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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的发展演进

发布日期:2015-10-20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王 锐字号:[ ]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党各派的合作有了初步的发展,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正式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文章在分析和回顾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发展的理论前提、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之后,总结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发展的经验启示。这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 多党合作 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挽救民族危亡的大局出发,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得中国共产党与各党各派的合作有了初步的发展,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正式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今天,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多党合作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历史过程,梳理多党合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脉络,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形成的理论前提

  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同其他民主政党建立统一战线的论述,还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和政党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合作共事问题的系统阐发,都为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的形成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多党合作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目的出发,非常重视在一定条件下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建立合作关系,实行多党合作。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一方面,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的政党,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来领导,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1](p307),完成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共产党在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过程中,不仅要联合其他无产阶级政党,还要联合社会主义民主党,甚至一定条件下还要联合资产阶级政党,尽可能扩大自己的同盟,但条件是要掌握领导权。列宁丰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党合作的思想。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的倾向,列宁提出各国无产阶级和政党应根据本国的历史特点和革命实际,尽可能地争取和联合其他民主政党以建立统一战线。列宁指出:“我们不怕成员广泛和成份复杂,而是希望这样,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民主派的战斗的合作,就不可能取得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彻底胜利。”[2](p59-60)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对能否允许多个政党并存的问题作了深入思考,他从俄国阶级关系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在苏维埃政权内进行多党合作的设想,并进行了短暂实践。

  (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多党合作的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多党合作思想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多党合作在认识上不断深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革命的人们,是绝不排斥的。我们将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3](p683)“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4](p648)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与其他党派合作的正确策略。他强调无产阶级要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于同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合作,毛泽东主张团结抗战派,斗争投降派,以斗争求团结,团结是斗争的目的。斗争要控制住一定范围内,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于民主党派和中间势力,毛泽东认为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要针对他们的动摇态度,采取适当的说服和批评。争取中间势力的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5](p747)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抗日战争时期实行多党合作,目标就是要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建立一个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士组成的民主联合政府。这就是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的理论构想。

  二、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形成的历史背景

  任何事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也是如此,因此,要探究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为什么会形成,就有必要对当时的历史背景作一简要回顾。

  (一)民国初年多党制的失败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以及西方政党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阶级基础和思想条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揭开了中国政党发展的序幕。尤其是辛亥革命后,随着封建帝制的推翻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政党犹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几个月的时间内,出现了‘中华民国联合会’、‘统一党’、‘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中国社会党’等名目繁多的数百个政党,并进行着目不暇接的分化组合。”[6](p255)真可谓是“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7]。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试图在中国建立西方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但是,随着宋教仁被暗杀和袁世凯一步步窃取革命的果实,宣告了西方竞争性的政党制度的失败,议会制和多党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大多数政党昙花一现,不复存在,只有国民党继续坚持斗争,这就进一步证明了西方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在中国不可能实现。同时,也表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因其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可能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中国革命迫切需要更先进的阶级和政党来领导。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就应运而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也给中国的政党关系注入了活了,带来了生机。

  (二)第一、二次国共合作的尝试

  19226月,党的“二大”提出要联合全国革新党派建立联合战线主张。19236月,党的“三大”正式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运动。此时,孙中山也认识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必须输入中国共产党人这样的新血液。基于共同的认识,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1924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同意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内合作,标志着国共两党政治联盟的确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很快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推动了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使国共两党的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影响力都得以提升。但是,这次合作最终由于国民党背叛而破裂,取而代之的是靠血腥镇压建立起来的国民党一党专政。这次国共合作失败给共产党最深刻的教训就是,无产阶级必须坚持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中日民族矛盾逐步超越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共产党提出团结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与国民党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反蒋的口号,并把“工农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19379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又发表了对宣言的谈话,这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这次合作,由于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坚持一党专政,这就决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必然会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斗争,面临着比第一国共合作更为复杂的问题。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力量的逐步壮大并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就使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反共图谋不能得逞,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强保证。

  三、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形成的实践基础

  多党合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也离不开实践中的大胆探索。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积极尝试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从而推动了多党合作的形成和发展。

  (一)通过“三三制”政权在抗日根据地内实现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

  为了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坚决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即不论是在参议会还是在政府人员组成中,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利益的共产党员只占1/3,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利益的中间分子占1/3。共产党员虽然占1/3,但只要在质量上具有优越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党的领导地位和优势,是靠真理,靠政策的正确性,靠组织的有力量、党员的模范工作以及人民的拥护来实现的。”[8](p592)在实践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根据“三三制”的原则,通过民主选举建立了临时参议会和政府机关。“19417月,晋冀鲁豫边区召开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133名参议员出席,其中有共产党员46名,占三分之一。”[8](p592)1941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会议次上严格执行“三三制”原则,选举参议会常驻议员时,候选人中共产党员超过1/3,王世泰、肖劲光、徐特立等就自动退出。选举政府委员时,候选人中共产党员超过1/3,谢觉哉、王维舟、马锡五、马文瑞等就主动申请退出。会议选出的边区政府18名委员中,有共产党员7名,略超过1/3,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会议决定,由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三三制”原则的提出和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各个阶级、阶层和党派开展合作的诚意和努力,对于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坚持抗战到底,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在党外人士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李鼎铭在就职演说中说:共产党‘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应‘互相信任,互相亲爱’,‘看成一家人,同力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事’。”[9](p593)

  (二)通过国民参政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实现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建议成立的一个旨在反映民意,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代表机关,但是由于国民党的实际控制和操纵,它并不是一个民意机关,仅仅是一个咨询机关。由于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有共产党和其他中间党派,因此,国民参政会也就成为共产党与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接触、联系和合作的重要场所。借助国民参政会这个平台,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先后提出了一系列议案,为坚定全国军民信心,把抗战坚持到底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国民党日益反共和压制中间派,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齐心协力,共同斗争,开展了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的规模空前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历时一年之久,虽然由于国民党压制而没有成功,但是“它教育了各阶层人民,开启了民智,使民主宪政意识深入人心。它在思想和组织上教育、锻炼了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使他们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坚持一党专政的本来面目,并在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为双方以后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10](p88)1941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这表明中间势力有了较大发展,并且产生了逐步向共产党靠拢的倾向,其政治进步性显而易见,对此,中国共产党给予了高度重视和真心帮助。1944年,民主党派在国民党统治区再次掀起了民主宪政运动,通过多种形式呼吁国民党实施宪政,开放党禁,革新政治,保障人权。同年9月,中共代表、参政员林伯渠提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主张立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拥护,他们纷纷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消极抗战和反共内战的政策。在共同的斗争中,民主党派逐渐认识到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任何和平运动、合法运动和改良运动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国民党政权失去了信心,转而增加了对共产党的拥护和支持,使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目标下携手共进。

  四、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形成的经验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多党合作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阶段,以毛泽东、周恩来对代表的共产党人围绕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这个中心,对中国多党合作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创造性地实践,开辟了中国多党合作的新局面,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对于当前和今后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启示。

  (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发扬民主的统一

  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的历史说明,一方面,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持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正确政治方向,才能使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合作中不断发展进步。另一方面,只有发扬民主,才能更好地体现党的领导,才能调动民主党派的积极性,同心同德地把多党合作事业推向前进。当前,面对多党合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提高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只有这样,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全国人民才能认同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真心实意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不能靠强迫命令和组织服从的方式实现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必须尊重和保护民族党派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参政议政的权利,营造良好地政治生态环境,大力支持和协助民主党派搞好自身建设。要把领导寓于民主协商之中,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坦诚的交流、沟通,促使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转变为民主党派的自觉行动,为民主党派发挥作用提供广阔的舞台。

  (二)必须坚持创新理论和完善制度的统一

  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的历史说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理论对多党合作的引领作用,以科学完备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联系、争取、团结和合作等工作的全面开展。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尝试通过建章立制促进多党合作的规范化、程序化,保证了多党合作的有序运行。当前,我国多党合作事业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要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重要助推器,就必须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发展实际,不断探索新的政策、策略和理论观点。要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理论体系并使之逐步丰富和成熟,从而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推动多党合作制度健康发展提供科学的行动指南。同时,还要根据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在国家整体制度体系现代化的建构过程中健全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推动多党合作制度全面和深刻地嵌入国家制度体系之中。要按照政党、国家和社会三者之间互动的现实逻辑,在坚持多党合作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适时开发体制内的制度资源,不断建立、健全和完善具体的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使之与社会民主政治相衔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

  (三)必须坚持达成共识和维护利益的统一

  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的历史说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达成了广泛的政治共识,有了共同合作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进行合作的过程中,注重在坚持基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兼顾同盟者具体的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使同盟者乐于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实践形式和价值观念呈现出不断变化的特点,这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也带来深刻的影响。面对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多种多样的具体利益要求,要在坚持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巩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对政治目标的认识,扩大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政治共识,为多党合作的发展奠定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关心和维护民主党派的具体利益,帮助他们解决在生活待遇、工作条件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做到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支持,生活上照顾,以此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和整合力,使民主党派心悦诚服地与中国共产党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而奋斗。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一制度是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且具有明显的政治优势。当然,这一制度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难免有不完善的方面,因此,需要逐步的改革和创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下,继承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形成和发展的优良传统,积极借鉴世界政党政治发展中的有益经验,依托整个国家制度建设向现代化目标的推进,就一定能够使中国的政党政治之路越走越宽广。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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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7]善哉(丁世峄).民国一年来之政党[J]. 国是,1913 (01).

  [8] [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10]陈延武. 万水朝东—中国政党制度全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作者系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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