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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王宽诚

发布日期:2014-09-19访问次数: 字号:[ ]

        【摘  要】宁波帮人数不多,实力强大。现当代的宁波帮活跃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不乏有政界人士、工商巨头、科技名人、社团领袖和社会名流,王宽诚是其中杰出代表。邓小平亲自做团结和发动宁波帮工作,把发挥宁波帮的优势,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布局的重要一棋来抓,多次会见王宽诚。王宽诚对邓小平也一往情深,他坚信“一国两制”战略构想,拥护《中英联合声明》,参与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邓小平动员宁波帮建设宁波指示鼓舞下,积极支持宁波经济建设,推进宁波文化和社会事业发展。
        【关键词】 邓小平;王宽诚;交往

      宁波帮人数不多,但实力颇为强大,在中国近代有很大的影响,在工商业各个领域有举足轻重地位。现当代的宁波帮,不仅继续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而且不乏有政界人士、工商巨头、科技名人、社团领袖和社会名流,王宽诚就是杰出代表。邓小平一直亲自做团结和发动宁波帮的工作,把发挥宁波帮的优势,作为我国对外开放全局的重要一棋来抓,多次会见王宽诚。今年8月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也是邓小平动员全世界宁波帮建设宁波指示发表30周年纪念。笔者撰写《邓小平与王宽诚》一文,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视角来探索。邓小平与宁波帮人士的诚挚交往,以缅怀这位伟人。
         一、坚信“一国两制”战略构想
      王宽诚,又名文侠。鄞县(宁波市鄞州区)西乡布政乡(今鄞州区古林镇)宋严王村人。1947年,从上海移居香港,购入一批地皮,发展大型物业,并在此年开始陆续在香港开设多家有限公司。1958年起,历任香港中华商会副会长、会长。王宽诚还从1956年起任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委员和第六届常务委员;全国人大第四、第五届代表;1986年荣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委会副主任。作为一个著名的爱国侨胞,王宽诚曾经多次受到周总理等领导人会见,但会见最多的是邓小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尽管日理万机,还是在百忙之中频繁接见王宽诚,跟他交换意见,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在彼此的多次接触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战略思想,在构思香港问题解决方案时,十分重视宁波帮在香港回归中作用。宁波帮的杰出代表王宽诚,积极落实“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思,在香港回归中发挥其特殊作用。
      王宽诚坚信“一国两制”战略构想。“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是邓小平吸取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为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提出的设想,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基础上,提出解决香港、台湾问题的科学构想。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邓小平认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于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个‘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邓小平还说:“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
     “一国两制”的基本构想,是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国家主体坚持实行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特别行政区,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基本实行高度自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坚持“一个国家”主权,是讲原则性;允许“两种制度”并存,是讲灵活性。“一国两制”方式,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必然途径。
      1982年6月14日,王宽诚应召到北京,次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香港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王宽诚等12人。新华社发了电讯:“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部分来京的港澳各界人士。被会见的有费彝民、王宽诚、汤秉达、李子诵、李侠文、杨光、梁培、陈复礼、陈紘、徐四民、苏务滋、吴康民。会见时,人大常委会副会长廖承志和香港分社副社长祁峰在座。”消息很短,除了会见者和被会见者的名字与身份外,没有报导会见的内容,但它包含的真正意义是有关香港命运与前途的大事。这在《邓小平年谱》中已有记载:“6月15日,上午,会见费彝民、王宽诚、汤秉达、李子诵、梁培等港澳各界人士,说明中央政府收回香港的决定和有关政策。”
      这就表明,1982年6月15日,邓小平会见王宽诚等香港著名人士时正式通报,香港回归祖国的问题。邓小平说:“现在请港澳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京,因你们对香港情况了解,来商量商量。我先把中央已决定的原则与大家讲一讲:到1997年必须收回香港主权,这是原则问题,不可讨论的。但对香港仍要继续维持自由港,贸易金融中心不变,即根据宪法草案第十三条,原对台湾的也可用之香港,使其继续留在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过渡时期若干年,5年,10年,使香港更安定、更繁荣。”“具体方案,例如成立特别行政区,用什么标记(英旗、港督当然要废止),英籍人员可以照用。两局叫什么两局(我补充说,行政局、立法局——王宽诚)、特别行政区负责人当然要由香港爱国人士来担任,由中央任命。国内绝不派人去。但在座代表委员都在六十岁左右年龄,这时都在七、八十岁了,所以着重培养一批青年人极其重要。”“至于港币问题、法律问题等等,要大家提供意见。我想,我们要与英国谈,现在开始,他们一些部门给我方参加,以免临时移交时不熟悉。我最近又想到如英国暗损我们,例如提存,使市面混乱,这时怎么办?我想就立即收回,不客气了。”邓小平在这里谈了四个问题:一是主权问题,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二是回归时间,为1997年;三是过度时期为15年,不出大的波动;四是具体方案,设立特别行政区等。
       邓小平在第一时间把收回香港的重要决策告诉王宽诚,这是对宁波帮的充分信任,对于王宽诚等宁波帮人士说,也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使他坚信“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和香港回归中责任。
     宁波帮坚信“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为此王宽诚发表谈话,表示坚决拥护“一国两制”的方针,支持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各种方针、政策和步骤,在不同的场合宣传中央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和解决香港问题的各种方针政策。
邓小平的“6.15”讲话给王宽诚很大鼓舞。1982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他邀请一批老朋友餐叙。针对一些人的香港前途的疑虑,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邓公不是说过,中国要‘再造几个香港’吗?中国提出一个中、英、港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决不会希望香港成为一个动乱、混乱的香港,萧条、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祖国真心希望的!”“所以我相信,香港的前途,特别是1997年后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王宽诚还说:“到一九九七年,总督没有了,英国旗没有了,‘御用’的字眼没有了,其它不变,交易所照样看,跑马照样跑,要跳舞照样跳。”王宽诚的一席话,使朋友们进一步看清香港前途,坚信邓公的“一国两制”构想。
        1982年11月底,王宽诚参加五届五次全国人大会议,在接受记者采访中提到:“收回香港主权,理所当然。”当记者说有些人对香港稳定繁荣表示担心时,王宽诚说:“对这个问题,我想说三句话。第一句,十五年内现状不变。第二句,到了一九九七年,总督没有了,英国旗没有了,‘御用’的字眼没有了,其它不变,社会制度不变,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等等。交易所照样开,跑马照样跑,要跳舞照样跳。港人治港,怕什么?第三句话,很多人没有想到,但事实摆在面前。这就是:不出四、五年,香港肯定要繁荣。因为南中国海石油资源丰富,许多国家竞相投标开采。几年后,开采成功,需要很多设备、资金,大有可为。”
      1984年10月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由200人组成的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王宽诚率领由工商、金融、航运界人士组成的第1团,成员40人,包玉星也是第1团成员。这次会见谈话的主要部分收入《邓小平文选》第3卷,题为《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邓小平说:“你们这么多人回来观礼,我非常高兴,我看香港一定有希望。这次回来观礼的,各行各业各界人士都有,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也都来了。这说明大家都赞成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赞成中英两国政府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就我个人来说,我愿意活到一九九七年,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
       1983年6月下旬,王宽诚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6月25日,邓小平会见出席会议代表,与王宽诚亲切握手,并讲话。邓小平在谈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情况时指出:“为了照顾英国,我们谈判可能不从收回香港问题开始,而从一九九七年后香港实行什么制度、什么政策谈起。这个政策充分照顾外国人首先是英国人的利益。不仅保护中国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外国人的利益也不受损害。港人治港要有什么条件?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爱国者。什么是爱国者?赞成、主张祖国统一的就是爱国者。人们担心变。一九九七年以后我们谈的这一套会不会变?我们说不变。只讲不变还是空的。我们考虑定个年限,总的是保持香港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还有法律等等。我们先来过五十年不变好不好?五十年够长了,讲五十年比不讲年限好,更能使大家放心。”在谈到十四年过渡时期问题时邓小平说:“第一双方不要捣乱,文明点讲,双方都不要做损害香港繁荣的事情。中国政府不会捣乱,英国人就难说了。谈判的焦点可能是这个问题。英国对我们一九九七年后的政策可行性、可靠性问题明了,确实相信我们一九九七年后的政策不变,问题就好办。香港要培养人才,逐步参与管理,行政也好,司法也好,财政各方面都要参与,搞好交替。香港的爱国者要考虑怎么样推荐和培养一批合格的人,特别是年轻人,逐步参与,将来才能把香港管好。”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对于九七后香港实行什么制度、五十年的期限、过渡时期的平稳过渡、香港行政体制及香港人才培养等问题作了阐述,给王宽诚以更大的鼓舞与对香港的前途充满深信。
       正因为如此,王宽诚积极响应邓小平的号召,讲香港九七后的前途,进一步宣传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
 1984年5月23日的香港《明报》曾刊《王宽诚笑谈香港前景光如五千火》文章,记述王宽诚对香港回归后的憧憬:“我感到(香港)前景就像五千支光一样明亮。香港能保持繁荣和稳定是无可怀疑的”,“我希望能延年益寿,活到九十岁,看到国家收回香港主权。”
       1984年7月,王宽城亲笔撰写了《我国有关香港的政策和香港贸易的前景》文章,认为党中央“英明地创造了一国两制的政策,对世界和平具有国际重大意义,同时又是解决香港前途问题——即恢复中国的主权和保持香港的繁荣和安定并五十年不变的最佳方法”。
       9月27日,王宽诚以香港中华商会第33届会长的身份召开座谈会。此前,发表声明说:“近几年祖国曾通过种种途径深入了解和听取港人的意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提出一国两制,在一九九七年后保持现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并把这些要点全部列人联合声明内,这样既符合香港居民的意愿,又可维护香港的稳定繁荣。”“为此,我们除表示欢呼拥护外,我们诚心呼吁香港的国际朋友和同胞为维护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加强团结,共同努力!”
        同日,王宽诚以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的身份在《人民日报》发展了《香港将与祖国俱荣》的文章,认为香港人应相信我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祖国为着保持香港的繁荣和安定以及500多万同胞的利益,而英明的创造了‘一国两制’的政策.这对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又是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最佳办法。”他认为“中英两国谈判胜利结束,肯定能广泛吸引世界先进工业国家来港进行投资和合理利用本港的地理条件。所以香港的前途,特别1997年后的前途非常光明。基于上述,今后香港和以往一样不断繁荣,以较高的速度持续发展,是可以预期的。”他还经常在报上发表谈话.以深入浅出的道理向港人宣传解释,以亲身的经历,反复阐明“香港与祖国分不开”的道理。
       王宽诚始终坚信“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对香港的远景有足够认识,对香港回归祖国充满信心。他说:“我感到(香港)前景就像五千支光一样明亮。香港能保持繁荣和稳定是无可怀疑的”,“我希望能延年益寿,活到九十岁,看到国家收回香港主权。”
        二、支持中英谈判和《基本法》起草
      正是因为王宽诚坚信“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积极支持中英谈判,和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为香港回归祖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早在1979年,麦理浩爵士被中方邀请到北京,就揭开了香港回归中国谈判序幕。1982年9月22日起,至1984年9月6日,中英会谈共举行22次,经过两年的反复交涉和谈判,最终形成中英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3个附件。王宽诚响应邓小平的号召,在中英谈判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一是支持我国政府的主张。王宽诚说:“收回香港主权,理所当然。联合国宪章就规定,凡是用军事压力下签订的条约一律作废嘛。香港主权收回后,也和台湾一样,可以设立特别行政区。”1984年5月22日,王宽诚出席全国人大五届六次会议,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港人百分之九十以上也赞成收回香港主权。少数只要不是糊涂人,也会转变立场的。要知道,中国是一个不仰人鼻息的堂堂大国,保证收回主权后政策五十年不变,这是有气魄、有信心的表现。”
       二是拥护《中英联合声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订。是“一国两制”创造性构想具体化。联合声明第一点和第三点明确规定,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0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并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切实保证在香港实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处理好主权和治权关系。王宽诚坚决拥护《中英联合声明》。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文本于1984年9月26日在北京草签。王宽诚在第一时间发表热情洋溢谈话。《星岛晚报》当天即以“王宽诚今晨评论称:九七问题解决之后香港经济有更大的发展”为题发表报导,说王宽诚看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的实况转播后表示:“香港回归祖国,这是一个历史性事件,他本人很兴奋。”次日,王宽诚以香港中华商会第33届会长身份,就中英联合声明的草签在“中总”大厦主持座谈会,约120名会董参加。同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在我国人民欢庆建国35周年之际,欣闻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取得了成功,协议达成公布,更给香港同胞增加了一份喜悦。”“中英两国谈判胜利结束,肯定能广泛吸引世界先进工业国家来港进行投资和合理利用本港的地理条件。所以香港的前途,特别是1997年后的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三是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构想的法律体现,它是国家对香港的一系列政策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成为依法治港的法律基础和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法律保障。这部《基本法》是在充分听取和吸纳香港同胞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对此十分关心,他在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诞生,并经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邓小平称赞它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律”,“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王宽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是:
       首先,参加《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工作。为吸纳香港各界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意见,在香港成立了“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宁波帮的杰出代表王宽诚参加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工作,并兼任财务委员会主席。
       1985年12月1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王宽诚以“咨委会”副主任委员的身份致欢迎词:他代表大会全体同仁,对姬鹏飞等参加会议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且热情洋溢地说:“咨询委员会的成立,是要收集各界人士对基本法的各种意见和建议,供起草委员会参考。姬主任等的莅临,对于我们开展询委会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各位起草委员的莅临,对今后起草委员会与咨询委员会之间沟通,有很大的帮助。希望起草委员会和我们咨询委员会能合作如意,共同为制订基本法作出贡献。”
        《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是联系、沟通香港各界人士的桥梁,并对基本法起草工作反映意见和建议。王宽诚很投入,他倾听香港各界意见,提出建议。在以后形成的400多份意见和报告中,就有宁波人的建议。比如,王宽诚结合香港实际情况,进行深人研究,提出了《关于香港土地政策的意见》,在七届三次全国人大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节“土地契约”中,可以看到与王宽诚的《意见》精神相一致的条款。
         三、为国家教育出力
       1986年4月19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在内地捐资兴学的香港知名人士王宽诚、包玉刚、霍英东、李兆基、李伯中等人。在与他们谈话中,邓小平着重谈了教育问题。他指出:“你们为国家教育事业出了很多力,这是为国家、民族做的好事。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四化建设的实现要靠知识、靠人才。政策上的失误容易纠正过来,而知识不是立即就能得到的,人才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这就要抓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并指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认为这是长远的根本大计。“现在我们是知识缺乏、人才缺乏,越往前走,这方面的问题越大。同发达国家比较,我们落后很远,但不是一切都落后。我们有原子弹、导弹、氢弹,同步卫星上天,通信卫星也可以出口。有和没有不一样,就是有这么几个东西,国家的分量就不同了。但是在许多领域还是落后,要急起直追。”“在高科技领域里要投点资,投资不能太少,起码要做到若干领域里,人家有的我们也有,不一定比人家更好,但要有,如激光、生物工程、粒子束、计算机等。搞这些要利用现有人才,将来香港人才也应该容纳在内,还有海外留学生、华人学者,希望他们出力。”
      王宽诚一直主张爱国育才,且得到邓小平的鼓励和支持。1982年,王宽诚向邓小平谈了由他出钱、选一批留学生,贷款让他们到美国去留学的想法,并提出用“考选”的办法选拔学生。邓小平听后表示赞成。他想了一想,说一个人可以帮助你,有他帮助这事可能会办得成。邓小平所指的是钱伟长。对于这件事,钱伟长后来回忆说:“大约是1983奶奶元旦过后,忽然之间中央来了个人,是邓小平的秘书找我,谈了两件事:“第一件是中央决定我到上海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第二件就是王宽诚贷款留学的事情。小平同志的秘书说,先来给你打招呼,他会来找你,你帮他忙,我们要促成这个事。”半年后,王宽诚找到钱伟长谈考选留学生的事,并提到用公平、公开、公正的“三公”原则挑选留学生。同时成立考选委员会。时隔不久,根据钱伟长提出,由著名教授李政道、林家翘、陈省身、田长霖等15人组成考选委员。1985年4月1日,“王宽诚教育基金会”正式成立。王宽诚出资12亿美元,任基金会首届董事会主席。4月19日,听了邓小平有关教育的谈话后,王宽诚深受鼓舞。次年9月下旬,王宽诚抱病飞抵上海主持“王宽诚教育基金会”的一个会议,布置了录取留学生工作。会后往医院检查,诊断为癌症。在北京治疗期间还关心基金会工作。王宽诚设立的教育基金委培养高水平的科技人才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证。仅1985年至1999年的15年中,王宽诚基金会资助攻读硕士研究生242人、博士后研究生856人、学术交流出国访问460人,举办大型国际会议322项、参加国际学术会议819人,获育才奖的1055人。王宽诚去世后其后代秉承和发扬王宽诚的“爱国育才”宗旨,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国家教育事业。比如,1988年2月,王宽诚的后裔捐资50万元人民币,在宁波设立“王宽诚育才奖”。同年又捐资100万元港币,用于发展宁波教育事业。后又捐资100万美元,建造效实中学体艺馆。王宽诚捐资兴学,惠泽故里,培育人才,功垂千秋。
       1986年12月3日,王宽诚去世。由于王宽诚对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坚信和为香港回归中的杰出贡献。中央政府给予他很高的评价:“王宽诚先生积极拥护以‘一国两制’的原则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方针,他关心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和保持香港经济的繁荣稳定;他热切盼望海峡两岸的骨肉同胞团结一致,振兴中华,并为此而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王宽诚先生关心内地及香港教育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几十年来,先后捐款支持香港及内地二十余所学校或社团。”“1985年又出资一亿美元成立王宽诚教育基金会,为国家培养人才。王宽诚先生为发展社会的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


(乐承耀,宁波市海外宁波人研究会副会长,教授,主要从事浙东区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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