了,他就去报到。医大学生没当几天,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录取通知书也到了,想了一下,既然已经在这里当学生了,就没去。我想本来说不定父亲会成为一个数学家,阴差阳错当了医生,到也成了一位名医。

    蔡妻:他很喜欢小孩子。在困难时期,小孩子营养不良,他会动脑筋,把传统用的荷花糕加上各种营养原料,制成粉状,取名为“荷花粉”。一些营养不良的小孩子吃了以后就长得白白胖胖的,很受孩子妈妈的欢迎。他很热爱自己的医学专业,到市农工工作以后,还继续在医院小儿科里查房,看专家门诊。一直到他96年心脏病发了以后,才停止在医院里看门诊。有一个小病人生命垂危时被他救活,现在她都结婚了,还写信来就感谢他。在医院工作期间,哪怕是戴右派帽子的时候,他都很钻研业务,因此在杭州市小儿科圈里他名气是很大的。

   蔡老女儿:父亲英文也很好,我找到一本他的业务学习笔记,竟然半本都是英文的。考职称时,有笔试,口试,还要考外文,他考正主医师时外语免考,因为他翻译过不少国外的医学文章,他的英语基础是很好的。

   蔡妻:解放以前,我们上学快毕业时,解放军进入各城市,国民党节节败退,那时国民党疯狂抓进步学生,浙大学生于子三被残害消息传来,杭州各大中院校学生均有组织地上街游行,当时的口号是”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我们也都参加了游行,老蔡说游行队伍的领队手拿指挥棍,棍内均都有尖刀,准备和国民党冲突时用的。事后国民党更加疯狂地深更半夜闯入各院校宿舍,逮捕进步学生。那时我们都已进入了浙江第一期干校(1949年5月),校长是谭震林,他给我们上课,组织座谈讨论,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9月杭州解放,干校把我们分配到市民医院,还有一批同学参了军。

   蔡老女儿:我妈刚才说进步学生游行,会带着刀,会义愤填膺,我父亲也是这样一个人,性格鲜明,爱憎分明。我觉得他身上知识分子特征体现的特别明显。他很儒雅,文笔很好,但文章他不写,让其他人写,写完以后帮他们修改。他手下的同志和我说,文章经你父亲一改,就完全不一样了。单位里同志都说父亲不摆架子,很随和,因为他是医生出身,遇到什么事情都喜欢听取大家意见,不独断专行。

    因为上班路近,他总是自己走着去。和有些官员不一样,别人觉得坐车是荣耀,是待遇,我父亲挺讨厌这些的。许多活动叫他去剪彩,他都会推掉。很偶然一次他参加了社会活动,是富阳富通公司,老总是农工成员,经常赞助活动经费,这是我父亲唯一去剪彩的。知识分子讲求“不为五斗米折腰“,这对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农工党的同志说你爸爸很低调,要出名的事,都叫其他同志去,自己不出场,不炫耀、不张扬、蛮低调的,这和他与生俱来的知识份子秉性大有关系,但关键时侯他的原则性又很强。市委会组织处的梅处长曾对我说,你父亲是一个太典型的知识份子,知识分子的特点在他身上很明显,完全没有政客的味道。

   我父亲对党、对工作非常热爱。在北京受到江泽民接见后,他非常兴奋,说:我这个戴过右派帽子的人,应该是没有前途的,没想到还有今天。后来还受邓小平的接见,和很多国家领导人合过影。每次回来他都很激动,告诉我哪天在人民大会堂怎么样,怎么走进来的,很详细地描述。这一刻真不象他平时儒雅的知识分子样子,很象天真的孩子。所以我觉得他内心是很纯洁的一个人,嫉恶如仇,但又有坚定的信念。他对机关的同志们非常好,关心他们的成长,解决他们的困难。我去市农工机关找材料,市委会的领导同志们都很热情地接待我。到市政协去找材料。档案室的同志说,蔡老我认识,我女儿病还是他看好的。我想,父亲的口碑就是这样留下来的。

    问:阿姨,蔡老在市政协担任两届副主席,分管哪些方面工作?

    蔡妻:老蔡在政协时是分管医卫的,他的提案大多是围绕医疗卫生方面,围绕他自己的工作,比较具体的一些提案,比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有一个提案,叫做“减轻小学生作业负担”。他曾和我讲过,现在小学生负担太重,应该减少小学生的作业负担。那个时候没有“减负”一说,他率先提出减轻作业负担,现在大家都提出减负,我觉得他是小学生减负的先导者,最早的倡议者。我说你怎么会关心作业问题,他说你们在读书的时候有这么辛苦吗。他围绕孩子的提案特别多,有一次他和我说,现在看电视我都很生气。我说你生什么气,他说把孩子弄来做广告。昨天我找出他那个“不要使天真无邪的孩子成为商业广告的代言人”的提案,看着感触很深。他真是挺有敏感性的,他的一些想法,在和我说着的过程中就变成了提案。他还研究婴幼儿的乳化食品,因为婴幼儿贫血比较多,怎么把传统的荷花糕加上一些东西变成一个营养成分很完全的食品,他做这样一个课题研究。后来就由这个研究引申开来,提出了一个“关于乳化食品的供应方法”的提案。他的提案都很具体,很实际。他认为现在小儿科医务人员队伍已经青黄不接了,现在派到小儿科的医生都不是最棒的,最棒的都派到大外科、大内科去了。小儿科队伍面临的问题使他很焦虑,因此又提了一个政协提案,要加强儿科队伍的建设。

   那年被打成右派,起因是有一句 “我国的法制不够健全”的所谓“右派言论”。对此他有根深蒂固的想法。他的提案中,关于建立地方性法规的内容很多。比如说职业病一定要建立地方性的法规,否则没办法把这件事情做好。他也跟我讲到,我们的法制不够健全,行政代法、以罚代法现象是很严重的,以为无论什么问题都能用罚款来解决,结果越来越泛滥,所以要立法,要从源头杜绝这些东西。

   他的提案中很早就有涉及到环境卫生方面的问题,比如城市噪音怎么消除,医院周边环境怎么宁静,这类提案很多。有时候他也和我讨论,之后又会变成他的提案。身边的所思所想,平时出门的所见所闻,都会酝酿成他的提案。很多提案经教育局、卫生局讨论后给他回复后,他才满意,他把提案当作一个参政议政的途径,一直很认真地履行着政协委员的职责。

   蔡老女儿:我父亲很热爱生活,把家整理得井井有条,我们每个礼拜回家都是父亲烧饭。他本来不会做家务的,因为妈妈忙,所以他学着做各种家务。他单位工作很忙,在家里也是忙个不停。他特别喜欢我儿子和我哥哥的女儿。两个孩子一来,他就很兴奋,给他们烧好菜吃,一手一个牵着到外面去玩,喜欢得不得了。有人说关系大于教育,这种亲密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所以孩子们象我父亲,都很善良,知道感恩,喜欢音乐。父亲还喜欢拍照片,有段时间他在家里印照片,弄一个暗房,有显影水、定型水,借了一个放大机自己放大照片,他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

    蔡妻:因为文革时候的极左路线,医务人员要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户口迁出。医院把老蔡分配到淳安大山区,我跟领导讲,我们一家四口分在四个地方,一个在安吉,一个在萧山,你再把老蔡再放到淳安,他又是高度近视,又有高血压,心脏不太好,把他放到大山区,不是要他的命啊。

   蔡老女儿:那时候毛主席提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所以医疗技术好的医生都要安家落户到农村去,医务人员夫妻中必须下放一个。因为我父亲是摘帽右派,所以首当其冲把他落户到大山里。

   蔡妻:我和领导讲,你是不是把他放得近一点,放到分水也可以,是一个半山区,淳安是大山区,我去过的,下雪天我们上山没路,都是跟着赤脚医师的脚印走的,不小心摔下去就没命了。所以我说不行,不能去。可是局领导(工宣队)、院领导就是不同意,天天来家作动员。

   蔡老女儿:我父亲这个时候又很强硬,每天医院书记、局工宣队长到我家来动员,他坚决顶住,呆在家里就是不去,最后医院停发了工资。我父亲在家里呆了3年,我母亲一个人的工资养活我们全家,父亲一分钱收入都没有,所以我父亲做家务就是那个时候学会的。但在家里他也不怨天尤人,学照相,印照片,听交响乐自得其乐。到第3年的时候,他说不甘心要反映,几个人就琢磨着写信给周总理,反映这种极左的做法。到农村去巡回医疗是可以的,没有必要把城里的医生一个个都安家落户到农村去。当时各医院都有呆在家里不去的医生,他们集合起来商量对策。我父亲负责起草,他是摘帽右派,不能出面,要找一个政治上干净清爽的人出面。这个人是原来杭州医大分校校长金国良,当时是医院内科医生,也要下放坚持不去的,经常来我家。后来他通过关系把信转交到北京,起了作用。文革没结束,中央就下文件说这个做法太过头,要改正,医生户口迁下去的,得迁回来,医生只要到基层去,农村去,到需要医疗的地方去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把大城市的医生通通赶到农村去。纠正了这种做法以后,医院说没有去的人要补课,我父亲说只要户口不迁下去愿意补课,后来就到淳安去补课了半年。

    我父亲一生坎坎坷坷,又是右派,又三年没工资,还不让他当医生,待在家里。尽管经历过这么多事,但他并不怨天尤人,更没有躺倒不干,依然那样开开心心,平平静静。到市农工工作以后,他每年春节都不太有休息,市里四套班子常常在节假日出去慰问。有一年他和省里的张起梅副省长一组,到半山电厂去慰问,接待的正好是我哥哥,一介绍,厂长是蔡老的儿子,张起楣省长也傻了。

   蔡老女儿:他到哪里开会,都把大会精神很好地作传达,不打折扣。他经常在基层视察,他的一些调查报告我也看过,不光关心卫生界,文艺界他也关心,他会经常和我说这个剧团那个剧团的事情。他当了政协副主席以后,视野已从医卫界转出来了,包括广播电视,包括文化,院所、剧团他都开始关注,也有不少这方面的提案。他每次出去考察、视察回来,都会有想法,都会有调查报告。他还关注乡镇企业,关注经济发展。我印象蛮深的是有一次他讲起,现在国有企业里的职业病,已经开始转嫁给乡镇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了。还有就是价格欺诈,经济秩序不够完善和健全的问题。他很敏感地说价格体系好像有点问题,两种价格绝对是不法商人钻空子的机会,这些方面他都在琢磨。他特别觉得乡镇企业里问题比较多,国有企业里弊端比较多,一个是不成熟有问题,一个是老牛拖火车,问题都比较严重。

   他关注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关注政治体制的改革。他经常强调国家要依法治理,认为现在人治的痕迹太多,长官意志,一把手政治。如果在政治体制方面有改革、突破,更多的建立一些机制,可能国家管理会更到位。包括选拔干部,他也是有些想法的,现在的干部选拔机制还是有问题,考察的途径和内容都是留于表面的东西,对一个人真正的了解还要有更多的渠道。另外一把手政治,一把手的好恶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升迁,这样才会有这么多的干部出问题,就是这个关没有把好。他说过一个国家政治清不清明跟怎么提拔干部有很大关系。他经常和我讨论这些问题,我说这是高压线,你别碰。但是他还是会想,他比我更执着。

   他当时和市委副书记虞荣仁关系很好,虞荣仁到我家里来过好几次。他和我说你爸爸真的是一个很执着,很淳朴的人。沈跃跃副书记和爸关系也很好,她为人很低调,特别对老同志,她认为这个人品质比较好,就会走的近。所以和我爸的关系也是挺好的,聊得来。她水平好,人低调,我父亲就是喜欢这样的人,所以他们就很投合。

   我父亲是一个普通医生,他加入了民主党后,民主党后继无人,把他发掘出来,就这么一步步做上去了。这是历史的机遇,也是党派发展的必然。他从没觉得做医生有什么不好,当这个主席那个主席,他根本不在乎,甚至觉得医生的名气比官名要好。他从来没有抱着追逐名利,出人头地的思想,却作了市政协副主席,他真是很本色地在做,因为他最鄙视为个人的事情去找关系,从来不会为谁去说情,找关系开后门。

 

蔡继寿,蔡继绍之弟,已退休,曾担任小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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