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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发布日期:2015-10-20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鄢 舟字号:[ ]

   摘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王明以其犯过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闻名。长期以来,王明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就只有错误,从没有作过有益于党、革命和人民的事情,从未有过正确的时候。这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就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言,王明也是正确与错误、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兼而有之。本文拟就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所起的积极作用作简要阐述。

  关键词:王明   抗日战争    民族统一战线

 

  一、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率先提出了促进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和纲领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开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尝试。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日共中央联合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20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北三省事件宣言》;22日,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30日,又发表了《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次年115日,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锦州号召民族的革命战争宣言》。一•二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中共中央致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的一封信》及《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等三个重要的文件;同年4月,又陆续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告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这些决议、通电和宣言,号召人民起来“以民族的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而当时,国民党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于是中共提出了“反蒋抗日”的方针。尽管如此,共产党人在民族革命战争思想指导下,已经提出了建立反帝运动和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下层统一战线”的问题。这是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萌芽或初步的提出。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侵华的第二战略目标,即建立其第二个满洲国——“华北国”,派其侵略军占领了山海关,打开了从东北通往华北的门户,继之向热河、察哈尔进犯,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动,客观形势要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有新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的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在1933年初起草了在“三条件”下,红军愿意与一切抗日军队订立协定、一致抗日的文件。这三项条件为:第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第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第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党中央收到这个指示信后,即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在1933110日、117日、34日、61日连续发表宣言,宣传和贯彻“三条件”的指示。其中,117日所发表的宣言,被列为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历史性文献。宣言发表后,在国民党军队中,特别是国民党爱国将领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导致了国共两党在许多地方的局部合作,先后实现了中共与东北爱国军官为骨干的抗日义勇军的联合;与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在察哈尔的合作;实现了红四方面军与国民党17路军在川陕地区的合作;与国民党19路军在福建的合作;与广东粤军首领陈济棠部的合作等。

  为更广泛地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同年1027日,在莫斯科的王明又给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六条抗日纲领”的指示,即:1、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2、全体人民总动员;3、全体人民总武装;4、立即设法解决抗日经费;5、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中国民族武自卫委员会,作为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6、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中共中央依据此指示信,在次年的420日,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公开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即著名的抗日六大纲要。纲领号召全国工农兵学商联合抗日,动员全国武装力量共同抗日,没有再坚持必须推翻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这个纲领在国民党统治区由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出面公布,签名拥护者达30万之众。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二、首次提出完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

  193411月,王明应《国际通讯》记者的要求,写了《新条件与策略》的长文,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在中共党内第一次提出“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的主张。在这篇文章中,王明提出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即争取团结一切反蒋势力,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认为,在国民党军队中,甚至一部分高级军官,在自己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逼迫下,也“不得不实行公开的反日反蒋武装行动”[1](第411页)。我党应尽力把反蒋派别的反蒋军事行动,“转变成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强盗和本国卖国贼底一般民族解放斗争的某种组成部分”[1](第412页)。这是王明探索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一个重大贡献。

  19356月,在共产国际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影响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吴玉章等急电正在基斯洛沃德克疗养的王明,速返莫斯科商量对策。王明回来后,立即组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全体成员开会讨论国内形势,并负责起草新的统战纲领。经代表团多次讨论,于714日通过了以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87日,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作报告,首先向世界各国党宣读了这一文件的主要内容。由于文件的签署日期是81日,故又称为《八一宣言》。尽管《八一宣言》有其局限性,但它与中共中央过去发表的一系列抗日救国的文电、决议相比,在内容上有重大的突破,策略方针上也发生了重大转折。《宣言》号召“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指出“无论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益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有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并首次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不管过去有任何旧仇宿怨,红军都“愿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2]《宣言》提出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作为统一线的组织形式,并提出“十大方针”为未来国防政府的实施纲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的基本形成。

  共产国际和王明为迅速恢复中共中央长征后与共产国际中断的通讯联系,让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精神在国内贯彻,先后派阎红彦、张浩、刘长胜等回国。193512月的瓦窑堡会议,全面贯彻了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七大精神,起草和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确定了正确的策略路线,为党与其他派别、团体、武装力量及其代表人物的合作抗日奠定了基础;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扩大了政权的阶级范围;明确了党内重要危险是“关门主义”,号召全党与之作斗争;还提出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共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策略思想中的最正确、最全面的文件,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纲领。《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共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

  三、较早提出“联蒋抗日”、“逼蒋抗日”的方针,促使中共中央对蒋政策的转变

  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尚未超出“反蒋抗日”的范畴。但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而是否争取团结蒋介石,则成为国共合作的关键。在这一点上,王明在中国共产党内,较早放弃“抗日反蒋”的思想,提出了“联蒋抗日”、“逼蒋抗日”的主张。

  八一宣言发表后不久,王明就提出了联蒋的问题。共产国际七大结束以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立即于825日到27日在莫斯科开会,讨论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王明作了《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他在阐述党的任务是吸收一切可能的、哪怕是暂时的动摇的同盟者时,就不排除同蒋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条件是“他真正停止反对进攻红军的战争并调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3](第303-304页)117日,王明在《救国报》第15期上发表《答反对反帝统一战线者》一文,明确提出了“联蒋抗日”的主张:“至于讲到蒋介石个人,那么,我们公开宣称:虽然他作了无限卖国秧民的罪恶,但是,如果他真正停止与红军作战,并调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不但给他以向人民和国家赎罪的自新之路,而且准备与他及南京军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战线上,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4)同年11月,王明还写了《中国共产党的新任务》和《中国共产党新政策的基础》两文,19361月将两文合在一起,并撰写了《小引<论两种统一战线>》,以《新形势与新政策》为名发表在《救国时报》上,该文最能体现其联蒋抗日之主张。该文强调了建立抗日救国的人民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必要性,认为,中国红军和苏维埃势力在增长的同时也存在着弱点,如“从军事实力的观点看来,仅仅依靠今天红军底力量,还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认为在国内党的理论和行动上的错误,“都带有‘左’的关门主义的性质”,“如果不克服这些作物和缺点,就不能把中国革命的事业更向前推进”。[1[(第491-492页)

  19366月,中共中央恢复了长征以后中断的与共产国际的通讯联系。在新的形势下,共产国际放弃了进行世界革命和苏维埃政策,以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中心任务。故对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极为关注,多次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问题,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

  1937721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问题,季米特洛夫在会议上指出:“蒋介石愿意建立统一战线并害怕统一战线,但应创造这样一种局面,要在蒋介石的军队和国民党中进行这样的运动,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抗日统一战线。这一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只能是中国共产党。”[3[(第316页)他实际上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思想。王明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发了言。王明于同月写成的《新中国论——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和中共新政策实行一周年而作》,实际上立即贯彻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这一思想。

  面对新的形势发展,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实现了政策上的重大转变,即由放弃反蒋抗日,到联蒋、逼蒋抗日的转变。19368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标志“反蒋抗日”主张的正式放弃,该书称蒋为“蒋委员长”,呼吁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提出“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5[(第7479页)。为了统一全党对蒋介石关系的认识,9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和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军队有参加的可能,因此,“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5](第162-163页) 917,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放弃“苏维埃政权”口号,愿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9月,中央拟定了《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由周恩来亲自带到南京或广州同国民党谈判。该草案既是我党谈判的方案,又是国共合作的纲领,反映了中共19368月起在策略上的重大转变。这个转变是非常不易的,没有这个转变,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就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

  总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1933年初中共开始探索建立统一战线,到19379月正式形成。通过上文分析,王明在其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应该抹杀的。尽管王明在抗战策略方面,初期有严重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193711月从莫斯科回国后又犯过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但我们在评价他的时候,应该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既要看到其错误,也要看到其成绩。

  注释:

  [1]《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第48348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出版。

  [3]《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周文琪、褚良如著,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6年发行。

  [4]转引自《王明评传》,周国全等著,第280281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作者系中共宁波市鄞州区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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