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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鄞州人与慈善事业

发布日期:2015-12-28访问次数: 字号:[ ]

周秋光   曾宪斌

 

  摘要:独特的地理文化背景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作用是鄞州人从事慈善事业的缘由。鄞州人从事慈善事业的内容十分丰富,概括而言有三大类:传统型慈善事业、近代型慈善事业和现代公益性慈善事业。其慈善事业的运行机制经历了由传统善会善堂轮值制到董事会制、到议会制的发展变化。多样性与倾向性相结合、引人注目的鄞州籍宁波帮人士、注重慈善制度文化的建设以及投身政治性慈善等是鄞州人从事慈善事业的特色。鄞州人从事的慈善事业引领和助推了区域以至全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并将继续发挥其影响力。

  关键词:鄞州人  慈善事业

   

  我国的慈善事业源远流长,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真正意义上的慈善史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晚,直到近10年来才呈现出比较兴盛发展的势头。这与笔者上世纪末寂寞拓荒已不可同日而语。近十年学界所涌现的慈善史研究成果已蔚然可观。特别是出版了全国性和地方性慈善通史以及断代慈善专史等大部头著作。[1]但是,我们要看到,现有成果中属于地方性的慈善通史和专史则还数量太少,要真正推动慈善研究领域的深化和拓展,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开展专题性的慈善史研究;二是开展断代性的慈善史研究;三是开展区域性的慈善史研究。

  可喜的是鄞州的慈善事业以及慈善研究都很振奋人心。鄞州历史以来仁风素著。鄞州人对慈善事业有着高度的认同,也比较注意和热衷慈善文化的研究。被国外汉学家誉为民国时期编得最好的志书《鄞县通志》,便收录了大量记载慈善事业的文献。[2]当今鄞州人在对区域慈善史关注方面甚至有引领全国的地位。近几年,他们相继纂修《鄞县慈善史》和《鄞州慈善志》,在全国区县一级慈善史志纂修工作中具有“三率先”的意义。[3]

  笔者比较关注鄞州的慈善现象,然迄今为止,关于鄞州人与慈善事业的人物个案研究,尚无专门性的著作和论文出现,仅仅散布于与上海、浙江、宁波等区域慈善事业相关的研究中,大多是附带性的,欠缺系统全面。[4] 鉴于慈善事业与慈善人物的特殊关联,笔者认为有必要收集整理相关资料,系统梳理鄞州人从事慈善事业的因由、慈善活动的内容;剖析其运营机制,并总结其特点,进而观照鄞州人在区域和全国性慈善事业中的地位与影响。

  一、鄞州人从事慈善的缘由

  鄞地慈风善俗绵延千年而不绝,当代更显蓬勃兴盛之态,这与其独特的地理文化背景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是密切相关的。鄞州人从事慈善的缘由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考察。

  其一,地理环境的催发作用。鄞州地处浙东北狭窄的宁绍平原,东临东海,全境呈现“五山四地一分水”的地理格局,江湖溪港错落其间,又处四季分明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区,受此季风的强弱进退影响,各地不同时节都会有各类自然灾害的频发,加上人多地薄资源少的矛盾,时有饥荒和疾病。千百年来,生产生活在鄞邑这片土地上的民众,在与各种频发的环境灾荒作斗争的过程中,宗族邻里之间,养成了一种慈济互助、共克时艰的伦理观念、并相沿成俗。

  其二,文教开化,传播与践行儒家思想。鄞州早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民众的慈善伦理思想还处于蒙昧状态,然自北宋王安石治鄞以来,鄞州的儒学和科举教育逐渐发达,举人进士辈出,以致鄞邑享有“文献名邦”之美誉。特别是建炎南渡,鄞邑成京畿之地,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士官文化便在鄞地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5]、“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6] 等亲仁的思想观念不时濡染着鄞邑大地。这种思想观念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劝勉着官绅商学们兴办慈善事业,也促进了鄞地民众儒学修养的普遍提高,并以仁义慈爱、积德行善、乐善好施作为自己行为规范的内驱动力。

  其三,世家宗族的道德利益诉求。据《鄞州通志》摘录的家谱记载,民国前,鄞州共有140个姓氏700余支氏族。[7] 这些在不同朝代经历迁徙繁衍的氏族,往往喜聚族而居,历史上也是名门望族迭出,他们的利益可以说已与地方社会的秩序与安宁结为一体。正因为如此,鄞地世家宗族为了防止在遭遇社会动荡时成为冲击的首选目标,往往愿意舍弃一部分资财,以换取当地社会秩序的稳定,亦算是保护家业平安的一种途径。另外,他们通过施善,亦可以树立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以及维护家族的声望,以“经济资本”即财富换取“符号资本”即名誉地位,从而达到名利双收。[8]再者,一些世家宗族睦邻恤亲,关心地方事务,乐于行善,形成家风世代相传。

  其四,宗教劝化。除了正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劝善惩恶的各种宗教在对鄞地基层社会的控制方面亦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鄞地古有“三佛地”之称,道教亦在鄞地流传千年,及至近现代,基督教、天主教也在鄞地逐渐流行。如佛教所主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9]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10]  的因果报应说和道家“天道无亲,常与善人”[11]  的福报观,以及基督教倡导的“博爱”理念,凡此种种,都深刻影响了鄞地人,从而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到各类慈善活动中,以通过积善积福获得心理满足并得到善报。

  其五,鄞籍商帮文化。宁波帮有中国第一大商帮之称,而鄞籍工商企业家就是宁波商帮的主体力量。近代以来,包括鄞籍人士在内的宁波帮恪守勤勉务实、诚信为本、义利相兼的经营之道,纷纷在沪、津、汉口等地创业,及至渐有所成,即思回馈桑梓。恤亲、睦族、爱乡、爱国是他们乐于慈善的动力,反过来,他们的行为又产生了极强的慈善感召力和影响力。

  关于鄞州人从事慈善的缘由与动机的考察,还可从诸如官方救助,引领行善;受西方公益事业与强种保族思想的影响;现代公民责任意识的崛起等角度去探索,总之,慈善已经成为鄞地人的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行为准则[12]  ,千百年来鄞州人一直乐此不疲。

  二、鄞州人从事慈善事业的内容

   鄞地慈善事业历史悠久,有文献可稽,可上溯至战国,虽中间有起落兴替、盛衰荣枯,但均得以绵延发展而到当代,未曾中辍 [13] ,其中在南宋、晚清至民国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均形成了慈善发展的高潮。在这绵延相承的慈善发展历程中,鄞州人从事慈善事业的内容也十分丰富,相对而言,概括有三大类,即传统型慈善事业、近代型慈善事业和现代公益性慈善事业。论此三者存在的时间之长短,以传统型慈善事业为最久,即使在当今社会仍随处可见;其次是近代型慈善事业,而现代公益性慈善事业存在时间还很短。

  一般而言,根据慈善的活动内容和救助对象,可分为“养”和“教”两大类型。而传统型慈善事业即体现在对于弱势群体的救助以“养”为主,是属于消极性慈善救济之法。在古代社会,这种“养”就包括了救灾、解困、养老、助丧、育婴、恤贫、恤孤、恤婺、义冢、施衣、施医、施药、施棺、施粥、栖流等等,总之是“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4]  。鄞州人在从事慈善活动时虽然重养轻教,不过在这种氛围下,亦同时兼顾了若干社会公益,诸如修桥、铺路、筑堤、浚河、造亭、义渡、义学等等。在鄞地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慈善团体有育婴类(育婴堂、宁郡保婴会)、恤婺类(感存公所、仁济堂)、义庄类(楼氏昼锦堂义庄、乡曲义田庄、黄氏义庄)、施药类(惠民药局、惠生道院)、掩埋类(漏泽园、体仁局、甬江四明公所)、浮桥保管类(济生公所、长庚会)、义学类(东湖书院、义田书院、球山义塾)等。当鄞州的慈善事业发展到民国初年,时人有云:“吾甬为通商巨埠,善堂林立,如养老、育婴、医病、恤废等诸义举无不应有尽有” [15] 。其中当时又以号称“甬上三善堂”的育婴堂、体仁局、感存公所最为引人注目[16]  。

  近代中国急剧的社会变迁,给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其内容也更趋丰富,而这种趋向也在鄞州人所从事的慈善事业中体现出来。鄞州人虽然在慈善事业中继续重视济贫助困、赈灾救荒等传统型善举,同时不再局限于这种较单纯的“养”,对于“教”也很重视,并发展到“教养并重”和以“教”为主导,因此,以慈善教育为主要内容的近代型慈善事业在近代时期鄞州慈善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慈善教育主要是针对那些贫病残疾、父母双亡的孤儿,供给他们衣食,并注重传授与培养他们的生活技能。这种救助既是对过往一味施舍弊病的反思,更是包括鄞州人在内的国人受到了西方新型慈善方法启示的结果。正因为慈善教育能“造血”,迥异于一味“输血”的做法,迅即受到重视并被很多有识之士践行之。20世纪20年代以后,慈善教育机构在全国各地开始普遍推展这种教养兼施的做法。在鄞州,以贫民习艺所、宁波佛教孤儿院、四明孤儿院推展实施最为有名。除了慈善教育,鄞州人从事的近代型慈善事业还包括成立行业救助组织和社会公益团体、开展慈善医疗、捐资办学、兴修水利等活动,相对传统型慈善事业而言,注重了启发民智、移风易俗、改良社会环境、维护公共事物,有意识在社会治安、公共卫生、市政建设以及灾变应对诸方面承担起城乡公共管理职能。[17] 历史证明,鄞州人所践行的这种近代型慈善事业,有力地推动了近代鄞州社会的新陈代谢。而其理念仍深刻影响着当今鄞州人所从事的慈善事业。

  当今社会,传统型、近代型慈善事业依然有其发展的空间,鄞州人从事慈善事业时自然不会忽视,而第三种就是现代公益性慈善事业。如对濒危珍稀动植物、饱受污染的环境和需要大力支持的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科研等事业,直接或间接地,长期义务开展帮助、保护和志愿服务等[18]  。对于这些领域,如今越来越多的鄞州人,尤其是一批热心慈善的企业家群体能够视野开阔,相继设立各类慈善组织和基金,一大批慈善项目福泽鄞地内外,影响十分广泛而深远。

  三、鄞州人从事慈善事业的运行机制

  传统中国是一个家国同构体,政府往往为社会运转的主导力量,慈善发展也不例外。在鄞地慈善事业的管理运作机制中,地方官绅、家族(宗族)及宗教成为三大主体,由此相对应的是形成地缘慈善、宗亲慈善、宗教慈善三大类型。及至近代,在中国政治、经济结构已发生迥乎往常变化的大气候背景下,鄞地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与文化结构也在渐渐瓦解与重构,越来越多的贫民、手工业者从乡村到城市,从“熟人社区”走向“(半)陌生人社区”,由此,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以宗族为主体的慈善运行机制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传统的善会善堂主要以司年、司季、司月轮值管理制运作,当经济状况恶化,有时竟难逃善举徭役化的厄运。如乾隆年间在鄞地由官绅创立的育婴堂发展至民国初年,道尹主持讨论育婴堂的现状,在筹款上,出现了“佥谓各业董岁捐,现多观望不缴,应再分投设法,并请商会召集各业董开会认捐” 的窘况,不可谓不是“慈善之痛”。[19]

  鄞地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开埠通商口岸,经常能得风气之先。五口通商后,西方教会慈善进入鄞地,其创办的慈善组织在发起群体、机构设置、募捐机制与管理运作等方面所显露出的气息让鄞地人真实感受到有别于传统善会善堂。这股近代化的气息促使鄞州人在从事慈善事业的过程中也有意识地去探索和借鉴,因而其慈善运行机制也逐渐走向了近代化。在这种新的运行机制下,新崛起的旅外鄞籍商人成为鄞州人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主力军。旅外鄞籍商人是声名在外的宁波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他们有着爱乡爱国,义利相兼的商帮文化,因此,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显著的声望,频施善举,且一呼百应。就募捐机制而言,自然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报刊得到充分利用,被纳入慈善济助网络中,同时发行筹赈彩票、举办义演等新方式也被用来拓宽善源,股票基金亦成了新兴的经费来源。这些良法在今天已被普遍借鉴运用。

  另外凸显慈善运行机制近代化的一个标志就是鄞州人沈敦和在中国红十字会所创行董事会制、议会制的管理运作方式,在当时和后来已为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所仿行与采用。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即由中西董事45人组成董事会,其中西董35人,中董10人,虽然后来组织多有变更,但在清末已基本实现中西合办的董事会制。1912年召开全国第一次会员大会及统一大会,中国红十字会通过新章程,改采议会制,即选举产生常议员,总会设于北京,上海另设总办事处。总办事处由正、副会长及常议员(后改为常务监理事)组成,下设秘书长,辖秘书处和总干事部,前者有编译、庶务、会计、文书等科,后者则设交际、运输、材料、宣传等科。[20] 这种情形延续了22年。通过采用这种近代新型的科层化内部结构治理,增强了红十字会组织运作的生机与活力,从而使红十字会这种全国性的民间社团在更大的区域调动与协调各方面的资源,以尽可能的物力、财力去救济最需要的受助者成为了可能。

  鄞州人在近代对慈善组织的新式管理运作,也为拓展救济区域、参与海外救援以及形成大规模的慈善网络提供了条件。当代,由于鄞地党政、群团组织的不懈努力,慈善总会、志愿者协会、工商界慈善家和在地高校志愿者师生等的探索,逐渐发展着与现代慈善相适应的公益组织机构、募助机制和项目策略。[21]

  四、鄞州人从事慈善事业的特色

  一、多样性与倾向性相结合。千百年来,鄞州人参与的慈善事业可谓内容丰富、种类繁多,然通过对其自古而今的梳理观照,亦可发现古今鄞州人从事慈善事业时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与倾向性相结合的特征。其一,好修筑桥梁。鄞地水系河流纵横,桥梁便成为鄞地城乡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鄞州人在从事慈善事业时,往往会获得特别关注。民国《鄞州通志》曾记载这种现象,“鄞人好建桥,其性习然也。有一人独建一桥者,有数人合建一桥者,亦有鸠集微资而成一桥者,如一元桥等是,甚有一人独建数桥,如陈庆裁、姜忠汾等所建是。民国以来,新建改建者大小不下数十百桥。”[22]  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建桥义举中,其中当属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老江桥(即灵桥)的改建最为典型。灵桥工程在当时政府无力承担的情况下,最终集众多宁波人之力而成,并且长期成为宁波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其二,热衷乡村建设。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曾掀起了一股乡村建设的高潮,不少颇具实力的旅外鄞籍商人遂在家乡从事起颇具规模的综合性的乡村建设活动,即在出生地以村或乡为单位,投巨资进行全方位的建设,包括道路、水利建设、创办学校、医院,设立慈善机构等,如李志方在鄞州沙家垫,乐振葆在宝幢,孙梅堂在北渡,姜炳生在梅墟姜家陇都名闻遐迩,且都卓有成就,使当地民众普遍分享到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成果。[23]  其三,重视捐资办学。重教助学是鄞州人的历史传统,进入近代以后,捐资兴学在鄞地更是相沿成风,特别是以新式商人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把创办新式教育作为投身慈善公益事业的重要内容而乐此不疲。办学形式涉及初级国民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平民教育等。[24]  到了当代,此风更盛,不论是旅外鄞籍义商还是鄞地工商业人士,都热衷参与祖国、家乡的捐资助学。这些慈善事迹可谓不胜枚举,如旅港鄞籍人陈廷骅曾向全国28个省、市、区连续四批捐建600所希望学校,捐金达1.2亿元,占当时全国希望工程受赠总额的十五分之一;[25] 宁波大学校区遍布捐赠建设项目,可称之当代宁波帮慈善建筑群等,即是这种典型生动的写照 。[26]

  二、鄞州籍宁波帮人士引人注目。宁波帮是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商帮,外出创业的鄞州籍商人,由于人数众多、贡献卓著而成为宁波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就近代宁波商帮精英人物的绝对数而言,鄞州商人在甬属各县中最多;再者鄞州商人在宁波帮形成与发展及其在旅外宁波同乡组织的创办与壮大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7]  在宁波帮爱国爱乡、义利相兼的传统下,鄞州商人也热衷反哺故里,积极参与家乡的社会经济建设与慈善公益事业。他们经济实力雄厚,为近代鄞州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经济支持,如他们领导的四明公所、宁波旅沪同乡会等慈善团体则是诸多惠及近代鄞州人的重大慈善公益活动的组织者。 [28] 正如民国《鄞县通志》所述,“吾宁属各县经济事业之发展,固由留居桑梓者热心公益竭力建设,而侨寓异地者之眷怀故乡,凡遇天灾人事,莫不捐资输力以协助响应,其要不在留居桑梓者下” 。[29] 这是鄞州商人以重要角色针对家乡故地所从事的慈善公益活动,另外鄞州商人还将慈善事业的范围扩展到全国甚至跨越国界。他们或发起或领导或支持各种慈善公益团体从事灾荒赈济、战事救护、慈善教育等等,做得可谓有声有色。鄞州籍宁波帮人士在从事慈善事业时,故乡与外地两相兼顾,并且卓有成效,这就是鄞州人从事慈善事业的一项特色所在。

  三、注重慈善制度文化的建设。古代鄞地的官办慈善到南宋时即有建儒学以招难童、建药局以惠民众、创田庐以养穷困、建官庄以济士民等举措 。[30] 民办慈善包括宗族慈善、社会慈善、宗教慈善,从古代到近现代以及当代,都有着各自的规制与创造。如南宋史浩等人推动建设制度性的乡曲义庄,成为鄞地后世家族、社会互助组织的典范。近代鄞奉公益医院和宁波佛教孤儿院的创办,采行的都是董事会制运营模式。[31] 如前文所述的著名鄞人沈敦和旅居沪上时,担任驻上海总办事处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执掌中国红十字会会务,改董事会制为议会制,竟然创立了三权分立的慈善组织运行机制,其管理体制与运营模式,令近代中国最大的慈善组织面目全新,充满了活力与生机。[32] 当代鄞州人延续了前人的创新精神,不断创新和完善各种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运行机制,为鄞州慈善持续享誉海内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性保障。

  四、救助忠烈节义家属遗孤。这是鄞州人在清朝初年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参与的一种慈善事业。清初时,鄞州涌现了大批的抗清志士,他们激烈地反抗异族入侵,“六狂生”、“五君子”、“杨氏四忠”、“管江三烈士”以及钱肃乐、张煌言等闪亮的名字,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这些节义之士有的死得悲壮,活着者亦多陷入绝境,他们的家族、子女亦因此而遭受迫害,常常陷入孤贫无依、烟火不继的困境。于是鄞州人士对这些抗清志士及其家族展开一系列的救助行动,包括营救入狱志士、济助反清志士及其家属、埋葬烈士遗骨以及营救和抚育烈士遗孤等,从而构成了清初鄞州慈善的一大特色,他们崇尚节义的风范,也支撑了鄞州“节义之区”的光荣称号。[33]

  五、鄞州慈善人物的地位与影响

  一、鄞州慈善人物有厚度。这个厚度就是古往今来,主要是自宋以来,鄞州的慈善人物大批涌现,善者辈出,代不乏人,据《鄞州慈善志》对各式慈善人物的统计,有名有姓者即达380人之多。即古代(从北宋到前清)149人(其中两宋26人、元代17人、明代60人、前清46人);近现代(1840—1949)29人、当代(1949—2012)43人;又附从唐代以来至今的外籍涉鄞慈善人物35人;近现代鄞州义商11人、旅外鄞籍义商62人;当代鄞州区义商23人、旅外鄞籍义商30人。[34]这些能上慈善史志的慈善人物,说明其所从事的慈善活动或多或少还是有点影响力,另外还有不少民间组织和个人的慈行善举,往往低调,不事张扬而缺少翔实记录,而更多人日常性的小善小义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风云中。从人物体量这个角度来看,本身就体现出鄞州人从事慈善事业的厚度。

  二、鄞州慈善人物有高度。这个高度就是有出类拔萃的慈善人物。当以某一群体为单位来审视其从事慈善事业的地位与作用时,往往还是离不开对构成这个群体中的个人的审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沈敦和。沈敦和慈善履历内容丰富。1904年后,他曾发起创办中国红十字会、黄埔救生善会、华洋义赈会、上海时疫医院等著名慈善组织,又任上海时疫医院院长、上海公立医院院长及湖北水旱义赈会会长、上海济良分所总董等职。1911年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时,被推举为首任会长,后又连任会长,任内着力扩建、新建四明公所南厂、北厂及四明医院。[35]在大变动的时代里,沈敦和是一个对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特别对中国红十字会事业有突出贡献之人。他主持红十字会实际工作长达十六年之久,任期内整合了当时全国各省红十字会团体,完成中国红十字会合并,进而在形式与实质上都实现了中国红十字会内部的统一;创立了北京总会、上海总办事处和常议会等领导机构,实行三权分立的领导机制等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顺应时代潮流,从而使红十字会开始迈入稳步发展的历史进程。沈敦和凭借其个人能力、声望、人脉,凝聚海内外民间资源,奠定了中国百年红十字会事业的基础,时人称他“论开创则百世不祧之祖,论慈善则万家生佛之宗”。沈敦和以其突出的慈善事功享受崇高的地位,也提升了鄞州人整个慈善群体的品位。除沈敦和之外有影响力的鄞州慈善人物尚有胡嘉烈、王宽诚、闻儒根、陈廷骅、曹光彪、李达三等。

  三、鄞州慈善人物有宽度。这个宽度就是从事慈善事业的范围及其影响力很广泛。通过对古往今来鄞州人从事慈善事业的观照,不难感受到其在家乡鄞地的社会维系与发展中所扮演着的重要角色,是和谐社会的粘合剂,也是推动家乡社会向前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动力。[36]不过这种作用不止于家乡母地,随着鄞州籍宁波帮的走南闯北,鄞州人的慈善事业网络已蔓延至国内其他地区,又因鄞州人以其主持、参与的各种全国性、国际性慈善团组织为载体,这种辐射作用更广更远,甚至及于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国。上海是包括鄞州人在内的宁波帮的主要活动之地,亦被称为旅沪浙商的第二故乡,中国近代最大的同乡会,即宁波旅沪同乡会就由他们成立于上海。鄞州籍旅沪浙商在上海积极创办、主持各种慈善救济组织,并且以上海为中心组织参与全国甚至海外的慈善救济活动,是民国时期上海执牛耳性的慈善力量,是助上海成为全国慈善中心不可或缺的因素。[37] 正如时湖北义赈会董事许奏云所言,“沪上为慈善渊薮,本会会长(注:时1919年夏,湖北水灾,沈敦和与朱葆三应约义不容辞出任湖北水灾义赈会正副会长主持赈灾)及各董事又皆为开办慈善之人,试问各省水旱偏灾,何一年不在上海募捐,而募捐办赈之人,又皆不出于沈朱诸公” [38],这可以说是对旅沪浙商在上海慈善界地位和作用的客观评价。

  四是鄞州慈善人物有范度。这个范度就是在慈善事业上的施为创举,具有引领与表率全国的示范作用。循着历史的脉络,我们即可领略到诸如南宋史浩等人设立制度性的乡曲义田庄曾有开先河之功,成为鄞地后世家族、社会互助组织的典范;鄞籍宁波帮纵横四海,义利相兼,爱乡爱国,回馈社会,树商帮慈善文化之表率;当代鄞州人乘慈善发展之春风,使《鄞县慈善史》和《鄞州慈善志》以“三率先”的姿态横空出世;当今鄞地“全民慈善”深入人心,“义乡鄞州”正闪亮省内走向全国。可以说,在绵延千年的历史中,众多的鄞州人既为鄞地慈善事业的发展竭心尽力,树立了榜样和标杆,同时他们浩浩汤汤的慈行善举又引领和助推了区域以至全国慈善事业的发展。[39]

   

  参考文献:

  [1] 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全国性慈善通史《中国慈善简史》(周秋光、曾桂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慈善史纲》(王卫平等,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1年版);地方性慈善通史《湖南慈善史》(周秋光等,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鄞县慈善史》(张如安、孙善根,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和《青岛慈善史》(蔡勤禹、张家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全国性断代慈善专史《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周秋光等,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古代慈善简史》(吕洪业,中国社会出版社2014年版);地方性断代慈善专史《近代天津的慈善与社会救济》(任云兰,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民国时期宁波慈善事业研究(1912—1936)》(孙善根,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近代北京慈善事业研究》(王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以晚清江南为中心》(黄鸿山,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地方性慈善个案研究《中山慈善万人行研究(1988—2010)》(周秋光,贺永田等,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此外还有笔者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慈善通史》(计划8卷本500万字)正在合力攻关中。

  [2]有关国外汉学界对《鄞县通志》的评价,可参见陈桥驿先生刊登在《鄞县史志》1993年第1期上的《民国<鄞县通志>与外国汉学家的研究》一文。

  [3]即率先纂修了慈善史和慈善志、率先纂修了慈善通史和慈善通志以及率先将这一史一志都交由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参见周秋光:《<鄞州慈善志>的学术价值及地方慈善志书的纂修》,《船山学刊》,2014年第3期,第105页。

  [4]主要有《老上海的同乡团体》(郭绪印,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民国时期宁波慈善事业研究(1912-1936)》(孙善根,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近代浙商与慈善公益事业研究(1840-1938)》(王春霞、刘惠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以及宁波帮系列丛书等。

  [5]见《孟子•梁惠王上》。

  [6]见《礼记•礼运》。

  [7]《鄞州慈善志》编纂委员会编:《鄞州慈善志》,2015年版,第47页。

  [8]P.Bourdieu认为,“符号资本”是指诸如家庭或个人声誉地位、社交仪式等表面看来没有经济价值的东西,但它们与经济资本可以互换。参见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九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62页。

  [9]见《缨络经•有行无行品》。

  [10]见《佛说骂意经》。

  [11]见《老子》第七十九章。

  [12]参见张如安、孙善根:《鄞县慈善史•序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13]周秋光:《<鄞州慈善志>的学术价值及地方慈善志书的纂修》,《船山学刊》,2014年第3期,第103页。

  [14]见《礼记•礼运》。

  [15]转引自孙善根:《民国时期宁波慈善事业研究(1912-1936)》,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16]孙善根:《民国时期宁波慈善事业研究(1912-1936)》,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17]参见《鄞州慈善志》编纂委员会编:《鄞州慈善志》,2015年版,第64-65页。

  [18]参见《鄞州慈善志》编纂委员会编:《鄞州慈善志•前言》,2015年版,第3页。

  [19]《会议改良育婴堂》,《申报》1923年10月15日。

  [20]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131页。

  [21]《鄞州慈善志》编纂委员会编:《鄞州慈善志》,2015年版,第470页。

  [22]《鄞县通志•工程志》,第127页。

  [23]参见张如安、孙善根:《鄞县慈善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92页。

  [24]参见张如安、孙善根:《鄞县慈善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页。

  [25]《鄞州慈善志》编纂委员会编:《鄞州慈善志》,2015年版,第348页。

  [26]《鄞州慈善志》编纂委员会编:《鄞州慈善志》,2015年版,第69-70页。

  [27]参见宁波市政协文史委、政协鄞州区委员会编:《鄞县籍宁波帮人士》,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7-41页。

  [28]参见《鄞州慈善志》编纂委员会编:《鄞州慈善志》,2015年版,第67页。

  [29]《鄞县通志•政教志》,第925页。

  [30]参见张如安、孙善根:《鄞县慈善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7-31页。

  [31]周秋光:《<鄞州慈善志>的学术价值及地方慈善志书的纂修》,《船山学刊》,2014年第3期,第104页。

  [32]周秋光: 《红十字会在中国( 1904-1927)》,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137页。

  [33]张如安、孙善根:《鄞县慈善史•序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40-146页。

  [34]周秋光:《<鄞州慈善志>的学术价值及地方慈善志书的纂修》,《船山学刊》,2014年第3期,第104页。

  [35]《鄞州慈善志》编纂委员会编:《鄞州慈善志》,2015年版,第298页。

  [36]参见李慧英、孙善根:《宁波帮与宁波慈善事业》,《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34页。

  [37]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政治精英与近代中国》,第395-396页。

  [38]《上海华洋义赈会预防江浙水灾计划书•朱葆三序》,上海华洋义赈会1925年4月。

  [39]周秋光:《<鄞州慈善志>的学术价值及地方慈善志书的纂修》,《船山学刊》,2014年第3期,第104页。

   

  (作者周秋光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曾宪斌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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