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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鄞县教育成就

发布日期:2014-04-03访问次数: 字号:[ ]

郑传杰

 

    入元后,南宋遗民王应麟闭门不仕,以他的对中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开创了一个学派——深宁学派。此派学者精于经史的研究和考证,对古代历史文献的整理、训诂名物的考辨,具有独到之处,开了考据学之先河。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深宁学派在学术上的贡献作过许多论述,而对深宁学派在教育和创作上所作的贡献则涉及很少。
    其实深宁学派无论是创作上,还是教育上,其成就也是很高的。就教育成就而论,此学派三传弟子几乎都有从教的经历,并且培养出了众多学有所长的门生。这其中又以王应麟本人和他的二传弟子程端礼成绩最为出色。
    程端礼(1271—1245)字敬叔,学者称为畏斋先生,王应麟弟子史蒙卿的弟子。
    程端礼是一位全职教师。他历任建平、建德县教谕,稼轩、江东两书院山长,累考授铅山州学教谕,台州路、衢州路教授等,生徒甚众。
    程端礼与其弟程端学曾还在故乡鄞县两所重要的学校里任过教。
    其一是“甬东书院”。南宋理宗朝,丞相郑清之为纪念恩师楼昉,在张斌桥畔建造了“甬东书院”,元初程端礼、程端学兄弟在书院旧址上创办了“二程学堂”,又名“孔夫子讲堂”,在此培养了大批人才。
    其一是东湖书院。元泰定二年(1325),陆居敬和陆思诚两兄弟为实现父亲陆天佑办义塾施教本地人的遗愿,捐地60亩在东钱湖高钱村兴建义塾。天历元年(1328)义塾建成,被命名为“东湖书院”。书院“讲有席,息有榻,凡庖湢之所,食饮之器,蔬莳之圃,虽微而完”。书院内为朱熹建造了祠堂,后来又建造了一座祠堂,以纪念以陈禾为首的倍受当地老百姓爱戴的十位先贤。程端礼、程端学两兄弟在东湖书院讲学,程瑞学还撰写了东湖书院记。当时人们将他们与宋代程颐、程颢兄弟相提并论,也称为“二程”,因此书院也被称为“二程学舍”。“先生受学于史静清,色庄而气夷,善诱学者,使之日改月化,而其弟端学刚明,动有师法,学者咸严惮之,人以比河南两程氏云。”
   程端礼在教育上是颇有建树的。程端礼在鄞县“传朱氏明体达用之指,学者及门甚众”,改变了鄞县自南宋淳熙四先生来单传陆学的教学风气。蒋宗简(1309—1360)字敬之,自幼明敏好学,以事母至孝闻名乡里,与郑奕夫为童稚之交。程端礼“留其舍旁数岁,凡天人性命之本,古今治乱得失之,靡不参究,遂弃科举之学。”《成化四明志》称:“先生(宗简)为宋尚书猷之六世孙,幼尝受经于天台翁伯章,后师事程氏,日与同里郑觉民、王厚孙讲明正学。”蒋宗简一生未仕,曾漫游江南,与杨维桢、廼贤、乌斯道兄弟、夏庭芝、张可久、张雨、韩性等人都有唱和酬答,与廼贤交谊尤深。蒋宗简的诗,颇有南宋江湖派的意蕴,深受时人推重,《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他“古诗冲淡,颇具陶韦风格;律诗虽颇涉江湖末派,格意未高,”五、七言警句“亦皆楚楚有致,其见重于当时名辈,亦有以也”。蒋宗简著有《子渊诗集》,最初结集于后至元五年(1339),郑奕夫为之作《子渊诗集序》,至正十二年(1352)又托廼贤携诗稿到京师请危素作序。
    程端礼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觉察到当时许多儒学学校一味强调“背文”、“学文”,忽视道德修养,忽视基础知识的教学,也不重视认真读书和培养良好的读书风气,总想让学生早日应举,参加科举考试,一举成名。这样下去,学生不能真正“读书明理”,终造成“失序无本,欲速不达”的局面。他认为当时学校教育面临的问题是,应规定一套严密的教学程序与教学计划,让学生学习有一定的程序,遵循一定的步骤与方法。这样,学生毕业了,既能“读书明理”,又能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从而“使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所以他按照朱熹的“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而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的原则,编撰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
   程端礼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读书如销铜,聚铜入炉,大鞴扇之,不销不止,极用费力。作文如铸器,铜既已销矣,随模铸器,一冶即成,只要识模,全不费力。所谓劳于读书,逸于作文者也。”意思是读书就像熔化铜一样,把铜聚集起来放进火炉里,用大的鼓风器扇火炉,铜没有熔化鼓风器就不停地扇,很费力气。而作文好像浇制器皿,铜已熔化,人们按照模型浇制器皿,一熔就成功,只要了解模型,根本不费力气。这就叫在读书上多用力,在作文时就轻松。
   《程氏家垫读书分年日程》全书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全书“纲领”。首录朱熹拟订的“白鹿洞书院教条”,实际上是朱熹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拟定的教育总纲,接着录朱熹的学生程端蒙、董铢的《程董二先生学则》。程董根据朱熹的思想制订的《程董二先生学则》共十八条,基本上是对朱熹的许多箴言和铭记作了概括与发挥。
    第二部分为全书的第一卷、第二卷。这是程端礼根据朱熹的教育思想制定的教育程序和教学计划。所谓“分年”,就是将青少年的教育按年龄不同划分为三个阶段:8岁之前为启蒙教育阶段,或者是预备教育阶段;8岁至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或者是基础教育阶段;15岁至22、23岁为大学教育阶段,或者是提高教育阶段。所谓“日程”,就是指学生每天每月的读书学习计划,每天划分为早上、白昼、晚上三个单元时间,又将数天划为一周。如读经每四天为一周,其中三天读经书,一天习字演文。读史每五天为一周,其中三天读史书,两天复习经、传、注。读文每六天为一周,其中三天读文章,两天复习经、传、注,一天复习史书。作业十天为一周,其中九天读书,一天作文。如此周而复始。每读一书立一簿,按单元、日、周、月一一记录,逐项检查。
   程端礼十分注重基础教育,在学经、学史、学文的基础上,还要求学生将“性理”、“制度”、“治道”三方面综合学习。并认为制度书多兼治道,而治道又以性理为依据。他主张从制度入手,择其大者,如“律历,礼乐、兵刑、天文、地理、官职、赋役、郊祀、井田,学校,贡举”等项,这样就将经、史、文、性理、制度、治道等熔为一炉,一并学习与思考。程端礼主张,学生在20岁以后,再集中用两三年的时间,专力学文,“作科举文字”,准备应科举考试。他认为这样学习,看起来是迂阔笨拙,但却克服了学生为了应科举考试而忽视基础知识,过早学文的弊病,这是朱熹的“宽着期限、紧着课程”的教学思想在课程计划中的体现。只有经过长期不懈的学习,才能基础扎实,学识丰厚,根深叶茂,也必然有众多的收获,更不愁写好各种应试的文章了。为了确保教学程序和计划的正常进行,程端礼还注意每天的教学进度。为此,他还设计了五种表格,如“读经日程”、“读看史日程”、“读看文日程”、“读作举业日程”、“小学习字演文日程”等。学生每人各置一簿,当天注明各门功课学习的进度及纲要,第二天学生再把日程簿交给教师审阅。教师则根据平日记录情况,掌握学生学习的进度,以便全面掌握学生各门功课的情况,考查学生各门功课的成绩,如此重视教学进度和日程,说明程端礼对教学程序、计划及教学进度的认识,比前人深刻得多,教学已从随意的松散的自由的状态,向有目的、有计划、有制度的方向前进了,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一种进步。
    第三部分为全书的第三卷前一部分,即录王柏辑《正始之音》,以明辨音义之方法, 这是字音教学的参考书与工具书。
    第四部分为全书第三卷的后一部分,录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朱子读书法》。《朱子读书法》散见于《四书集注》、《朱子语类》以及《朱文公文集》等著作中。据程端礼说,是朱熹门人“会粹朱子平日之训而节取其要,定为读书法六条”。程端礼概括说:(1)循序渐进。读书学习应遵循书籍教材的客观顺序与学生的主观能力去规定学习的课程和进度,不可求速,不可草率超前。(2)熟读精思。“教人读书必须成诵,真道学第一义。”要把经书背得烂熟,并反复寻绎文义。(3)虚心涵泳。读书学习要抱客观的态度,不执着旧见,不先入为主,不好高务奇,不穿凿立异,还经书的本来面目,接受简明平正的解说。(4)切己体察。读书学习时,要使书中道理与自己的经验和生活结合起来,并以书中道理去指导自己的实践。读书学习时要有刚毅勇猛、坚持到底的精神,要紧张扎实从不懈怠,但读书学习计划要从容自如,留有余地。居敬持志。读书学习时要严肃认真、精神专注、树立一个具体目标或根据一个特殊问题去深入钻研,不为物欲侵扰,充分发挥人的认识主体在思维活动中的主导作用。《朱子读书法》,经过程端礼的宣传,很快得到推广,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按照朱熹“明理达用”思想,纠正“失序无本,欲速不达”之弊,详载读经、学习史文等程序;注意教学程序,重视功底训练,强调经常复习、考查,成为家塾详细教学计划。对当时的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当然它的影响远不止于私塾,当时国子监曾将此书颁行于郡邑学校,这说明当时的官学也曾参照此教学程序和计划进行教学,也就是说,程端礼制定的教学程序和计划已被官方所接受。此书是元代的一部教育专著,但明清两代的私学、官学甚至书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清代的陆陇其还特别刊刻此书,以利流传。所以《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实际上是元、明、清三代学校教育的一个典型的教学计划。它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它重视读经、读史、读文的整个教育程序、教学计划的集中专一和循序渐进;它强调读、写、作的基础教育,包括字音字义、阅读习写、抄书作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功的严格训练;它注意经常复习、反复考核、详细记录教学日程等多种教学手段和环节的交替使用。
    深宁学派是一个非常注重应用的学派,他们从事教育,也绝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程端礼身体力行,将学校教育活动和社会文化活动结合起来,大凡地方上的社会文化活动,他都主动加入,并作详细实录。
    自古来乡饮酒礼就是一种以儒学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活动,乡饮酒礼最基本的功能是形成尊贤,敬老,礼让等社会风气。乡饮酒礼也能为地方官与士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机会,这有利于加强地方政权与地方儒人社会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提高士人的社会地位,推动地方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发展。乡饮酒礼也可以振奋士气、士风,提高士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地方官以主人的身份与地方儒士行揖让之礼,对一般儒士来说,确实是莫大的鼓舞。特别是在元朝儒士地位下降,处境困难的情况下,乡饮酒礼在这一方面的作用就会显得更加明显。
    南宋时,在鄞县乡饮酒礼最为盛行,入元后,由于社会的巨大变化,庆元路乡饮酒礼制度遭到破坏。在大多数地区,乡饮酒礼已经被遗忘,仅有昌国、奉化各有一次举行乡饮酒礼的记载。王应麟的弟子戴表元这样回忆道:“余自龆齿,实尝从父兄居游庠序间,见魁儒巨公无虑百数,皆修衣冠,隆阀阅。岁时燕毛序座,谈古今久近文献,亦或雌黄当世人物。孩稚辈立听不倦,归必充然有得。以余之愚,至今犹能缕缕记忆本末如昨日也。”由于乡饮酒礼“旷未举行,每岁但于正月二日序拜,仍置酒三行。”乡饮的土地“或至埋没,积弊既深,古意浸泯。”在儒士处境恶劣,地位下降以及地方儒学教育发展困难的情况下,使鄞县举行乡饮酒礼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推行乡饮酒礼,对提高士人的社会地位,改善士人的处境以及发展地方儒学教育都有积极意义,因此一些地方官,士人还是在为实行乡饮酒礼而努力和奔走。
    王应麟的弟子们是元朝四明乡饮酒礼的积极推进者。至正元年,庆元路总管王元恭命令讨论乡饮酒礼仪式,参加讨论的有当时著名学者程端礼、郑觉民、王厚孙等人,“太守王元常议行乡饮酒礼,公(郑觉民——引者注)与同里王叔载共定其仪习,而行之观者叹息谓复睹绍兴之旧。”经过讨论,采纳程端礼的意见,于至正二年正月人日(初七)举行。程端礼记下了当时行礼的盛况如下:“(至正二年正月)郡庠会者近千人,齿德先后之有序,献酬揖让之有仪,鹿鸣,鱼丽,闗雎,鹊巢之合奏,间歌衎衎秩秩,乐备礼成,莫不感动叹嗟,以为自有耳目未之见闻.归以相语,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庆元乡饮小录序》) 此后,至正十一年,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使酬德镇守鄞县,“增乡饮田以敦礼让。”巡盐万户郝某到庆元路,“行乡饮酒礼,侯为僎揖让升降,动容周旋,皆中仪则,礼成乐备,观感悦服。”
    这种有政府官员举办的乡饮酒礼,规模大,影响面广泛, 成为地方士人的一大盛事,深得士人的称赞。至正癸未春,绍兴总管兼善达公,以礼币招行乡饮,回至七里滩舟中,同君王叔载(厚孙)、郑以道(觉民)、孙子材、侄季武、王敬中、取山谷诗“一江明月趂渔船”之句为韵,得一字。程端礼参加后兴奋地写诗赞叹道:“礼成发会稽,主送宾筵秩.雪睛宿霭收,诸峰春笋出.舟下七里滩,帆张如箭疾.圆月正高悬,极目天水一.柔橹和欵乃,净练破荡潏.真同泛剡情,不羡乗槎术.共载得才彦,剧谈夜连日,史册三千年,毫厘穷得失.饮江酌北斗,浩气逾崒嵂.兹游不可忘,后会那能必。”
    在元朝的特殊环境中,士人都希望通过乡饮酒礼化民成俗的愿望。之后庆元路恢复了岁末儒士会拜的仪式。这种士人自发地举行的较大规模的聚会,反映了士人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坚定信仰,以道自任的乐观态度。反映了他们希望恢复中国古代传统,振兴儒学的强烈愿望。他们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向往和执着,是元朝儒学在不利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发展和传承的重要原因。
    皇庆二年,仁宗下诏实行科举,与科举有关的乡饮酒礼也开始实行。延佑元年庆元路乡试后,举行乡饮酒礼,程端礼记述了当是情况: 延佑元年江浙行省乡试,庆元路有二人中选。“是岁,浙帅马公铸,命郡守酌古今之礼,盛燕享于泮宫,以宾兴之。方伯连帅文武僚佐与学之耆徳咸在,工歌鹿鸣,琴瑟笙磬,雍雍秩秩,有三代遗风,观者啧啧嗟异,谓数十年无此举,而他郡亦无有礼仪如是之盛也。”(《四明鹿鸣宴序》) 至正元年,程端礼又记录了庆元路一次乡饮酒礼的情况: “(至正元年)五月二十三日,集二州四县之士,试于泮,以入优等者十人,暨考官而次一十四人,宴于泮。礼意优渥,即席以“纵横礼乐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分韵为诗。”(《宴贡氏诗序》) 
    乡试以后,各考区乡贡进士至京师会试。由于乡饮酒礼只是在乡贡时候举行,会试以后,元朝中央不再安排乡饮酒礼之类的活动。但京师同乡亲友仍然要举行盛大的类似乡饮酒礼的庆祝活动。程端礼对这种活动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至正十一年春,天下乡贡进士云会于京师,群试于礼部。于时,江浙行省与计偕者四十有三人,前举二人,由胄监者六人,既试,江浙之仕于朝及客于京师者,相率持金钱,具牢礼,张国西门内咸宜里之荣春堂,以燕劳之。喜国家之得贤,乐郡县之多士,敦契好昭斯文也。乃二月九日,春和景明,道无流尘,襜衣峩冠,车马阗咽。主宾升堂,揖让有礼,斑白在上,俊彦就列,杯行乐作,气酣情孚。服轩冕者不以崇尚自矜,被韦布者能以德义相尚,雍雍愉愉,恳欵深厚,有古乡饮酒之遗风焉。”
    元朝鄞县乡饮酒礼的恢复提高了士人的自信和改善了社会的风尚。这中间,深宁学派弟子,尤其程端礼是积极参与并作出贡献的。
    与程端礼相比王应麟从事教育时间短,基本上是在入元后的二十余年间,教育地点窄,仅限于私塾,但王应麟却教育出了许多优秀学生,其弟子王良学、王昌世、王厚孙、胡三省、史蒙卿、戴表元、袁桷、黄叔雅、郑芳叔等人,大都是当地乃甚全国学有所成的学者。当然王应麟在教育上影响最大的是他所撰写的《三字经》。
    说到《三字经》,就不能回避关于作者之争这一话题。
   《三字经》诞生后,其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以手抄本形式存在着的,这种手抄本中不但没有写明作者,甚至书名也没有固定。因为是手抄本,入记著述名目就不合适,所以在王应麟的著作中“未尝见《三字经》”,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明朝以后,随着这本手抄书在民间的广泛流传,才有了《三字经》的统一称呼。正德三年(1508)山西榆次学者阎朴(1505—1567)“五岁,学谕公(指其父亲),面授《三字经》,俄即成诵。”(《雍正山西通志》)这是至今见到的关于《三字经》书名的最早记载。隆庆二年(1568)6岁的明神宗(1563—1620)被立为皇太子,有“读《三字经》”记载,辅臣徐阶作《朝贺东宫词》中就有“千官绕仗容常泰,三字开编诵已成”之句。太监刘若愚在崇祯十四年(1641)完成的《酌中志》记录的《内府刊刻书目》中有“《三字经》一本,二十二叶。”杭州人崔灏(1736—1788)转引用明朝萧良《龙文鞭影》一文说:“里中熊氏藏大板《三字经》……较坊刻多叙元明统系八句,乃知出于明人……明神宗居东宫,曾读此书。”这表明神宗之前《三字经》已有坊刻本,内容下限为宋。也就是说大约明神宗之前,《三字经》已由原来的手抄本演变成为坊刻本了。
    此后《三字经》不仅在民间,而且在官方的推动下流传,影响力不断扩大。清康熙五年(1666),山东琅邪人王相作注《三字经训诂》,他在序言中第一次提出:“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言简意长,词明理晰,淹贯三才,出入经史,诚蒙求之逮津,大学之滥觞也。”王相是一位一生热心启蒙教育的专家,《千家诗》就是他当年增补修订出版的读物,到如今仍是民间流传最为广泛的版本。鉴于他在启蒙教育的名声和这一字千钧、毫无异议的判断,后世读书人也就一直沿用这个说法,代代相传,直到今天。
    稍后,有学者凌扬藻在《蠡勺编》中提出异议说:“今蒙童所诵《三字经》,则南海区适子正叔撰,中亦多叶韵语。康熙间琅邪王相……谓是宋儒王伯厚所作,以伯厚著述最富(凡二十三种共七百零一卷,未尝见《三字经》也),中有蒙训七十五卷,讽咏四卷,遂臆度而归之尔,其实区撰无疑也”。由凌扬藻“以伯厚著述最富,未尝见《三字经》也”一语,本来可以理解的事,却不料引发了一场《三字经》作者之争,历时数百年不休。
    持区适子说的凌扬藻是番禺人,之前有番禺人屈大均,之后有顺德人李文田都持此说。不过他们的说法都源于香山(今中山)人黄佐。黄佐在他所编纂的《广州人物传》卷十《元登洲先生区公》中说“故老相传,今训蒙《三字经》,区适子所撰也……。”黄佐显然没有肯定,但之后引说者则在有意无意中去掉了“故老相传”四个字,“《三字经》区适子所撰”就由世传变成肯定了。推本求源,黄佐的说法又得自于他的学生区大任。万历初,在区大任修的《平阳区氏家乘》中,曾明确称区适子“撰有蒙训《三字经》行世……”所以黄佐只不过是把家谱记载提高到了地方志记载罢了,不过黄佐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没有直接引用他的学生的说法,而是经过研究,在区适子说上加了“故老相传”。由此可见“《三字经》作者区适子说”实是区氏家族中世传的一种说法,即便学术黄佐也没有完全认同。
    从《区渭泉祖家谱》中得知,区氏原居住在福建莆田,其始祖竹溪公于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从粤北南雄珠矶巷迁徙到广东新会(即明朝建顺德县时划归顺德的地方)。区氏居住在粤北南雄珠矶巷时,家族并不大,当时区氏家族出了一位了不起的读书人区仕衡,他是族中少年、青年的楷模。区仕衡在淳祐(1240—1251)年间,举乡贡,入太学为上舍生(相当于进士),他在临安(杭州)读书时,有诗《与客西湖上感事》:“湖头双桨藕花新,五嫂鱼羹麯院春。只道西陵松柏下,繁台宾客更何人。”区仕衡与王应麟相比,大了六岁,不过王应麟早在淳祐元年就中进士了,十八岁中进士的王应麟是临安太学生们偶像式人物,区仕衡刚到太学,就该耳闻王应麟的大名了。何况区仕衡还曾到过王应麟故乡鄞县(庆元),其诗《祭酒慈溪公以有令劝讲兼示诸生感事有作》说:“按月明堂令,斋居古自稽。四时曾不忒,七政已能齐。礼向经帷奏,笺来学省题。元龟何用卜,伯起在关西。”王应麟的品学为区仕衡所钦佩是没有疑问的,于是在临安或四明流传的王应麟的手抄本《三字经》偶为区仕衡所得,他便手抄后随身带回到老家。
    从顺德方面提供的资料得知:区适子(1234——1324) 是区仕衡的族侄,他是广东顺德陈村人,南宋时称南海县登洲堡。该村名原称鮀洲,因为区适子别号“登洲先生”,后人为了纪念他,把地名改为登洲。区家本是仕宦人家,区适子的祖父辈多是顺德早期的进士,父亲区玙做过德庆州司户参军,伯父区翊龙曾任朝散郎。区适子少年时代聪明颖悟,有“神童”之称,成年后,性情温厚端重,不苟言笑。他比区仕衡小十七岁,区仕衡是区家唯见过大世面的人,是区适子心目中学习的榜样。区仕衡对区适子聪明好学自然也很欣赏,并在学习上对区适子产生过较大影响,因而将从临安带回的《三字经》抄送给区适子便是极自然的一件事了,不过当时区氏家族还不在顺德,而是居住在粤北南雄珠矶巷。后来,区适子带着这本《三字经》手抄本来到顺德陈村,并与人分享。不久区仕衡去世了。在书籍极为稀缺的顺德,《三字经》便渐渐地在当地开始流传,区适子尤其珍惜这本书,在乡人眼里,《三字经》就是区家的传世之宝,这样代代相传,影响范围更广,也几乎人人都认为这本《三字经》就是区适子撰写的。
    区仕衡的九世孙区大任小时在家里读过《三字经》,他后来以中山人黄佐为师,成为广州著名的诗人和学者,在其老师编纂《广州人物传》和《广东通志》过程中,他是做了大量的协助工作,并在《广州人物传》为区适子作传时,将《三字经》记录在案。
    所以说元末明初《三字经》只有手抄本,因为当时在广东流传的《三字经》手抄本不仅有区适子本,还有黎贞本。
    黎贞,字彦晦,号陶陶生,晚号秫坡,学者称秫坡先生,广东新会都会乡人。生于元朝末年,小时随在外地州府当学正的父亲读四书五经,后又师事顺德孙贲,博通经史,写诗作文亦大有进步,特别是受到孙贲的影响,很重视德行修养;又喜分辩古今兴衰、得失是非,很有独到见解。明洪武初年,入郡学当庠生。洪武十八年(1385),黎贞因仗义排解乡间纠纷,遭权贵诬告,被发放辽阳充军服劳役13年。适遇老师孙贲亦因被人诬陷发放辽阳,同禁一起,师生之间交流学问,更有进步。后孙贲又因“谋反”罪牵连被杀,弃尸效野,黎贞冒着风险,以衣裹尸,礼葬于安山,并撰祭文宣读,听见的人无不下泪。黎贞的品学皆高出区适之。广东新会会城都会乡人陈献章评价秫坡先生说:“吾邑以文行诲后进,百余年来秫坡先生一人而已。”而黎贞的品学则得益于他的老师孙贲,所以师生情义非同一般。
    孙贲,字仲衍,号西庵,南海县平步堡(今顺德乐从镇平步村)人,是当时一位有名的诗人,他的优秀作品流传大江南北,被文学界推为“岭南诗宗”岭南明诗之首。平步村距陈村不远,孙贲与区家关系密切,又特别敬重区家前辈学者区仕衡。所以洪武七年(1374),孙贲作了《上舍公墓表》,这是目前所知的关于区仕衡的三个材料之一,(另两个材料:区大任《家上舍公传》、刘黻《九峰讲学记》),孙贲应当在区家读过《三字经》,并抄录传承给他的学生黎贞,黎贞的《三字经》手抄本开始流传于世,且有一定影响,于是就有了邵晋涵“读得黎贞三字训”一说。此后在当地又有人凑合了“《三字经》区适子撰、黎贞注”一说。
    至此可知,广东有关《三字经》作者的三种说法(区适子说、黎贞说、区适子撰黎贞注说)都出于一源:区家世传或区大任个人认定。
    在梳理《三字经》作者区适子等说的过程中,不难发现《三字经》极有可能是由区仕衡从临安带回老家的。这就与王相之说相吻合了。那么我们又凭什么相信王相之说的是真的呢?在没有找到直接能证入的理由之前,凭此两条,一则王相是蒙学教育专家,经他增补修订出版的蒙学读物不只《三字经》;二则未见王相做学问有伪托名人提升自己增补修订的读物的学术地位的现象。王相不同于李文田,李文田在《三字经句释》封面写上“区适子手著”,又写上“王应麟注释、李文田编辑”等字,我们不必揭示他得自于黄佐《广州人物传》去加以否认,单从李文田做学问的习惯即可将其否认。李文田为什么用“手著”?是因为他的确弄不清《三字经》作者为谁?是出于他少年时在家读过区适之手抄的《三字经》而先熟为主?是出于“老乡见老乡”的一种特殊心态?我们无法得知,但“手著”一词自古既可以是指用手写成的著作,又可以为是指用手抄写的著作。“著”在古文中有“书写、抄写”的意思。如《汉书杜周传》有:“前王所是,著为律。”“著”即书写、抄写。又如古人所谓“著录弟子”,即只要在老师门下登记姓名,就可成为他的弟子。著录弟子并不亲自面受师训,往往通过高业弟子转相授受。东汉马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乃使高业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显然“著录弟子”中“著”即录、登记。那么李文田的“手著”是什么意思呢?你能确认吗?李文田擅长书法行楷,所以嗜好批校和题写封面。当年他曾潜心医籍、埋头医学,清道光五年(1825)宝仁堂重刻本《重订本草从新》为李文田批校。清嘉庆八年(1803)卫生堂刻本《临证指南医案》一书的封面又为李文田亲笔书写,而清咸丰十年(1860)李文田朱笔批校燮龢精舍刻本《昌邑黄先生医书八种》,其卷端间还有“顺德李文田学”数字,书中用朱笔圈点,天头行间多有李氏手迹,蝇头小楷,丹铅满纸。该书书签为李文田长子李渊硕所书,上面注明“手泽”,大概就是由李文田亲笔批校的意思吧。看来李家都有写“手著、手泽”让后人不好理解的嗜好。王相则不同,我们找不出他做学问有伪托名人的痕迹。
    虽然如此,但是仍有人以王相有伪托名人王应麟提升自己增补修订的读物的学术地位的嫌疑,因而提出《三字经》作者系王应麟之前无名氏所作。
    前些年,宁波大学有一研究者指出:“收录在清代桂发枝辑《探源录》中的桂堂《家训》第七条:为祖父者,要拣择好先生教子孙,初教读《三字经》、《状元诗》、《杜诗》、古文,次读《孝经》、《小学》,就要俗俗解与他,使略知其味。”“让他(发现者)再次兴奋的是:《家训》本身传承有序,其真实性无可怀疑。他(发现者)经过考证,认定《家训》是南宋嘉定时期的作品。”
    研究者称“桂氏《家训》提到的《三字经》的出现年代,不会迟于该《家训》产生的嘉定年间,这是《三字经》成书年代的下限。”这就是说:“为祖父者,要拣择好先生教子孙,初教读《三字经》、《状元诗》、《杜诗》、古文,次读《孝经》、《小学》,就要俗俗解与他,使略知其味。”系南宋嘉定时期,桂堂《家训》中原有的话了。所以得出结论: “《探源录》里惊现《三字经》记载,”“将《三字经》文献记载史提前近400年,”因此“王应麟只是《三字经》的修订者”。
   在南宋中晚期,慈溪桂氏有桂万荣(庆元二年进士)、桂锡孙(绍定五年进士)两代兴旺,他们比王应麟生活的年代要稍早一些。也许现代科学确实有办法作这样的考证,但高科技却无法使南宋嘉定时期的桂家人说出“要拣择好先生”、“就要俗俗解与他”,这样一些近于现代汉语的白话。“要”古同“腰”或同“邀”,作为“要、不要”讲是五四以后的事。“他”古义指示代词表旁指,意思是“别的”、“另外的”、“其他的”,作为第三人称代词是五四以后的事。所以上面所引桂氏《家训》中的那段话,应是民国时期撰写的,这就不存在“将《三字经》文献记载史提前近400年”的说法了。
   《三字经》作者“为王应麟”。虽说王相只给出一个定论,但至今我们没有找到可以否认这个定论的充分理由,所以就不要轻易地否认这一定论。其实此说还可以用国外的一些资料来证入。《三字经》可能在13世纪末之后即传入日本,而当时与日本有商贸往来唯有庆元(鄞县)。日本南北朝时代的永和三年(1377)出版的儿童启蒙读物《童子教》在教导儿童勤学时使用了如下文字:“苏秦为学文,锥刺股不眠。俊敬为学文,头悬梁不眠。车胤好夜学,聚萤为灯矣。宣士好夜学,积雪为灯矣。此等人者皆,昼夜好学文。”上述文字应当是受《三字经》中“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等字句影响而成的。至1603年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就有《三字经》的直接记载。大庭修所著的《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受容研究》中附有“酉五号唐船作为日本贩卖之物,携三字经二百九十六部各一种”的记录。这一点证明在17世纪初期,日本便已经对《三字经》出现了较大的需求。据大庭修考证,《三字经》在江户初期曾被作为幕府培养“唐通事”(即汉语翻译)的初级读写教材而被使用。在元禄五年(1692)出版的《广益书籍目录》中,明确记载了《三字经》以及《三字经注解》之书名。另外,日本教育史学家石川松太郎收集了众多《三字经》版本,最早为享保七年(1722)由京都的额田正三郎与大阪的松村九兵卫等四家书肆联合印制的《三字经》,但石川判断江户初期日本民间自发印刷的《三字经》应该要更早一些。天保二年(1832),德川幕府开始由官方出面印制《三字经》并以低价出售或赠送的方式交给各地的寺子屋(即民间儿童启蒙机构,类似中国当时的私塾)使用。这些记载都说明,《三字经》在江户时代已在日本大为流布,它最初通过商船从中国直接购入,后转为书商开版印刷以至官版发行,成为当时在日本较有影响力的中国启蒙读物。
   《三字经》与《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三大国学启蒙读物,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三字经》短小精悍、琅琅上口,千百年来,家喻户晓。其内容涵盖了历史、天文、地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所谓“熟读《三字经》,可知千古事”。基于历史原因,《三字经》的独特的思想价值和文化魅力仍然为世人所公认,被历代中国人奉为经典并不断流传。 《三字经》早就不仅仅属于汉民族了,它有满文、蒙文译本。《三字经》也不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法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也是儿童的必读必背的书籍。
   《三字经》的形式也有巨大的生命力。古往今来,模拟《三字经》形式的读物层出不穷,如《女三字经》、《地理三字经》、《医学三字经》、《西学三字经》、《工农三字经》、《军人三字经》、《佛教三字经》、《道教三字经》等层出不穷,风靡天下。近期,文化部原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先生还创作了《新三字经》,同样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这是一本不朽的蒙学杰作,理当存在“鄞州记忆”里。
    无论是《三字经》,还是《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不要说它们放置在鄞县,其深度、高度是古代鄞县教育史上未曾突破过的,即便将它们放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中,也可以写成浓重的一笔。所以有这两本书就足以说明深宁学派在教育上的成就了,也足以说明在元朝整个教育不太景气的大环境里,鄞县的教育仍然是光彩夺目,令人自豪的。
       (作者系《鄞州区志》编辑部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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