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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人不知我 后世人当谢我——重提王安石

发布日期:2014-09-19访问次数: 字号:[ ]

                                                史连法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列宁称他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散文雄健峭拔,善子说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读书求解,以自己思考去理解,不盲目迷信崇拜,对传说文化经典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和批判精神,曾说:“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这是多么大胆而具叛逆性的见解。他在学习中不泥古,博采众长,批判地吸取,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思想,苏轼曾说他是“网罗六艺之遗文,数以已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从传统的六经中引发自己的新思想;从诸子百家的理论中独成一体,这说的王安石读书学习中颇有创意。为他后来厉行改革变法奠定了思想上的理论基础。
      王安石是一个不唱高调,不务虚名,有抱负的实干家。26岁起在鄞县治理的三年里,他一面利用权力兴利除害,为民办事,一面也考查分析它反映的社会实际问题,思考解决社会积贫积弱问题的办法。他把鄞县作为政治经济改革的试验场。
      鄞县是个山清水秀、五谷丰登的鱼米之乡,民勤物丰的好地方。深山长谷之水四面而出,沟渠河川十百相通,而无水旱之灾,常年丰收。但是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营田已废弛了六十多年,由于历任官员都因循苟安,无所作为,水道堤防年久失修,以致沟渠河川大多淤塞,山谷流水白白地直泻入海,多山的鄞县面临严重的干旱威胁,生产开始下降,只要天气晴朗无雨,不过十天八天,立即河床干枯,鄞县成了最易发生旱灾的地方。
      王安石上任后,带领县吏参加生产和水利情况的考察,历时半个月,走遍鄞县各乡村,行程数百里,摸清全县基本情况后,立即着手兴惠除弊。动员百姓兴修水利,浚治东钱湖便是其中一个重大工程。考虑到鄞县渔民春汛出海捕鱼有青黄不接的困难,王安石决定将县衙仓储粮食以低息贷给渔民和农民,秋后还粮付息,让他们度过春荒,政府也得到收入,这就是青苗法的由来。王安石主鄞期间,对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十分重视。1084年,创办了鄞县第一所县学,以孔庙为学舍,改变历代孔庙仅祭拜孔子,而无学习场舍,人们把孔庙叫做县学也由此而始。至今宁波市区只有县学街,并无孔庙。当时也成学宫,延请当地名流杜醇、楼郁等位老师招收学生,从此鄞县教育事业为之改观。他又着手调整当地的一乡五里制,把相邻的十户组成一小保,十小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各级都有保长。以此来加强社会治安力量,这就是所谓的保甲法。王安石治鄞三年(1047—1049),使鄞县灾情缓解,农田水利得到修复,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大为改观。他治鄞时主要措施的施行,为以后革新变法积累了经验。
      鄞县任满后,王安石在各地任地方官。宋神宗即位后,起知江宁府,上《本朝百年无事扎子》,提出变改弊政的主张。熙宁二年拜参知政事,次年拜相(1070)。主持变法,陆续颁行农田水利、青苗、保甲、均输、市易、免役、方田均税等新法,内容很广,七项理财,四项强兵,三项育才,即富国又强兵,富国为的是强兵。史称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并不是宋仁宗的儿子,而是叫他爷爷,也不是亲爷爷,其父是宋仁宗的养子,正因为不是直系,神宗才格外珍惜皇位,欲重整山河,针对流弊丛生的朝政,遂让王安石变法,以期复兴。十五年间,无论反对派怎么反对、限制新法,他几乎没有动摇过对王安石的信任,陪他变法到底。
      王安石变法虽然轰轰烈烈,但也被骂骂咧咧,一朝文武百姓半朝人反对,所幸有神宗撑腰,王安石才能苦心经营,然而时人却把他看作异端、疯子。后来国破山河碎,在官方他被追为罪魁祸首、千古罪人,在民间他被话本写成猪狗畜生。
      纵然天下人反对,铁了心也要变法的王安石说:“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在这条变法路上,他注定要成为独行者,不但在烛火摇曳的北宋王朝,即便在暗夜无边的中国历史上,他也是踽踽独行。
        王安石个性之强,性格之硬,他的拗劲,前后如一,变法前如此,变法时如此,变法后亦如此。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又有人说王安石是“儒家中的改革派,官场中的读书人”,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是悲剧。王安石忘了一个人成不了大宋的救世主,一个人也走不完王朝的变法路。
      就主流的看法而言,王安石的变法是失败的,对北宋积贫积弱无从改观,很多人甚至还把这次变法视为“靖康之耻”的根源。但是,我们的现代的视野和眼光重新打量王安石变法,他用经济再造帝国,未尝没有道理,没有可取之处。
      学者黄仁宇有个说法,叫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这个“技术”并非搞科技,而是经营管理的技术,也即他经常说的现代社会的“数目字管理”,完全用商业的原则和规则来管理国家。当年变法时,王安石对宋神宗说:“不加税而国用足”“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时,他已想到用经济手段改造农业系统,再造举世无匹的帝国。
     变法究竟有无效果?元丰年间(1078—1085)的经济气象,已见端倪。
        著名诗人陆游的祖父、北宋学者陆佃说:“造元丰间,积票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陆佃的说法,应不是他个人一时一地的观感,这一点在《宋史》中也可以验证,宋史记载熙宁元丰年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岁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
        那末后世又为何说变法是失败的呢?
       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北宋的积贫积弱并没有改变——当然这一点和王安石没有关系,后来执政者对政策的好恶不定才是根源所在。之所以归结于王安石头上,是替南宋为自己祖上找个替罪羊,也就是以成败论英雄;二是像学者黄仁宇所说的“要将帝国之财政商业化,金融的管制方式必须就位”,而这些条件已远远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小范围实行尚可,而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则会造成各种混乱不一。王安石吃了反对者和执政者的亏,更吃了时代的亏,天时地利人和他一样都不占。奈何啊奈何!
       然而,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他去世将近干年后,他的变法理念,却在大洋彼岸落地了。王安石变法和新政农业政策之间内在联系很少有人关注,直到美国任总统期间的罗斯福属下的干将,美国新政农业部长亨利•A华莱士借用王安石的青苗法,却拯救了遭饥饿的美国农民,这让世人赞叹不已。九泉之下处于不安近千年的王安石,如果他得知地球的另一端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是否从此长眠?
      如果不以结果论英雄,不以皇权论成败,不以历史的必然规律论得失,那么王安石的变法未必不是成功的。若说他的变法失败,那么他在反对者干扰不休的状态下,能做到这样还不算成功,什么又算成功?而在人治的时代,宋神宗能一如既往地配合他十五年,古往今来的哪一个皇帝又能做到这一点?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称赞王安石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高度概括了王安石的一生,用“后来谁与子争先”真是妙极。古人和来者都无人能与他争先。难怪学者黄仁宇先生说:“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代人物远。”
      就人品而言,王安石当然无可挑剔。纵然当时竭力反对变法的派,也对他的道德文章极为佩服。
       王安石不仅是政治家、文学家、更是预言家,诚然在他变法时,遭受竭力反对,他内心深处感叹地说出心里话:“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这个寂寞的先知,神一样地走进中国历史,又谜一样走出,当时谜一样地走到大洋彼岸和后世。

 (作者系中国史氏研究会成员、文史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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