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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县近代史事稽考二则

发布日期:2015-12-28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龚烈沸字号:[ ]

  一

  笔者近读徐时栋著作,欲成《徐时栋年谱》,因而参读199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鄞县志》的大事记、人物等,发现《鄞县志》第三十八编“人物”徐时栋传绝大部分准确,但记及徐临终前后有三处错误。

  新《鄞县志》徐时栋传:“……同治七年(1868),《鄞县志》开局,徐时栋受聘主其事……仿照国史馆列传之例,注解证引,排比成文,费力十二年。晚年病重在身,犹强起治事,临殁执友董沛手,郑重相委修志事,语不及私。……徐时栋性急公好义,设义庄,兴义学,修东津浮桥,建三桥碶闸,遇事能断,以义行得旌……”

  错一:(徐时栋修《鄞县志》)“费力十二年”,系读民国《鄞县通志》徐时栋传、光绪《鄞县志》徐时栋传、董沛撰《清内阁中书舍人徐先生墓表》句读错误所致。这里不妨倒溯一下。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等徐时栋传原文如下:“……同治七年,县开志局,延时栋主其事……仿国史馆列传之例,注所征引,排比成文,以是费日力。十二年,时栋已属疾,犹强起论志事,临殁执其友董沛手,郑重相委,语不及私。”光绪《鄞县志》徐时栋传:“同治七年,开鄞志局,延时栋主其事……仿国史馆列传之例,注所征引,排比成文,以是费日力。十二年,时栋已属疾,犹强起论志事,临殁执其友董沛手,郑重相委,语不及私”,可见民国《鄞县志》的徐时栋传基本上是抄光绪《鄞县志》的,将“以是费日力。十二年”两句错读成了一句,略去了很重要的一个句号。注意,两旧志中的“十二年”乃指同治十二年(1873),即徐时栋病逝的那年,而非徐时栋修鄞县志“费力”“十二年”。同治七年至十二年,徐时栋与修《鄞县志》前后共六年,“十二年”显然不符史实。

  错二:“……临殁执友董沛手,郑重相委修志事”。光绪《鄞县志》的徐时栋传主要引用的是曾“屡馆”(多次在徐时栋家做家塾先生)徐时栋家、与徐时栋相处30年的好友、光绪《鄞县志》主要编撰者董沛所撰《清内阁中书舍人徐先生墓表》(见《烟屿楼文集》卷首),那么董沛的《墓表》又是如何写的呢?此移录如下:“余屡馆其家……迩年修县志,当事请先生主之……先生临殁,犹呜咽执余手,郑重以遗文相属。”从董沛《墓表》“郑重以遗文相属”到光绪鄞志、民国鄞志的徐时栋传“郑重相委”,都只写了徐时栋临终有嘱托给董沛,至多写了“以遗文”委托董沛,而没有具体到“修志事”,这里新志撰写人显然有点臆度了。笔者以为(或者也是臆度),徐时栋临终委托董沛的所谓“遗文”,更主要的是他的《烟屿楼文集》《烟屿楼笔记》《山中学诗记》等,也可包括尚未完工的《鄞县志》等。因为徐时栋的其他著作如《烟屿楼诗集》(同治七年刊印)、《宋元四明六志》(咸丰四年刊印)都已经刻印。还可从也是徐时栋好友、也曾在其家做过家塾先生的陈劢所撰《皇清内阁中书徐君柳泉墓志铭》(见《烟屿楼文集》卷首)中得以佐证:“近方纂修县志,搜采精博,病未卒业,士论惜之。……《逸汤誓考》《宋元六志》《袁正献从祀录》《新校广平学案》《烟屿楼诗集》已梓行,其手定《文集》四十卷,及已成未成诸书,临殁属其甥葛祥熊、门下刘凤章整理之。”

  错三:“徐时栋性急公好义,设义庄,兴义学,修东津浮桥,建三桥碶闸,遇事能断,以义行得旌。”此段话该用来写徐时栋父亲徐桂林的传记,即董沛《墓表》所记“父桂林,由武生授营千总,诏旌义行,赠奉直大夫。”徐时栋未曾得旌,只是“以输饷授内阁中书”。至于“设义庄,兴义学,修东津浮桥,建三桥碶闸,遇事能断,以义行得旌”,俱可见诸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人物表(义行)其父徐桂林传:“……于大墩设义庄……以四百亩归柳汀义学……东津浮桥岁久愈败,桂林造二大舟支于中而新其东坏岸……桂林择三桥最少者易地更造,亦五其门,碶港桥是也。生平急公好义,遇事能断……道光十三年以义行旌。”新版《鄞县志》显然父冠子戴了。

  无独有偶,中华书局1995年版《宁波市志》第四十九卷“人物传略”徐时栋传也犯了同样的错误:“……1868年(同治七年),受聘主持鄞县志局……越五年,病重将殁,执董沛手以志局事郑重相委,不语私事……性急公好义,设义庄,兴义学,资助修东津浮桥,建三桥碶闸等……”,只是少犯了第一个错误,即徐时栋(修)鄞县志没写“费力十二年”。

  二

  1996年中华书局出版《鄞县志》第四十编大事记的1841年条移录如下:

  1841道光二十一年

  1013日(农历八月二十九日——笔者),英舰4艘驶至三江口灵桥下,宁波城内文武官员弃城逃走。唯鄞县知县舒恭绶投水尽节(未死)。英军不战而得宁波,并派传教士郭士立为“宁波知事”。英军抢去白银17万两,勒索军费120万元。宁波沦陷后,黑水党在县城内外狙击英军,杀死英军甚众。

  此条大事虽没错,但错在人物误记,投水尽节者不是舒恭绶。查阅《鄞县志》第十八编政务的“清顺治至道光二十一年知县表”,舒恭绶,字垕庵,江西靖安人,进士。两次任鄞县知县,第一次于道光十八年七月任鄞县知县,至道光十九年“大计荐举”离任。第二次任鄞县知县还是在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年升石浦同知,旋即调定海直隶厅”,此次离任的具体时间当在英军入侵宁波之前。

  那么投水尽节(未死)者又是谁呢?是鄞县另一位知县王鼎勋。仍查阅《鄞县志》第十八编政务的“清顺治至道光二十一年知县表”:王鼎勋,江苏青浦人。道光二十年任知县,“八月,城失,出走。次年十一月被充军。”

  认定王鼎勋而非舒恭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同时代的甬上方志家、诗人徐时栋有诗存其事存其人,同治七年(1867)虎胛山房雕版刊印的徐时栋《烟屿楼诗集》卷一有首长诗:新乐府体诗《八月湖水平》。诗前有序云:“《八月湖水平》,哀鄞令王青甫(鼎勋)也。辛丑八月,城陷于西夷,是月晦日,令将殉难月湖,既而不果,湖在吾家门外,家人亲见之。夫殉节而不果,其事无足道也,然而是役也,令君其硕果也,其事可惜,而其志抑可哀也,故为新乐府以存其人也。”

  其诗夹叙夹议,选录有关投湖情节如下:“……县官来湖边,与奴子喃喃。不知其何言,忽见县官跳身投清泉,吁嗟县官死!县官与湖水,两两千万年……县官入湖水,奴子仰天哭……忽见奴子大号入水而负县官出,县官欲绝不得绝。县官大怒,手击奴子破头流血。县官转身,重入湖流。噫嘻死亦大难事,县官入水既沉而忽浮,于是奴子重负县官出……此时县官已不能言语但闻声啾啾……”

  徐时栋的序里说过,其家即在月湖之西,汪鼎勋投湖尽节事乃其“家人亲见”,应该说是比较可信的。一如他另作《鬼头谣》《乞儿曲》等诗及《偷头记》等文,都是鸦片战争在宁波的史诗记录,弥足珍贵。

  在宁波城内文武官员弃城逃走的情况下,王鼎勋以投水来表示自己对朝廷和自己使命职守的尽责,比那些逃走的州府官员要好得多,但不期被他“孝敬”儿子破坏了。王鼎勋虽捡回了一命,但后来被发配充军,其结果也好不到哪儿去。

  “殉节而不果,其事无足道也。然而是役也,令君其硕果也。其事可惜,而其志抑可哀也。故为新乐府以存其人也”。志存其史,志属信史,诚然。

  这里为父之忠与为子之孝发生了矛盾冲突,孰是孰非已经无关重要,但这确确实实是发生在鄞县近代史上的一件与抗外侮有关的大事。勿忘国耻,勿忘县耻,作为地方史书的县志理当准确无误记之。

  (作者系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中国地方志珍藏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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