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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乡的肌理

发布日期:2015-12-28访问次数: 字号:[ ]

  杜建海

  

   

  我国学界对于慈善史的研究,从现有成果看,还属于起步阶段。200512月,湖南师范大学周秋光教授和他当时的硕士研究生曾桂林撰著的《中国慈善简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据我所知,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慈善史研究的第一个集大成之作。20119月,苏州大学王卫平教授和黄鸿山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曾桂林副教授等撰著的《中国慈善史纲》出版,也是这方面的力作。从省、地(市)到县(市、区)层面的区域慈善史研究看,至今只有一部,即周秋光等著的《湖南慈善史》,可谓凤毛麟角。201112月,由周秋光教授为首席专家并由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中国慈善通史》开题,意义不言而喻。但目前可资参阅的慈善专史、慈善断代史以及区域慈善史等著述相对匮乏,这部通史的编纂要在四年完成,达到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其难度可想而知,但又弥显珍贵。我们中共宁波市鄞州区委党校牵头组织,历时两年多编写完成的这部《鄞县慈善史》,涵盖古代和近现代部分,较为系统地梳理了鄞地各个时代重要的慈善组织、事件、人物以及慈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县(市、区)乃至地(市)级小区域慈善史方面的不足,也为慈善通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小区域的翔实样本。

  南宋高官、文学家楼钥认为家乡明州(今宁波)是“义郡”。南宋四明学派、淳熙四先生之一的沈焕曾说“吾乡义风素著,相赒相恤,不待甚富者能之”(《宝庆四明志》卷11《乡人义田条》)。鄞县作为“义乡”,的确有悠久的慈善传统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它的形成和持续发展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人文教育和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对此,我在《鄞州慈善志》里把它们概称为“慈善地理”。其一,环境易灾,互助成俗。鄞县地近东海,多山林,而且处于四季分明的亚热带地区,各地不同时节各类自然灾害,且频发;江海湖河溪遍布,又多港湾,大大小小的水利桥梁工程需要建造和反复重修;人口相对集聚,而人均土地资源又较少,时有饥荒和疾病,城乡社会以及居民之间养成了相互救助的伦理观念,历朝历代的善堂善会层出不穷,盛行不衰,并已积成乡风民俗。其二,宗族聚居,相携成风。鄞人尤喜聚族而居,名门望族迭出,宗族内普遍形成了鉴于地缘和血缘所开展的睦邻恤亲之义风,大多成为宗族的慈善传统。其三,教育开化,崇尚仁爱。从王安石治鄞以来,儒教和科举教育逐渐发达,举人进士辈出,特别是建炎南渡以来,赵氏宗室家族以及许多北方达官贵人、文人移居鄞地,鄞地成了京畿之地,入仕为官的人大幅增加,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士官文化,推动了官方以及士人的慈善活动发展,也促进了民众的儒学修养普遍提高,仁义慈爱、积德行善理念深入人心。其四,宗教劝化,从善如流。鄞地也是佛教传入较早地区,佛寺一直比较兴盛,乐善好施是寺庙僧尼的重要义务,居民笃信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慈悲为怀、悲天悯人蔚然成风。进入近代,基督教、天主教在鄞地逐渐流行,教会兴办了大批慈善机构和学校、医院,影响巨大。其五,官方救助,引领行善。长期以来,鄞地富有官方救济的传统和兴办的慈善机构。地方官员和退居乡里的鄞籍官员主导的善举影响力巨大,引领作用非常明显。其六,商帮发达,义利并举。自宋以来,即有鄞人专业从事商贸,近代,鄞籍商帮纷纷在沪、津、汉口等地创业,后来又远赴港、澳、台以及南洋等地,比较勤勉务实守信,经济实力强大,有“义利相兼”的经营理念,自利利他,互惠互利,宁波帮帮宁波,义无反顾。由此种种,慈善思想和行为已经成为鄞地居民的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行为准则。南宋时,史浩、沈焕、汪大猷等在家乡创建乡曲义庄田。乃至近代民国时期义庄、义田、义学、义冢等纷呈,数量和规模甚大。至今屹立的灵桥及其诸多遗存的慈善文物古迹,已成为甬城慈善之乡的象征。现存近代实业家、金融家严康懋兴建的慈善建筑群,已成为鄞邑宗族慈善的象征。1948年发生的“江亚轮”巨大海难事件,沪甬两地合力救助善后,已成为宁波商帮慈善壮举的象征。鄞地慈善史实和史迹之丰富,使得县(市、区)级为单位的小区域慈善史的编纂也显得十分必要,而且内容可以相当厚重。

  《鄞县慈善史》研究得以顺利展开,得益于鄞地有很好的史志编纂传统和保存相对齐备的地域文献。从宋元四明六志(宋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元大德《昌国州图志》、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到民国《鄞县通志》,十余种官修或民撰的涉鄞府县方志,充分记录了当地各个朝代的慈善组织和人物事迹。鄞地有120多个姓氏,据我的研究,目前有近700种家谱现存于世,数量在国内同类行政区域中遥遥领先,这些家谱大多记载了宗族及其乡贤的慈善史实。此外,还留存有《东钱湖志》《小溪志》等乡域性志书,从而为微观层面保留了较多慈善信息。此外,鄞地及其相关文人的个人文集、笔记等,也留存了许多慈善史线索。近十年来,宁波大学张如安、孙善根和宁波工程学院陈家桢、周淑芳等一批学者以及鄞地专家,博览群书,钩沉爬梳,开展了慈善文化的研究,取得了《北宋文化史》《南宋文化史》《民国时期宁波慈善事业研究(19121936)》《<申报>宁波资料汇编》《大音希声:宁波慈善文化》等相关成果,特别是以鄞籍宁波帮人士为重要对象的宁波帮研究,已经成为现在宁波文化研究的显学,《宁波帮大辞典》《鄞县籍宁波帮人士》《宁波帮志》等成果又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鄞地慈善文化的研究内容。而我和张如安、孙善根等持续四年多不懈合力编著,与本书即将同步出版的《鄞州慈善志》,为《鄞县慈善史》的编写奠定了较好的史料基础。

  张如安教授专治宁波文学史和文化史等,他承担撰写了《鄞县慈善史》“古代部分”。由于研读地方文献和家谱资料等较为系统深入,掌握的慈善文献史料非常丰富,且擅长深透地分析阐述,对鄞地由南宋至民国时期几百年的义田救助制度历史演变和传统进行了详尽梳理,对宋及清朝官方和社会民间慈善活动的形态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描述,对鄞人屠隆等的慈善思想、宁波南明时期的政治慈善等诸多方面首次进行了研究剖析,见解独到新颖。孙善根研究员长期侧重研究宁波民国社会史,民国时期宁波慈善事业和宁波帮是他研究的主要课题方向,他的博士论文即以此为选题,著有《民国时期宁波慈善事业研究(19121936)》一书,他承担撰写了《鄞县慈善史》“近现代部分”,在丰富翔实的史料基础上,尤其对整个民国时期鄞地慈善组织和大事进行了清晰完备的阐述,充分介绍了时代社会转型剧变、战乱动荡时期鄞地诸多善堂的救助对象及其项目指向的创新,其中反映的沪甬两地鄞籍商帮与乡村公益的无私建设,使人读后不禁感叹万千,且对今日企业家广施善举和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也会有许多教益。

  当然,由于鄞地慈善史料的分散性、慈善人物的流动性和慈善行为的隐匿性、民间性,本书对鄞地各个时代慈善组织及其人物事迹,特别是对旅外的鄞人慈善组织和鄞籍慈善人物活动的研究和介绍会有不少遗漏,对鄞地众多佛寺及高僧大德慈善举措的系统介绍明显不足。慈善是鄞地的乡风习俗,百姓参与度很高,由于乡邦文献零星分散或缺少文本记载,当然也不可能充分浏览现存的众多宗谱,所以本书对“慈善风俗”,尤其是旧时乡村的形形色色“善会”组织以及活动没能进行专门的梳理介绍。对于这些缺憾,《鄞州慈善志》将会有所改进和力图弥补。本书对此进行专门的梳理介绍显然还不够多。尽管如此,现在的宁波城区向来是鄞县的县城,鄞县又是宁波望县,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充分揭示了鄞县乃至宁波是当之无愧的“义乡”的肌理和特质。

  这是一部称得上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小区域慈善史研究专著,对于当代鄞州区百姓创业致富行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社会治理创新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社会保障和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等都会有较大的学习、参照和启示意义。这也是我们在编纂鄞州区慈善总会委托课题《鄞州慈善志》的同时,组织力量完成这一课题研究的目的。

  (作者系中共鄞州区委党校党组书记、常务副校长、《鄞州慈善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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