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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大义下的宁波帮抗日活动

发布日期:2015-10-20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乐承耀字号:[ ]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逐渐高涨,“七七”事变,标志全面抗战爆发,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宁波帮积极投入抗日斗争,支援前线浴血奋战抗日将士;维护民族尊严,保持民族气节;维护国家经济权益,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粉碎日本侵略者的经济统制,发展民族经济;担当救济难民社会责任。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缅怀宁波帮的爱国精神和浩然正气,对于我们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其重要意义。

  关键词:抗日战争 宁波帮 抗日活动

 

  凡了解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人,都知道宁波帮在近代地位和作用,不仅在经济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积极参与近代中国的各项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们热爱祖国,抗击外国侵略者,希望祖国繁荣昌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宁波帮作为浙商的重要代表,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日战争,支援前线浴血奋战抗日将士;一身正气,维护民族尊严,坚决捍卫国家经济权益,提倡国货,进行抵制日货斗争,粉碎日本侵略者经济统制,发展民族经济;担当救济难民社会责任,不辞劳苦,奔走劝募。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回顾宁波帮抗日战争中的业绩和贡献,有利于进一步挖掘宁波帮的文化内涵,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其重要意义。

  一、对前线浴血奋战抗日将士支持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使人民意识到国家民族面临着灭亡的危机。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民族抗战序幕。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爱国主义的一面大旗。凡有爱国之心的人都集合在这面旗帜下,进行全民族浴血抗战。民族大义之下,宁波帮以各种形式支援前线奋战抗日将士。

  一是发表政见支援抗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强烈反抗日本侵略者,并组织东北义勇军、救国军,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这一爱国热忱,得到了全国人民支持。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关头,宁波帮发表时评,阐明政见,支援抗日。1931921日,宁波帮著名人士、任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主要负责人秦润卿,召集临时紧急会议,讨论对日问题。认为当此国难日亟之秋,非国内一致大团结,不足以抵御外暴。日军进袭辽宁,再不努力图存,国将不国,遑论其他。为此,呼吁南京当局应注意三点,即兄弟阋牆,最为不幸,立即息争,以御外侮;团结一致,捐弃前嫌,敌忾同仇,以纾国难;通告全国,外以镇静,朝野一心,以挽危局。 [1]

  926日,虞洽卿、方椒伯参加了二十万群众组成的抗日救国大会,主持大会通过了十三项抗日主张。[2] 101,镇海旅沪商人李征五致电蒋介石:“马唐虽老,匹马犹雄,与日偕亡,戴天不共。”他表示:“亡国之祸,急于眉睫,竞于数十小时时间,忽被日本人侵夺,至东北数千里之广,此()可忍,孰不可忍。”要弘扬辛亥光复军主旨,“重集健儿,枕戈待旦,誓以规复国土为职责,对付日本为范围。”[3] 1115,虞洽卿、秦润卿、乌崖琴、金润庠等宁波帮企业家列名上海各公团,汇款援助在黑龙江孤军奋战的马占山[4]

  1932128日,日军袭击上海闸北驻军,狂轰滥炸上海城区,制造了“一•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19路军官兵,在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指挥下奋起抵抗,英勇自卫。但国民党当局奉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何应钦《致吴铁城》电中云:“抗日剿赤两难兼顾,顾如彻底抗日,则必与赤匪妥协而移调剿赤之师以应战,如赤匪仍从进剿,则对日再无彻底进剿之余力,两者只能出于一途,万难并进也。现在进行似应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原则。” [5]为此令19路军“严守纪律与秩序,非有上官命令,不得任意射击,在前线部队,尤须遵守。”[6] 南京当局的所谓“一面抵抗”,就是让19路军孤军作战,所谓“一面交涉”,就是幻想依赖国际联盟实施对日制裁。事实也是如此。南京当局除令第五军驰援外,听任19路军孤军作战,并扣其军饷,致使19路军后援不继,陷入困境。31日,日军发动全线总攻,19路军因腹背受敌,被迫撤到苏州、昆山第二道防线。面对19路军孤军奋战的局面,全国人民对南京当局做法表示极大愤恨。宁波帮实业家虞洽卿、秦润卿、刘鸿生等联名致电南京,责问政府“对于悬沪孤军,有何援应方法?上海三百万市民,现几濒于绝境,置十九路军而不援,岂特弃我三百万市民。”[7] 呈现出对政府失望愤怒之情。

  为了支持19路军抗战,宁波帮实业家身先士卒,以实际行动支持前线的抗日将士。镇海商人金芝轩激于爱国义愤以他创办的“四达公司”库存材料,为19路军赶制并捐赠钢盔2万顶。定海人周祥生调用公司大批车辆义务支持19路军。“七七”事变后,当爱国将领张治中、谢晋元等抗日将士奋起浴血抗战时,镇海商人金润庠亲临前线与张治中将军秘密会晤,商调所缺物资送达前线打击日寇。当时,苏州河四行仓库谢晋元将军率部抵抗日寇,急需国旗助威,金润庠亲临前线将国旗予于一勇士,大大地振奋了军民抗日斗志。1958年,黄炎培曾将此事函告金润庠,说毛泽东主席对金润庠当时这段支援抗日将士的举措曾大加赞扬,予以充分肯定。富有爱国热情的镇海人蒉延芳自愿担任抗战后援会的工作。他负责支援前线,妥善安排大批物资供应及后方难民的安置与遣反事宜。在整个淞沪战争中,他穿梭于前后方之间,兢兢业业,不怕困难,坚持工作,遣送难民达10万余人,一直到淞沪战争结束。

  二是救治伤病员。上海两次淞沪战争中,由于国民党淞沪地区军队与侵华日军展开大规模会战,一时伤兵大增。“一•二八”抗战中,中国军队伤亡1.41万人,占参战部队总人数的25.1%。“八•一三”抗战中,中国军队伤亡30万人,占参战部队总人数的42.8%。顾祝同致蒋介石电中,就提到其所属各师自822日至97日的半月之中,各师皆有伤亡,其中11师官兵伤亡2120余人,14师伤亡849人,67师伤亡了100余名,98师伤亡2590余名,56师伤亡380余名,6师吴淞战役伤亡过丰,计伤旅长2人,团长2人,营长2人,上尉以下军官119人。[8] 因伤亡严重,上海民众积极参与救治。宁波帮身体力行,不辞劳苦,在枪林弹雨之下,冒险抢救伤病员。资料显示,宁波同乡会在康脑脱路设立了伤兵医院,救治了二百余名伤兵,收到同乡不少捐款。1932225日,《申报》以“甬同乡设伤兵医院”为题作了报导:“战争日紧,我方伤兵不免增多。闻宁波旅沪同乡在康脑脱路五十五号设立伤兵医院,约可容二百人。军事当局,甚望各团体继起组织,庶可尽量容纳。”刘鸿生与史量才一起,开办了第四伤兵医院,救治了近百名伤兵。[9] 爱国实业家方液仙,为了支持19路军抗战,积极救护抗日将士,在中化社厂内办了伤兵医院,对坚持抵抗的19路军伤员及时救护。奉化人竺梅先在“一•二八”淞沪战争时,除在各种场合痛斥日寇侵华暴行外,还募集巨款,亲赴前线慰劳浴血抗战的19路军将士,目睹士兵缺药少药,邀请虞心炎医师主持医务,在短短的1个多月时间里,救治伤员500多人。

  宁波帮开办的《四明医院》也收院伤兵。193232日,《申报》以《四明医院收容伤兵》作了报导云:“法租界四明医院总稽核沈相甫君,近概于我方作战兵士死守于枪林弹药之中,为我民族争生存,兹欲为伤兵谋利便起见,特将四明医院一部让出,用作收容伤兵治疗病所。各方闻讯,多有赠送慰劳品者,形极踊跃。” [10]

  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淞沪地区军队与侵华日军展开大规模会战,一时伤兵大增,宁波帮为此通过伤兵医院救护前方抗日将士。方液仙在上海胶州路旧申园内办了一所伤兵医院,不仅规模大,而且聘请不少著名外科医生、护士,又派厂内职工专事联系护送,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好评。虞洽卿多次拨款给伤兵医院。19371030日,洽卿医院筹备委员会召开第7次筹备委员会。虞洽卿提议将洽卿医院基金会所存经费拨借本埠伤兵医院。与会委员认为该提案爱国爱民、寿人寿世,于是议定,“于必要时将储款项2.6万元,再由洽老凑正成了3万元,拨借为伤兵医院之用。”[11] 11月初,洽卿医院基金拨借2万给伤兵医院。对此,《申报》曾有报道:“沪西我军虽因战略关系向后移动,但现留本市各医院之伤兵,自仍应与以医院上之诊治,俾早痊愈,兹悉本市救护委员会已决定照常工作,并悉本市巨绅虞洽卿氏,前以该会经费支出,除已自捐并代为募得国币3000元捐助该会外,昨又由洽卿医院基金内先行提出国币2万元,移借该会,以充救护经费。”[12]

  三是组织义勇军和战地工作队。从文献资料看,宁波帮不仅对坚持抗日的伤兵员进行救护,而且组织义勇军和战地工作队,1931925日、30日,宁波同乡会两次参加抗日救国职席会议,决定组织义勇军,筹集救国储金甬商积极参加。据《新闻报》 1931930报导。项松茂在五洲皂药店厂内编组义勇军一个营,自任营长,聘交通大学军事教官施以军事训练。同时,要求厂里的职工,多制军用药品,支援抗日军队。项松茂就是这样通过多种形式来支援抗日斗争的。“三友”引翔港总厂,在宁波实业家陈万运的支持下,发动组织三友抗日义勇军,由陈万运任大队长,下设3个连,总计有400余人参加。后因日本侵略者的破坏而停止。

  四是捐钱捐物。为使前线抗日将士更好地与日军作战,许多民间团体表现出惊人的动员能力,从物质上支援前方的抗日将士。宁波帮发动甬籍民众捐钱、捐物,为将士们募集慰劳金和慰劳品。193221日,《申报》刊载宁波旅沪同乡会《为征集犒劳将士物品启示》:“启者。沪变发生,国难日亟,我军前敌将土,奋勇御侮,为国争存。各界感于热情,纷纷犒师,非常踊跃,吾同乡岂容独后。自即日起,如有犒劳将士者,无论银洋、物件,均由本会代转送,惟希公鉴。”31日,《申报》再次发表宁波旅沪同乡会募集慰将土、救济同乡捐款通告:“自战事开始以来,不独闸北同乡惨遭焚杀,即居住虹口租界各同乡,亦无不备受摧残。本会就中国国民及纳税华人之立场言,自应本其天职丶主人,救济同乡及援助前敌将土。”宁波同乡对此十分赞同和支持。“一•二八”事变后,项松茂发起全厂捐献一天工资,以援助东北义勇军。蒉延芳一次捐出5000元汇交宋哲元,对他在喜峰口一带与日军激战以慰劳。

  不仅捐钱,宁波帮还给前方将士捐物。如募集慰劳品。因19路军作战兵士需用草鞋与洋烛,甬同乡会出资购买草鞋1.4万双,洋烛20箱,“派员送往前线”。[13] 金宗城捐助韦勃脱汽车一辆。

  宁波帮实业家经营的企业和员工亦纷纷捐钱捐物。对此,1932214日《申报》予以报道。

  为加强空中战斗力,宁波帮还募捐购置“宁波号”等飞机,以资抗日。天厨味精厂等企业出资购买2架飞机。193399日,中国航空协会新到“沪商”、“沪工”、“沪校”、“宁波”、“沪童军”等5家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举行命名典礼,宁波旅沪同乡会、上海市商会等团体,联名致函航空协会,请在各机上漆印“不供内战”四字,并不得将字抹去。

  二、面对日寇淫威坚贞不屈

  在抗日战争时期,宁波帮实业家一身浩然正气,对日寇淫威,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维护了民族尊严。

  鄞县城区濠河头(今属宁波市海曙区)人李康年,在“一•二八”松沪战争后,为中国国货公司经理,面对日本侵略者横眉冷对。忧心国事的李康年,当时挥笔疾书,亲自书写了“座右铭”:“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用来抒发他强烈的爱国情怀。有一次,一位日本商人带了两名武装日本兵到中国国货公司进货部寻衅,要求推销日货,气势嚣张,李康年神情自若,不卑不亢地对他们说:“我告诉你们,我们这家公司在开办时即在章程中规定只售本国货,不销外国货,不但不卖日本货,其他英国货、美国货、法国货都不卖,章程规定如此,所以招牌就叫中国国货公司,不叫中国百货公司。中国国货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我是代理人,无权做公司章程以外的业务”。[14] 短短的几句话,说得日商无言回答,只能垂头丧气狼狈地走了。李康年理直气壮的爱国壮举,维护了民族尊严。

  秦润卿、项松茂、竺梅先等宁波帮杰出代表。为维护民族尊严,他们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淫威,坚贞不屈,大义凛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进驻租界,上海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人人自危,一些软骨头当了汉奸。日伪要挟秦润卿担任伪职,他蓄须明志,誓不接受,后来日伪要他筹组伪维持会和伪商会,秦卿托辞有病,深居简出,再次拒绝,后匿居静安寺附近的空房内,使敌伪无法挟持他出任为职,保持了民族气节。他的孙儿说:“1941年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后,祖父蓄须明志,以年迈体弱为由,坚决不受汪伪政府的聘任,辞去本兼各职,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15]日军要陈万运出任杭州维持会长,陈万运严词拒绝,并深藏在杭州郊外的山洞里。193910月,出任汪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的傅筱庵公开投敌,多次派其抓牙潘达等人,诱逼同乡包达三出任伪实业部部长,都为包达三所拒绝,并且改名为包光周,避居上海长乐路高福里周姓友人处,依靠变卖家产、文物艰难地度日,保持了民族气节。方椒伯也严辞拒绝了傅筱庵要他当伪市政府秘书长的要求。同乡乌崖琴对于傅筱庵的软硬兼施,严辞拒绝,并改名为“履中”,意为“脚踏在中国土地上,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行事”。

  日伪利诱竺梅先,都遭竺梅先拒绝,扬言要对他下毒手,竺梅先被迫离沪回甬。宁波沦陷后,附逆的汉奸邀请竺梅先出任伪宁波市长,竺梅先怒不可遏,严词斥责。后避居泰清寺教养院后山深处。当他和妻子办起国际灾童教养院后,汪伪政府痴想收买他们,遭他们拒绝。竺梅先去世后,一切重担压在其妻徐锦华身上。当时,物价飞涨,经费和粮食遇到困难。伪军师长谢文达到教养院,对徐锦华说:“汪精卫夫人陈璧君问起教养院的事,她非常乐意帮你渡过难关,只要她当名誉院长……”。徐锦华严厉拒绝。她后来说:“竞然想拉我的小囡去当汉奸,我敢说,这600个孩子里,没有一个愿意做汉奸,教养院可以解散,也不会让她挂名”。“我不会把灾童当作给汪精卫联上贴金的工具”。日伪也几次诱使慈溪商人王伯元出任伪职,都被巧妙地拒绝。对此,他在自述中说:“时欲走不能,只能伪装衰老,留须抽烟,敌伪欲拖我下水,来家勾引,见我一榻横陈,吞云吐雾……此一伪装居然生效,日伪见我如此颓废,认为已无利用价值,愤然而去”。 [16]

  尤其是项松茂以身殉国的民族气节更为可歌可泣。项松茂曾亲手书联一副:“平居宜寡欲养身,临大节则达生委命。治家须量入为出,徇大义当芥视千金”。[17] 这就表明项松茂临难不求苟免的民族气节早胸有成竹。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后,五洲药房蒋邦毓、虞耕丰等11位员工被日本侵略军抓捕,项松茂深入虎穴,冒死营救,后被敌所劫持。131日清晨被押至江湾日军军营审问。面对敌人审问,宁死不屈,最后被日军杀害。[18] 对此,高友唐《项松茂行状》有记述:“一二八上海变作,靶子路五洲第五支店为倭寇侵入,掳去十一人生死不明。君闻耗,亲往营救。公司同人劝其勿蹈危地,可另遣他人前往。君慨然曰:‘吾国人凡居高位者,多贪生怕死;凡危险地,令他人向前,自己退后。吾为公司总经理,此关系十一人生命事,讵能不入虎穴,以救之耶?’遂冒险深入。第一次,得安然回。二次复往,为倭寇所执。见君名剌拥至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诘以因何组织义勇军,因何抵制日货,盖倭酋早忌君而注意也。君不为屈,侃侃而答:‘谓中国人也,但知爱国。尔与吾人同为黄种,应共荣、共存,因何强占中国土地,戕害华人生命,似此国仇愈结愈深,殊非尔国之福。’倭酋怒君言之激切,杀之。时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晨,春秋五十有二”。[19]

  其子项绳武,在项松茂去世后出任五洲集闭总经理,他继承父亲遗志,横眉冷对日本侵略者。日本侵略者要项绳武“合作”,断被拒绝。为纪念项松茂抗日遇难,五洲店员人人佩带标有“一三一”的店徽和出售“一三一”牙膏。敌人发现后,认为含有纪念项松茂抗日遇难之意,属明显的抗日行为,向项绳武提出|严重警告。项答以牙膏商标“一三一”系配制工艺的试验次数。日军说:“这是骗人,那店徽义作何解释,若不快快纠正,当心皇军杀你的头”。次日,日本特高课前来强行取缔。

  对于敌人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的手段,项绳武没有屈服。日军恼羞成怒。图穷匕见,于当年冬天把项绳武关押,不给饮食,不让大小便,威迫项立即屈降。但项绳武遵照其父项松茂“临大节则达生委命”的遗训,以民族气节为重,旱己置生死于度外,他义正辞严地说:“中国自古以来以孝治天下,吾父死于你们手中.尸骸无存,实为人间惨事。我做儿子的与日合作,必遭万人唾骂,又何颜以对先父在天之灵!要我签约.宁断吾手!”[20] 从而维护了民族尊严,保持了民族气节。日军对项绳武的浩然一气无可奈何,只得释放。

  三、捍卫国家经济权益

  为维护民族尊严奋起抵抗,在经济领域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国内爆发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捍卫经济权益运动,主要是,抵制日货,粉碎日军经济统制,提倡国货,发展民族工业。这一社会经济运动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宁波帮积极投人这一爱国运动之中。

  首先,抵制日货。19317月的“万宝山事件”后,蒉延芳的汇中渔业公司也不进日货。他说:“万案发生后,举国同愤,延芳提议不进日货之议案,渔业同人一致通过,是以汇中迄今数月,始终未进日货。”[21] 宁波籍实业家虞洽卿也明确提出:“第一步应先从抵制日货办起,并应预筹准备金五百万元,至少应有二百万元,以为抵制日货时之必需费用。如果此次国民对日仍无彻底觉悟,则亡国无日矣”。“九一八”事变后,虞洽卿又提出抗日应抵制日货,虞对蒋介石表示:不归还东北,不停止抵货。[22]

  以三角牌毛巾击败日制毛巾而著称的三友实业社,在926日的《申报》上刊登“救国方案”,呼吁全国工业界“惮心积虑,发挥生产,使国人消费自给,减少洋货之漏卮,持之以恒,国家不患不富强”。[23] 正是因为三友实业社抵制日货的活动,从而直接引起驻沪日军的嫉恨,被视为“排日”据点,而屡遭寻衅。

  其次,粉碎日寇经济统制。日本侵略者在政治诱降的同时,企图以“合作”为名实行经济统制。宁波帮识破他们的阴谋,始终不与其合作。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日军沿沪宁线进犯,12月下旬攻占杭州,要“三友”实业社总经理陈万运出任杭州维持会长,但陈不为日军威胁利诱所动,深藏杭州郊外杨梅岭山洞中。1938年,日方企图引诱“三友”社“中日经济提携合作”,日方出资51%,“三友’’出资49%,陈万运断然拒绝了日方的“合作”要求。当时的《申报》曾发过消息。

  日本海军特务部于19388日以合作为名,逼虞洽卿将三北轮埠公司与日本东海轮船有限公司联营,在信中提到,三北轮埠公司与东海轮船有限公司合作,则三北公司,日海军将予保护。被虞洽卿拒绝。这在是年93日,虞洽卿给日本海军特务部复信中可见:“敬复者,顷由青岛吴大星君由邮递到八月廿五日。贵部赐函,敬已领悉。善意(殷拳),至为感谢。但关于三北轮埠公司与青岛轮船公司成立合作契约加入轮船联合局之事,鄙人并未同意。盖在此中日不幸事件(存)续中,按环境事实,殊难共同经营海运事业。而况三北轮埠公司现在亦无轮船可资运用,实覚歉然。此复,大日本海军特务部。虞洽卿拜启,九月三日。”[24] 对所谓三北公司青岛分公司代表孙梁匠与日方所签的合作协议亦根本不予承认。虞洽卿在给《复孙梁臣信》中明确作了声明与反对:“梁臣先生大鉴,接展八月廿五日大函,并附议决书及中日合同两份。阅悉之余,不胜骇异,不但议决书所载与经过事实不符,词出片面,本人并未签字,当然不能同意,而况当时在上海接洽,业主完全拒绝合作,当面声明”。并认为青岛分公司业已声明结束,孙梁臣“无此特权”,“不能代表一切在案,故对寄来之契约等,鄙人完全不能承认,兹特一并寄还”。 [25]在《复东海轮船公司》函中,也提到“孙君并非敝公司代表(前任),敝公司青岛分公司经理,业于上年结束解职,早经函告(至内)。所述情(职只于)前函表示并未同意,不能承认在案,合将原函寄还,祈查收”。[26]

  张章翔为维护华商经济权益,对日商保险业企图统制的阴谋也坚决反对。1942年夏天,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暂时胜利,日本保险业发现天津美商保险公司停业后,华北的保险业多被华商保险业承接过去,为此,日商企图将华北保险业务实行统制,要求华商保险公司一律改为日商保险公司的代理店,他们找到时任天津保险同业公会会长、甬商张章翔,要求“合作”,统制华北保险业,张章翔明确表示“完全不能同意”,对日商要求天津全体公司一律改为代理店,也“坚决不能接受”。日本对此很不满意,并企图动用特务机关干涉,但张章翔大义凛然,绝不屈服。针对日本的横蛮行径,张章翔回答:“几天来,我们公会反复商讨,还是不能接受你们的要求;但是特务机关既然出面,要我们双方谅解,妥然解决,我建议你们向我们的主管机关华北政务委员会财务总署联系” 。[27]日方见张章翔态度十分坚决,只好不了了之,日本侵略者企图统治整个华北保险业的阴谋终究没有能得逞。

  再次,积极宣传推销国货。“九一八” 事变后,在抵制日货同时,进一步开展推销国货活动。李康年用激动人心的爱国词语刊登广告并以“请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巨幅标语悬于大街上,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宁波籍实业家并且推出自己经营的优质国货品牌,诸如龙虎人丹、天厨味精、三星牙膏、西湖牌毛巾、双钱牌套鞋、鹅牌汗衫等,比如,龙虎老牌人丹,强调了国产人丹的优良。《大公报》的广告说:“你是中国人吗? 国民请吃中国仁丹,商店请卖中国仁丹”。[28] 提倡国货、销售国货,这是人心所向。华成烟草公司生产的美丽牌香烟,在广告中亦云:“国人爱国,请用国货。”[29] 胡西园的亚浦耳厂广告,也以提倡国货为中心,其口头禅是“中国人请用中国货”,“国货亚浦耳灯泡”。旧时44日为儿童节,胡西园招待上千的小学生来厂参观,每人赠送食品一包,在食品纸包上印“爱国同胞,请用国货”、“中国亚浦耳厂敬赠”。 [30]

  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后,在工商、金融界的宁波籍实业家实业家方液仙、王性尧、蒉延芳等人联合组成“中华国货产销协会”,以推动生产、销售、金融三方通力合作。上述3人担任理事。193291日至18日,在“九一八”一周年时候,中国化学工业社、三友实业社、五和织造厂、华福制帽厂、美亚织绸厂等甬商实业家所创办的9家工厂联合组成“九厂临时国货商场”,九家企业每家各出两种国货,计18种商品来寓意“九一八”,不忘国耻,举行为期18天的大廉卖。由于这次廉卖活动以爱国抗日为号召,出现了顾客盈门,盛况空前的情况,使活动取得了成功。

  19332月,方液仙、蒉延芳、任士刚等人投入资本10万,在上海创办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方液仙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康年任副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商场设有绸缎、布匹等40个柜组,并且推系列标语:“提倡国货,是国民的天职。提倡国货,是强国根本。提倡国货,就是团结民众。提倡国货,可以解决民生。提倡国货,可免利权外溢。提倡国货,就是战胜敌人。提倡国货,可免经济压迫。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货,国货不发达,利权必外溢。万众一心,要用国货,我胜强敌,要用国货。”从而促使民众爱国热情提高,扩大了国货销售市场。19341月,甬商方液仙、叶友才、王性尧等成立国货联办处,并在重庆、郑州、西安、福州、广州、长沙等11处设百货公司。

  1937411日,中国国货联营公司在上海成立,选举吴蕴初、方液仙为董事,王性尧任副经理,在重庆、福州等地增设分公司。抗日战争期间,王性尧赴重庆改组重庆中国国货公司,在成都、贵阳、昆明、桂林等地成立中国国货公司,并在重庆设立西南业务处,从而推动西南地区的国货运动。镇海人胡西园就说:“当此国难严重,外货倾销之际,吾人得政府之领导,应各为国货联合营业公司努力襄助,俾可早观厥成,而树经济建设之基础”。 [31]

  第四,发展民族工业。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直接影响是刺激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宁波帮实业家刘鸿生为了保护中国火柴,抵御瑞典和日本火柴的倾销,通过联营合并,壮大企业实业,保护民族工业的市场份额,他的指导思想就是“我的宿愿是把所有的火柴制造厂及其有关企业归并在一个庞大的联合公司之中。我力图把这一行业发展成一个巨型的民族工业……只有用这样的组织手段,我们才能真正地发展和保护我们的民族工业” 。[32]

  1933年,日本毛纺织业兴起,输华产品,日渐增多,刘鸿生生认为,“今后倘无其他变故,则独霸中国毛纺织市场者当舍日货莫属。国内厂家,处此威胁之下,能否抵抗,确属问题。”[33]上海章华毛纺织公司受到日本输华毛织品的铁价竞销影响,一度连年亏损。为了使国货有竞争力,刘鸿生的章华厂推出了“九一八”的薄哔叽产品后,各界人士纷纷购买,迅速打开销路。到了1936年,章华毛纺织公司赢利50余万元。这在章华毛绒方志公司档案中有记载:“年来(1936年—引者)因爱国运动之激昂,民众采用本厂出品者已遍于南北,迥非昔比。即军政机关之制服材料亦均纷纷采用,深为满意。具见以国货替代外货,已成为全国一致之倾向。”[34] “一九三三年,章华迎合人民爱国的心理和抵制日货的要求,生产‘九一八’薄哔叽,生意非常好。” [35]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宁波帮实业家在大后方开展发展民族工业的经营活动。1937年刘鸿生、余名钰、胡西园、叶友才等甬商实业家把企业内迁,为抗战大后方的经济发展和支援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胡西园于193710月后,他的中国亚浦耳厂冒着种种危险,经过92天的迁徙,把厂中的重要设备和科技人员迁到山城重庆。同时创建西亚灯泡厂和新亚热水瓶厂。1944年迁川工厂联合在重庆举办了内迁工厂产品展览会,亚浦耳厂的产品由于品种多、质量好,深受各方的赞扬。冯玉祥特题赠亚浦耳厂“为国增光”四字。19459月,刚飞抵重庆的毛泽东接见了他,后来又两次接见胡西园。[36]

  渝鑫钢铁厂总经理余名钰,在抗战爆发后,将生产设备辗转武汉运至重庆,与民生公司、金城银行合资在重庆组建渝鑫钢铁厂股份有限公司,自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在大后方发展钢铁,生产军用物资。1938年至1939年,渝鑫厂基本以制造军火为主,生产炸弹、手榴弹和山炮。1939年后,该厂转为民用生产为主,生产竹节钢、地轴钢及方、圆钢材,还生产车床、油压机、制钉机、螺杆压机、拉丝机等。1939年到1945年间,共生产钢6057吨、铁5886吨,引起中共高度的关注。19421月,周恩来曾经为该厂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钢铁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37]

  叶友才华生电器制造厂也于1938年武汉失守后迁往重庆,在南岸大佛殿圈地建厂,恢复生产,当时有机床百余台,职工200多人,生产变压器、发电机、电扇和军用品等;直接供给各地电厂及工矿企业,成为当时大后方唯一能生产50匹马力的发电机厂。由他任董事长兼经理的华成电器制造厂,也由衡阳迁至重庆,成为当时国内产量最高、品种最多的电器厂。

  四、不遗余力地救济难民

  “一•二八”、“八•一三”事变后,大批难民涌入租界或逃往他乡。比如,在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后,进入租界的难民在高峰时候,“约七十万人左右”,这些难民面临疾病饥饿,每天都有人死亡。在灾变救济活动中,总是活跃着宁波帮的身影,他们纷纷发起组织各种团体,或以个人出资捐物,开展救济难民。

  “一•二八”战役爆发后,战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甬商承担救济难民的社会责任。24日,《申报》刋登宁波同乡会募集救济金启示,呼吁同乡“慷慨输”。224日,通过《申报》再次呼吁救济同乡捐款,“务使国家土地,被难同乡,能在此炮火下,得恢复安全也,以救国尽责,时在今日,毁家纾难,勿落人后”。

  为担当社会责任,宁波帮开展大规模的难民救援活动。“一•二八”事变三天后,宁波同乡会以“甬籍难民众多”,商由太古洋行租定轮船4艘,自21日起,每日往返沪甬“以资遣送回籍”。21日上午9时,因“车辆阻塞,拥挤不堪,因轮尚未靠埠,乃纷纷由划子船运驳上轮。至十一时许,两轮已满载难民,无可再容,但仍蜂拥抢登,状殊危险。宁波同乡会得讯,仍决商请宁绍公司将停班之新宁绍轮,恢复驶甬。总计‘新宁绍’、‘新北京’、‘舟山’三轮,搭载难民,数近二万人,拥挤情状为从来所未有”。 [38]24,《申报》以《甬同乡会救护同乡》为题作了报道:“甬人旅居闸北一带者,实居多数。宁波旅沪同乡会以该处同乡纷纷避难,即设收容所于四明公所。三四日间,收容五百余人。一面奔走设法,于沪甬航线常班外,每日加添‘万象’、‘图南’、‘嘉禾’、‘凤浦’、‘新安’、‘永平’、‘永安’、‘安宁’、‘公平’、‘新铭’、‘泰顺’等轮,援载出口者,已有三四万人之多。现仍在继续办理中”。[39]

  虞洽卿也关心难民救济工作。当工作遭到挫折时,他总是热心帮助解决。1932314日,《申报》登载《敬谢虞洽卿先生》:“虹口西华德路仁德里,前日救得难民三千余,在该处栖宿,被工部局将自来水截断。难民无水为炊,奄奄待毙。经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虞洽卿先生等代为交涉,将水开放,得庆更生。感激之余,无可为报,特此鸣谢。难民收容所主任郑胜广、队长薛振翼谨启。”

  宁波帮在“八•一三”后,又继续开展对难民救济。1937819日,宁波旅沪同乡会在《申报》发布《急募救护捐公告》:“沪上各地居民,吾甬最占多数,本会宜尽救护之责。事前虽经准备,各委略有筹垫,惟人数众多,需费自巨,苟无款以资救济,则欲而不能。同乡老弱妇孺,必至流连失所。津市之前车不远,可为寒心。甬人多见义勇为,宁辞援手,痛心切肤,急已燃眉。自救即以救国,爱国尤宜爱乡。有财输财,有力尽力,愿我同乡一致奋起,特此公告。收款处:宁波路福源钱庄、虞洽卿路。”[40]

  宁波帮既发救济难民筹款公告,又积极投入救济难民活动。贵延芳参与与“上海市救济委员会”活动,任常委委员兼财务主任,一度代理主任。实际负责该会工作。他亲自参加劝募,安排难民吃住,主持难民工场、难童学校、医院,组织难民生产自救,致使该会募集连年所需经费数百万元。先后收容难民40万人之多。

  193810月,虞洽卿参与组建“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方椒伯任副秘书长兼劝募主任,热心奔走,不辞辛劳,经手募集捐款1000余万元,接济难胞万余人。他的募款方法,除直接向人劝募外,有请各商店售款抽成,还请名票、名伶演剧者,或请明星、舞星客串者,以及动健将、踢球者、北里名花清唱者等。为此,设立收容所20余所.难民医院两处,先后收容难民80万。

  宁波帮在淞沪战争爆发后,秉承救助同乡的一贯宗旨。迅速建立难民救济组织。1937722日,鉴于当时局势紧张,宁波旅沪同乡会即建立了特种委员会,着手筹备救济难民,当时训练了100多名救护人员,较早做好了难民救助的准备工作。813目淞沪战争暴发,由于闸北等战区甬籍居民集中,宁波同乡会立即召开了救护会议,决定组织10支救护队,每队卡车一辆,救护员20名,于当天上午立即投入战区难民的营救工作。[41] 81314日两天,即营救一万余人。“自814日至9月底,该同乡会的车队共出车562次,以一次30人计算,救出同胞17000人左右,凡属甬籍者,送人本会收容所,外籍则送各属救济机构。” [42] “八•一三”期间、宁波旅沪同乡会先后在四明公所、定海会馆、宁波实业银行、慈乐里等处建立了14个难民收容所,收容援助了涌人租界的8万多名难民,并免费向他们提供食宿医疗。

  据1937116日《申报》记载,甬商自814日起至115日救护事业结束,近80天的时间里,救护难民数十万,仅遣送甬籍难民达16万人。

  收容所要为难民提供了基本温饱的条件。这就要给难民提供食品,宁波帮作了不少努力。据《宁波旅沪同乡会救济被难同乡征信录》所载,宁波同乡会自1931814日起,至19383月底,为难民提供的食品以饮食面点为大宗。如以每人一日之食为单位,该会14个收容所共为难民提供饭食4003458份。[43]

  资料显示,各收容所大都附设有医疗机构,聘请沪上同乡名医负责收容所的医疗工作。据统计,宁波旅沪同乡会的难民诊所治疗患有伤寒、霍乱等类疾病的难民达2517人。对于死难难民,同乡组织也尽力予以收敛,人土埋葬,所需经费均由会馆、同乡会负担。宁波旅沪同乡会为此展开了大规模的募捐工作。为募难民捐,组织劝募分队。对此,《申报》予以报导:“甬同乡会曾于本月五日第八次执监联席会议,议决组织劝募队,订定章程,推秦润卿为队长,金宗城为副队长,乐汝成为参谋,每队队员劝募月捐至少一百元。兹悉该会为使积极推进起见,已于昨日致函备劝募队员,望其慨予担任,积极劝募,共襄义举。” [44]

  为便利甬籍难民回到家乡,宁波同乡会通过不同形式,要求轮船减价。沪甬航线自华业航业公司“恩德”轮收回自行后,继“新北京”、“宁绍”公司租期告满,由太古公司继续行驶沪甬航线,但票价高,官舱每人10元、房舱5元,统舱2元。宁波同乡会考虑到淞沪战争之时,因难民骤增,票价不宜过高。因此致函太古公司:“值此避难之时,大都急不择价,忍痛购买,然究非出于自愿,适种日后之恶感。尚祈贵公司俯察目前环境,对于北京轮船票售价,应请酌减,以轻敝乡人乘船者之负担,尤为感企。”[45]

    注释:

  [1]《银行业电请息争对外》,《申报》1931922日。

  [2]《申报》1931927日。

  [3]《李征五通电》,《申报》1931101日。

  [4]《申报》19311116日。

  [5]《何应钦致吴铁城电》(1932214),《“一•二八”淞沪抗战史料选》第71页,《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

  [6]《何应钦致吴铁城电》(1932131),《“一•二八”淞沪抗战史料选》第65页,《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

  [7]《申报》193225日。

  [8]《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37910),《“八•一三”淞沪抗战史料选》第56页,《历史档案》,1985年第2期。

  [9]《申报》193232日。

  [10]《四明医院收容伤兵》,《申报》193232日。

  [11]《申报》19371030日。

  [12]《申报》19371110日。

  [13]《甬同乡会送草鞋洋烛》,《申报》193229日。

  [14]沈雨梧《浙江近代经济史稿》第188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5]匡宗等《钱业领袖邑中善人》,《钱业巨擘秦润卿》等1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16]宁波市政协文史委、政协鄞州区文史委《鄞县籍宁波帮人士》第7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

  [17]项隆汉等《哀启》,宁波市鄞州档案馆编《近代鄞县史料辑录》(下)第491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18]项泽南《父亲项松茂与五洲药房》,《上海总商的宁波人》第16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19]高友唐《行述》,《近代鄞县史料辑录》(下),第487页。

  [20]项泽南《五洲皂厂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23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

  [21]蒉延芳《复抗日救国会》,《申报》1931106日。

  [22]孙筹成等《虞洽卿事略》,《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第12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3]《新闻报》1931930日。

  [24]虞洽卿《复日本海军特务部》,金普森主编《虞洽卿研究》第323页,宁波出版社1997年版。

  [25]虞洽卿《复孙梁臣》,《虞洽卿研究》第324页。

  [26]虞洽卿《复东海轮船公司》,《虞洽卿研究》第323页。

  [27]陈礼章等主编《津门宁波人》第204-205页,宁波出版社1997年版。

  [28]《龙虎老牌,药中铁军》,《大公报》193641日。

  [29]《申报》,1931101日。

  [30]《商海往事前尘——中国电光源之父胡西园自述》第11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

  [31]胡西园《国营联营公司意义》,见《首都国货导报》第36期,19371月。

  [32]《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第646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3]《日本呢绒对华倾销,产品销路愈受压迫》,《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第58页。

  [34]《一九三六年章华毛绒纺织公司编章华毛绒织厂述略》,《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第64页。

  [35]《乘人民爱国抵货运动时机,推广产品销路》,《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第64页。

  [36]《商海往事前尘——中国电光源之父胡西园自述》,第157页。

  [37]张守广《抗战时期后方地区的宁波帮企业与企业家》,《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8页。

  [38]《宁波旅沪同乡会为甬轮昨开三艘》,《申报》193222日。

  [39]《甬同乡会救护同乡》,《申报》193224日。

  [40]《宁波旅沪同乡会发布急募救护捐公告》,《申报》1937819日。

  [41]《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务报告》(1945年),上海档案馆藏。

  [42]《甬同乡会开始收容》,《申报》1937814日。

  [43]《宁波旅沪同乡会救济被难同乡征信录》,宁波旅沪同乡会编。转引自宋情友:《抗战时期上海会馆同乡组织的难民工作初探》载《上海党史与党建》1995年第1期。

  [44]《甬同乡会积极劝募》,《申报》19381120日。

  [45]《宁波同乡会救护事业结束》,《申报》1937116日。

    (作者系中共宁波市委党校教授,专业技术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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