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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城市公共空间的形成与组织管理

发布日期:2014-04-03访问次数: 字号:[ ]

——以民国(1927-1949)时期宁波公园为例

吴昌

 

【摘要】近代宁波公园是西方文化、城市发展、地方经济、民众需求、政治参与等多种合力下的产物,肇始于清末,形成于二三十年代。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在政策与人事安排上虽占据主导地位,但迫于财政不足,在公园建设与管理上往往力不从心,而以商人为代表的宁波民间力量则通过捐助、筹款、担任委员等方式介入市政建设与管理,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在地方建设上的不足。
【关键词】宁波公园;公共空间;经费筹措;组织管理

 

   

近代公园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日益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但论者多集中于上海、北京、武汉等城市,对近代宁波公园[1],以及以商人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如何参与公园建设与管理的研究较少[2]。在近代宁波公园建设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宁波商人原本就热心地方公共事业建设的意识日益显著,并借助捐助、筹款、担任委员等方式参与地方建设与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政当局因财政困难所带来的公园建设与管理的不足。本文试以民国时期(1927-1949)宁波公园为例,对其出现的历史基础、经费来源与筹措、组织与管理进行考察,以期对近代城市管理建设有所反映。

一、近代宁波公园出现的历史基础

城市公共空间的形成过程并非只是一个停留在建筑空间变化的过程,它还与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更与居于其中的民众生活和心态密不可分。近代宁波公园正是这样一个由多种因素影响下的空间产物。

近代宁波公园的出现是西方文化传播和城市发展的结果。时人看到“诚以公园为卫生之必要”,“卫生为自治之本原”,“东西各国,无论城镇乡市,莫不有公园为憩息游览之地”,“而城市繁盛之区,尤多建议公园,疏通空气,以重生命”,可惜宁波“本郡为全浙通商首埠,人口达三十万以上”,城里却是“烟灶稠密,街衢阒繁”,“每当秋夏之交,时气流行,屡致疾疠”,[3]“殊为市政上一大缺憾”[4]。故“市政建设,莫善于城市公园化,使全境之内,道途清洁”[5],且“每区应有小公园或草地”[6]。可见,建设公园已为发展之必然。

民众生活与精神需求是近代宁波公园出现不可或缺的因素。正如美国学者帕克在《城市社会学》中所提到的:“城市是人性的产物。”[7]城市的每一处建筑,包括公园,是人们思维构造的产物,是人们精神需求和满足的外在表现,反过来又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开埠前,人们除了在屋檐街巷或茶馆等地休憩之外,很少有公共活动空间,而城市忙碌中人们需要一处空间去消除一天的疲惫和享受精神上的放松。近代公园正是“为着调剂着劳苦人民的生活给予以精神的安慰和舒畅”[8]出现的公共空间。

近代宁波公园的出现是隐性权力的表现与产物。公园这一“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是权力的产物,一旦建成又会进行再生产,成为权力空间,构筑权力与社会关系”[9]。不仅地方当局参与公园的建设与管理,而且地方人士也多热心其中。尽管清末民初宁波市政建设“虽属大辂椎轮”[10],民间力量也因缺少政府的支持未能最终实现其诉求,但这这种政府、社会与民众间的互动为后来公园的建立和发展积累了经验。

宁波开埠后城市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宁波商人的崛起为公园的出现奠定了经济基础。上海开埠后,宁波原有经济地位虽大不如从前,但仍旧保有了相当规模,尤其是与上海经济上的联系,使“原本发达的宁波商业更加繁荣,并带动近代工业的产生与发展”,[11]“不仅使以商为业者急剧增加”,而且“造就了一个数目可观的富有阶层”。[12]正是这些富有者通过捐款、筹款、参与组织建设等方式参与到宁波地方建设之中,缓解了市政当局因财政上捉襟见肘难以筹建公园的局面。如果少了宁波商人的热心参与,其情况是难以想象的。

近代宁波公园的出现也与政治有着特殊的关系。筹建公园虽在清末地方自治运动中已出现,但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并未有显著成效。1916824,孙中山来宁波考察,认为宁波市政建设可以模仿上海成立公共团体“收土地为地方公有,其巨大经费一时或无以筹集,可以地方公债法举办之”。[13]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在全国掀起纪念孙中山的高潮中,宁波各界大力呼吁建立中山公园以资纪念。市政当局也认为建设公园可作为政治宣传的场域,“亦是提倡中山主义之一工具”。[14]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宁波相继出现了多个以“中山公园”命名的公园。

相比其它较早开埠的城市来说,近代宁波公园出现的基础并不那么占据优势,公园出现也相对较晚,但还是建立起了一系列的公园。

二、近代宁波公园的资金来源与筹措

1927年宁波正式建市后,一系列建设随之展开,但工程项目颇多,财政拮据。因此,如何规划城市建设,如何分配与筹措公园建设与管理资金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正如时人所言,“宁波紧要的事业,固然是很多,公园也是不可缓的”,“但是兴办公园应该注意的,是在经费,经费为什么要注意,就是宁波急需兴办的事业很多,关于公园的经费,只要别的事业勿受影响,就是应当的”。[15]

一般来说,依据资金的筹措方式可以看出公园资金的来源,为便于叙述,本文将从政府资金、募捐筹款、钱庄垫付、拍卖所得、园内租金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1.政府资金

主要分为财政专款、派募公债、息借商款,这些都属于政府主导下的公园资金。由于市政建设较多,又无独立的财政系统,市府开支常常捉襟见肘,就连政府机构本身也多有变动,公园资金基本依赖于民间。如宁波中山公园建设有“殷富捐款一万八千三百余元,僧界捐款三千五百余元,商会捐款二万八千元……承源、孜源等钱庄借垫一万六千余元”。[16]1931年宁波市财政年度支出显示用于中山公园资金为1224元,[17]还不包括其他公园。可见政府资金在公园资金中的比重。为此,政府设法开辟多种财源,政府人员也常亲力筹款,如筹建中山公园时,财务科长就曾前往上海筹措资金。而以政府出面主导的派募公债、息借商款则扩大了资金的来源。比如1930年四月发行的浙江省建设公债筹集到107350元,19299月市管理公款公产委员会派募公债4800元,发行甲种建设借券50634元、乙种建设借券149503.13元,19307月市府以人力车捐为担保息借商款20万元。[18]其中即有一部分用于公园的管理资金。尽管如此,由于政府本身财政的不足,单靠民间资金往往使得公园建设不尽人意,如镇海中山公园“惟因经费关系,布置不能十分完备”[19]。再如“本埠中山公园内首木桥年久失修,材料霉烂”,“不能载重”,以致酿成事故[20]

2. 募捐筹款、钱庄垫付

以工商界为代表的社会募捐筹款和钱庄垫付一直是宁波近代公园,乃至市政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钱庄垫付于公园建设中的地位由前宁波中山公园可见。这里仅就以商界为代表的民间资金作一定说明。筹建中山公园之时,社会各界“闻委员会对于捐款人,定有纪念条例多款”,纷纷慷慨资助,“宁波总商会,会向筹备会函请拨给园地五亩作为建筑会所之用”,且“愿代募办公园建筑费半数,已经委员会通过照办矣”。[21]可见商界在建设公园中的热心。也有一部分资金来自委员会人员,如公园“筹备费由委员每人联系五十元”[22]不过这只是委员象征性的缴纳。

更多的资金来源于额外的捐款和筹款,像陈如馨、虞洽卿、袁履登、孙梅堂等有资望和财力的人在公园建设中担任委员,往往以个人或团体捐资。如“翁建光捐款连息共计八百三十一万四千七百念四元”,“悉数拨充修理费”,其资金数目可谓之大,为此公园内曾设立一碑以资纪念。[23]这里不难看出宁波商人经济之雄厚,社会力量之热心。其他民众捐赠数额更不可计数。

民众可依自身情况或捐资金或捐物。这不仅扩大了捐助人员来源,而且降低了资金开支。同时营造了甬地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的社会风气,民众也以此满足了对家乡建设的愿望。

3.拍卖所得

即通过拍卖物品获得资金。这主要是在公园筹备初期所采取的方式。如宁波中山公园中,“如旧府署头门二门及其左右小屋砖石木料,除石鼓外,均在标卖之例”,且规定“订定标价最低限度者六百元”,[24]以最大筹集资金。

4.园内租金

近代宁波公园的出现吸引了商家的目光。为筹措资金,市政当局也允许部分商户进入公园,特别是在抗战后,市政修复之广之艰,这笔资金就显得特别重要。譬如有“中山公园内百乐门快乐林等租户”,在春夏之际,租户租用屋外草地时,公园也会“收取临时租金,该项租金专款存储,留作修理公园之用”。[25]

另外,有一部分资金来源于惩戒破坏公园的行为。如象山文元堂老板李松林派人担运修筑马路石料,“适被人瞥见,报告社会科,该科陈科长据报后,即传唤到府,经侦审结果,李松林自错认误,愿出费四十万元,作中山公园修葺费用,始行了事”。[26]

在这几部分资金中,商界资金无疑是最大最重要的一笔。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民间资金本身也需要自身经济的再发展,因此不可能时时投入,其结果是在政府资金难以投入时公园日常维护与管理的难以持续。此外,四十年代,商界因为战事、通货膨胀,其自身经济也遭到一定打击,公园资金的实际价值利用也不免降低。那么这一经费来源与筹措格局在公园建设与管理上是否会有体现呢?这可以从以下对公园的组织管理与条例建设中窥知一二。

三、近代宁波公园的组织管理建设

从某种角度说,“提供必要的利益无疑是获得权力的最为普遍的方法”,[27]而空间往往与一定的权力相联系。显然,上文提到的商界人士担任公园筹建委员正是这种权力参与的表现。自然这一利益提供最为普遍的方法是资金的投入。在政府资金拮据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个可行的方式。但这是否意味着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民间力量在公园管理上处于主导地位。如果不是,那么近代宁波公园的组织管理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公园:民间与政府权力参与空间

政府及其行政机构扮演着城市规划设计者和决策者的角色。无论是公园的选址、设计、配置,还是公园道路、水电等设施都是一个复杂的全局性系统,这就必然需要市政当局协调各部门展开。况且市政建设是近代政府职能本身的要求。宁波市政筹备处于1920年成立,并在此后几年间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如“延请技师从事测量,将城垣内外马路、桥梁、街道绘成图样”,[28]1925年制定《宁波市政筹备处工程计划书》。1927年后市政府也相继颁布一系列建设和管理政策。这些都体现出了政府在公园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政府在公园管理人员安排和会议决定上处于领导地位。比如《鄞中山公园设计委员会简章》规定委员会当然委员五人分别由县长、第四科长、第二科长、第五科长和县财务委员会代表担任,主席和副主席也由县长和第四科长担任,而地方领袖为聘任委员且为义务职务年限仅为一年。[29]这明显反映出市政当局在公园管理上的绝对领导地位。不过县府的会议简章还得呈报省教育厅核准,[30]一定程度上对县府权力进行了监督与制约。

就公园具体行政管理而言,主要受教育局(教育科)、公安局和卫生局(卫生科)的管理。三者职责各时期虽有差异,但大致分工一定。教育局负责对园内基础设施规划和对园内节目活动要进行审查等。公安局派置园警,由园警负责园内治安管理,但园警主要受教育局或管理委员指挥。卫生局主要负责园内卫生。

由此可见,政府在公园管理上的地位。但此外还需专门的日常机构进行管理。主要有筹建阶段的筹备会(筹备委员会)和建成后的管理委员会(修建委员会、整理委员会)。

以宁波中山公园为例,始有公园筹备会。该会由总商会开筹备会讨论筹备相关问题,设主席、委员、筹备主任、筹备员等职,以及总干事、总务股等机构。[31]后更名为筹筑中山公园委员会,由委员会选举执行委员三十五人,内推正、副委员长各一人,原来各股改为“科”,科下再设股,取消总干事,委员会议每月最少三次,公推筹备委员三十五人,且都有资望、财力和时间限制。

“筹筑中山公园委员会”成立时,有“商界领袖金臻庠、董维扬、韩乐书、俞佐宸等一百三十余人”参加,金臻庠是当时会议的组织者,且担任了委员会的副委员长。[32]35名委员中商界出身的委员共有15人,即占了42.8%,而在候补委员中也有数位商界人士,这不可不说与宁波地方商人经济实力雄厚有关。另外委员会还定有会议章程,并设有筹备处负责开展具体活动。[33]当时宁波地方报刊有该委员会筹备处简章,从中可以看到其组织管理的大体内容:

第一条,本处为宁波各界人士所发起,以筹建宁波中山公园为宗旨,定名曰宁波中山公园筹备处。

第二条,本处筹备员无定额,得随时添推之。

第三条,本处设执行委员三十五人,由筹备委员公推之,执行委员会公推正副委员长各一人,分设三科:甲,总务科,掌文书庶务会计及不属于其他各科事项;乙,财政科,掌捐募保管出纳等;丙,工务科,掌设计包工监工等,上列三科每科十一人,互推一人为科长。

第四条,本处得酌用雇员若干人,以事之紧简定之,受正副委员长各科长之指挥,分掌处务。

第五条,筹备员大会无定期,执行委员会每月三次,均由正副委员长召集之。

第六条,本处筹备员皆为募捐员,其募捐优胜纪念条例另订之。

第七条,本处暂设宁波总商会。

第八条,本处至中山公园落成日撤销。

第九条,本简章经大会通过后,发生效力,其有未尽善处得随时修正云。[34]

由于宁波商界资金雄厚,商人也热心于地方建设,其必然成为政府所倚重的对象,因而在公园建成后的管理委员会中也自然“聘请宁波各界领袖级热心公益而有声望者为委员”[35]

新的委员会中有11人曾担任筹备委员,新增9人,而且委员会人数由35人扩大到49人,商界代表占40.8%,相比前有所下降,但商界人数的扩大使尽可能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公园的建设与管理,特别是资金的筹措上。当时宁波的其它公园也大致是这样的情况。在具体的日常管理中,由公园管理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重大问题,由执行委员会选定委员开展具体工作。在抗战时期,宁波地区的公园遭到一定破坏,以地方人士为主体的公园整治委员会仍旧参与到公园建设与管理之中。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公园修建委员会对以商界为代表的民间力量更具依赖性。俞佐宸、陈如馨即担任了鄞县公园修建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金臻庠也担任了委员职务。[36]

2.决议、政策和条例:公园管理运行的体现

就公园条例而言,除了上面的捐助条例和会议章程外,还有园警服务细则、公园浏览规则、相关的土地征收条令和其他指导条例。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园的建设和管理,也是公园日常管理的一部分。通过这些又可从一个侧面看到公园的管理措施和运行情况,如当时订定的园警服务细则:

一,公园设园警若干人,维持园内秩序,保护园内治安;

二,园警须导照教育局排定工作表,巡视全园;

三,园警每日服务时间,春冬二季上午七时起,下午八时止,夏秋二季上午五时起,下午十二时止,四班一次;当随时须巡视全园,注意游客行动及园内整洁事宜;

五,园警巡视时,如遇有不洁秽物或垃圾时,须随时督促园丁扫除之,按照规定时间启开园门;

六,园警平日须着制服;

七,园警须听教育局管理指挥;在冬防吃紧或戒严时期,园警应轮流值夜;在深夜时,园内如发生事故,园警须立刻起床从事侦查;

八,园警如遇游客有意犯园禁,轻则口加劝阻,重则分异送公安局或教育局惩处;

九,园警如有事故请假,应分别呈准公安局教育局;

十,园警如有怠情职务□事,轻则申诫,重则□请公安局惩处,议决,修正通过。[37]

这则细则包含了有关公园管理的丰富信息,除了园内管理人员的职责、管理外,还涉及公园的日常运作,市政当局的管理权限,游客与园警关系失调中的处置措施,以及在非常时期的公园状态等。再如对园内花木管理的规定:

一、花匠张水金,承揽公园栽种花木,及担任整洁工作,将于本年一月满期,应如何办理,请核议案。议决。1、仍予张水金继续承揽。2、继续承揽三年,每月津贴张水金法币四十五元正。3、详细承揽另立之;

二、拟具本园修正预算,当否请核议案,议决,修正通过薪给八六四元,管理员月津贴九元,园警二人,一月支十二元,一月支四元,又月之致富费二元,园丁月支四十五元正,办公什支四八元,设备建筑五五七元,修缮三三六元,总计一八〇五五元;

三、推员点验过去三年中张水金应行添种之花木案,议决及布置环境案、议决,推赵委员蕙厂张委员益臣陈委员仁璇会同第四第五两科,随时涉及办理之宁波公园之捐助条例。[38]

这里既反映了园内林木的维护和栽种管理情况,也对公园资金的收支管理情况进行了介绍,以及会议的程序、检查员的职责、政府部门间的协同参与都可有所了解。

可见,在公园建设与管理上,以商界为代表的民间力量由于雄厚的资金成为当时政府不可不依靠的对象,也使其参与地方管理,但在决策和人事安排上政府并不因自身财产的拮据而影响其主导地位。

总之,近代宁波公园是经济、政治、文化、民众诉求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这样一个城市公共空间,是政府与社会互动的平台。这一公共空间的出现改变了城市的原有面貌,在它背后所隐藏的是社会的历史变迁。在政府资金窘迫,城市建设发展之时,作为社会一部分的商界群体并未漠视这一现象。他们以其自身的力量投入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历史潮流之中,不仅体现了其城市的文化底蕴,也造就了其自身的良好形象。民间力量能够成为当时政府所倚重的力量,这是政府有效调动民间积极性的结果,因而两者协调中实现了城市与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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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鄞中山公园设计会设计花木布置环境[N].时事公报,1936112.

[38] 鄞中山公园设计会设计花木布置环境[N].时事公报,1936112.

(作者吴昌(1989-),男,浙江临安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现代社会生活史、城市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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