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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育与超越:文化传统与鄞州近代人物”学术研讨会召开

发布日期:2015-12-02访问次数: 字号:[ ]

“北大五马”、翁文灏、张其昀、吴经熊……探寻近代史的天空,来自鄞州的名人近300人,如群星璀璨。

 

2015年10月17-18日,由《近代史研究》杂志社和浙江省历史学会、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办的“中国近代史论坛”第5期——“涵育与超越:文化传统与鄞州近代人物”学术研讨会在鄞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鄞州论剑,他们勾勒鄞州名人的文化基因和群体特征,描摹他们在区域传统文化构建中扮演的角色,解读一些文化家族的生存和发展。“通过深入挖掘鄞州丰富的历史经验,广泛宣传鄞州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化精神,为深入理解鄞州地域历史传统和历史命运,推动鄞州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来自历史的智慧和启示。”副区长夏素贞说出了此次论坛召开对于当代鄞州发展的意义。

 

群体篇:近代精英人物群体的构成和地域文化特征

 

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项义华对近代鄞州名人群体有个全面的概述——清代,鄞州在政治领域,仍有钱肃乐、张煌言这样的抗清义士,参与和领导了明末清初的江南抵抗运动,其历史影响实高于宋明两朝身居高位的史氏等人;在学术文化领域,以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为代表的鄞州学人则发扬光大了从王充到黄宗羲的浙东经史之学,其学术成就足与宋明两代学人相提并论;而在经济领域,作为异军突起的“宁波帮”的一部分,鄞州近代工商界人士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群体效应尤其值得称道。

 

“进入民国时期,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推进,鄞州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有相当突出的成就,在群体构成上呈现出更为丰富多样的特点。”项义华说。

 

在对近代鄞州名人群体的梳理中,项义华将其分为政治、文化和经济三个类别,而每个类别有着各自的构成的地域文化特征。

 

政治人物:具有现代学术背景的技术官僚

 

项义华认为,鄞州近代政治精英人物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类型:一是传统的科举仕宦,二是新派政治活动家,三是具有现代学术背景的技术官僚,四是体制外的反政府人士。而鄞州近代最多也最有特色的是第三种人。

 

《清史稿》中入传的鄞县人共18人,其中王本梧、王淑元、沈淮、张家骧四人生活在晚清时期。1909年浙江咨议局议员11名宁波人,其中王世钊、陈时夏、顾清廉、张传保等4人为鄞人。陈时夏任副议长,他曾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可以说是鄞州第一代新的职业政治人物。除了陈时夏,清末民初,鄞州较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还有范贤方和张传保。

 

民国时期的鄞州籍官员,收入《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的有罗惠侨、翁文灏、张肇元、姚传法、夏晋麟等二十余人,其中大多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学术经历。其中地位最高、最知名的自然是曾经担任过行政院长的翁文灏,他是前清秀才,又是比利时鲁汶大学毕业的地质学博士。除了翁文灏以外,张其昀也是学者从政的一个典范。他于1919年考入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大学前身)史地部学习,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任台湾“教育部部长”。其后创办“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新闻出版公司”“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等多个文化机构和学术团体,是鄞州籍人士中较有影响的文化官员。

 

除了体制内传统的科举仕宦和现代的技术官僚之外,鄞州近代也出现过一些体制外反政府人士。他们中包括咸丰时期自发领导东乡抗粮运动的下层士子、辛亥革命时期的光复会和同盟会骨干,以及民国时期组织严密的中国共产党人。鄞州在民国时期参与中共党组织活动的除了著名的沙氏家族几兄弟外,还有朱镜我、陈企霞、辛未艾、卢绪章等人。

 

文化精英:与鄞州学术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

 

在项义华看来,鄞州自宋以来,学术文化一直相当繁荣,近代以学术文化名家者为数不少,这与鄞州学术文化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他认为,专业的人文学者,则以陈汉章和“北大五马”为典型。陈汉章毕生致力于经史研究,博闻强识,勤于著述,主要有《周书后案》《后汉章补表校录》《辽史索隐》《论语征知录》《公羊旧疏考证》《诗学发微》等,可以说是典型的传统学者。“北大五马”都兼具学术研究和行政之长,其研究国学、保存文物方面的奉献,在学术界有着显赫的地位。

 

在引进研究外国史和外国文化方面,鄞州近代也曾经出过不少学者,如西洋史教授张贵永、西洋艺术史教授李九仙、翻译家张其春、神学家周联华等人。

 

与从事传统文史研究的学者相比,鄞州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虽然不多,但所达到的专业成就也是相当高的,如吴经熊的法学研究、方显廷的经济学研究、袁济唐的会计学研究、林本的教育学研究。

 

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尤其在地质学、生物学和医药学等领域,鄞州近代学人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相当突出的,如翁文灏、翁文波的地质学研究、董承琅的医学研究、朱元鼎的生物学研究。

 

作为一个商业气氛较为浓厚的地域,宁波在历史上并不以文艺繁荣著称。与文人辈出的绍兴、嘉兴等地相比,宁波在文学创作上更有相当大的距离。民国时期,活跃在文坛的鄞州文人,除了几个左翼文人,就只有上海“孤岛”时期红极一时的女作家苏青。而在艺术方面,鄞州近代除了著名书法家沙孟海、音乐家陆仲任以外,还有几个专业从事电影制作和音乐创作的人士。其中包括电影制片人柳中亮、柳中浩兄弟及电影摄影师郑崇兰、电影导演黄汉、电影译制片翻译陈涓等人。

 

工商界人士: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演变中发挥作用

 

项义华说,除了政治人物和文化精英,鄞州近代最大的一个精英群体,就是工商界人士。近代工商界人士就其职业和角色,可以分为银行家、实业家、进出口商、洋行买办等类型,也有一身多任的资本家,以及跨越政、商各界的精英人物。

 

宁波近代工商界人士,最有影响的当数严信厚、叶澄衷、虞洽卿等人,其中严、虞二人皆为慈溪人,叶为镇海人。严信厚同治初年入李鸿章幕,后历任补道、知府、天津盐务帮办等,他在商业上的发迹与李鸿章在政治上的支持大有关系。叶澄衷的成功更多地得益于他与洋商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至于虞洽卿,则既有与洋人打交道的本领,又有以资本运作政治的手段,故能成为近代的一大风云人物。鄞州近代工商界人士,虽然从个体上来看,没有严信厚、叶澄衷、虞洽卿这么大牌的角色,从群体上来看,也只是宁波帮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共同体,但是,他们在近代经济发展和政治演变进程中仍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宁波历史上是中国经贸活动最活跃的港口城市之一,也是《南京条约》规定的中英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但在上海开埠之后,其外贸港口的重要地位很快就被上海港取代,后来,随着杭州、温州两大口岸开放的影响,宁波的发展受到了更多的影响。为了追逐商机,宁波商人大多移师上海,谋求发展。《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收入的鄞州近代工商界人士,大约有近30名。除了旅日侨商张尊三、在天津发展的富商王铭槐以外,几乎都是在上海从事工商活动的。他们中包括上海震异木商公所创始人曹予銌,上海总商会会董、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常务理事张嘉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人鲍咸昌、宁波旅沪同乡会早期领袖乐振葆、承建上海新世界的建筑商倪绍生、人称“铣牙大王”,在上海开办多家工厂的王生岳,在上海和日本之间穿梭从事工商活动的橡胶大王余芝卿等等。

 

作为宁波帮的一个组成部分,鄞州商人在进行工商活动中,往往需要以宁波帮群体的政商网络作为依托。如王铭槐起初在叶澄衷所开的上海老顺记商号任司账,1880年被叶氏派往天津任顺记分号经理,负责对外联络。通过叶澄衷和严信厚的关系,奔走李鸿章门下。不久离开老顺记,任德商泰来洋行买办,专事军装、军火、机器生意。

 

探析篇:文化基因与商业实践的地域特征

 

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曾说过:一段历史的背后,必有一番精神,这一番精神,可以表现在一人或某几人身上,由此一人或几人提出而发皇,而又直传到下代后世。

 

因此,上海大学社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专家李瑊在面对鄞州近代名人这一课题时,将探究的眼光转向了鄞地文化特性的探析:“文化是一个形成相对共识的标准与价值系统,鄞地深厚的历史文脉,故土千百年来心口相传的文化养份,成为鄞人事业成功的人文基础和动力源泉。”

 

文化底蕴深厚

 

李瑊认为,鄞地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距今6000多年的河姆渡文化亦包括鄞县在内的浙东远古文化。特别是发韧于宋代,成熟于明清的浙东文化,成为鄞地历史文化的核心。

 

他对此进行了系统梳理:“浙东学术”是其自宋元数百年来,历有渊源,其中在鄞地发荣滋长的“四明学派”是浙东学术源流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支脉。宋代甬地由于各种原因的交合互动,文风极盛,相继出现了“庆历五先生”、“淳熙四先生”、“同谷三先生”,他们潜心经藉,著书立说,以学问行谊,高风亮节,表率乡里。三个阶段承前启后,积厚流光。

 

至明清时期,浙东学术发展成熟,成为既富有区域特色、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也极具文化光彩的学术脉系,形成了学以致用的为学精神,领异立新的学术品格,并有众多鸿博硕儒照耀史乘,其中,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可谓鄞地文化的代表性人物。

 

浙东学术的萌生与发展为甬地增厚了文化积淀和底蕴,也为甬人伦理思想和实践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宁波商人承受文风蔚然的浙东文化的滋养,其中乐学求智、宽厚求仁、自爱守礼、廉洁守义、致用信实的精神内涵在其经商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特别是王阳明的“心学”及其“致良知”的学术思想,不仅在当时的文化思想界震动很大,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甬人以诚信从商,藉信义立名,宁波人在沪上经营民信业和钱庄业的盛况都反映出宁波人“重然诺,尚信义”的诚信特征。

 

文化形态多样

 

李瑊说,从文化形态方面来说,鄞县的地域文化的构成要素中,既有在中国学术史上极富光彩的浙东学术文化,也有别具一格的藏书文化,还有独树一帜的商业文化,内涵丰富的宗教文化,敢于冒险的航海文化等等,形态十分多样,内容非常丰富。

 

从鄞地文化产生的生态环境和地理条件而言,这里滨海又临江。襟江濒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文化特点与中国大多数以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为主的地区是有差别的,而更多地具有海洋文明开放、兼容、开拓特征。“涉狂澜若通衢”的生存环境养就了甬商勇敢冒险、开拓创新、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性情。此外,与风浪搏击的谋生方式与险恶的生存环境激发了其更深刻的群体意识和合作情怀。

 

形态多样丰富的文化形态决定了鄞地的文化特点既有鲜明的原创性,又具有博采并蓄的特点;既源远流长,秉承传统,又能与时俱进,不因循守旧,不墨守成规。当宁波商人专擅的行业如沙船业、钱庄业因时移势易,逐渐向航运业、银行业转变时,他们不再抱残守缺,而是顺应时势,因时趋变,及时变易创业和投资重点,在近代航运业、银行业中同样不落人后。

 

商业文化兴盛

 

对于商界名人繁多的鄞州,商业文化也是地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李瑊阐述:“鄞县自唐以来,与国外贸易日盛,成为中国重要的通商港口和浙东商业中心。19世纪中叶,宁波又成为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

 

《鄞县通志》载:“至五口通商后,邑人足迹遍履全国、南洋、欧美各地,财富日增。”以后随着上海的崛起,甬商群集上海。统计表明,20世纪40年代,宁波旅沪同乡约为33万人,其中鄞县9万人。

 

长期在市场中磨炼,与货币打交道,对于改变甬人思维观念,培养其机警、敏活的性格颇有益处。以鄞县人为主体的甬商精明进取的特点,与他们从事商业的经历有关。懋迁异地,负贩四方的经历使以鄞县人为主体的宁波商人“性机警,有胆识,具敏活之手腕,特别之眼光。其经营商业也,不墨守成规,而能临机应变。”同时也更加具有现代意识,富于合理致富,理性经商的经济伦理观。

 

外来文化的影响

 

李瑊说,鄞县文化还有一个重要鲜明特点,即能够不断汲取外来文化的养份,而内化为其精神内核。

 

统观宋代鄞县人物,县志立传者,移民实居五分之一,有从开封、济南、南昌等地迁来者,而开封为最多。其迁徙之原因,有因兵乱,有因仕宦。特别是靖康之乱,中原涂炭之时,迁居甬地者尤多。如王应麟其祖为开封人,后来南迁定居于鄞。因此宁波之文化因宋室南渡,而有“一日千里之势”。

 

宁波是近代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在其开埠前及开埠后不久的一段时期内,一直是外商心目中“一个令人神往的获利源泉”。因此洋商及传教士纷至沓来,在宁波建学校,设书院,办医院,宁波因此成为全国领风气之先的地区之一,从而亦使鄞人“具有天赋的商业敏感性”,有较强的市场观念和外向意识。

 

语录篇:“涵育与超越”的个体样本

 

论坛中,与会专家对众多近代名人进行了深入剖析,很多精彩语录展示了专家们对历史人物和鄞地文化多样化的解读。

 

宁波市委党校教授乐承耀:“翁文灏对民国时期的工业化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思想上重视,并身体力行把这一思想付诸于实践。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致使翁文灏发展民营经济思想在实践中有明显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改变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格局和培育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企业管理人才等方面。”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副教授孙伟:“吴经熊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位极为罕见的学贯中西、具有世界影响的法学大家,几乎获得了一个法律人能拥有的所有际遇与尊誉,足迹几乎遍及当时中国法界的各个角落,在法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足以让国人仰视,让西人侧目。他的政治倾向是模糊的,但其心中的法律倾向是清晰的。一方面,吴经熊超越了东西方的全球关怀,东西方文化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散发出一种中西合璧、天衣无缝的和谐境界;另一方面,他对革命、暴力、牺牲等不感兴趣,却对民主、人权、法治等心仪不已。”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陈野:“民国时期旅居上海的鄞县籍著名艺术家赵叔孺,在民国鄞地的书画篆刻艺术传统构建中,起关键作用,是目前时誉一致推崇的马衡、沙孟海身后的卓然隐者,鄞地民国书画篆刻艺术传统的重要奠基人。他通过弟子、艺友、亲朋、乡邻等人际关系,构筑起以上海为中心的艺术交际网络,循着艺术活动、师徒传承、乡里亲情、社会活动等路径,在精神对地方传统的支撑上,形成艺术名望、话语权力、艺术精神、价值观念、文化认同等良性叠加。”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谢俊美:“杨坊作为一名买办,和普通商人不一样,他积极参与当时的国家对外交涉,为阻止外商偷漏关税、贩卖人口等侵略活动,他薄尽绵力;对于殖民侵略者欺诈活动进行了坚决抵制;他关心战火中的受苦受难的民众,关心流寓沪上的乡亲,为他们施舍、购地厝棺;战后捐资兴修海塘、购置无名地亩,招民耕种;关心家乡文物典籍的流失和抢救;凡此种种,是为国家社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宁波海关工作的地域文化研究学者胡丕阳:“作为我国近现代著名史学家童书业,在中国古代史、古史古籍考辨、中国美术史研究、历史地理、历史理论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鄞州人的学术个性,是追求真理,不唯上唯书。史浩、王应麟、万斯同、全祖望都是如此。童书业从献身于史学领域的那一天起,就把追求历史真理与研究、历史的规律当做自己的一种天职与责任。把它贯穿于各个时期的史学研究之中,使他坚守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捍卫史学的真实存在。”《鄞州日报》2015年10月19日A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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