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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氏家风

发布日期:2015-12-28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郑传杰字号:[ ]

  一、家族发展

  丰氏由丰衍迁鄞,丰衍为鄞县丰氏一世祖。北宋初年,丰氏三世祖丰岱,字伯高,在朝为官。邵伯温《闻见后录》中记:“丰稷谒潞公,公语曰:汝父吾客也,只八拜(八拜:指古代世交子弟谒见长辈的礼节)。稷不得已,只拜之。”潞公就是北宋名相文彦博,他出将入相五十年,曾因平叛有功,宋神宗封他为潞国公。元丰年间,宋神宗诰封介之推为洁惠侯,文彦博奉旨至绵山修建封侯亭,丰岱同往。可见,丰岱是彦博家的门客,一个低位不高的官员。

  据《四明助谈》记载,丰氏家居小溪马湖(一曰洗马池),当时小溪是鄞县最美的地方。《四明谈助》称“鄞邑林壑之美者,多在西南,而它山、小溪间为最胜”。“夫山川之秀,必赖人物以发之”。相传贺知章出生地在马湖,全祖望《高尚宅钓台记》中说:“去马湖不数里为响岩,秘书之别墅,其泽曰高尚,盖取明皇御赐诗句。”小溪的山水和先贤贺知章影响了丰稷一生的情感,丰稷出生在马湖,晚年“于蜜岩结冥庵”,少年时接受了当时鄞县最好教师的教育,《宋史》记载,丰稷曾与甬上庆历五先生交游,并以王说、楼郁为师。“受业于鄞江王先生、正议楼公之门,登嘉祐四年(1059)进士,初任襄州谷城令,以廉明称”,因此明末清初黄宗羲整理的《宋元学案》将丰稷列在《王、楼门人》中。丰稷入仕后将家迁到了月湖,并提升了丰家的声誉。“屠公甲第隔江涯,甬上人推四大家。恰比宋朝论士族,楼丰史郑亦同夸。”丰氏因丰稷的声望而侪身于望族之列,丰稷“以名德清节享誉朝野”,堪称鄞县丰氏中兴之祖。之后丰氏世居城西大卿桥一带。两宋之间从丰稷儿子丰湖开始陆续迁居他乡。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中说:“丰氏为清敏公之裔。清敏之子安常,安常子治,监仓扬州,死于金难。治子谊,官吏部,以文名。谊子有俊,以讲学与象山、慈湖善。有俊子云昭,云昭子稌,稌子昌传,并以学行为时师表,而云昭群从曰芑、茝,皆有名……自吏部以来,迁居绍兴。其后至庚,六迁居奉化。庚子茂,四迁居定海。”

  明朝丰氏再次迁居鄞县。丰茂四儿子丰寅初,明洪武十七年(1384)征为国子司业,因上书谏观灯,谪江西徳化教谕,成祖入金陵,遂弃官躬耕,享年一百零五岁。“寅初子庆,睠念先畴,归葬父于鄞城西大卿桥以南紫清观”。“紫清观者,宋丰尚书故园也。”丰庆,历升河南布政使,廉声大著。丰庆儿子丰耘,以子熙贵。丰熙弘治十二年(1499),举殿试第二,嘉靖三年(1524)朝廷发生“大礼议”事件,丰熙远戍福建镇海卫。丰熙亦擅书法,现“闽南第一碑林”之云洞岩,还留下不少丰熙题写的摩崖石刻,其中包括全文一千多字的巨型石刻《鹤峰云洞记》。丰熙之子丰坊,在才学智慧上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嘉靖三年,丰坊偕父谏大礼受杖,后被免官归里。丰熙去世后,丰坊思效阿谀奉承者,“复言其父前谏大礼非出本意,因走京师,上书请崇献皇宜称宗,祀太庙”。嘉靖十八年,又进《卿云》雅诗一章谀世宗,但终无所进擢。由此,前后两次谀世宗被世人病诟为“不孝”。丰坊子丰鏊,丰鏊有二子:丰越人与丰应元。丰越人“性嗜学,工诗”。丰越人儿子丰建,字基仲,天启五年(1625)进士,历官知建昌府。丰应元,字吉甫,从兄受诗法,遂与兄齐名,称为“二丰”。之后丰氏尽徙出鄞县,其中丰仲颜由鄞县迁居桐乡石门,后裔世居于石门。现代著名艺术家、一代漫画大师丰子恺乃其后人。

  鄞县丰氏是一个典型的仕宦世家、书香门第,这一家族北宋初入仕,自丰清敏开始振兴,以后历宋、元迄明,几百年间,尽管沧桑历尽,在鄞县并没形成庞大的宗系,但枝秀坚挺,家声不坠、人才辈出。丰氏虽然最后选择离开了鄞县,但这一家族对鄞县文化产生过的深远影响,足以使其能够在鄞县的史书中保存完美的一页。丰氏以藏书著称,收藏之富,甲于江浙。丰家的藏书楼——“万卷楼”可以追溯到丰稷,“盖万卷楼之储,自元祐以来启之。”丰氏藏书数万卷,图书始终陪伴着他们,丰庆、丰耘、丰熙几代人虽然曾历官外乡,但未曾举家迁徙,图书始终留在甬上。至丰熙之子丰坊时家道中落,家财散尽,无力支持万卷楼之藏书,后又因一场大火吞噬万卷楼。无奈之下,丰坊便将万卷楼所剩之藏书悉数卖给了平素私交甚笃的范钦,藏于天一阁。丰氏藏书若从元祐年间(10861094)算起,至丰坊晚年售于范钦止,共历十六代,近500年,应当说为甬上文化的积累作出过很大的贡献。

  二、家训家风

  一族之兴,必有得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天时、地利是外在因素,而人和则是最重要的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内在因素,由内在因素聚合而成的是宗族内部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代代传承,就是家风。鄞县丰氏的家风是由丰稷奠定的,这一家风传至第六世孙丰礼时,特点已经十分明显,丰氏自丰稷传六世,经历宋元交替和元明交替,在两次民族大义面前,因为丰氏站得直(正),所以两次遭遇灭顶之灾,但还是因为丰氏站得直,所以在两次大难面前,乡人冒死相救,真是由于丰氏的“直”为乡人推祟,因而能够大难不死,绝处逢生。

  “直”(正)丰氏家风的一个侧面,而“清”则是其另一个侧面。这一切都源于丰稷的个人品格。丰稷历任要职,清苦廉直。吕紫微曰:“丰公相之清节自守,一意直道”。丰稷敢于直言,笃守正道,因得罪权贵,多次遭贬,死后获得谥号清敏。同朝宰相文彦博曾说:丰稷的人品与参知政事赵拚相似,赵拚死后谥号清献,他们两人都以“清”而得名。

  朱熹在为《清敏遗事》作序中说丰稷“治心养气而修诸身者,盖天下之物无足以累其志”,“志”就是丰稷的人生信念,丰稷将人生信念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坚定不移地追求。丰稷之志何在?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说:“诗言志,‘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包孝肃之志也。‘人心正畏暑,水面独摇风’,丰清敏之志也。”

  “人心正畏暑,水面独摇风。”这句诗出自丰稷的《荷花》。丰稷因为得罪权臣蔡京而受到排挤时,曾赋“人心正畏暑,水面独摇风”这样的诗句,对不畏酷暑、开于骄阳之下荷花进行赞美,蔡京见之缩舌;而王应麟读到此诗,非常亢奋,便摘抄下来,用以勉励自己的儿子。不言而喻,《荷花》中荷花的形象应当就是丰稷自身的写照,而荷花的品格则是丰稷自我的追求,这种贞洁不渝的君子情操的是丰稷想要达到的人生的理想境界。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无论生存的环境条件有多么的恶劣,它都心戴美好,将自身的清白留在人间。清白为人,清廉为官。清是在功利面前处世的态度。荷花另一种品质是“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独自挺立在酷暑中,它不但不“畏”,还“独摇风”,将其正直、刚直不阿的风致展现在世人面前。直是是非面前处世的态度。

  丰稷的这一句诗为其子孙所传诵,丰稷的为人、为官行为为其子孙所敬重,这样代传代承,不但渐渐成了丰氏的家风,而且不断涌现出“直”(正)而“清”的丰家人。丰氏家风随着时代的发展延至现代。1935年丰子恺写了一篇散文——《杨柳》,他是这样写杨柳的:“听人说,这种植物是最贱的。剪一根枝条来插在地上,它也会活起来,后来变成一株大杨柳树。它不需要高贵的肥料或工深的壅培,只要有阳光、泥土和水,便会生活,而且生得非常强健而美丽……杨柳不要吃人的东西,且有木材供人用,因此被人看作‘贱’的。”杨柳的优点,仅仅是“贱”吗?当然不是,丰先生接下来的描述:“杨柳的主要的美点,是其下垂。……千万条陌头细柳,条条不忘记根本,常常俯首顾着下面,时时借了春风之力,向处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它亲吻。好像一群活泼的孩子环绕着他们的慈母而游戏,但时时依傍到慈母的身边去,或者扑进慈母的怀里去,使人看了觉得非常可爱。杨柳树也有高出墙头的,但我不嫌它高,为了它高而能下,为了它高而不忘本。” 杨柳出自瘠士,婀娜多姿而向根,和春风而不醉;荷花出于淤泥,婷婷玉立而面水,伴酷暑而不畏。无论是水中田田的荷花,还是岸上依依的杨柳,无一不是在向人们彰显扶正、持节、刚直、清廉的精神。从荷花到杨柳形象地表达了丰氏家风由古代到现代的传承。

  大凡一族之兴,都会有家风的传承,然而各家传承家风的方式则是各不相同的。一般来说,家风都是通过条文式家训来传承的,如四明的史氏、郑氏;也有通过相对固定的仪式来传承的,如四明的楼氏,而丰氏则通过正面的榜样来传承的,丰稷言传身教,树立了第一位“直”(正)而“清”的形象,丰家人以丰稷为榜样,一代继一代传承,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宋朝传直至现代。丰氏从中兴远祖丰稷开始至其孙丰越人辈止,其家族传承的脉络清晰。丰氏家族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历代皆有功名,且性格刚直,敢于争谏,做官清正,为世所称颂。丰稷谏徽宗论蔡京奸恶,丰治死于金人之难,丰存芳抗元同死者十八人,丰寅初上书谏观灯,丰庆谏景帝易储事,以及丰熙哭谏文华门争“大礼”,一系列事件说明丰氏家族骨鲠之特性。二是家族家学渊源、人才辈出,“三百年之学统”传承有序。全祖望在《丰学士画像记》言‘“世知甬上四大姓,重圭累衮,丰氏与其一,而不知三百年之学统,绵绵延延,丰氏必参其间。”

  三、族人故事

  节俭奠定清廉基

  丰稷初任襄州谷城令,就以廉明著称。当时流行的《襄阳人歌》这样唱道:“叶光化,丰谷城;清如水,平如衡。”光化县令叶康直,谷城县令丰稷,均行善政,百姓便撷取“水”“衡”两种意象来歌颂他们的清廉、公正。这是其在职位上的“清”。

  丰稷经常对人说:“我小的时候,曾经亲自拜见雪窦禅师,雪窦禅师常常以惜福的道理来教导大家,并且说:‘人的寿命长短是没有一定的,一旦他的福报享尽了,死期也就到了啊!’我一生都遵守这个训示,所以我不肯浪费糟蹋任何的食物!”丰稷天性嗜学,至老不衰。在朝廷供职,退朝还第,公事余闲,每燕坐一静室,前后书史,终日观阅。每到一处,以书籍自随,除衣衾之外,他无一物。刚入强仕之年,他失去了夫人,以后就不再迎娶,也不畜妾媵。丰稷生活节俭,膳食素淡,下人有时进一些佳肴,他就命撤去。丰稷去世前一个月,就预戒后事。临逝那一天,犹与陈莹中语如平日。这是其生活上正侧两面的“清”。

  正直亮出廉明德

  丰稷在职尽言守正,数次忤逆贵近之臣,屡次遭贬斥而不改初衷。丰稷入仕后总共三次出任言官,不知写了多少奏章,但每次起草奏章必定关在密室,家人也不得见,稿成后即焚,从来未曾将时政告诉于人。丰稷为人公平正直,从不曲意迎合权贵。他鄙视作恶的人,曾揭露说:“为上者作恶,往往为了邀功请赏,不惜让其下属作出牺牲,以别人膏血换取自己功名;为下者作恶,常常为了迎合上级意图,奴颜婢膝,百般谄媚奉承。”建中靖国中,有人议论恢复元祐之政,当时丰稷是工部尚书,他不随声附和,而是独自持论说,这不可以,终于这种议论渐渐得以消失。丰稷本来就是元祐从政的人,然而他的言论公正不阿,凭这一点就可以说是贤人了。

  丰稷认为,国家治理得好不好,责任在统治者。他在《上张虞部书》中说“天下无可责之民,或恶或善,或邪或正,或厚或薄,其风俗使然。治得其情,虽至恶可使迁善,虽至薄可使归厚;治失其道,则反。是乃以民辞,吁,何辜邪!诚哉斯言!隋炀帝穷奢极侈,荒淫无度。广修殿宇,土木之功不息;频为侵伐,骄怒之兵擅动。内外虚竭,民不聊生。致使盗贼蜂起,天下崩离。民岂愿为盗也?暴政使之然也!比及贞观,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广纳嘉言,善政日臻。由此海内晏然,亿兆缉熙;域外怀仁,重译来朝。向之奸邪之民,今为忠厚之士。此亦无他,治得其情而已!”这就是说统治者治国有方,措施得当,社会风气良好,即使是罪大恶极的人,也会转变成为好人。如果一个社会政治腐败,歪风邪气盛行,什么事情都搞得一团糟,那么,首先应该反省的就是统治者,而不能借口百姓刁钻,难于治理,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百姓是无辜的,国家管理得不好,完全是统治者无能的表现。丰稷的“治吏不治民”观点,是很有见地的。官吏的言行举止往往起到榜样、模范的作用,所以应当对国家管理承担责任。

  银烛照明清廉心

  天顺年间,丰庆任河南布政使,他经常到下面的各个州县去走访,了解百姓生计情况,看看地方官员是不是称职。有一回,丰庆来到一个县巡视,这个县的知县是一个大贪官,当得知丰庆来访时,大为不安,深怕上司会查办自己,于是想到贿赂丰庆,知县打算给丰庆送一箱子银子。当然这个知县又深知丰庆向来清廉,若是硬送给丰庆,丰庆肯定是不会收的,于是知县心生一计——他把白银全做成蜡烛的样子,外面再用一层不透明的纸包裹好。一天知县见了丰庆,就拍马道:“您就像这一根根为百姓照明的蜡烛,卑职实在是敬佩不已,特奉上这份薄礼,以示敬仰之情呀!”由于外面有纸包裹着,丰庆一时没有察觉出这一箱子的蜡烛是用银子做的,他觉得反正又不是什么贵重东西,更何况寓意还很好,便欣然收了下来。可没过几天,丰庆的一个侍从发现了蜡烛有异样,于是赶紧向丰庆汇报:“这些蜡烛应该不是真蜡烛,更像是银棒。”丰庆心中一惊,立即明白过来,但他立刻镇定下来,淡淡说:“那咱们点一点,不就知道这是不是真蜡烛了吗?”侍从疑惑地问:“大人,这些蜡烛全都是用银子做的,怎么可能点得燃呢?”丰庆便顺势说:“既然蜡烛无法点燃,那要它还有何用?谁送来的,就通知让谁来领回去吧。”第二天,那知县灰头土脸地来领“银蜡烛”。丰庆告诉他:“你送的蜡烛我很喜欢,可惜是它们点不着,照不了明。你若真敬佩我,拿回去再换一箱能燃着的蜡烛来吧!”县令听后顿时羞得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县令出来后,更加害怕了,就辞官走了,丰庆也没有把这事告诉别人。丰庆以清廉盛名于世,万季野(斯同)撰写了《新乐府 银蜡烛》,赞曰:“世间自有杨伯起,莫言大吏无男儿。” 丰庆去世时,家里十分贫穷,以致无钱办丧事安葬,皇帝得知后,颇为感动,就赐资使其得以归葬。位于丰宅旁宁波大卿桥是因丰庆虽位居高官,却清廉如水而名之。

  留取廉义无余帛

  丰吏有俊,字宅之,清敏公四世孙,登绍熙元年(1190)进士,历官吏部郎中……丰有俊是陆门弟子,他来隆兴府(南昌)任通判,为了推动理学发展,光大陆氏心学门户,又见涵虚阁久废,便建议在此创建东湖书院。他说:“古者学校既设,复有泽宫。今长沙之岳麓,衡阳之石鼓,武夷之精舍,星渚之白鹿,群居丽泽,服膺古训,皆足以佐学校之不及。此邦今都会,而不能延四方之名流,讲诵磨切,殆非所以助成风教,请筑锤焉。”丰有俊的建议得到了当时秘阁修撰、江西转运使、权兼隆兴府事的胡颊的支持,胡颊是大名鼎鼎的庐陵人胡铨之孙。他们当即决定“营栋宇”“丛简编”,然后招罗“贤隽”留居和攻读。嘉定四年(1211),从秋到冬,在府学教授刘余庆的主持下,以“学宫岁用之赢”,给钱二百万,米百余石,沿湖修筑了三十四间房屋,建成了一所“门庭堂宇,宏丽崇深,庖幅器用,咸备无缺”的书院。袁燮继任知府,将东湖书院的建设情况上奏朝廷,宁宗皇帝赵扩敕赐“东湖书院”额,又发文征求江南西路11郡图书充实其中,日用经费赖东湖部分收入与公田之租。四方学者众。袁燮亲自书写《东湖书院记》。记文不仅记载了东湖书院创建始末,更进一步阐明了陆氏心学的基本教育思想。陆子门徒袁、丰二人在主政隆兴期间,办起了传播师说的书院,并请陆九渊的长子陆持之担任东湖书院的山长。嘉定五年,陆持之又将他父亲的文集合为三十二卷,由袁燮重刻于东湖之滨。东湖书院也就成了宣扬陆氏心学的重要基地。

  丰有俊任扬州、镇江知府,他勤政爱民,最讲义气。有一次到妓院里去,丰有俊看见有一个年纪很小的妓女,很像他老朋友的女儿。觉得很疑惑,屡次去看她。那个妓女也有点觉察,席散以后,就很羞涩地留他过夜,丰有俊也就答应了,就盘问她,果然就是朋友的女儿。丰有俊说:“我所以留着过夜的缘故,就是因为在席上不好问你,我们现在应当各自休息,以后我一定有帮你的办法。”丰有俊和京城的长官王佐有交情。到了第二天,丰有俊就去对王佐说:“我只有八千钱,向你这里再借二千替她赎身嫁人。”王佐很称美他的义气,就把那个女儿接进到衙门里,办了一副很好的妆奁。再给她选择了一个品行良好的读书人,嫁给了他。此举恰好反映了丰有俊人格上的“正”。

  谢山在《丰宅之传》跋中说:“四明诸志都没有为丰吏部立传,只《上虞志》有之,然而不能具其颠末。丰吏部是槐堂(郑若冲)高弟,而传中没有说明他继承学统;他赎回孤女一事,事见于《行营杂录》,而传中没有说明他的品质笃行。刘后村(克庄)有《哭吏部》诗说:‘江表依公稍自强,讣闻朝野共凄凉。纛移北府兵皆散,笳返西州宅已荒。’又说:‘康时才业未全伸,晚建油幢白发新。畚土为城尘满面,握拳犹战胆通身。’说的是丰吏部由京朝官出任守藩,时值开禧、嘉定之间,江、淮方有兵事,而丰吏部是一个有勋绩的人。《梦吏部》一诗说:‘老犹奋笔排和议,病尚登陴募败兵。天夺伟人关气数,时无好汉共功名。’又说:‘朝给赙钱方掩骨,家无余帛可为衾。’可见丰吏部的节壮,廉洁。他日当博访其事,附之《宋史》。”

  担当国难遭家难

  建炎三年,丰治监仓杨州。当时南宋政权基础未稳,高宗逃到杨州,金兵先头部队500骑兵即攻入扬州,入城的金兵大肆抢掠,之后纵火焚烧摘星楼,高宗决定逃离杨州,很多官吏都希望能随高宗离开杨州,而丰治则不愿意随高宗离开,国难当头,作为官员理应担当,他决不逃跑,要求坚守在扬州。次日金兵追高宗至瓜洲渡口,当时尚有10多万人来不及渡江,一见金兵冲到,即有数万人奔逃堕江而死,在岸上的难民除被金兵杀死者外,都被驱赶回城。瓜洲到处是尸体,一片血污狼藉,惨不忍睹。渡口遍地都是被丢弃的金帛珠玉,任凭金兵取拾。这一天,金兵大队人马陆续从天长进入扬州,丰治当然抵抗不敌,但他决不后诲,决不退缩,决心与扬州共存亡,扬州之后城内发生了大劫掠、大屠杀,城中的子女玉帛,一抢而空。金兵在扬州城内掳劫了半个月,纵火焚城,城中所有建筑物,全被烧毁,扬州几乎化为废墟。扬州全城20余万人,在这场战祸中逃得性命的只有几千人。丰治一家人几乎都遭难,只留下一个三岁儿子丰谊,被遗弃在路边,“见者怜养之”,其后高宗特赐褒恤。

  坚持正义舍生命

  丰使君存芳,字公茂,清敏公五世孙,宋元之际,丰存芳任太平州(安徽黄山)通判。景炎元年(1276)二月,蒙古兵攻到城下,知州名孟知缙决定献城投降,丰存芳坚决反对投降,并一再劝谏。当时丰存芳所任副职,没有决定权,而身为首长的孟知缙献城投降之心已定,面对副职劝谏当面应付,暗地里偷偷打开城门引迎元兵。元兵入城,大多数官员以识事务者为俊杰,向元兵投降,而丰存芳心存民族大义,劝谏无效,威肋不屈。元兵大怒,孟知州遂引元兵捕其全家。一面是全家生命,一面是民族大义,丰存芳没有犹豫,选择了正义,于是全家十八人都被屠杀。幸亏一位有正义感的士兵,偷偷将8岁的丰礼藏了起来,使其幸免于难。成为孤儿的丰礼之后被老百姓保护起来,长时期藏在民间。宋朝灭元朝立,丰礼和他的儿子两代隐居在徽州休宁高岭民间。元朝灭明朝立,丰礼的孙子丰藻重新光宗耀祖,进士及第。

  抗旨拒署彰耿直

  丰庆正統己未(1439)进士,授兵科给事中。景泰三年(1452年),景帝开始动了易储的念头。实事求是地说景帝一开始并没有觊觎帝位的野心,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事情逼到那份儿上了,他再三推辞不过,才即位称帝。但日子一长,他做皇帝做上了瘾,不想再下来,一方面加强了对英宗所在南城的戒备,另一方面考虑废掉朱见深,另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但问题在于景帝只不过是个代理皇帝,他的恋栈和易储在情理上讲不通,说到底是一种篡窃行为,为天下人所不齿。景帝不管这些口舌之争,他听从太监王诚、舒良的建议,打算花费重金贿赂朝中重臣,以塞其口,让他们在易储这件事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反对,最好默许。皇帝给大臣行贿,自古未有之事,竟是景帝所为。行贿按照级别来,大学士黄金五十两,白银一百两,次一等的只有一半,再次一等的只有一半的一半。明朝之初国风尚俭,这些黄金白银已是一笔十分可观的外财。然而大臣对这些贿金却态度有别。大学士陈循、王文收下重礼,准备在易储一事上支持景帝,采取默许的态度。而王直拿到这笔金银以后,却羞愧难当,一连叹曰:“这算什么事!”易储是非常敏感的话题,谁第一个提出来,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陈循、王文等人虽收下贿赂,却不敢首倡易储。景帝着急了,背地里暗骂陈循、王文等人:这帮花子,平白拿了人家的钱财,却不尽心办事,这不等于白抢吗,着实该死!群臣一看事已至此,知道景帝决心这么做,只好妥协赞同。先是大学士陈循、高穀等人签名表示附议。他们受过景帝的贿赂,自然是这个态度。到了王直和于谦这儿,两人面露难色,迟迟不肯落笔,但最终还是署了名。群臣看这两个中流砥柱都签了,也都跟着签了。满朝文武,愿意的不愿意的都在纸上署了名,大概景帝意旨在此,反抗也是徒劳。也有不署的,就是吏科给事中林聪、兵科给事中丰庆。这两人耿直,不肯低头,景帝怀恨在心。景帝易储成功后,问罪林聪、丰庆,将他们打入囚牢,丰庆在狱七年。英宗复辟,历升河南布政使,廉声大著。

  哭谏获罪心坦荡

  丰熙,字原学,号五溪、白庵,晚年自号一斋。16岁时,他的母亲死去,他守庐三年,足不出门,便以孝顺在乡里闻名,当时的知府称他为“吾郡之颜回”。丰熙少年时即有崇高的志向,他曾在壁上大书:“立志当以圣人为的,逊第一等事于人,非夫也”。后拜慈溪姚镆为师,明弘治十二年(1499),丰熙参加殿试,其策论为明孝宗激赏,初拟为第一名,但明代状元之取兼重容貌,最后状元由广东南海人伦文叙获得,丰熙屈居第二,为榜眼。由于明孝宗对丰熙的才学终有器重之意,因此,赐状元袍带以为奖励,这也是明代唯一一个以榜眼而享状元之荣的特例。以后,丰熙又任侍讲等职,参与编修《孝宗实录》,后又迁右谕德,时正值宦官刘瑾当道,朝中士大夫多谄媚宦官以保身,而丰熙刚正不阿,独不附炎趋势,刘瑾必欲去之而后快。为此他出放到南京翰林院,至刘瑾伏法始回北京,任礼部会试同考官,又主持京师的顺天乡试。明世宗继位后,丰熙升为翰林学士,他的品德、才学和见识为朝野共重,前景一片光明。正当此时,他却遭受了人生中最大的厄运,从此流放异乡、凄然弃世。

  此事的起因是“大礼仪”之争。明武宗去世后,因为无子,由其堂弟朱厚熜继位,为世宗,年号嘉靖。嘉靖帝是以藩王入继帝位,是作为其伯父孝宗弘治帝的继承人当上皇帝的。但世宗的生父是兴献王。世宗即位后,对自己应怎样称呼生父的问题交群臣讨论。朝臣的观点分为两大派,一派以首辅杨廷和与丰熙为首,主张应遵循礼法,称孝宗为“皇考”;一派以张璁、桂萼为首,认为应称兴献王为“皇考”。两派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论争。张璁、桂萼所提之议投世宗所好,官职虽低却青云直上,升官得势。对此丰熙大为愤懑,在朝中公开说:“张、桂等是小人之流,吾辈岂可与其并列”。三年后,“大仪礼”之争尘埃落定,张璁辈之议成为定论,谥册将立,丰熙为此孤注一掷,率状元杨慎(杨廷和之子)、姚涞(慈溪人)及其子丰坊(浙江解元)等二百余人同跪文华殿外哭谏,极言其不可。世宗为之大怒,把丰熙等一百多人廷杖,又命锦衣卫逮捕丰熙、杨慎等人,下狱拷掠。最后将丰熙遣戍福建镇海卫。张璁、桂萼以“大礼仪”之争取胜而升官,心有愧疚,事后便上疏“请释谪戍诸臣罪”,每次疏上首先提及丰熙。但丰熙对孝宗弘治帝的忠诚深深地刺痛了世宗的心,始终不肯释罪。后刑部尚书唐龙上书请赦充军罪臣140人,多得宽宥,唯丰熙和杨慎等数人不得赦罪。直到丰熙年近七十时,适逢谨身殿遭火烧毁,给事中田濡以火官为由,再次请求赦免丰熙之罪,世宗依然不允。从嘉靖三年至十六年,丰熙在福建的戍所里杜门著书,绝口不言政事,只与同戍的邵经邦、陈九川等数人往来,十三年间,将人生的体悟和研究心得留诸文字,著有《鲁诗正说》《古易传义》《礼教仪书》《白庵集》《一斋集》等。最后以70岁之龄死于流放之所。直到世宗死后,隆庆帝继位,才予以平反,赠礼部侍郎并赐恤。

  貌似身曲心犹直

  丰坊(14921569)字人叔,一字存礼,后更名道生,更字人翁,号南禺外史。著名藏书家、学者、书法家、金石学家。然而他的一生是一场悲剧。究其原因,无非是丰坊做了二件在时人看来为最糗、最糗的糗事。一是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写道:()坊之入都献諛,距其父殁,时尚未小祥(即一周年)也。不忠不孝,勇于为恶,一至于此。”明王世贞则说:“丰坊者起而疏请宗睿皇入大庙,天下恨其谄。”二是如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中所说:(丰坊)撰写伪书,訾毁先贤,不遗余力。”而黄宗羲说:“南禺为人狂易,穷经力学,文藻乃其余。眼底无一人当其意者,故其注六经视训诂为可厌。别出新意僻径,怪说以佐之。然其中惊骇创辟处,实有端不可易者,乃概以狂易束之高阁,所以叹世眼之如豆也。”这二件事在当时来说是天大的罪过,但如按此来评价丰坊是过于武断与草率,实际上这些都带有严重的偏见。

  在明代中晚期,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姚江学派”以反传统面目出现,冲击了“绪千百年绝学之传,立亿万世一定之规”的程朱理学,在这种背景下,“丰坊造伪似乎在表达他自己对当时理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的回答,他的作伪同时也代表当时一种反朱子学,但也不太满意于王学的倾向。他的思想每具创新性,但处在一个保守的年代,故不断地以造伪来创新。”

  丰坊心直口快,任性而为,是个地地道道的性情中人,一点不懂得人情世故,因此非常容易得罪人。他的发小陆釴说:“存叔性介而少容,喜怒辄见颜面,于是寡谐于俗,余固病其处世之难矣。”而张时彻说他:“好自行一意,罔虞众谯,见彼脂韦,肆口嘲讥,人曰甚矣。”丰坊就是这样,对好的诗文,他不吝赞誉之辞。然而对他认为差的书作则是口不留情,不饰语言,因此也难免得罪人,以至朋友。李杲堂在《题家藏丰考功帖后》一文中写道:“府君(李生威)间索书其近诗,不即得。稍遂促之。考功不胜其愤,手书答府君曰:‘吾非李氏家奴,何颐气使之’”。后来,丰坊还是为他家新建的鄮峰草堂写了一首《李六峰侍御鄮峰草堂》诗:“落日浮窗白,凌霄入院香。酒醒初觉暑,天晓细生凉。策蹇陪騘马,谈元扣石桑。岂无家可念,身世两相忘。”丰坊实际上与李家关系还不错的,如李生寅,李生容,丰坊曾数次推荐李生容,后其为经筵侍讲官。但因一句话,直到百年以后,李邺嗣还是耿耿于怀。由于丰坊滑稽玩世,口无遮拦,得罪了不少人,因此,世人妒喙交张,竟掩其长,往往诬以谩语。薛冈在《丰南禺先生集序》中说:“人传考功放浪形骸,不矜小节,亦不可一世。今视其诗文,殆抑抑自检,无行不谨之人,传固有诬谬不足信者。”嘉靖十六年(1537)丰熙卒于戍所,丰坊悲痛万分,迎柩归葬于鄞县东五十里之北山。当年争谏“大礼仪”的许多大臣,均已获赦并得以重用后,也曾几次上书请求赦免丰熙、杨慎等,然皇上终不肯谅。丰坊甚为其父感到冤屈,他不管陆釴和张时彻的劝阻及反对,毅然决然在嘉靖十七年(1538)上疏,说前谏“大礼仪”非出其父本意,想为之予以辩解,并上书进言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请复古礼,建明堂,加尊皇考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这是因为丰坊感受到自己对其生父丰熙生前死后均不能尽孝的切肤之痛,而深知皇上欲尊所生者,乃是人子之至情,体谅到皇上不能给皇考以名分而得以尽孝的苦楚。丰坊对世宗“以仁孝之思,诚不忍自绝其父”的做法感同身受。并为嘉靖帝所说的两段话深深感动:“朕受祖宗鸿业,为天下君长,父兴献王独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绪,又不得徽称,朕于罔极之思,何由得安!始终劳卿等委曲折中,俾朕得申孝情。”“降祖为宗,经所未闻,孔子不曾有是言以教后世。但世意世道愈湮,文人学士之心一日昩于一日。但骋彼舞文、弄智恣己胡为,上箝君父,下愚细人”。对此,万斯同在《明史》中亦持肯定态度曰:“夫天性至情,君亲大义,追尊立庙,礼亦宜之。”丰坊上疏不仅触犯了程朱理学的“立亿万世一定之规”,更颠覆了袭用了千年之久的封建礼制,故遭到众多官员的反对和诋毁,以致丰坊既不能为其父亲申辩而讨还清白之身,还因此落下“不孝”“悖逆”“负国叛父”之骂名。到隆庆更号,丰坊总算等到了他父得以恢复名誉之日。

  丰坊的文学成就颇高,其文体有记、碑、铭、题跋、赋和诗,其中以诗为最多,近400首。丰坊在经史方面也有独特见解,他扬弃王阳明心学,而对经史关系的阐述,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丰坊的书学与书法更可堪称一绝,“(丰坊)博学善书,为嘉靖间第一。”丰坊的画与金石也造诣极高,“丰道生以书法入画,余用古籀写之。”“(丰)章草篆隶,无法不备,苍秀古健,迥绝凡蹊。图章印泥更佳,世罕见。”实乃真性子、真孝子、真才子!

  漫画唤回人性“正”

  丰子恺,丰稷二十九世孙,1898年(光绪24年)出生,十二三岁的时候,为私塾画孔子像,小画家之名传遍全镇。

  1922年丰子恺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朱自清、朱光潜常到丰子恺家中欣赏他的画稿,给予热情的鼓励。朱自清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小客厅里,互相垂直的两壁上,排满了那小眼睛似的漫画稿;微风穿过他们间时,几乎可以听出飒飒的声音。”1925年,《文学周报》恰好要用插图,主编郑振铎向丰子恺索画,并给这些画冠以“漫画”的题头。从此,中国始有“漫画”这一名称。所谓“漫画”,在中国实是创格:既有中国画风的萧疏淡远,又不失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

  卢沟桥事变后,丰子恺满腔愤懑,用自己的画笔来宣传抗日。他准备把日本侵华的无数事件用笔画出,编成一册,以最廉的售价广销各地,使略识文字的中国人都能了解,使未受教育的文盲也能看懂。丰子恺以笔代枪,努力从事文化宣传,加深民众对暴寇之痛恨。有一天,丰子恺在武昌乡间看见田野中有一棵大树,被人砍伐了大半,只剩下一根主干。这时正值春天,那主干上怒抽枝条,竟也长得枝叶茂盛。其中有的新枝条甚至超过其他大树的顶,仿佛是在为被砍去的“同根枝”争气复仇。他后来提笔把这情景画出来,象征中华民族,并题上自己所作的一首诗:“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

  1949年,丰子恺专事著译,“文化大革命”关“牛棚”,批斗,挂牌,游街,克扣工资……他把坐“牛棚”看做参禅,把批斗看做演戏。回到“牛棚”照旧与画师们谈笑风生,或偷偷地作诗填词。到上海南郊劳动,冷天睡在铺稻草的泥地上,屋顶隙缝中飘下来的雪积在他枕边,70多岁的老人早上还得亲自到河埠头打水洗脸,但他风趣地说:“地当床,天当被,还有一河浜洗脸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他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我的画都是毒草……然而世间有一种人视毒草为香花,世袭珍藏。对此种人,我还是乐意画给他们珍藏。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画亦如此。”1974915日,丰子恺安详地阖上双眼,享年77岁。在丰子恺心里,儿童的世界自由、纯洁、简单、充满想象力,远胜过险恶、虚伪,被种种节律和拘束桎梏得没有活力的苍白的成人世界,因此他兴味盎然地做着儿童世界的“观剧者”,观察并赞叹于他们的一举一动,希望用画笔唤回人们的童心,重回到那个洁净的世界。这就是其人格的“正”的写照。

  (作者系《鄞州区志》编辑部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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