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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修志 志襄善业

发布日期:2015-12-28访问次数: 字号:[ ]

  陈  野

 

  作为国内第一部慈善专业志,《鄞州慈善志》历时6年编纂完成,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15年5月出版。该志91万字,记述鄞州现境和历代鄞县政区所辖境域内慈善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时间跨越2400多年,由大事记、地理、史略、机构、人物、义商、项目、风俗、规章、文献等10个部分组成。拜读该志,其不同他志之处,昭然可见。归纳起来,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颇见特色。

  一.史志互益,相得益彰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展社会主义时期首轮新修地方志工作至今,有关史志关系的研讨,成为新方志理论研究中一个颇受重视的主题。方志界的基本认知,是认为“史志有别”,而“别”的具体内涵,包括“史纵志横”“史重观点,志重资料”“史重论述,志重记载”等观点,以及“述而不作”“寓观点于资料之中”等志书编纂原则。从新志编纂实践和新方志独立学科体系建设的角度看,强调“史志有别”,对开展新修方志工作是必要的,它可以清晰界定方志概念、明确志书编纂体例、形成便于操作的编纂方法、快速进入志书编纂工作程序以及在既定时限内完成行政工作要求;对建立新方志独立学科体系,也具有理论和方法上的探索意义。然而,史志虽然各具文本特征、编著方式和编研目的,但都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相似的学科属性、研究领域。在传统史学发展中,无论是“志乃史体”“史志一家”的观点,还是传统目录学四部分类中方志的史部归属、现代学科体系中方志隶属于“专门史”的分类,都表明了史与志之间密切的本质性关联。

  目前,史志两界的沟通交流、史志两体的互为呼应均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一地历史文化研究的多维视角和整体格局。特别是方志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为强调方志的独立性而过于刻意地、人为地对立史志关联的理念和做法,不但有违历史事实和学术常识,实际上也无益于新方志工作的发展。

  鄞州有关本地古今慈善事业的最新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鄞州慈善志》与《鄞县慈善史》两种著述上。值得注意的是,《鄞州慈善志》与《鄞县慈善史》不但同期编著、先后出版,而且在作者团队上,也几近叠合:《鄞县慈善史》的作者张如安、孙善根两位先生和为之作序的杜建海先生,即分别为《鄞州慈善志》的主编和主要修纂者。对这两部著作,可以论述的方面很多。从方志编纂的角度看,其中最有价值者,在于这两部著述向我们很好地呈现了地方志与地方史的关系。可以说,《鄞州慈善志》与《鄞县慈善史》以真实可见的史志成果,向我们展示了地方性史志著述互为补益的结构性关系,以及由此而取得的对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既全面丰富又深入透彻的研究成效。

  这种史志互为补益的结构性关系,首先体现在研究资料的互补上。据《鄞州慈善史》“序二”所言,《鄞州慈善志》为《鄞县慈善史》的编写,奠定了较好的史料基础。这从前者91万字、后者35万字的篇幅上,可以得到明证。举例而言,《鄞州慈善志》第四章《人物》中的第二节“近现代旅外鄞籍义商”,收录了62位慈善人物的简要传记,入志史料以丰富详尽为特征;而《鄞县慈善史》的相关时期内容中,则以归纳史料,论述此一时期慈善家活动、慈善事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征为主;就慈善人物而言,则只写到金雅妹、沈敦和等数位而已,作为具有代表性的证例加以精到的分析阐释。其次,体现在内容框架上。《鄞州慈善志》在体例框架上,采取以“地理”“史略”“机构”“人物”“义商”“项目”“风尚”“规章”“文献”横排门类的横向结构,全面细致地展现本地慈善事业发展的种种面相,其框架的设置、类目的构建、资料的编排、特色的展示,均谨守志法,有章可循;《鄞县慈善史》则以“古代慈善史”“近现代慈善史”上下两通贯“先秦”至“抗战后”的纵向结构,勾勒鄞地连续不坠的慈善脉络,在志的基础上研究提炼慈善事业的发展规律。

  上述资料与内容框架上的互补,构成了《鄞州慈善志》与《鄞县慈善史》著述效果的内在承接。一般来说,地方史因篇幅、体例、个人著述等条件所限,较难做到全面详尽、门类周全地展现一地史迹;地方志因横排门类、类目齐全、述而不作等编纂要求,容易出现平铺直叙有余、深度记述不足等问题。后者一直以来是方志界的困惑和难题,以往尝试的解决方法,大多是在坚持“横排门类”“述而不作”等志书编纂原则的同时,以“专论”“专记”“链接”“特色内容升格”等方法,对个别有限内容作有限论述,以提升志书的记述深度。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局部有所改观,整体收效有限。《鄞州慈善志》与《鄞县慈善史》的同步编纂和出版,则为我们提供了从志书之外的学术空间中延展、深化研究的途径。《鄞州慈善志》和《鄞县慈善史》在资料上呈现的全面丰富与精到典型相映衬,在内容框架上呈现的纵横有别、互为交织,展现出两者之间妥帖相处、互为补益的关系,将鄞地的慈善事业作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表现,为读者提供了进入鄞州地方文化传统的不同视角、多样途径,共同构成了鄞州慈善的全景式历史图景,也为我们今天研讨史志关系,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成功案例。

  二.专家修志, 别开生面

  《鄞州慈善志》能够与《鄞县慈善史》史志互益,其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专家修志。

  专家修志是方志编纂的一个传统,“历史上的佳志,大多为专家所修。政府组织的大都是例行公事之作。” [1]以浙江为例,清代经学家、史学家阮元,即主修有《浙江通志》《两浙金石志》等志。孙诒让、黄棻等创修清光绪《永嘉县志》,以其博大精深的经史之学,记述永嘉历史发展轨迹,展现重大事件状貌,昭明人杰地灵内涵,揭示事物变迁规律,实非当时全国一般县志所能及。著名学者陈训正负责修纂的民国《鄞县通志》,因“规模最大、编排最为科学、影响也最大”,竺可祯盛赞其为“古今方志第一” [2]。深受梁启超推崇的民国《龙游县志》,也出自著名史学家余绍宋之手。专家学者的名望、识见、学养、才气和功力,可以在志书的编纂目的、理念思路、体例内容、人文内涵、科学价值等方面,做出不同凡响的决策布置,发挥诸如凝聚修志团队、发掘地情特色、深化志书内涵、提升志书品质等重要作用。这样的志书修出来,与一般应对行政任务的敷衍之作相比,自是云泥殊路、高下立判。

  然而,历史上专家学者主持省市县级综合性志书编纂的佳例,并不完全适用于当今修志的时代需求,不足以成为我们今天的最好借鉴。因为时代、社会、人与志书,都在变。传统旧志产生发展于封闭自守、发展缓慢、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志书涉及的地理范围小、人口少,社会形态单纯、结构稳定、分工简单,专家主持全志编纂,统揽全局、整体把握,尚有可能;当今社会变化剧烈、观念多元、地域扩展、人口流动、分工细化,这种可能几近于零。综合性志书,尤其是“通志”,特别强调一个“统”字,包括主编的统帅、主旨的统领、纲目的统筹、工作的统合、内容的统稿。以专家的学术之“专”,却要应对时代之“变”、社会之“繁”、志书之“统”,实在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

  因此,就当今时代的“专家修志”而言,专业志是一个适合的志种。专家修专业志、而非综合性志书,既能避免拙于宏观统领一地全局和行政运作之短,更能发挥其专业特长。以在本地一个领域内长期钻研、研究有素、积淀深厚、富有成果的专家学者修纂专业志,其对专业规范的遵守、基础史料的熟悉、历史脉络的把握以及来自于深入研究的史识史见,都十分有助于一部质量上乘的专业志的编纂。《鄞州慈善志》就是一部史料基础扎实、内容深厚丰富、专业特色鲜明的优秀专业志书。

  鄞地慈善文化传统悠久、相关文献积淀深厚,例如在宋元“四明六志”、民国《鄞县通志》等志书,数量众多的家乘宗谱,文人笔记文集等中,都有有关鄞地各个历史时期的慈善史料记载。作为以资料见长的志书,其编纂的首要之务,就是对文献史料的爬梳稽考。而史料工作,则最需长期积淀、最见学术功底。

  近十年来,宁波和鄞地的众多专家学者,潜心本地历史文化研究,收获了两宋时期《宁波文化史》《民国时期宁波慈善事业研究》《大音希声:宁波慈善文化》《鄞县籍宁波帮人士》等研究成果。《鄞州慈善志》在启动之初,就认识到专家修纂慈善专业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聘请了对鄞地慈善文化积淀深厚、研究有素的文史专家主持志书编纂,为《鄞州慈善志》的编写筑起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例如主编杜建海先生,长期从事鄞州历史人文和区域社会的研究,于鄞州慈善事业、人文历史、地方传统、文化特征,多有研究心得、会心之处,由其统摄该志编纂大局,堪称人适其事、事得其人。宁波大学文学院的张如安教授,长期从事宁波古代文化研究,通读了大量宁波地方文献,编撰过多部宁波文化史著作,是宁波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著名专家,承担了该志古代部分计20多万字的编纂;宁波大学的孙善根研究员,一直从事宁波民国史料搜集、整理,以研究宁波近现代慈善事业著称,有多部专著出版,承担了该志近代民国部分计15多万字的编纂;该志当代部分内容宏富,汇集了杜建海等众多学者的集体智慧。

  这样一批具有深厚学术造诣的专家学者,史海深潜、砚田勤耕,夯实了《鄞州慈善志》的史料基础,深化了志书内涵,提升了志书的学术价值。例如杜建海先生对鄞地慈善向有研究,曾经提出古今鄞地“义文化”在国内有影响的有三个特色:一是互济互助、义利相兼的“善义”,二是诚实诚恳、一诺千金的“信义”,三是报国爱乡、精诚奉献的“忠义” [4]。这样的深入研究,从一地人文地理因素的特殊性中,阐释了鄞州“义文化”自身的“义风”和地域特质。反映到志书之中,编纂者通过“人物”“义商”“项目”等内容的记载,对此做了妥帖体现。例如志前的《前言》提纲挈领、钩玄提要,志后的《主要征引文献》汇集文献渊薮、强化学术规范;《史略》章体现了编纂者统领本地慈善全局、把握古今历史走向的学术能力;丰富的历史图照和各类图表,体现了编纂者爬梳、整合史料的学术功底;《近现代旅外鄞藉商人与乡村建设》等附录,体现了编纂者专题研究的深度,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鄞地长盛不衰、影响深远的慈善传统和鲜明特色得到扎实而丰厚的体现。

  三.深度研探,提升品质

  虽然《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志书的性质定义为“资料性文献”,但并不表明志书就是简单的资料汇编。目前新志修纂中,志书学术思想、内在逻辑关联不足,内容似嫌平面浅表的学界议论,是具有相当杀伤力的负面评价。志界一般都以“志书是资料书” 、“寓观点于资料之中”、“述而不作”等方志编纂原则来作应对辩驳。笔者认为,志书坚持“寓观点于资料之中”的原则不容置疑,但有前提,这就是编纂者必须有“观点”,方能寓之于资料之中。而“观点”来自思想,编纂者必须有编纂思想,同样是不容置疑的原则。对“述而不作”的理解,也是如此。事实上,完全意义上的“述而不作”是不可能做到的。“历史一词在中文、西文中都有两重内涵,一是常识意义上过去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或者说历史实在(historical reality);再就是对这些事情的记载、考订、描述和解释。历史实在只能通过它留下的遗迹才能为人们所触及。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就是针对这些遗迹的发现、搜集、考订、编排、解释和写作。可以说,人们总是通过历史学家所提供的第二重意义上的历史,来对第一重意义上的过去实在有所了解的。” [5]具体到志书编纂,一方面,因为篇幅有限,浩如烟海的资料不可能全部入志,必定有一个选择、取舍的工作,入志资料必定是选择、组合的结果,也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二重历史”,其间自然就有编纂者的主观意识存在。“作”是一个从本质上来说无法剔除的客观存在,不“作”即“述”,就有可能被动地陷入琐碎资料的海洋中难以自拔。另一方面,资料只有通过选择、组合才有意义,任何机械的、随意的、平铺直入的资料,是缺乏认知意义的,我们不能期望一堆自然状态存在的资料,会自然地向人们显示出其中的本质和意义,而泛滥的细节,反而更有可能掩盖本质的真实。那种简单机械地铺排大量从讲话、报告、总结、数据中抄引的资料,并将之视为 “述而不作”的认识,是不准确的片面肤浅之见,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修志人员的思想和手脚,使之不敢投入情感、疏于深入思考、忽视分析研究、少有辨析比较,造成了记述内容的单薄、平面和乏味。因此,“述而不作”并不等于貌似客观、实质不见思想智慧的纯客观主义立场,不能成为编纂者不作思考、疏于探究、盲目堆砌资料的借口和托词。

  纵观《鄞州慈善志》,其蕴含于“资料文献”中的“述而有作”特征,非常明显,并因此而使鄞地慈善事业在志书中得到立体化的呈现。鄞邑向被誉为“千年义乡”,慈善事业是其核心部分。在长达千年的慈善发展史中,积淀了深厚的慈善文化和鲜明特色,成为鄞地历史文化传统的一大亮点,也是构成鄞地历史传统的重要元素。编纂者以扎实的史料基础、合理的篇目大纲、翔实的内容记述,对鄞邑慈善事业的发展做了充分反映,其中的创新尝试,予人耳目一新之感。例如以慈善“地理”和“史略”两章代替传统方志的“综述”,更为清楚明了地彰明鄞邑慈善的地理环境因素和绵延不绝的发展脉络;特设慈善“机构”、慈善“风俗”和鄞籍 “义商”专章,浓墨重彩地反映出鄞州慈善官民共举并进、植根民间公益、工商义利兼顾的鲜明特色。

  究其原委,正在于编纂者基于长期研究而形成的对鄞州慈善事业的基本特征、重要特色的深入认识和把握。编纂者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地方的慈善由于人文地理因素和条件的差异,有着自身的风貌和特质,本书努力凸显鄞地慈善的个性化特质。” [6]因此,在志中设慈善“地理”专章,目的是为了交代鄞地慈善事业产生、发展和特色形成的人文地理的基础背景;设“义商”专章,目的是彰显鄞地商帮作为鄞地慈善主体的特色,以此有机反映鄞邑近代以来的三次慈善事业高峰;设慈善“风俗”专章,目的是记述鄞地民间推崇慈善公益的乡风民俗和影响深远的慈善传统。

  志书中,编纂者还分析梳理出了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慈善公益事业中积德行善的个体、组织化的机构和开放互动的网络这三股力量在鄞州区的积极表现,并分析出其原因在于“鄞州地处沿海开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政府社会保障水平高、覆盖面广,渐臻完善,各慈善主体的捐赠项目、服务领域和施助客体,部分转向公益层面” [7]。为此,该志在记载当代鄞州(县)慈善组织机构、慈善人物及其事迹,介绍慈善项目和风俗时,力图充分体现当今社会“慈心善助”的公益化趋势,即不仅记叙慈善家捐赠(献)和救助的传统善举,还包括了广义的慈善指向,如记述了对濒危珍稀动植物、饱受污染的环境等直接或间接地长期开展义务帮助、保护和志愿服务的组织、人物及其事迹。这种对鄞州(县)慈善事业时代特色的分析、记述角度的判断、入志史料的选择,很好地体现了鄞州(县)当代慈善的时代性和创新性,正是“述而有作”的成功实践。

  这里的“作”,首先体现在“研究”上,是编纂者充分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鄞州的慈善地情、全志编纂思想等问题认真分析探讨的结果,为志书的“述”打好扎实的思想基础。现在看来,编纂者的愿意“作”、主动“作”、认真“作”,同时又“作”得准确、“作”得充分、“作”得深入,造就了志书之“述”得有意义、“述”得有深度、“述”得有品质。其次,体现在“编排”上,它广泛地存在于该志的篇目设计、内容选择和资料取舍中,为其丰富的内容之“述”搭好了坚实的记载框架和平台。第三,体现在“论”字上,即志书中分析、比较、综合的文字,发表的观点、见解和评价。志书固然不是学术论著,不是个人研究,但也不必因此绝对否定“论述”的存在。在该志的前言、编章下的无题小序、附记等记述形式中,都可见到“论”语。即使是在志文之中,也有基于充实资料之上的准确、恰当、点睛式的“精论”。这些“述而有作”的内容,既加强了志书的整体性、提升了该志的记述深度,也保持了志书记述历史走向的完整性,是对志书品质的有效提升。

  和所有著述一样,瑕不掩瑜的不足同样存在。例如目录和正文中的第五章章名为“义商”,而在197页第四章的章下无题小序中,则记为“《慈善商帮》章”。另如《鄞县慈善史》245页着重写到的天津红十字会创办参与者金雅妹,在《鄞州慈善志》的慈善“人物”章中,却未见收录,等等。百密一疏,也是难免。该志若有再版重印机会,自会得到修订。

  《鄞州慈善志》的纂成出版,既是对鄞州古今煌煌善业的忠实载录,其本身实也是一桩功德无量的善行,此即为:褒扬善举义行,传承优秀传统,教化社会大众,共襄慈善事业。笔者相信,专家学者的辛勤付出,志书的出版印行,必将对鄞州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邱新立:《民国时期方志编纂的特点》,http://www..difangzhi.org 2008-4-8。

  [2] [民国]《鄞县通志》“再版前言”。宁波出版社2008年。

  [3] 关于专家修志的利弊,详见笔者拙作《关于“专家修志”的历史分析和现实思考》,见《中国地方志》2013年第9期。

  [4] 杜建海:《鄞州义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人文地理》, http://news.cnnb.com.cn/system/2015/05/28/008327413.shtml。

  [5] 彭刚:《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一一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6] 《鄞州慈善志》编纂委员会:《鄞州慈善志》“前言”,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

  [7] 《鄞州慈善志》编纂委员会:《鄞州慈善志》“前言”,2页。

  (作者系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地方志协会理事,浙江省历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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